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规的认知是，冬日的寒冷、阴郁与绝望似乎是自杀的驱动力。这好像是一种既定的事实，不管是媒体、流行文化，还是一些文学作品，都在强化这种大众认知。
　　就好像《圣诞颂歌》和《生活多美好》所描述的那样，就好像我们会把北欧的漫长冬天与黑夜跟高自杀率联系起来那样。
　　但这不是真的。
　　相反，春天才是最残忍的季节。

阳光里的黑暗

　　自杀的念头，伴随着一股暖流闯入。
　　4月初的一个小雨天，许是天气突变，泳池没有来得及调节水温。这天游泳时，岑婧始终感到冰凉。游到热水出水口时，一股暖流从腹部蔓延开，瞬间包裹了全身。她久久停在那里，没有浮出水面。大约2～3分钟后，肺部缺氧的痛苦逐渐被另一种安宁所平息。
　　她模糊意识到，那是一种死亡的向往，“突然很想就这样睡过去，永远不再醒过来”。但没过多久，她被工作人员强行拽出。
　　那之后的整个4月里，自杀的念头越来越频繁。有时是深夜无眠时，有时是午后困顿的阳光里。她读高中时也曾尝试过自杀，但那是伴随着剧烈的情感波动，狂躁且惊心动魄。但现在不一样，这个春天里，自杀的想法，来得如此平常，自然而然，“就好像坐久了，突然想下楼散散步，喘口气，然后再也不回来了”。
　　27岁的岑婧，是深圳一名设计师。对她来说，这是一个激昂奋斗的年纪，有自己所热爱的工作。
　　她年初跟男友领了结婚证，预约了5月拍婚纱照，这本该是一切正当时的美好岁月。但自杀的想法却困扰著她，她不知如何告诉男友和朋友们。
　　迹象早已有之，她最近失眠越来越严重，工作进度也不理想。她丧失了持续多年的兴趣爱好，微信里，除了工作，几乎没有一句私人聊天。最近一条朋友圈动态，还是半年以前。工作、婚姻还有生活，她觉得一切了无生趣，4月中旬，她请了一次年假，计划独自去散散心，但最终只在出租屋里浑浑噩噩过了一个星期，那几天里，她一直在搜索一种最理想的自杀方式。直到出差的男友发现了异常，提前赶回了深圳，带她去看了心理医生。
　　对于岑婧来说，春天好像意味着某些意识的苏醒，使她突然意识到了婚姻与事业里无处不在的焦虑。
　　对于很多抑郁症患者来说，温暖且充满阳光的春天，确实是一段格外艰难的日子，一位5年双相情感障碍的患者告诉我：“进入4-5月，增多的不仅是每天要吃的安定，还有留在身上的伤口。”
　　春天是精神科医生最繁忙的季节，这是个心理疾病高发期。上海一位心理医生告诉我，每年到了5月左右，她的患者就会多起来，甚至比冬天多出30%～50%左右，其中最主要的群体，就是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患者。

“为什么会是春天？”

　　春天与自杀似乎有着一种神秘的关联。一些零星的数据调查可以体现。2009年，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调查了北京市110家综合医院的自杀患者，自杀人数最高的季节为春季。2800名自杀者中，春季自杀的女性为614人，冬季仅452人。春季自杀的男性是222人，冬季只有170人。一个趋势是，从春天到冬天，自杀者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

自杀的季节性，是一个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共同现象，但不同国家在横断面上的波动各有不同。

　　比如，有研究者根据丹麦死因登记处1970年至2001年的所有自杀案例进行统计。把数据庞大的受害者分成两组，一组是有情绪障碍的自杀者，一组是没有情绪障碍的自杀。结果是，两组自杀者都显示了统计学意义的春季自杀高峰。其中，有情绪障碍病史的自杀者尤为明显，春季增加的自杀风险是95%。
　　自杀的季节性，是一个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共同现象。1995年，美国两位研究者肯尼思·周和理查德·麦克莱里调查了28个国家、历时52个月的自杀数据。他们发现，在不同国家，自杀率的季节性与春季高峰，都保持了一致性。但不同国家在横断面上的波动各有不同，比如，加拿大的春季自杀高峰相比冬季，只增加了10%左右，但葡萄牙的春季自杀率却有70%以上的波动。
　　而且这种情况在南北半球呈现出一个镜像模式。当北半球国家进入自杀低谷时，南非这样的南半球国家开始走向自杀高峰。
　　春天出现自杀高峰，需要考虑的变量非常之大，有研究指出，自杀是在5月春末日照时间最长的时候进入高峰。另有统计指出，当温度上升1摄氏度时，自杀率增加1.4%。性别上，男性只有一个春季这一个自杀高峰，但女性在春、夏、秋三个季节都有较高的自杀率，在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甚至出现三季高峰的情况。同时，这种季节性更多体现在年轻自杀者身上。
　　如果把自杀方式分为暴力型和非暴力型，无论在哪一个地区，暴力型自杀行为都会在春季出现高峰、秋季滑至低点。但行为温和的非暴力自杀就没有这种规律。春季自杀更具有一种暴烈的特征。
　　春天和自杀，这种神秘的联系，更突显了人类自杀行为的不可捉摸之处。今天，我们有种种理论去解释自杀，解释春天自杀的全球性现象，但很难得到确切性的结论。
　　自杀认知问题上，文化界也同样视作一个不解之谜。上个世纪末，小说家格非便在一篇短文中写道：
　　“有人提起了他们，那些死者，我们共同的朋友。他们的死大多是因为自杀。气氛随之变得抑郁而沉重。我们很快就注意到了以上事实：几乎所有的自杀者都是在春天死去的。我们希望找到一两个例外，于是每个人都提供了一些姓名和日期。没有例外。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就像一部侦探小说所设置的谜团，春天即便不是谜底，至少也是线索之一。为什么会是春天？”

