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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学经典对于解读文学史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经典能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散发出截然不同的文化魅力，文本解读便相应呈现着不断“生长”的状态。陈思和先生撰写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选取了现当代文学史上颇负盛名的十三位作家的代表作，他从单纯审美视角出发，以柔软心灵为触角，去触见文学大家的内心世界。他善于抓住言语缝隙来揭露文本真相，其另辟蹊径、学理深厚的经典文本细读颠覆了学界僵化呆板的传统批评模式，并为我们构建了别样的现当代作品史，触发了我们对文学史重建的深思。
关键词：陈思和 《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 文本细读 话语夹缝 文本真相
对于现当代文学史的叙述抑或重建而言，最为关键的当然是研讨文学史上的大师与作品，正如陈思和先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中所言：“所谓文学作品和文学史的关系，大约类似于天上的星星和天空之间的关系。构成文学史的最基本元素就是文学作品，是文学的审美，就夜幕降临，星星闪烁，其实每个星球彼此都隔得很远很远，但是它们之间互相吸引，互相关照，构成天幕下一幅极为壮丽的星空图，这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文学史。”可见，名家文本细读的是叩开文学史的关键所在。被称为“原典”，抑或“元典”的名家经典往往体现着一个民族成熟思考、精心构造的文化积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伴随着二十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大量涌入，中国的文学作品几乎成为西方文论的试验场，名家经典尤为重灾区，再加上政权操纵下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钳制，为数不少的文学经典解读不但无法正确还原本真，还存在过度阐释、套用公式等令人担忧的现象。陈思和先生出于一种文学审美的自觉意识，对于许多重要的文学作品，都做出了与众不同的独特心解，其撰写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还原了隐匿于话语夹缝中的文本真相，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清新之感。
何谓文本细读？陈思和先生的学生罗兴萍认为：“所谓文本细读，是指研究者把作品文本视为一个有独立生命的对象，通过文本的详细读解，通过对文本结构、意象、语义等细致精到的剖析，实现对文本意义的解读。”①如何细读文本？陈思和先生开卷便详细介绍了四种方法：直面作品、寻找经典、寻找缝隙、寻找原型。话语缝隙是揭开被前人解说层层紧裹着的文本外衣的关键所在，如若不从文本缝隙出发，作者的真正创作意图就易被掩盖在曲折枝蔓的情节和琐碎细节中。但凡文学作品，无不有可供钻孔的文本缝隙，找到那条“缝隙”，不仅能还原文本真相，还能从中窥见文学史的“一线天”，陈思和先生透过这本学思浓厚的书传递给我们的是寻找文本话语缝隙的研究艺术。
一、回归文学现场，还原历史语境
文学经典产生于特定的文化历史语境，不仅受到时代政治因素操纵，也被不同文学史主观建构，对其评价标准历来带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要摆脱主流意识形态的钳制，从单纯审美的“文学性”角度解读经典作品，首先要做的便是回归文学现场，重温作品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这有助于隐含着无数密码的文本缝隙的惊艳呈现。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中，陈思和先生重读鲁迅的《狂人日记》，最先设立并回答的一个疑问便是：鲁迅为什么要写《狂人日记》？如此便引出了鲁迅在写《狂人日记》前后的在动荡时代大背景下的经历波折，凸显当时的鲁迅浸透着悲观绝望情绪的怀疑主义精神，其墨黑色的情绪在不知不觉间便汩汩流入文本创作。