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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物质与精神双重贫瘠的年代，在人生的下半场，环卫女工贾风霞吹起了萨克斯。
这是一对特殊的演奏者与听众。演奏地点就在大同市嘈杂的马路边。演奏者是一位环卫女工，听众则是一位智力不健全的流浪汉。
58岁的贾风霞穿着桔红色的环卫工作服，手里捧着一把锈迹斑斑的萨克斯。她的指法有些笨拙，那首萨克斯名曲《回家》声音忽高忽低、断断续续。流浪汉吃完贾风霞给他准备的泡面，闲适地舒展开双腿，从衣兜里摸索出一根烟头，摇头晃脑地吸起来。
这一幕，被经过的一位记者捕捉。他问贾风霞，“流浪汉能听得懂音乐吗？”贾风霞捧着萨克斯说：“有了面吃，他就能听懂音乐。”
很多年以前，贾风霞也是这样。
1
风，大风。山西大同的风撞上西城墙，转了个弯又吹回到贾风霞的家。音乐便是随着风声吹来的。只有七八岁的贾风霞出了家门，向远处耸立的大喇叭望去。马玉涛演唱的《马儿你慢些走》从喇叭里传出来，飘向附近干活儿的人们。贾风霞觉得天太高，人太小，脑子里只转着一个念头：饿。
“现在听音乐是韵味，那时候听得心里麻烦，飘飘忽忽，没着没落的凄凉。”1956年出生的贾风霞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为了多得些粮食，母亲给贾风霞多报了一岁。
“一个人每月27斤粮，吃不饱，一点儿豆面、一点儿高粱，都一点儿一点儿地凑。”母亲独自拉扯着五个孩子，为了让孩子吃饱，她不得不铤而走险，私自贩卖粮食。她会带上只有五六岁的贾风霞，坐车颠簸到内蒙古的集宁。母亲在贾风霞的裤子里缝上大兜子，将私自贩来的面粉藏在里边。她则将面粉放在细长的袋子里捆在胸部。“别看我只有五六岁，我要带七八斤面。”
10岁时，贾风霞上了三年级，“文革”开始了。学校里有了宣传队，每天排演节目，唱着“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宣传队里有笛子、二胡、三弦、扬琴、手风琴。这些能发出悦耳声音的乐器让贾风霞着迷。然而学校宣传队更愿意吸收干部子弟，贾风霞连摸一把乐器的机会都没有。
风。送来一阵悠扬的乐声。贾风霞知道，坡上的孩子又拉小提琴了。在贾风霞家附近住着一户从南方来的人家，有一个和贾风霞年龄相仿的男孩子。男孩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琴弦在男孩儿的肩上抖动，风将小提琴音吹出门外，通过低矮仄陋的街巷，吹过街边积肥的大粪堆，飘向夯土的城墙，孩子们在跑，在追，“好像跟着音乐跑，我们就有了美好。”贾风霞说。
几年后，男孩儿家搬走了，但附近的人们却忘不了小提琴。贾风霞的邻居借到了一把小提琴，女孩子们梳好麻花辫子，穿上最整洁的服装，争先恐后到照相馆与小提琴合影留念。
1971年，贾风霞已经15岁。工宣队到贾风霞家附近放电影，贾风霞最爱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演员们跳芭蕾，用脚尖走路，戴着八角帽，皮带系出腰身。贾风霞回家后，悄悄地把肥大的裤子腰际改瘦，把皮筋缝在裤子的膝盖处，蹲着干活起身时，皮筋自动收缩，裤子便不会支出大包。她磨母亲给自己做一双圆口鞋。灰色的鞋面，圆口，横着一根皮筋，“唱戏的人才穿呢。”
