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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武和轩，1902年生，曾用名肇煦，山西文水人。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政治学专业。回国后，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内政部、蒙藏委员会任职多年。上世纪30年代初，父亲在上海、北平、广州等地，参与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和对日屈膝投降的活动，曾一度被开除国民党党籍。抗战后期，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和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与中共方面参政员多有往来，对中共的提案常签名联署，积极支持。抗战胜利后，他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后又任立法委员。在1946年的“制宪国大”上，当场指责蒋介石的反民主行径，当时京、沪各地大小报争相报道，引起强烈反响。在此期间，他参加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1949年9月，与其他52位立法委员联名发表《原国民党立法委员脱离国民党反动派宣言》，宣布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1949年11月举行的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上当选为民革第二届中央委员，历届连任，最后任民革第六届中央常务委员会顾问。他长期担任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和市政协副秘书长。1964年下半年，在民革上海市委“回顾检查”中，父亲曾受到不公正批判和处理。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父亲才恢复了名誉，重新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父亲病逝于1986年，终年85岁。
一、父亲和其他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在这一场鲜为社会所知的、主要是在统一战线内部的“政治运动”中，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大反复”而受到批判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一些民主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反右倾”，又给各界人士带来诸多疑虑。“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1958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在第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弛”的方针。自1959年12月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采取 “神仙会”的形式，贯彻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的“三自”原则和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原则，鼓励大家消除思想顾虑，大胆发表意见和建议，实现自我教育，共同提高。
我父亲性格比较直率，他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真心帮助党，在“神仙会”及其他会议上想到什么说什么。如他说：“东风压倒西风是趋势，不是现实；是政治上压倒，不是一切方面都压倒。过去是二对一（中、苏对美国），现在是一对二（中国对美、苏），怎么能说东风压倒西风？”当看到有人打棍子时，他又说：“这样举起棍子乱抡，会影响‘神仙会’精神的贯彻；不能阻碍发扬民主，不能阻碍‘神仙会’，不能有任何鞭丝帽影。”
1962年9月，当国内形势逐步好转时，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在1963年、1964年同外国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毛泽东点名批评原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邓子恢等关于农村工作的主张被概括为“三自一包”(即主张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场、多搞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并被当作是“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王稼祥在1962年春向中央提出的争取对外关系相对和缓的一系列建议，被曲解后概括为“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的支援要少)，并被称为“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李维汉关于统战工作的许多主张，则被说成是“不讲阶级斗争”，“向资产阶级投降”。①
