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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举措，飞地经济是各地创新区域合作模式、促进区域互补共进的重要尝试。然而，由于缺乏适宜的先例遵循，重庆飞地经济发展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仍存在着一些不足。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发展的深入，如何凝聚更多重庆元素、探索重庆飞地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等新问题日渐凸显。在助力重庆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之时，进一步研究、解答这些问题并给出对策思路，就显得尤为迫切而紧要。
一、重庆飞地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发展水平不高，合作方式单一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部分地区的发展观念、服务意识、开放水平、行政效率相对落后，对于发展飞地经济的认识不够，在思想、文化、制度等软件配套和园区基础硬件方面存在差距。硬件问题集中表现在园区配套设施不足，尤其是排污、供气、路网等生产配套，以及商贸、教育、医疗等功能配套仍待完善;软件问题主要体现在国际化水平、行政审批效率、市民文明素质等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软硬件差异容易让飞入企业产生水土不服，制约其经营效益与发展动力。比如平台能级低，调地空间有限，难以吸引优质企业落户，高端专业人才留存率低和吸引力严重不足，飞地经济的发展层次难以得到提升等方面。此外，相较于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海宁分区、张江长三角科技城等的深度合作模式，目前重庆飞地经济还是以浅层次的跨区域产业梯度转移模式为主，如北碚（广东）对口支援巫山移民工业基地，经济产出并不高，园区影响力有限。
（二）顶层设计限制，协调管理困难
飞地经济突破行政界限牵扯到两地政府，在行政管辖、政策对接、权责划分等方面存在横向协管瓶颈，可能造成飞出地与飞入地对接不畅、园区行政色彩过于浓厚、市场作用发挥不足等弊端。这些问题亟待省市级甚至国家层面作出反应，授予地方更多探索权限，用以消除飞地监管“盲区”、突破飞地发展“禁区”。
（三）利益诉求分歧，风险分担不清
飞出地与飞入地“共治共管”对于平衡兼顾利益诉求仍显无力。表现在飞出地谋求的是拓展发展空间、完成过剩资本与产能的跨地区转移输出，飞入地更多关注的是产业转型升级、创造工作岗位、增加财政收入，二者的利益分歧会在资源价值变现、开发投入比重、产业利益分成等具体事宜中放大，延伸出的税收分配、GDP归属及土地成本分担、建设运营资金来源问题都可能构成合作障碍。此外，部分地区互惠共赢意识不强，利益分配诉求过于短视，固守自身短期得利，存在零和博弈的思想。
飞入地与飞出地所承担的风险分担不对称。在土地供给、配套完善、原材料来源、人力组织和生态环境风险管控等方面，飞入地不仅需要不菲的前期直接投入，还承担着较高的市场经济风险和重大行政决策风险。敲定的飞地合作稍有不顺，将给飞入地带来巨额的经济损失和相当被动的社会影响。而就飞出地而言，主要是存在对未来市场不确定性的担心，以及对飞入地合作质量、合作持续性的顾虑。这些都需要两个城市在平等协商框架、合理制度约束下，通过重复博弈、长期合作互动加以解决。
（四）空间区位偏西，项目质量不高
飞地经济与空间距离的衰减关联特征较为明显，文化相通、地缘相近更有利于产业链条的打造、长期合作利益的巩固。如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中心500公里半径内，就集聚了全国六成以上的飞地园区。而重庆位于我国西南腹地，远离飞地发展模式相对较为成熟的东部发达地区，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有一定的不利之处。现有园区多处于发展上升时期，落地项目以粗放式加工型为主，高资本和技术含量的前段研发设计、后端市场营销项目较少，产业层次较低，产业附加值有限，市场竞争力有待提升。部分园区虽然拟定了产业发展方向，但落户项目过于零散，高质量的重特大项目招引效果不佳，高端专业人才留存率和吸引力不足，高端产业链和规模经济带来的溢出效应尚不显著。
（五）成本落差减少，同质内卷严重
近年来，资源要素价格升幅高于预期，区域土地、人力、物流、配套、生态的成本落差有所减小，致使飞入地优惠政策同质化竞争激烈。候选飞入地为保持对飞出地的吸引力，博弈中被迫竞相加码，容易让各地方陷入无意义的内耗。这些政策内卷无疑增加了飞入地的成本压力，进一步削弱飞地经济的发展优势。
二、探索重庆飞地经济新模式的对策建议
（一）筑巢引凤优化合作环境