1975年，贾风霞已经在附近农村插队一年多，表哥雷鸣给大哥邮来了一张彩色照片，照片里，表哥戴着医生的白帽子。雷鸣在电影《红雨》中饰演了李主任，他邮寄来的是影片的定妆照。贾风霞羡慕极了，经常哼唱电影里的插曲《赤脚医生向阳花》。她把表哥的成就归结于姨夫是知识分子。“我有心也只能藏在心里，没地方说。我妈是个大老粗，老实巴交的，不懂。”
下乡两年后，贾风霞按部就班地回城当了工人。
2
贾风霞站在几十米高的工地上，腿脚发软。风在耳畔呼呼地吹，又是一阵眩晕。回城后，她被分配到位于朔州的神头电建二公司，做一名钢筋工。因为实在恐高，贾风霞申请调换工作。在保育员和理发员里，贾风霞选了“可以打扮人”的理发员。
工厂的理发店里外两间，很简陋，只有几面镜子和六张剪发椅。理发员乔师傅有个破旧的收音机。偶然的机会，乔师傅会调到有音乐的频道。贾风霞听到一种节奏是“咚哒哒、咚哒哒”的西洋乐曲。“介绍说是斯特劳斯的圆舞曲。啥是圆舞曲，我们也不知道。”
每到周末，贾风霞都会梳洗打扮，去工人俱乐部看一场两毛钱的电影。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喜几家愁。”贾风霞喜欢哼唱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里的插曲。电影里老上海女人的旗袍，公馆里的舞会，让贾风霞感到无比新鲜。
1983年，贾风霞调回到家乡大同，在大同第一运输公司做了一名库房管理员。她的工作是管理汽车配件，每天穿着带着油渍的蓝色工作服，给司机们送汽车轮胎和化油器等配件。邻居的哥哥买了一个砖头录音机，放上磁带，飘出一个不一样的甜美女声。“邓丽君的歌，说小姑娘不正式，是黄歌。”听着邓丽君的歌，贾风霞总是联系到自己。“邓丽君的经历很坎坷，她从小也没上过什么音乐学院。”出于对音乐的向往，贾风霞花15元钱买了把处理的残次吉他挂在了自己的床头。
1984年，贾风霞的儿子五岁。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工人俱乐部开班教授少儿小提琴。贾风霞决定为儿子报名，“上房要梯子吧，妈就起个梯子的作用。”
然而大同并没有少儿专用的四分之二小提琴。贾风霞请了两天假，坐上了单位“晋煤外运”的20吨三菱扶桑大货车，到了北京。在王府井的乐器店，贾风霞花45元钱，买了一把小提琴，欣喜地抱回清河卸煤点儿。她小心翼翼地将小提琴从琴盒里拿出来，回忆着坡上拉琴孩子的模样，吱吱呀呀地拉出几个长音。同来的几位司机家属十分不解，嗤笑着：“她真不懂得转（逛街），买这干啥？！”
回大同的路程是愉快的，煤渣在货车翻斗里跳跃着。小提琴躺在琴盒里，发出莹莹的暗光。
贾风霞将儿子送到了少儿小提琴班。她用绿烫绒精心缝制了一个小提琴套，又给儿子织了一件膨体纱的半袖毛衣，带他去照相馆拍了一张拉小提琴的照片。 3
不承想，一年多，小提琴就被儿子不小心摔坏了。此时的大同已经有小提琴卖，但是价格涨了一倍。贾风霞正在为买小提琴发愁，一对开早餐摊的南京夫妇急招小工包包子，月薪正好90元。工作时间是早晨4点到7点30。贾风霞应承下来，收了工，正好能赶到单位上班。包了一个月的包子，贾风霞为儿子买了第二把小提琴。
两年后，儿子觉得太辛苦，不愿意再练琴。贾风霞没有强求，“不想拉，拉倒，我也是个二百五。”贾风霞嘟囔着。
她控制不了儿子，更控制不了生活。1992年，公司濒临破产，贾风霞下岗了。“从92年到2000年，我都数不好月历牌，都不知道日子咋过的。”