1963年2月中旬，中央统战部向中央报告了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中央会议的情况，认为近一年来在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巨大风浪中，进步分子坚定地拥护党的总路线，中间分子在政治上思想上发生了严重反复，极少数右派分子和反动分子幸灾乐祸，乘机进攻，这是1958年以来的最大一次反复。
1962年10月，民革上海市委会召开四届九次扩大会议，动员民革党员学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要求党员认清形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1963年3月和12月，先后举行学习交流会和座谈会，联系近几年来党员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和看法，如“三自一包”、 “三和一少”、 “疑大于信”(对国内形势疑大于信)等， 提高政治觉悟。1964年2月，民革市委会举行扩大会议，对民革党员进行“三个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推动党员投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
1964年下半年，民革上海市委会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进行“回顾检查”，把前几年对当时形势和实际工作中的一些看法，作为“政治思想上的大反复”进行回顾和检查、批判。“参加会议的有市委常委、市委委员和有代表性人士52人，各自作自我检查，并相互开展批评。在此基础上，对少数人进行了重点帮助，个别人还受到错误的批判。”②这里所说的“个别人”，主要就是指我父亲武和轩。
在几年前的“神仙会”上，父亲提出“我们能不能来为共产党开个药方”，他本是出于好意的这句话后受批判，理由是把共产党当成“病人”，何其恶毒!因此给他戴上“反党”的罪名。当时父亲作为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负责联系民革长宁区委，长宁区一个党员在组织生活会上曾反映“学习毛选四卷不能解决二两菜问题”（当时上海每天一人供应二两菜），父亲在民革市委主委会上转述了这句话，后来被栽到他头上，说成“反毛泽东思想”的罪状。第三桩事情，民革中有人谣传山东三年困难时期有人吃“人肉包子”，父亲曾在民革市委主委会上反映，也被嫁祸到他头上，说是“反社会主义”。就这样父亲被扣上这 “三反”的大帽子。
面对声势浩大的揭发批判，父亲只能检讨。他那份长达一万四千多字的检讨稿是我代写的。当时我正好在郊区农村参加“四清”，休假回来就代父亲写了稿子，原因一是父亲当时思想想不通，很难下笔；二是父亲口才极好，但笔杆子相对差一点。我写的稿子由父亲在民革上海市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读。为了求得过关，他的检查将别人揭发的材料全部吃进，但还是通不过，一些与会者要求他谈内心的反动政治思想,并对他进行严厉批判。
其实，我父亲有着对蒋介石、过去国民党几十年的深刻认识和对比，所以对毛主席非常崇敬，对共产党很信任、很拥护，特别是在1957年毛主席接见后，更是如此。那是1957年7月7日晚，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友谊电影院底楼大厅接见36名上海各界人士。毛泽东与我父亲同坐一双人沙发上亲切交谈。我当时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念书，暑假回上海，父亲对我讲述当时的情形。毛主席听父亲的北方口音，问道：武先生，你是何方人氏？父亲答：是山西文水人。毛主席脱口而出：噢，你是武则天的本家。毛泽东知识之渊博、反应之敏捷、语言之幽默，令父亲和全家人非常感动。那张交谈时的照片一直摆放在我家客厅里。1976年9月9日听到广播中传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多年蒙受不白之冤的父亲对外出回家的我说了一句：“不得了，天塌下来了！”一个对共产党、对毛主席有很深感情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负责人，是决不会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的。 如何评价1964年的“回顾检查”？有没有政治思想上的大反复？1981年1月22日，李维汉在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召开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上讲话，说“所谓的大反复是不存在的”，为这段历史作了结论。③
二、“三家分晋”，连累子女, 政治上受歧视
父亲当时是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第四届副秘书长、上海市政协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兼秘书长。接下来父亲受组织处理。他回家后曾对我说：现在是 “三家分晋”。我们是山西人，父亲以“三家分晋”作比喻。公元前434年，晋哀公死，晋幽公即位。韩、赵、魏瓜分晋国土地，只有绛与曲沃两地留给晋幽公，史称“三家分晋”。父亲的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民革上海市委秘书长三个职务被撤去，递补三个职位的人分别是葛敬恩、张汇文、周旧邦。父亲被保留民革市委副主委的职务，但排名从1957年开始的排名第一降至最后，他称之为“拿工资的副主委”。此后，一直是民革专职副主委的父亲在上海民革就被“闲置”了，只参加一些例行会议。