陈思和先生还对《狂人日记》做出了全新解读，他在文本的字里行间发现了鲁迅超前于时代的先锋精神。陈思和先生认为，《狂人日记》不仅颠覆了仁义道德的传统礼教形态，还对五四时期盲目的“拿来主义”，弥漫于思想空气、学术氛围里的来自西方的人道主义、人性论等思潮提出了质疑，而不是语文教科书上空洞架空的“反封建”、“反礼教”寥寥数字。而对于海派传人张爱玲的经典之作——《倾城之恋》，陈思和也选择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切入点，他首先回到作品诞生的历史语境，考察张爱玲与“都市民间”的关系。陈思和先生细细叙述了二十世纪初期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打破了上海原本局促的文化格局，建立了新的市民流行文化。然而，这里的“都市民间”不是指浅表意义上的当时现实生活中五光十色的现代上海民间文化形态，而是指与其相对立的上海本地市民集体无意识的文化遗产记忆。从而发现，张爱玲小说的鹤立鸡群之处在于任凭上海如何日新月异，民间文化如何流动波折，张爱玲始终以冷眼旁观的超脱姿态写出人们在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如何带着自己的文化“遗产”拼命地挣扎与自救，她所凸显的是都市曾经的暧昧历史，即记忆里无法抹去的真正“都市民间”。
二、搁置往昔陈见，直面鲜活文本
陈思和先生不带先入为主的偏见直面作品，善于抓住文本细节颠覆传统。他从不着眼于固有评论，而是从直面文本的心灵感受出发来阅读作品，充分尊重作者心血凝结而成的文本。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读者，陈思和先生强调“心灵”介入的重要性。
评论界对文学经典的解构、重读一直乐此不疲，单在知网搜索框内输入“狂人日记”四字，瞬间便弹跳出成千上万篇解读，然而，纵使标题五花八门、文字各具特色，但主旨千篇一律，毫无新意可言。倘若带着这般刻板僵化的观念去重读经典，那么有所发现只会是虚无缥缈的幻想。比如对于周作人这位昔日文坛上“叛徒”和“隐士”的矛盾结合体，其创作于20世纪三十年代的小品文一直被看做是其懦弱退居书斋的幽闭产物。然而，陈思和却从一些不引人瞩目的字里行间条分缕析出周作人文风突变的原因。他认为周作人的转变，代表着中国现代文人的价值取向从传统士大夫高高在上的“庙堂”价值观转向为当代知识分子应有的自觉“民间”岗位观，从以五四新文学为代表的“广场”意识形态战场的撤离并不代表思想的倾颓，也不涉及同一价值向度上的前进或后退问题，他不过是换了种谈天说地，看似闲散的启蒙武器罢了。除了对周作人的分析，陈思和对《雷雨》的分析在文学评论界也独树一帜，他单从剧中人物口头常提的“三十年前”怎么怎么的言语间隙，推算出周朴园与鲁侍萍相爱的时间至少是三年。潜意识里总是存留着美好的事物，周朴园保持与鲁侍萍在一起时的生活习惯——不开窗户，保存以往同居时的家具，并且珍藏侍萍所赠绣花的衣物二十多年并非丑陋资本家掩盖虚伪反动本性的遮羞布，试想，谁能保持自己不喜欢的生活习惯近三十年？就算一开始是虚假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怕也成了真。历来都说繁漪是团复仇的火焰，她饱受封建压迫，敢于反抗，最终把自己与罪恶的旧世界一起燃烧。陈思和先生表示繁漪其实到最后也没放弃挽救周萍的爱情，没放弃挽回这个家，她始终作为维系封建大家庭生命力的人物符号而存在着。 三、以心灵相碰撞，迸发灵感火花
《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作者注重文本分析的生命体验、心灵触角的细致探索。萧红的《生死场》、老舍的《骆驼祥子》历来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陈思和另辟蹊径，以“启蒙”、“民间”为关键词，对两部作品做出了别具一格的心灵解读。启蒙与救亡是清朝衰亡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永恒的文学主题，“民间”的隐性文化形态则是历代绵延不断、饱含生命激情的文学样态。