贾风霞在自己家楼下开了个理发店。剪头3元，烫发10元。生意一般，勉强支撑生活。此时的音乐已经成为录音机和电视机里的声响，贾风霞甚至记不起理发店里都放过什么音乐。
1998年，已经19岁的儿子迷上了萨克斯。贾风霞拿出积攒的1700元钱，为儿子买了一把萨克斯。学了三个月，儿子又放弃了。
2000年的五一假期，老伴带着她到北京玩。在友谊商店，她被美妙的音乐吸引了，她问商场的工作人员，这音乐叫什么。工作人员告诉她，这是西洋乐器萨克斯，吹奏的曲目是《回家》。贾风霞才想起，自己的家里也有一把闲置的萨克斯。
回家后，贾风霞又一头栽进为温饱奔波的生活里。2005年，理发店关闭了，贾风霞才决定学一学萨克斯。她报了音乐班学了六个月，学费统共630元钱。
音乐班大部分都是七八岁的孩子。她的同学都叫她奶奶。“指法记不住就问小孩儿，这个啥啊？他说是1、7，我知道了，一会儿啊，又忘了。”
2007年退休后，贾风霞开始了一段“每天上公园”的夕阳红时光。她在公园里晨起跳舞、唱歌，知道了“斯特劳斯的圆舞曲原来是跳舞用的，三步转圈”。她穿上针织的毛线长裙，戴着绿色的钩织帽子，背着萨克斯，每天到大同市的儿童公园吹奏。她的身边，总会有几位听众驻足观看。
2011年，大同西城墙附近新建了一条魏都大道，环卫处招聘环卫工人，贾风霞应聘成功。每天，她都要换上桔红色的工作服，戴上口罩和帽子，把自己捂了个严严实实。凌晨3：30，贾风霞便骑着自行车，带上自己捡来的两条流浪狗，赶到魏都大道清扫。每周七天，没有休息日。“冬天的时候，刺骨的寒风也不觉得冷。我扫的大街，干干净净，路灯照下来，看着宽广的马路，可美了。”扫完马路，贾风霞像欣赏作品一样，用手机拍下魏都大道的一年四季。
4
每天下班后，她都会坐在魏都大道旁的大同书局外，吹上几曲萨克斯风。经过书局的人偶尔会停下脚步听上一会儿，这时候贾风霞总会吹得更起劲。“一看一个扫马路的，拿个大扫把，旁边还有垃圾袋，你再拿个这（萨克斯），说神经病，什么人啊！”贾风霞说。
2011年的一天，贾风霞正在低头打扫卫生。一只手递上来一个空饮料瓶。贾风霞接过瓶子，说了声谢谢，抬眼却发现站在面前的是一个穿着破烂、头发很长的流浪汉。“我当时想，流浪汉自己穿不暖吃不饱。还知道把饮料瓶送给我。”贾风霞问流浪汉家住哪里，为什么流浪？流浪汉却只会说三个字：“冷、饿、怕”。
贾风霞给流浪汉买了包泡面，又到大同书局里给他打开水。书局里不允许贾风霞穿着环卫工的服装进入。她只能脱下工作服，打了开水后再穿上。流浪汉心满意足地吃起来，贾风霞便坐在他旁边的青砖上吹奏萨克斯。《回家》《走西口》《梁祝》，流浪狗毛蛋会跟着曲调仰起头汪汪地应和地，流浪汉一脸高兴，把捡来的打火机一遍又一遍地伸手送给贾风霞。
以后，只要流浪汉想吃泡面，他就会来找贾风霞，一边吃泡面，一边听萨克斯。2013年3月，因为记者发现，贾风霞上了报纸。央视《夜线》栏目邀请贾风霞去做节目。在《夜线》的录制现场。贾风霞说，她想为流浪汉找家。“他只是走丢了，回不去了，他有家，他妈在家等他呢。”
回到大同后，生活依旧。晚上6点半，下了班的贾风霞照例在大同书局外吹起萨克斯。一位只有二十三四岁的小伙子骑着摩托车停在了贾风霞的前边。小伙子姓高，他是特意来找贾风霞的，“环卫工人，一个月900块钱，连养老保险都没有，真的是社会最底层了。但是贾姨吹萨克斯，是高雅音乐，跟钢琴、小提琴一样。说实话，贾姨吹的跑音，调也不准，一个扫大街的还吹萨克斯，这是对音乐纯粹的追求。”
小伙子高中时曾是个弹吉他的艺术特长生，后来觉得辛苦便放弃了。他对贾风霞说：“我打算把吉他捡起来。你58岁都没放，我这岁数算什么。”