1.全力补齐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短板。遵循“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的原则，为特殊的产业或企业提供量身定配，有针对性地提高园区污水处理、供气能力，完善水电气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高效的物流集疏运网络体系;参照“园内小日子，园外大生活”的思路，优化飞地园区及附近土地规划，集约配套金融、物流、商贸、教育、娱乐等生产辅助和生活功能设施，统筹规划建设居住区和商贸商务区，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滿足飞地园区生产生活需要。
2.对标最高标准推动软环境优化。培育契约精神，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在投资管理体制、贸易便利化、法制保障和产业集聚等多领域全面创新，高水平对标国际通行商务规则，为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的自由集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进一步提升行政审批效率，推进跨区域电子审批、一站式服务、行政许可互认、全天候通关的探索，用优化流程、简化环节的举措来降低飞地企业的综合成本;以“文明城市”创建和社会文化事业活动为主要载体，提高民众对于文明市民的认知和参与程度，积极营造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共居共事共享共乐的社会条件，形成舆论上监督、立法上支持、道德上关怀的文明社会氛围。
3.打造高端人才引进和培养平台。一是对于高端人才可以采取柔性引进策略，运用外聘顾问、咨询、讲学、技术合作等灵活的形式，吸纳来自国内外的高端人才及优秀成果;二是侧重于人才引进与项目、产业互动的有机结合，让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双管齐下;三是发展现代的高新技术产业，培育高端创新人才科研团队，让高端人才能够有用武之地;四是对已在渝人才，把分类别培养与滚动式管理结合起来，探索本土人才队伍培养建设的新模式;五是为高端人才提供好保障服务，解决居住、医疗、配偶就业、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后顾之忧。 （二）明晰权责平衡双方利益
1.加强顶层和底部设计。给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园区定向减权、放权、授权，通过计划单列的手段释放出更多先行先试的政策空间，使其能够灵活优化地方营商环境，保证土地、规划、财政等政策的及时性和精准性;着眼长远发展对监管政策进行差异化再具体、再深化、再明确，出台操作性和针对性更强的实施细则和政策配套。
2.确立“党委领导、专家治园、企业协商、民主管理”的监管模式。在园区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管理专家和园区企业管理者分工共同参与管理飞地园区内部事务，管理专家主要负责提供行政服务，园区企业管理者侧重于为园区发展建言献策;利用市场手段配置发展资源，充分发挥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引入社会力量参与飞地园区的开发、建设与运营管理;尝试共同建立机构人员精简、管理扁平高效、运行机制灵活、要素流动活跃的园区管委会，实现两地园区干部互挂、互任常态化，弱化飞地经济的区域色彩和地方标签。
3.兼顾各方利益，合理确定利益分成。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利益共享機制，着眼长远发展确定GDP、投融资、税收、进出口额度等利益分配份额，科学评定生态环境、原材料、土地、技术、高端人才等资源价值，用可持续、互惠双赢的收益来激发飞入地与飞出地共建飞地园区的内生动力。
（三）保证质量追求集群效益
1.找准区域优势定位。以一盘棋的发展思想，充分考量自身在国家中的发展定位，寻找发展空缺，立足区位、政策、生态、产业等比较优势走差异化飞地发展的特色道路。如，渝北在工业制造、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资本等方面具有较强区域优势，而广安在人力和土地成本、产业政策和配套方面有一定的比较竞争力，两地可依托高竹新区实现汽配零部件产业的互补共赢。
2.以高新技术和重特大项目为载体实现产业层次提升、集群效益。依托现有发展优势和产业布局，培育环境适宜、规模合理、配置科学的企业集群，为引入高新技术、高端人才及重特大项目，实现综合效益的最大化做好准备;有针对性地选定主导产业，围绕主导产业进行关联产业配套和基础产业支撑，塑造出科研合作、技术溢出、产业关联和协调分工特征显著的产业集群;积极争取省市甚至国家层面的支持，通过相对产业综合配套能力来吸引国内外高新企业入驻，实现国土产业空间布局的优化，促进区域产业合作与联动发展。
3.集约探索土地规划利用形式，降低飞地园区建设运营成本。增加对服务外包及其他高新企业的招引力度，最大限度挖掘飞地园区存量土地的单位产出潜力;探索混合用地开发可能，提高园区商服、公共配套用地比重，在规划指标许可内提高土地效用;通过城乡建设用地挂钩等方式，实现飞地园区土地跨区域指标调剂和易地占补保护，适当调整土地增量;通过园区整合、梯度合作、对口帮扶等途径，破解用地指标、环境承载、劳动力资源等成本瓶颈。