从表面上来看，“启蒙”与“民间”是对立的，但陈思和先生认为，萧红却将两者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她受到新文学的影响，用启蒙精神来剖析她的家乡，萧红写这里的人是如何从愚昧到觉醒反抗，这是非常鲜明的启蒙眼光。然而陈思和先生指出如果《生死场》仅是一部具有启蒙价值的作品，那么，它还算不上是一件艺术品，它的珍贵之处在与萧红在写愚昧落后的乡民时，并没有像鲁迅那样站在高处去施以悲悯，并不是一味批判，而是在更大程度上不断地认同和强化这些生存的法则。丰富、深刻的自在民间状态应该说是萧红小说的最具生命力之处。至于老舍，陈思和认为他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另类，他那独特的底层生活经验使得他的写作方式与启蒙主义知识分子那种高高在上、鸟瞰众生的文化姿态截然相反，他是民间世界的忠实捍卫者。与萧红一样，老舍对笔下落伍的老市民、可笑的新市民、愚昧的小市民的批判笔锋不仅不尖锐，反而显得温和友好，他的批判通过独特的幽默方式表达出来，老舍尊重底层市民粗糙但见生命本色的生存状态。陈思和先生引用了老舍的一句话：“我恨坏人，可是坏人也有好处;我爱好人，可是好人也有缺点。”②因此，不管是坏人还是好人，他都尊重他们生活的艺术。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里，陈思和对于“细读”的独特理论阐释，来自于“细读”背后所依托的知识分子人文精神，陈思和提出文本细读有其特定文化背景，用他的话来说——“当轻视文本阅读的治学态度渐渐地成了一种风气时，问题就有些严重起来。”学界存在着偏重理论轻视作品的不正风气，利用西方文艺理论生搬硬套上中国文学的注脚便模式化生产学术作品，没有立志求新的“问题意识”的学术现象令人堪忧。在陈思和的学术思想中，文本细读强调文学批评者的审美性观照与心灵体验的在场，美的境界就是人的境界，文学归根究底就是为培养人格的，无论是文本阅读或是学术批评，都与人格的养成密切相关。
近年来，学界不断重新发掘那些在“一元论”文学史模式遮蔽下的文学真相，评论界此起彼伏着“文学回到自身”的呼声，单纯的“文学性”逐渐成为当代全新的遴选经典的审美标准。这一告别单一政治批评标准的文化姿态引发了“重写文学史”的浪潮，“重写文学史”的倡导者们一再强调，文学史研究的出发点不应局限于僵化的理论框架，而应注重对作家作品的艺术感受、审美直觉，要摆脱单一的政治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综合运用不同批评方法。于是，“向内转”成为文学创作及文学评论的关键词之一，“重写文学史”运动慢慢拉开了帷幕，尊重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强调审美性的文学批评法则也会翩然而至。
注释
① 罗兴萍.文本如何细读一陈思和文学评论的特点[J].文艺争鸣，2009（7）.
② 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J].宇宙风，1935（1）.
参考文献
[1] 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关键词：陈思和 《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 文本细读 话语夹缝 文本真相
对于现当代文学史的叙述抑或重建而言，最为关键的当然是研讨文学史上的大师与作品，正如陈思和先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中所言：“所谓文学作品和文学史的关系，大约类似于天上的星星和天空之间的关系。构成文学史的最基本元素就是文学作品，是文学的审美，就夜幕降临，星星闪烁，其实每个星球彼此都隔得很远很远，但是它们之间互相吸引，互相关照，构成天幕下一幅极为壮丽的星空图，这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文学史。”可见，名家文本细读的是叩开文学史的关键所在。被称为“原典”，抑或“元典”的名家经典往往体现着一个民族成熟思考、精心构造的文化积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伴随着二十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大量涌入，中国的文学作品几乎成为西方文论的试验场，名家经典尤为重灾区，再加上政权操纵下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钳制，为数不少的文学经典解读不但无法正确还原本真，还存在过度阐释、套用公式等令人担忧的现象。陈思和先生出于一种文学审美的自觉意识，对于许多重要的文学作品，都做出了与众不同的独特心解，其撰写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还原了隐匿于话语夹缝中的文本真相，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清新之感。