（摘自《中国周刊》）
这是一对特殊的演奏者与听众。演奏地点就在大同市嘈杂的马路边。演奏者是一位环卫女工，听众则是一位智力不健全的流浪汉。
58岁的贾风霞穿着桔红色的环卫工作服，手里捧着一把锈迹斑斑的萨克斯。她的指法有些笨拙，那首萨克斯名曲《回家》声音忽高忽低、断断续续。流浪汉吃完贾风霞给他准备的泡面，闲适地舒展开双腿，从衣兜里摸索出一根烟头，摇头晃脑地吸起来。
这一幕，被经过的一位记者捕捉。他问贾风霞，“流浪汉能听得懂音乐吗？”贾风霞捧着萨克斯说：“有了面吃，他就能听懂音乐。”
很多年以前，贾风霞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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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大风。山西大同的风撞上西城墙，转了个弯又吹回到贾风霞的家。音乐便是随着风声吹来的。只有七八岁的贾风霞出了家门，向远处耸立的大喇叭望去。马玉涛演唱的《马儿你慢些走》从喇叭里传出来，飘向附近干活儿的人们。贾风霞觉得天太高，人太小，脑子里只转着一个念头：饿。
“现在听音乐是韵味，那时候听得心里麻烦，飘飘忽忽，没着没落的凄凉。”1956年出生的贾风霞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为了多得些粮食，母亲给贾风霞多报了一岁。
“一个人每月27斤粮，吃不饱，一点儿豆面、一点儿高粱，都一点儿一点儿地凑。”母亲独自拉扯着五个孩子，为了让孩子吃饱，她不得不铤而走险，私自贩卖粮食。她会带上只有五六岁的贾风霞，坐车颠簸到内蒙古的集宁。母亲在贾风霞的裤子里缝上大兜子，将私自贩来的面粉藏在里边。她则将面粉放在细长的袋子里捆在胸部。“别看我只有五六岁，我要带七八斤面。”
10岁时，贾风霞上了三年级，“文革”开始了。学校里有了宣传队，每天排演节目，唱着“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宣传队里有笛子、二胡、三弦、扬琴、手风琴。这些能发出悦耳声音的乐器让贾风霞着迷。然而学校宣传队更愿意吸收干部子弟，贾风霞连摸一把乐器的机会都没有。
风。送来一阵悠扬的乐声。贾风霞知道，坡上的孩子又拉小提琴了。在贾风霞家附近住着一户从南方来的人家，有一个和贾风霞年龄相仿的男孩子。男孩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琴弦在男孩儿的肩上抖动，风将小提琴音吹出门外，通过低矮仄陋的街巷，吹过街边积肥的大粪堆，飘向夯土的城墙，孩子们在跑，在追，“好像跟着音乐跑，我们就有了美好。”贾风霞说。
几年后，男孩儿家搬走了，但附近的人们却忘不了小提琴。贾风霞的邻居借到了一把小提琴，女孩子们梳好麻花辫子，穿上最整洁的服装，争先恐后到照相馆与小提琴合影留念。
1971年，贾风霞已经15岁。工宣队到贾风霞家附近放电影，贾风霞最爱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演员们跳芭蕾，用脚尖走路，戴着八角帽，皮带系出腰身。贾风霞回家后，悄悄地把肥大的裤子腰际改瘦，把皮筋缝在裤子的膝盖处，蹲着干活起身时，皮筋自动收缩，裤子便不会支出大包。她磨母亲给自己做一双圆口鞋。灰色的鞋面，圆口，横着一根皮筋，“唱戏的人才穿呢。”