父亲被组织处理后，产生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牵涉到子女。当时我听说父亲被处理后，有关部门曾给父亲的每个子女的单位发信。我自己感觉1957年父亲受毛主席接见前后，他一直很受党的重视。我当时也因为这层关系被免试入中国人民大学。我们六个兄弟姐妹中，受父亲牵连影响最大的是老二，就是我二哥。我二哥南京解放后从中央大学附中参加解放军，到东北航校学习。毕业后当飞行员，后调至空军第四航校当飞行教官，是共产党员。当时飞行员要政治可靠才能上天的。父亲被组织处理后，二哥莫名遭停飞十年，曾发配到唐山劳动，差一点就遭遇唐山大地震送了命,“文革”以后才回到航校搞地面保障工作。我大哥从天津北洋大学（现在的天津大学）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参战，一直在志愿军铁道兵团（后为解放军铁道兵）从事技术工作。我姐姐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被分配到解放军军械学院教书。大哥、姐姐都是共产党员。父亲嘱我，务必不要对他们讲1964年的挨批、被处理的情况，以免影响他们。
第二个对父亲刺激很大的问题，就是李宗仁回国未能见面。1965年7月李宗仁回国后，两次到上海都没有通知我父亲去机场迎接，也不让见面，而不少原国民党起义人员和释放的军政官员去机场欢迎，此事对父亲刺激很大。为什么呢？父亲曾是国民党改组派，是国民党内的反蒋派。1948年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曾请父亲帮忙。父亲当时在立法院活动能量比较大，此次李宗仁的主要对手是蒋介石支持的孙科，父亲一贯反时为立法院长的孙科，在立法院曾参与倒孙运动，支持童冠贤当院长，所以他乐意帮李宗仁呼喊、拉票。最后，李宗仁以微弱优势击败孙科，当选副总统。李宗仁后来亲自上门，到我家感谢父亲。当时我家住南京中山东路逸仙桥逸仙村三栋，是立法委员公寓。按照李宗仁和我父亲的交情，李宗仁回国后两次到上海，理应安排我父亲和他见见面，但没有。为此他在家闷闷不乐，认为这是遭批判后政治上进一步受歧视。
“文革”中父亲受到冲击、批判是必然的了。
三、上书乌兰夫, 1979年父亲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1978年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前，父亲在家坐立不安，只见他走来走去， 一言不发。本来他以为“文革”结束了，自己可以重新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了。此时我已知道在上海的全国政协委员已到北京开会去了。我告诉父亲：“老爷子，你先坐下来，他们已经去北京了。”父亲听后面朝天仰坐着，一动不动，他当时那种巨大的失落感我至今记忆犹新。不久我到北京出差，二哥也从石家庄赶来在大哥家和我碰面。他关好门，还拉上窗帘，非常谨慎的样子。我问二哥为什么十年没来信，在干什么，让我们担心极了!二哥把我拉到僻静的角落，小声地讲述十年来的遭遇，生怕被人听见了。我听后惊呆了。回上海后，我悄悄关起门来，一五一十向父亲说了二哥的遭遇。父亲听后同样也是脸朝天呆坐在座位上。要知道，当年父亲为自己有个当解放军飞行员的儿子深感自豪。那时二哥经常坐火车到上海,从龙华机场将修好的苏制米格战斗机再开回去。深以为豪的儿子因为受了自己的牵连，被迫中断了大好前程，就如折翼的雄鹰，再也不能翱翔蓝天，做父亲的自然是痛彻心扉。
我问父亲:“你的事情怎么办?”痛定思痛的父亲和我商量后，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写了封申诉信，信是由我起草的，父亲抄了一遍，信的内容主要是申述1964年在“大反复”中受批判前前后后的事情以及子女受牵连的情况。信很长。那是1978年下半年的事情。寄出后我们自然不知道下落如何。1979年6月我作为随员陪父亲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期间，在宾馆和江华（当时是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聊天时，他告诉我申诉信的下落。原来，乌兰夫和中央统战部将此信批转上海市委统战部处理。上海市委统战部拿到信后，开会讨论怎么办，最后决定给武和老恢复全部政治待遇。也因此父亲成为1979年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前夕增补的全国政协委员，那一次共增补了108人，其中最有名的是李雪峰。父亲自然是非常开心。6月15日,父亲在人民大会堂聆听了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在开幕式上作的《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重要讲话。
北京开完会回沪后，考虑到父亲身体和年龄关系，他市政协副秘书长不当了，被增补为市政协常委，1984年4月恢复民革上海市委排序第一的副主委。在上海民革的领导岗位上，像20年前一样，协助赵祖康主委，全身心投入民革的工作。特别认真地关心和支持许多受冤受害的老同志的冤案、错案的平反，主持了上海民革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开幕会议。其时他已年近八旬，但仍关心国家大事，做共产党的诤友。1980年秋，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之前，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一份精简国家机构的提案，送交全国政协转请国务院参考。1981年12月，国务院采纳了他的这条建议，并在同期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所阐述，父亲知道后非常高兴。六届全国政协父亲还是政协委员。父亲在1986年5月6日过世，我则于5月8日加入民革，继承父亲未竟的事业。