4.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双管齐下。不简单依靠低成本要素、优惠政策来生拉企业硬填飞地园区，而以多元差异化政策吸引不同互补类型的企业、高端人才;试行专业招商、网上招商、中介招商、委托招商、节会招商、以商引商、产业链招商等方式，来增强重点扶持领域企业和人才入驻的吸引力。
（四）内引外联激活飞地合作
1.依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把稳飞地经济基本盘。明确重庆在先进制造业、数字产业上的发展优势，在高水平飞入互动、壮大城市都市圈的同时，还需肩负优质资源溢出、带动区域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补齐“盆中塌陷”的使命，而内江、泸州等成渝毗邻地区则可为重庆产业飞入提供更多人力支撑、市场空间、资源与农产品供给与生态服务等。
2.加深东西合作，拓宽飞地合作渠道。重庆在空间区位、自然资源、工业制造、内外互通等方面禀赋优越而独特，可以帮助飞地园区企业与东部优质科研院所建立长期合作机制，订单式培养专业人才，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竞争力;积极引入东部优质科教资源，争取高校分校区、科研院所分支落户园区。
3.结合国家战略拓展国际飞地合作空间。结合西部陆海新通道、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拓宽国际之间的飞地合作渠道;主动承接国内外高质量产业转移的同时，也要着眼于自身产业优势，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市外甚至境外开拓新发展空间。
（五）优势互补创新合作模式
1.梯度推移。对于渝东北、渝东南及其他欠发达的成渝地区，可以采用跨区域产业梯度转移、跨区域园区平台共建模式。相对发达的大都市区需尽快适应飞出地角色，致力于设备研发、工艺设计等附加值较大、辐射性较强的环节，欠发达的飞入地可主要负责成品制造环节。当然，合作中要强化飞地产业转移中的生态环保、产业升级、协同发展的发展思路，避免形成污染重、低端产业扎堆梯度迁移的局面。
2.强强携手。优质资源跨区域合作模式可以实现创新链条顶端的资源共享，放大基础产业的优势，适用于国际合作、东西关联、渝蓉协作等。就渝蓉双核而言，重庆的电子信息、汽车制造及成都的航空航天、生物医疗各有强项，可以通过研发中心共建、科研技术成果共享等方式，集成关键技术实现优势资源互补，合力抢占装备制造、新材料、互联网、新能源及智能汽车等新兴产业高地。
3.内部整合。在区域内部，根据不同园区产业供应链所处的上下游位置，可发展跨区域园区平台共建模式，以自由调配产业要素来降低物流交易成本、提升产业竞争力。比如，围绕“物联互通、要素共享”的理念，将两江新区汽车产业园、西部科学城与永川凤凰湖工业园串联起来，联合建立智能汽车产业联盟，从研发、装备、生产、配送、销售、售后等环节，实现汽车产业资源的有序流动和最佳配置，打造重庆汽车工业科创走廊。
基金项目：2020年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人口集聚与产业协同研究”（项目编号：2020QNRK51）;2020年四川省、重庆市社科规划“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大项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大项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打造区域协作高水平样板及协同发展指数研究”（项目编号：2020ZDSC02）;2020年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校级课题“重庆市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项目编号：CQDX2020A-004）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李猛，黄振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飞地经济”：发展模式和未来走向[J].天津社会科学，2020（04）：97-102.
[2]郑峰文.飞地合作：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建设的新思路[J].理论与改革，2014（03）：59-61.
[3]姚远，刘作华，吴丙山，陶长元，刘仁龙，郑国灿，谢昭明.飞地经济与成渝双城经济圈化工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J].广东化工，2021（08）：318-317.
[4]冯云廷.飞地经济模式及其互利共赢机制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3（07）：94-102.
