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份的预算案中，英国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扩大了英格兰银行的使命，加入了支持政府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标。但在6月给《金融时报》的信中，前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警告说：“将央行使命扩展到气候变化等政治领域……有可能削弱央行事实上的独立性，导致对通胀上升迹象反应缓慢。”那么，情况怎么样？
　　学点历史可能会有所帮助。到1980年代，政策制定者已达成共识，即主要的宏观经济问题是通货膨胀。政府将失业率降低到“自然率”以下的“凯恩斯主义”措施，使央行无法成为货币价值的可靠守护者。
　　因此，政府将通胀控制外包给“非政治”的央行行长。1997年，英国新工党政府敏锐地意识到本党的支出过于铺张，要求英国央行实现2.5%的通胀目标（后来降至2%）。设定官方利率（银行利率）的权力，从财政部转移到英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
　　被大多数富裕国家中央银行采用的这种货币机制，被认为在2008年前的所谓“大稳健”期间保持了价格稳定。但低商品价格、保守的财政政策以及中国融入全球经济，显然是比独立的央行技术官僚校准更重要的因素。
　　而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央银行超越了其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传统角色，救助了被认为“大到不能倒”的破产商业银行。随着银行业危机演变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官方利率降至接近于零的水平，“量化宽松”或“非常规货币政策”应运而生。这意味着向经济注入大量资金，以抵消商业收缩的影响。
　　因此，负责控制通货膨胀的中央银行，使用货币政策来避免经济崩溃—而这并非它们的使命。在由此造成的角色混乱中，货币政策制定者声称，他们在2009—2016年大量购买政府债务，旨在“将通胀率提高至目标”。但中央银行从来没有令人满意地回答他们的大规模货币注入如何增加实际经济活动或提高价格的问题。随着经济继续停滞不前，他们最多只能争辩说，如果没有量化宽松，情况会更糟。
　　2008—2009年金融冲击后的复苏还远未完成，新冠疫情暴发后，面对大规模封锁，政府（正确地）开始大规模支出以维持社会的购买力。表面上仍在追求通胀目标的中央银行，现在为政府的公共支出提供融资，不论规模多大，没人关心是否要改变它们的使命。一些勇敢的人问，为不断增长的政府赤字融资与实现2%的通胀目标，如何能够保持一致？但提出这个问题被认为不太好，因为它“破坏了央行反通胀使命的可信度”。
　　因此，苏纳克的气候变化的新使命，出现在货币政策的水域已被搅浑、央行独立性的含义模糊不清的时候。使这些问題更加明确，是英国上议院经济事务委员会最近对货币政策进行调查的主要目的之一。
　　该委员会的报告《量化宽松：一种危险的瘾？》详细描绘了英国央行任务连贯性的逐渐恶化。报告承认，预防灾难性气候变化应该成为公共政策的核心关注点。问题只是中央银行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卷入政治事务，同时又不会损害其源自独立于政治的可信度？
　　当前机制假定中央银行家应该控制货币数量，而通过预算分配的货币（或资本）仍将掌握在民选政府手中。可是，让中央银行根据企业或部门的“绿色化”潜力向其分配资金，会迫使它们做出应该由政府做出，并通过税收制度问责的政治决定。因此，英国政府准备利用量化宽松工具将资本分配“外包”给一个不能被问责的机构，是其放弃确保健康、可持续经济之责任的又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