父亲恢复名誉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一天,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贾亦斌陪着中共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王致中到我们家，就父亲1964年受批判一事当面赔礼道歉。后来我想，1964年父亲在“回顾检查”中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和处理，以及上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个别领导同志同样受到的批判、处理，虽个中原因复杂，但主要是当时的“大气候”造成的。
（口述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沈飞德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第724页—72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②、③《中国民主党派上海市地方组织志》第107页、224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一、父亲和其他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在这一场鲜为社会所知的、主要是在统一战线内部的“政治运动”中，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大反复”而受到批判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一些民主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反右倾”，又给各界人士带来诸多疑虑。“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1958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在第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弛”的方针。自1959年12月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采取 “神仙会”的形式，贯彻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的“三自”原则和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原则，鼓励大家消除思想顾虑，大胆发表意见和建议，实现自我教育，共同提高。
我父亲性格比较直率，他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真心帮助党，在“神仙会”及其他会议上想到什么说什么。如他说：“东风压倒西风是趋势，不是现实；是政治上压倒，不是一切方面都压倒。过去是二对一（中、苏对美国），现在是一对二（中国对美、苏），怎么能说东风压倒西风？”当看到有人打棍子时，他又说：“这样举起棍子乱抡，会影响‘神仙会’精神的贯彻；不能阻碍发扬民主，不能阻碍‘神仙会’，不能有任何鞭丝帽影。”
1962年9月，当国内形势逐步好转时，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在1963年、1964年同外国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毛泽东点名批评原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邓子恢等关于农村工作的主张被概括为“三自一包”(即主张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场、多搞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并被当作是“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王稼祥在1962年春向中央提出的争取对外关系相对和缓的一系列建议，被曲解后概括为“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的支援要少)，并被称为“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李维汉关于统战工作的许多主张，则被说成是“不讲阶级斗争”，“向资产阶级投降”。①
1963年2月中旬，中央统战部向中央报告了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中央会议的情况，认为近一年来在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巨大风浪中，进步分子坚定地拥护党的总路线，中间分子在政治上思想上发生了严重反复，极少数右派分子和反动分子幸灾乐祸，乘机进攻，这是1958年以来的最大一次反复。
1962年10月，民革上海市委会召开四届九次扩大会议，动员民革党员学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要求党员认清形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1963年3月和12月，先后举行学习交流会和座谈会，联系近几年来党员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和看法，如“三自一包”、 “三和一少”、 “疑大于信”(对国内形势疑大于信)等， 提高政治觉悟。1964年2月，民革市委会举行扩大会议，对民革党员进行“三个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推动党员投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