何谓文本细读？陈思和先生的学生罗兴萍认为：“所谓文本细读，是指研究者把作品文本视为一个有独立生命的对象，通过文本的详细读解，通过对文本结构、意象、语义等细致精到的剖析，实现对文本意义的解读。”①如何细读文本？陈思和先生开卷便详细介绍了四种方法：直面作品、寻找经典、寻找缝隙、寻找原型。话语缝隙是揭开被前人解说层层紧裹着的文本外衣的关键所在，如若不从文本缝隙出发，作者的真正创作意图就易被掩盖在曲折枝蔓的情节和琐碎细节中。但凡文学作品，无不有可供钻孔的文本缝隙，找到那条“缝隙”，不仅能还原文本真相，还能从中窥见文学史的“一线天”，陈思和先生透过这本学思浓厚的书传递给我们的是寻找文本话语缝隙的研究艺术。
一、回归文学现场，还原历史语境
文学经典产生于特定的文化历史语境，不仅受到时代政治因素操纵，也被不同文学史主观建构，对其评价标准历来带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要摆脱主流意识形态的钳制，从单纯审美的“文学性”角度解读经典作品，首先要做的便是回归文学现场，重温作品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这有助于隐含着无数密码的文本缝隙的惊艳呈现。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中，陈思和先生重读鲁迅的《狂人日记》，最先设立并回答的一个疑问便是：鲁迅为什么要写《狂人日记》？如此便引出了鲁迅在写《狂人日记》前后的在动荡时代大背景下的经历波折，凸显当时的鲁迅浸透着悲观绝望情绪的怀疑主义精神，其墨黑色的情绪在不知不觉间便汩汩流入文本创作。陈思和先生还对《狂人日记》做出了全新解读，他在文本的字里行间发现了鲁迅超前于时代的先锋精神。陈思和先生认为，《狂人日记》不仅颠覆了仁义道德的传统礼教形态，还对五四时期盲目的“拿来主义”，弥漫于思想空气、学术氛围里的来自西方的人道主义、人性论等思潮提出了质疑，而不是语文教科书上空洞架空的“反封建”、“反礼教”寥寥数字。而对于海派传人张爱玲的经典之作——《倾城之恋》，陈思和也选择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切入点，他首先回到作品诞生的历史语境，考察张爱玲与“都市民间”的关系。陈思和先生细细叙述了二十世纪初期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打破了上海原本局促的文化格局，建立了新的市民流行文化。然而，这里的“都市民间”不是指浅表意义上的当时现实生活中五光十色的现代上海民间文化形态，而是指与其相对立的上海本地市民集体无意识的文化遗产记忆。从而发现，张爱玲小说的鹤立鸡群之处在于任凭上海如何日新月异，民间文化如何流动波折，张爱玲始终以冷眼旁观的超脱姿态写出人们在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如何带着自己的文化“遗产”拼命地挣扎与自救，她所凸显的是都市曾经的暧昧历史，即记忆里无法抹去的真正“都市民间”。
二、搁置往昔陈见，直面鲜活文本
陈思和先生不带先入为主的偏见直面作品，善于抓住文本细节颠覆传统。他从不着眼于固有评论，而是从直面文本的心灵感受出发来阅读作品，充分尊重作者心血凝结而成的文本。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读者，陈思和先生强调“心灵”介入的重要性。
评论界对文学经典的解构、重读一直乐此不疲，单在知网搜索框内输入“狂人日记”四字，瞬间便弹跳出成千上万篇解读，然而，纵使标题五花八门、文字各具特色，但主旨千篇一律，毫无新意可言。倘若带着这般刻板僵化的观念去重读经典，那么有所发现只会是虚无缥缈的幻想。比如对于周作人这位昔日文坛上“叛徒”和“隐士”的矛盾结合体，其创作于20世纪三十年代的小品文一直被看做是其懦弱退居书斋的幽闭产物。然而，陈思和却从一些不引人瞩目的字里行间条分缕析出周作人文风突变的原因。他认为周作人的转变，代表着中国现代文人的价值取向从传统士大夫高高在上的“庙堂”价值观转向为当代知识分子应有的自觉“民间”岗位观，从以五四新文学为代表的“广场”意识形态战场的撤离并不代表思想的倾颓，也不涉及同一价值向度上的前进或后退问题，他不过是换了种谈天说地，看似闲散的启蒙武器罢了。除了对周作人的分析，陈思和对《雷雨》的分析在文学评论界也独树一帜，他单从剧中人物口头常提的“三十年前”怎么怎么的言语间隙，推算出周朴园与鲁侍萍相爱的时间至少是三年。潜意识里总是存留着美好的事物，周朴园保持与鲁侍萍在一起时的生活习惯——不开窗户，保存以往同居时的家具，并且珍藏侍萍所赠绣花的衣物二十多年并非丑陋资本家掩盖虚伪反动本性的遮羞布，试想，谁能保持自己不喜欢的生活习惯近三十年？就算一开始是虚假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怕也成了真。历来都说繁漪是团复仇的火焰，她饱受封建压迫，敢于反抗，最终把自己与罪恶的旧世界一起燃烧。陈思和先生表示繁漪其实到最后也没放弃挽救周萍的爱情，没放弃挽回这个家，她始终作为维系封建大家庭生命力的人物符号而存在着。 三、以心灵相碰撞，迸发灵感火花
