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的轻率和突然令人震惊,但官方的苏联历史是神化的。并非国有制过度这种所谓的恶疾导致了苏维埃体制的崩溃。苏联经济落后及其被军备竞赛所耗尽只是意识形态的神话。石油价格波动同样未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相当长时期内的危机,不是从苏联延续下来,而是在拆解苏联时形成的。只有极少数公民有意识地否定苏维埃制度的主要基础。厘清苏联解体的原因,需要我们应打破教条和陈词滥调以及意识形态语言的藩篱。应区分苏维埃构想和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苏维埃制度。苏维埃构想并没有消灭自己,也没有退化或自我毁灭,而只是在成长中出现了疾病,其一系列制度无法适应苏联社会和苏联人发展的新形势。苏联体系的主要特点,或者说斯大林主义,是在1905-1917年革命、内战、20世纪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30年代的集体化和工业化、卫国战争期间形成的。当时的环境导致苏共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选择的范围很小,只能基于现实的威胁、资源潜力和历史上造就的具有惯性的文化环境。二战结束后,苏联的领导层未能妥善解决摆脱"斯大林主义",摆脱动员发展状态这样的复杂问题,进而导致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并由于冷战而深化其严重性。苏联既是被冷战的对手所扼杀,更死于自己的双手。苏联合法性的危机酝酿了30年才成熟。苏维埃制度早期的合法性源自对群众对社会苦难的记忆。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至20世纪60-70年代,苏联社会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但城市化给对苏维埃的不满制造了客观的前提条件。一种隐性的危险日益增大,即以前的苏维埃制度的思想基础迅速急剧地衰弱乃至消失。苏联短期内有两代感觉自己毫无生活保障的年轻人被改革、公开性、集会以及文化多元论弄得神魂颠倒。精英阶层的反苏部分的行动利用了这种世界观危机并使之加剧。而新一代领导人既无法迅速揭示也无法预防社会上已经出现的矛盾,而且无法找到有效的方法解决成熟的问题。党的高层与苏联社会现实的脱离令人震惊,他们自以为掌控着国内进程,但实际上底层的干部掌握着形势。这使得戈尔巴乔夫日益激进的改革导致雪崩式的后果。从这一意义上讲,苏联的解体是文明和世界观危机的结果。其实质在于,苏联社会与国家没能胜任在代际更替的过程中更新社会制度合法性手段的任务;无法保障文化历史类型嬗变的延续性,这种递嬗发生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并和整个社会走出20世纪20至50年代的动员型发展状态的危机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