1964年下半年，民革上海市委会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进行“回顾检查”，把前几年对当时形势和实际工作中的一些看法，作为“政治思想上的大反复”进行回顾和检查、批判。“参加会议的有市委常委、市委委员和有代表性人士52人，各自作自我检查，并相互开展批评。在此基础上，对少数人进行了重点帮助，个别人还受到错误的批判。”②这里所说的“个别人”，主要就是指我父亲武和轩。
在几年前的“神仙会”上，父亲提出“我们能不能来为共产党开个药方”，他本是出于好意的这句话后受批判，理由是把共产党当成“病人”，何其恶毒!因此给他戴上“反党”的罪名。当时父亲作为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负责联系民革长宁区委，长宁区一个党员在组织生活会上曾反映“学习毛选四卷不能解决二两菜问题”（当时上海每天一人供应二两菜），父亲在民革市委主委会上转述了这句话，后来被栽到他头上，说成“反毛泽东思想”的罪状。第三桩事情，民革中有人谣传山东三年困难时期有人吃“人肉包子”，父亲曾在民革市委主委会上反映，也被嫁祸到他头上，说是“反社会主义”。就这样父亲被扣上这 “三反”的大帽子。
面对声势浩大的揭发批判，父亲只能检讨。他那份长达一万四千多字的检讨稿是我代写的。当时我正好在郊区农村参加“四清”，休假回来就代父亲写了稿子，原因一是父亲当时思想想不通，很难下笔；二是父亲口才极好，但笔杆子相对差一点。我写的稿子由父亲在民革上海市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读。为了求得过关，他的检查将别人揭发的材料全部吃进，但还是通不过，一些与会者要求他谈内心的反动政治思想,并对他进行严厉批判。
其实，我父亲有着对蒋介石、过去国民党几十年的深刻认识和对比，所以对毛主席非常崇敬，对共产党很信任、很拥护，特别是在1957年毛主席接见后，更是如此。那是1957年7月7日晚，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友谊电影院底楼大厅接见36名上海各界人士。毛泽东与我父亲同坐一双人沙发上亲切交谈。我当时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念书，暑假回上海，父亲对我讲述当时的情形。毛主席听父亲的北方口音，问道：武先生，你是何方人氏？父亲答：是山西文水人。毛主席脱口而出：噢，你是武则天的本家。毛泽东知识之渊博、反应之敏捷、语言之幽默，令父亲和全家人非常感动。那张交谈时的照片一直摆放在我家客厅里。1976年9月9日听到广播中传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多年蒙受不白之冤的父亲对外出回家的我说了一句：“不得了，天塌下来了！”一个对共产党、对毛主席有很深感情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负责人，是决不会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的。 如何评价1964年的“回顾检查”？有没有政治思想上的大反复？1981年1月22日，李维汉在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召开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上讲话，说“所谓的大反复是不存在的”，为这段历史作了结论。③
二、“三家分晋”，连累子女, 政治上受歧视
父亲当时是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第四届副秘书长、上海市政协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兼秘书长。接下来父亲受组织处理。他回家后曾对我说：现在是 “三家分晋”。我们是山西人，父亲以“三家分晋”作比喻。公元前434年，晋哀公死，晋幽公即位。韩、赵、魏瓜分晋国土地，只有绛与曲沃两地留给晋幽公，史称“三家分晋”。父亲的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民革上海市委秘书长三个职务被撤去，递补三个职位的人分别是葛敬恩、张汇文、周旧邦。父亲被保留民革市委副主委的职务，但排名从1957年开始的排名第一降至最后，他称之为“拿工资的副主委”。此后，一直是民革专职副主委的父亲在上海民革就被“闲置”了，只参加一些例行会议。
父亲被组织处理后，产生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牵涉到子女。当时我听说父亲被处理后，有关部门曾给父亲的每个子女的单位发信。我自己感觉1957年父亲受毛主席接见前后，他一直很受党的重视。我当时也因为这层关系被免试入中国人民大学。我们六个兄弟姐妹中，受父亲牵连影响最大的是老二，就是我二哥。我二哥南京解放后从中央大学附中参加解放军，到东北航校学习。毕业后当飞行员，后调至空军第四航校当飞行教官，是共产党员。当时飞行员要政治可靠才能上天的。父亲被组织处理后，二哥莫名遭停飞十年，曾发配到唐山劳动，差一点就遭遇唐山大地震送了命,“文革”以后才回到航校搞地面保障工作。我大哥从天津北洋大学（现在的天津大学）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参战，一直在志愿军铁道兵团（后为解放军铁道兵）从事技术工作。我姐姐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被分配到解放军军械学院教书。大哥、姐姐都是共产党员。父亲嘱我，务必不要对他们讲1964年的挨批、被处理的情况，以免影响他们。