《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作者注重文本分析的生命体验、心灵触角的细致探索。萧红的《生死场》、老舍的《骆驼祥子》历来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陈思和另辟蹊径，以“启蒙”、“民间”为关键词，对两部作品做出了别具一格的心灵解读。启蒙与救亡是清朝衰亡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永恒的文学主题，“民间”的隐性文化形态则是历代绵延不断、饱含生命激情的文学样态。
从表面上来看，“启蒙”与“民间”是对立的，但陈思和先生认为，萧红却将两者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她受到新文学的影响，用启蒙精神来剖析她的家乡，萧红写这里的人是如何从愚昧到觉醒反抗，这是非常鲜明的启蒙眼光。然而陈思和先生指出如果《生死场》仅是一部具有启蒙价值的作品，那么，它还算不上是一件艺术品，它的珍贵之处在与萧红在写愚昧落后的乡民时，并没有像鲁迅那样站在高处去施以悲悯，并不是一味批判，而是在更大程度上不断地认同和强化这些生存的法则。丰富、深刻的自在民间状态应该说是萧红小说的最具生命力之处。至于老舍，陈思和认为他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另类，他那独特的底层生活经验使得他的写作方式与启蒙主义知识分子那种高高在上、鸟瞰众生的文化姿态截然相反，他是民间世界的忠实捍卫者。与萧红一样，老舍对笔下落伍的老市民、可笑的新市民、愚昧的小市民的批判笔锋不仅不尖锐，反而显得温和友好，他的批判通过独特的幽默方式表达出来，老舍尊重底层市民粗糙但见生命本色的生存状态。陈思和先生引用了老舍的一句话：“我恨坏人，可是坏人也有好处;我爱好人，可是好人也有缺点。”②因此，不管是坏人还是好人，他都尊重他们生活的艺术。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里，陈思和对于“细读”的独特理论阐释，来自于“细读”背后所依托的知识分子人文精神，陈思和提出文本细读有其特定文化背景，用他的话来说——“当轻视文本阅读的治学态度渐渐地成了一种风气时，问题就有些严重起来。”学界存在着偏重理论轻视作品的不正风气，利用西方文艺理论生搬硬套上中国文学的注脚便模式化生产学术作品，没有立志求新的“问题意识”的学术现象令人堪忧。在陈思和的学术思想中，文本细读强调文学批评者的审美性观照与心灵体验的在场，美的境界就是人的境界，文学归根究底就是为培养人格的，无论是文本阅读或是学术批评，都与人格的养成密切相关。
近年来，学界不断重新发掘那些在“一元论”文学史模式遮蔽下的文学真相，评论界此起彼伏着“文学回到自身”的呼声，单纯的“文学性”逐渐成为当代全新的遴选经典的审美标准。这一告别单一政治批评标准的文化姿态引发了“重写文学史”的浪潮，“重写文学史”的倡导者们一再强调，文学史研究的出发点不应局限于僵化的理论框架，而应注重对作家作品的艺术感受、审美直觉，要摆脱单一的政治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综合运用不同批评方法。于是，“向内转”成为文学创作及文学评论的关键词之一，“重写文学史”运动慢慢拉开了帷幕，尊重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强调审美性的文学批评法则也会翩然而至。
注释
① 罗兴萍.文本如何细读一陈思和文学评论的特点[J].文艺争鸣，2009（7）.
② 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J].宇宙风，1935（1）.
参考文献
[1] 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