[5]王璇，郐艳丽.“飞地经济”空间生产的治理逻辑探析——以深汕特别合作区为例[J].中国行政管理，2021（02）：76-83.
作 者：赵 智，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经济管理教研部讲师
廖明辉，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经济管理教研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 波
一、重庆飞地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发展水平不高，合作方式单一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部分地区的发展观念、服务意识、开放水平、行政效率相对落后，对于发展飞地经济的认识不够，在思想、文化、制度等软件配套和园区基础硬件方面存在差距。硬件问题集中表现在园区配套设施不足，尤其是排污、供气、路网等生产配套，以及商贸、教育、医疗等功能配套仍待完善;软件问题主要体现在国际化水平、行政审批效率、市民文明素质等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软硬件差异容易让飞入企业产生水土不服，制约其经营效益与发展动力。比如平台能级低，调地空间有限，难以吸引优质企业落户，高端专业人才留存率低和吸引力严重不足，飞地经济的发展层次难以得到提升等方面。此外，相较于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海宁分区、张江长三角科技城等的深度合作模式，目前重庆飞地经济还是以浅层次的跨区域产业梯度转移模式为主，如北碚（广东）对口支援巫山移民工业基地，经济产出并不高，园区影响力有限。
（二）顶层设计限制，协调管理困难
飞地经济突破行政界限牵扯到两地政府，在行政管辖、政策对接、权责划分等方面存在横向协管瓶颈，可能造成飞出地与飞入地对接不畅、园区行政色彩过于浓厚、市场作用发挥不足等弊端。这些问题亟待省市级甚至国家层面作出反应，授予地方更多探索权限，用以消除飞地监管“盲区”、突破飞地发展“禁区”。
（三）利益诉求分歧，风险分担不清
飞出地与飞入地“共治共管”对于平衡兼顾利益诉求仍显无力。表现在飞出地谋求的是拓展发展空间、完成过剩资本与产能的跨地区转移输出，飞入地更多关注的是产业转型升级、创造工作岗位、增加财政收入，二者的利益分歧会在资源价值变现、开发投入比重、产业利益分成等具体事宜中放大，延伸出的税收分配、GDP归属及土地成本分担、建设运营资金来源问题都可能构成合作障碍。此外，部分地区互惠共赢意识不强，利益分配诉求过于短视，固守自身短期得利，存在零和博弈的思想。
飞入地与飞出地所承担的风险分担不对称。在土地供给、配套完善、原材料来源、人力组织和生态环境风险管控等方面，飞入地不仅需要不菲的前期直接投入，还承担着较高的市场经济风险和重大行政决策风险。敲定的飞地合作稍有不顺，将给飞入地带来巨额的经济损失和相当被动的社会影响。而就飞出地而言，主要是存在对未来市场不确定性的担心，以及对飞入地合作质量、合作持续性的顾虑。这些都需要两个城市在平等协商框架、合理制度约束下，通过重复博弈、长期合作互动加以解决。
（四）空间区位偏西，项目质量不高
飞地经济与空间距离的衰减关联特征较为明显，文化相通、地缘相近更有利于产业链条的打造、长期合作利益的巩固。如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中心500公里半径内，就集聚了全国六成以上的飞地园区。而重庆位于我国西南腹地，远离飞地发展模式相对较为成熟的东部发达地区，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有一定的不利之处。现有园区多处于发展上升时期，落地项目以粗放式加工型为主，高资本和技术含量的前段研发设计、后端市场营销项目较少，产业层次较低，产业附加值有限，市场竞争力有待提升。部分园区虽然拟定了产业发展方向，但落户项目过于零散，高质量的重特大项目招引效果不佳，高端专业人才留存率和吸引力不足，高端产业链和规模经济带来的溢出效应尚不显著。
（五）成本落差减少，同质内卷严重
近年来，资源要素价格升幅高于预期，区域土地、人力、物流、配套、生态的成本落差有所减小，致使飞入地优惠政策同质化竞争激烈。候选飞入地为保持对飞出地的吸引力，博弈中被迫竞相加码，容易让各地方陷入无意义的内耗。这些政策内卷无疑增加了飞入地的成本压力，进一步削弱飞地经济的发展优势。
二、探索重庆飞地经济新模式的对策建议
（一）筑巢引凤优化合作环境
1.全力补齐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短板。遵循“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的原则，为特殊的产业或企业提供量身定配，有针对性地提高园区污水处理、供气能力，完善水电气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高效的物流集疏运网络体系;参照“园内小日子，园外大生活”的思路，优化飞地园区及附近土地规划，集约配套金融、物流、商贸、教育、娱乐等生产辅助和生活功能设施，统筹规划建设居住区和商贸商务区，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滿足飞地园区生产生活需要。