第二个对父亲刺激很大的问题，就是李宗仁回国未能见面。1965年7月李宗仁回国后，两次到上海都没有通知我父亲去机场迎接，也不让见面，而不少原国民党起义人员和释放的军政官员去机场欢迎，此事对父亲刺激很大。为什么呢？父亲曾是国民党改组派，是国民党内的反蒋派。1948年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曾请父亲帮忙。父亲当时在立法院活动能量比较大，此次李宗仁的主要对手是蒋介石支持的孙科，父亲一贯反时为立法院长的孙科，在立法院曾参与倒孙运动，支持童冠贤当院长，所以他乐意帮李宗仁呼喊、拉票。最后，李宗仁以微弱优势击败孙科，当选副总统。李宗仁后来亲自上门，到我家感谢父亲。当时我家住南京中山东路逸仙桥逸仙村三栋，是立法委员公寓。按照李宗仁和我父亲的交情，李宗仁回国后两次到上海，理应安排我父亲和他见见面，但没有。为此他在家闷闷不乐，认为这是遭批判后政治上进一步受歧视。
“文革”中父亲受到冲击、批判是必然的了。
三、上书乌兰夫, 1979年父亲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1978年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前，父亲在家坐立不安，只见他走来走去， 一言不发。本来他以为“文革”结束了，自己可以重新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了。此时我已知道在上海的全国政协委员已到北京开会去了。我告诉父亲：“老爷子，你先坐下来，他们已经去北京了。”父亲听后面朝天仰坐着，一动不动，他当时那种巨大的失落感我至今记忆犹新。不久我到北京出差，二哥也从石家庄赶来在大哥家和我碰面。他关好门，还拉上窗帘，非常谨慎的样子。我问二哥为什么十年没来信，在干什么，让我们担心极了!二哥把我拉到僻静的角落，小声地讲述十年来的遭遇，生怕被人听见了。我听后惊呆了。回上海后，我悄悄关起门来，一五一十向父亲说了二哥的遭遇。父亲听后同样也是脸朝天呆坐在座位上。要知道，当年父亲为自己有个当解放军飞行员的儿子深感自豪。那时二哥经常坐火车到上海,从龙华机场将修好的苏制米格战斗机再开回去。深以为豪的儿子因为受了自己的牵连，被迫中断了大好前程，就如折翼的雄鹰，再也不能翱翔蓝天，做父亲的自然是痛彻心扉。
我问父亲:“你的事情怎么办?”痛定思痛的父亲和我商量后，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写了封申诉信，信是由我起草的，父亲抄了一遍，信的内容主要是申述1964年在“大反复”中受批判前前后后的事情以及子女受牵连的情况。信很长。那是1978年下半年的事情。寄出后我们自然不知道下落如何。1979年6月我作为随员陪父亲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期间，在宾馆和江华（当时是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聊天时，他告诉我申诉信的下落。原来，乌兰夫和中央统战部将此信批转上海市委统战部处理。上海市委统战部拿到信后，开会讨论怎么办，最后决定给武和老恢复全部政治待遇。也因此父亲成为1979年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前夕增补的全国政协委员，那一次共增补了108人，其中最有名的是李雪峰。父亲自然是非常开心。6月15日,父亲在人民大会堂聆听了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在开幕式上作的《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重要讲话。
北京开完会回沪后，考虑到父亲身体和年龄关系，他市政协副秘书长不当了，被增补为市政协常委，1984年4月恢复民革上海市委排序第一的副主委。在上海民革的领导岗位上，像20年前一样，协助赵祖康主委，全身心投入民革的工作。特别认真地关心和支持许多受冤受害的老同志的冤案、错案的平反，主持了上海民革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开幕会议。其时他已年近八旬，但仍关心国家大事，做共产党的诤友。1980年秋，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之前，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一份精简国家机构的提案，送交全国政协转请国务院参考。1981年12月，国务院采纳了他的这条建议，并在同期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所阐述，父亲知道后非常高兴。六届全国政协父亲还是政协委员。父亲在1986年5月6日过世，我则于5月8日加入民革，继承父亲未竟的事业。
父亲恢复名誉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一天,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贾亦斌陪着中共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王致中到我们家，就父亲1964年受批判一事当面赔礼道歉。后来我想，1964年父亲在“回顾检查”中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和处理，以及上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个别领导同志同样受到的批判、处理，虽个中原因复杂，但主要是当时的“大气候”造成的。
（口述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沈飞德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第724页—72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②、③《中国民主党派上海市地方组织志》第107页、224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