自杀问题的终点？

　　诗人们曾给出过关于春天的经验性描述。艾略特在《荒原》中把春天描绘成一种荒凉的景观，他说：“四月最残酷，从死了的泥土里滋生丁香。”
　　华莱士·史蒂文斯写的是：“狂怒的春天过去了，所有被残杀的愚人来到了盛夏。”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光明的景色里，“野蛮而悲伤”的海子，他写下那首《春天，十个海子》后，随即在春天里卧轨自杀。
　　从很多心理医生那里，我们可以直观感受到，12月可能是人类情感相对平静的时候。不管你是否患有精神病综合征，冬天会触及情感的安眠，我们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多睡觉，刷剧，减少社交。惊心动魄的时刻，反而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里到来，春天似乎激发了更多的狂躁行为，温暖的阳光激活的是自我毁灭的潜在力量。
　　早在19世纪，研究者就注意到了，春末的自杀会达到顶峰，冬季则下降至最低点。意大利学派用生物气候学来解释，并认为温度对自杀倾向有直接影响。一来，热量增加了神经系统的兴奋性。其次，温暖的季节里，有机体不需要消耗那么多物质。物质过剩，带来丰富的生命能量，需要在激烈的行動中找到表现形式。而自杀就是其中一种。
　　写过《自杀论》的社会学家涂尔干摒弃生物气候学的观点。他从社会学出发，把秋冬看作人类社会生活的周期和起伏。春天里，人类社会活动强度较高，自杀率也随之增高。
　　这又回归到涂尔干经典的自杀模型中来。天气变暖，会增加社会互动的压力，与社会脱节的失望与痛苦，为自杀提供了可能。一个有趣的对照是，奥地利监狱里的囚犯，并没有随季节变化而波动，因为无论天气如何，他们都被严密监控，他们的社会互动与气候脱节。但在农业社会或者农村地区，冬季会陷入休息，但春季会迫使人重新参与社会，种植，或者参与市场活动。

自杀是当下最严峻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它是个体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

　　但这又无法解释为什么美国等高度现代化的国家，自杀的季节性规律却没有衰退。另一边，我们也无法掌握直接的证据证明光照或者温度等气候因素会提高自杀的风险系数。
　　社会学与生物气候学的两种假设，相互对立，一直争论至今。今天，一些新的间接的研究，也试图证明花粉、春季污染物等因素有触发自杀的可能，但其本身有存在巨大的争议。
　　一些延伸的说法是，日光和温度激活了更多的能量，使人有足够的力量和经历，制定并实施自杀计划。推断的依据，是春天暴力性自杀增高的这一数据，但它内在的生理机制是什么，科学家同样无从知晓。
　　《Slate》杂志上，一位医生接受采访说，他的一位病人曾在寒冷的1月试图用绳索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她不知道如何办到，也没有足够的力气，只好放弃。到了春末，充足的能量和更深的绝望，驱使她终于实施了计划。
　　春季、自杀，这两个看似不可能的组合，又是怎样成为一种既定的事实呢？最近三十年来，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我们依然知之甚少，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推演和验证这些研究。对此，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雷尔曼医学院精神病学系主任玛丽亚·奥昆多说：“最谨慎的结论是，我们不了解它。”
　　自杀是当下最严峻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它是个体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问题，需要我们社会给予应对。它更是一个哲学问题，事关人类如何认识自我，认识同类。自杀的季节性看似无关紧要，但它揭示了理解人类自杀问题的复杂性，也迫使我们调整面对自杀问题的应有态度：理解自杀不是认知的终点，而是一种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