2.对标最高标准推动软环境优化。培育契约精神，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在投资管理体制、贸易便利化、法制保障和产业集聚等多领域全面创新，高水平对标国际通行商务规则，为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的自由集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进一步提升行政审批效率，推进跨区域电子审批、一站式服务、行政许可互认、全天候通关的探索，用优化流程、简化环节的举措来降低飞地企业的综合成本;以“文明城市”创建和社会文化事业活动为主要载体，提高民众对于文明市民的认知和参与程度，积极营造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共居共事共享共乐的社会条件，形成舆论上监督、立法上支持、道德上关怀的文明社会氛围。
3.打造高端人才引进和培养平台。一是对于高端人才可以采取柔性引进策略，运用外聘顾问、咨询、讲学、技术合作等灵活的形式，吸纳来自国内外的高端人才及优秀成果;二是侧重于人才引进与项目、产业互动的有机结合，让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双管齐下;三是发展现代的高新技术产业，培育高端创新人才科研团队，让高端人才能够有用武之地;四是对已在渝人才，把分类别培养与滚动式管理结合起来，探索本土人才队伍培养建设的新模式;五是为高端人才提供好保障服务，解决居住、医疗、配偶就业、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后顾之忧。 （二）明晰权责平衡双方利益
1.加强顶层和底部设计。给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园区定向减权、放权、授权，通过计划单列的手段释放出更多先行先试的政策空间，使其能够灵活优化地方营商环境，保证土地、规划、财政等政策的及时性和精准性;着眼长远发展对监管政策进行差异化再具体、再深化、再明确，出台操作性和针对性更强的实施细则和政策配套。
2.确立“党委领导、专家治园、企业协商、民主管理”的监管模式。在园区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管理专家和园区企业管理者分工共同参与管理飞地园区内部事务，管理专家主要负责提供行政服务，园区企业管理者侧重于为园区发展建言献策;利用市场手段配置发展资源，充分发挥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引入社会力量参与飞地园区的开发、建设与运营管理;尝试共同建立机构人员精简、管理扁平高效、运行机制灵活、要素流动活跃的园区管委会，实现两地园区干部互挂、互任常态化，弱化飞地经济的区域色彩和地方标签。
3.兼顾各方利益，合理确定利益分成。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利益共享機制，着眼长远发展确定GDP、投融资、税收、进出口额度等利益分配份额，科学评定生态环境、原材料、土地、技术、高端人才等资源价值，用可持续、互惠双赢的收益来激发飞入地与飞出地共建飞地园区的内生动力。
（三）保证质量追求集群效益
1.找准区域优势定位。以一盘棋的发展思想，充分考量自身在国家中的发展定位，寻找发展空缺，立足区位、政策、生态、产业等比较优势走差异化飞地发展的特色道路。如，渝北在工业制造、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资本等方面具有较强区域优势，而广安在人力和土地成本、产业政策和配套方面有一定的比较竞争力，两地可依托高竹新区实现汽配零部件产业的互补共赢。
2.以高新技术和重特大项目为载体实现产业层次提升、集群效益。依托现有发展优势和产业布局，培育环境适宜、规模合理、配置科学的企业集群，为引入高新技术、高端人才及重特大项目，实现综合效益的最大化做好准备;有针对性地选定主导产业，围绕主导产业进行关联产业配套和基础产业支撑，塑造出科研合作、技术溢出、产业关联和协调分工特征显著的产业集群;积极争取省市甚至国家层面的支持，通过相对产业综合配套能力来吸引国内外高新企业入驻，实现国土产业空间布局的优化，促进区域产业合作与联动发展。
3.集约探索土地规划利用形式，降低飞地园区建设运营成本。增加对服务外包及其他高新企业的招引力度，最大限度挖掘飞地园区存量土地的单位产出潜力;探索混合用地开发可能，提高园区商服、公共配套用地比重，在规划指标许可内提高土地效用;通过城乡建设用地挂钩等方式，实现飞地园区土地跨区域指标调剂和易地占补保护，适当调整土地增量;通过园区整合、梯度合作、对口帮扶等途径，破解用地指标、环境承载、劳动力资源等成本瓶颈。
4.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双管齐下。不简单依靠低成本要素、优惠政策来生拉企业硬填飞地园区，而以多元差异化政策吸引不同互补类型的企业、高端人才;试行专业招商、网上招商、中介招商、委托招商、节会招商、以商引商、产业链招商等方式，来增强重点扶持领域企业和人才入驻的吸引力。
（四）内引外联激活飞地合作
1.依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把稳飞地经济基本盘。明确重庆在先进制造业、数字产业上的发展优势，在高水平飞入互动、壮大城市都市圈的同时，还需肩负优质资源溢出、带动区域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补齐“盆中塌陷”的使命，而内江、泸州等成渝毗邻地区则可为重庆产业飞入提供更多人力支撑、市场空间、资源与农产品供给与生态服务等。
2.加深东西合作，拓宽飞地合作渠道。重庆在空间区位、自然资源、工业制造、内外互通等方面禀赋优越而独特，可以帮助飞地园区企业与东部优质科研院所建立长期合作机制，订单式培养专业人才，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竞争力;积极引入东部优质科教资源，争取高校分校区、科研院所分支落户园区。
3.结合国家战略拓展国际飞地合作空间。结合西部陆海新通道、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拓宽国际之间的飞地合作渠道;主动承接国内外高质量产业转移的同时，也要着眼于自身产业优势，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市外甚至境外开拓新发展空间。
（五）优势互补创新合作模式
1.梯度推移。对于渝东北、渝东南及其他欠发达的成渝地区，可以采用跨区域产业梯度转移、跨区域园区平台共建模式。相对发达的大都市区需尽快适应飞出地角色，致力于设备研发、工艺设计等附加值较大、辐射性较强的环节，欠发达的飞入地可主要负责成品制造环节。当然，合作中要强化飞地产业转移中的生态环保、产业升级、协同发展的发展思路，避免形成污染重、低端产业扎堆梯度迁移的局面。
2.强强携手。优质资源跨区域合作模式可以实现创新链条顶端的资源共享，放大基础产业的优势，适用于国际合作、东西关联、渝蓉协作等。就渝蓉双核而言，重庆的电子信息、汽车制造及成都的航空航天、生物医疗各有强项，可以通过研发中心共建、科研技术成果共享等方式，集成关键技术实现优势资源互补，合力抢占装备制造、新材料、互联网、新能源及智能汽车等新兴产业高地。
3.内部整合。在区域内部，根据不同园区产业供应链所处的上下游位置，可发展跨区域园区平台共建模式，以自由调配产业要素来降低物流交易成本、提升产业竞争力。比如，围绕“物联互通、要素共享”的理念，将两江新区汽车产业园、西部科学城与永川凤凰湖工业园串联起来，联合建立智能汽车产业联盟，从研发、装备、生产、配送、销售、售后等环节，实现汽车产业资源的有序流动和最佳配置，打造重庆汽车工业科创走廊。
基金项目：2020年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人口集聚与产业协同研究”（项目编号：2020QNRK51）;2020年四川省、重庆市社科规划“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大项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大项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打造区域协作高水平样板及协同发展指数研究”（项目编号：2020ZDSC02）;2020年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校级课题“重庆市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项目编号：CQDX2020A-004）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李猛，黄振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飞地经济”：发展模式和未来走向[J].天津社会科学，2020（04）：97-102.
[2]郑峰文.飞地合作：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建设的新思路[J].理论与改革，2014（03）：59-61.
[3]姚远，刘作华，吴丙山，陶长元，刘仁龙，郑国灿，谢昭明.飞地经济与成渝双城经济圈化工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J].广东化工，2021（08）：318-317.
[4]冯云廷.飞地经济模式及其互利共赢机制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3（07）：94-102.
[5]王璇，郐艳丽.“飞地经济”空间生产的治理逻辑探析——以深汕特别合作区为例[J].中国行政管理，2021（02）：76-83.
作 者：赵 智，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经济管理教研部讲师
廖明辉，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经济管理教研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