1975年，贾风霞已经在附近农村插队一年多，表哥雷鸣给大哥邮来了一张彩色照片，照片里，表哥戴着医生的白帽子。雷鸣在电影《红雨》中饰演了李主任，他邮寄来的是影片的定妆照。贾风霞羡慕极了，经常哼唱电影里的插曲《赤脚医生向阳花》。她把表哥的成就归结于姨夫是知识分子。“我有心也只能藏在心里，没地方说。我妈是个大老粗，老实巴交的，不懂。”
下乡两年后，贾风霞按部就班地回城当了工人。
2
贾风霞站在几十米高的工地上，腿脚发软。风在耳畔呼呼地吹，又是一阵眩晕。回城后，她被分配到位于朔州的神头电建二公司，做一名钢筋工。因为实在恐高，贾风霞申请调换工作。在保育员和理发员里，贾风霞选了“可以打扮人”的理发员。
工厂的理发店里外两间，很简陋，只有几面镜子和六张剪发椅。理发员乔师傅有个破旧的收音机。偶然的机会，乔师傅会调到有音乐的频道。贾风霞听到一种节奏是“咚哒哒、咚哒哒”的西洋乐曲。“介绍说是斯特劳斯的圆舞曲。啥是圆舞曲，我们也不知道。”
每到周末，贾风霞都会梳洗打扮，去工人俱乐部看一场两毛钱的电影。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喜几家愁。”贾风霞喜欢哼唱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里的插曲。电影里老上海女人的旗袍，公馆里的舞会，让贾风霞感到无比新鲜。
1983年，贾风霞调回到家乡大同，在大同第一运输公司做了一名库房管理员。她的工作是管理汽车配件，每天穿着带着油渍的蓝色工作服，给司机们送汽车轮胎和化油器等配件。邻居的哥哥买了一个砖头录音机，放上磁带，飘出一个不一样的甜美女声。“邓丽君的歌，说小姑娘不正式，是黄歌。”听着邓丽君的歌，贾风霞总是联系到自己。“邓丽君的经历很坎坷，她从小也没上过什么音乐学院。”出于对音乐的向往，贾风霞花15元钱买了把处理的残次吉他挂在了自己的床头。
1984年，贾风霞的儿子五岁。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工人俱乐部开班教授少儿小提琴。贾风霞决定为儿子报名，“上房要梯子吧，妈就起个梯子的作用。”
然而大同并没有少儿专用的四分之二小提琴。贾风霞请了两天假，坐上了单位“晋煤外运”的20吨三菱扶桑大货车，到了北京。在王府井的乐器店，贾风霞花45元钱，买了一把小提琴，欣喜地抱回清河卸煤点儿。她小心翼翼地将小提琴从琴盒里拿出来，回忆着坡上拉琴孩子的模样，吱吱呀呀地拉出几个长音。同来的几位司机家属十分不解，嗤笑着：“她真不懂得转（逛街），买这干啥？！”
回大同的路程是愉快的，煤渣在货车翻斗里跳跃着。小提琴躺在琴盒里，发出莹莹的暗光。
贾风霞将儿子送到了少儿小提琴班。她用绿烫绒精心缝制了一个小提琴套，又给儿子织了一件膨体纱的半袖毛衣，带他去照相馆拍了一张拉小提琴的照片。 3
不承想，一年多，小提琴就被儿子不小心摔坏了。此时的大同已经有小提琴卖，但是价格涨了一倍。贾风霞正在为买小提琴发愁，一对开早餐摊的南京夫妇急招小工包包子，月薪正好90元。工作时间是早晨4点到7点30。贾风霞应承下来，收了工，正好能赶到单位上班。包了一个月的包子，贾风霞为儿子买了第二把小提琴。
两年后，儿子觉得太辛苦，不愿意再练琴。贾风霞没有强求，“不想拉，拉倒，我也是个二百五。”贾风霞嘟囔着。
她控制不了儿子，更控制不了生活。1992年，公司濒临破产，贾风霞下岗了。“从92年到2000年，我都数不好月历牌，都不知道日子咋过的。”
贾风霞在自己家楼下开了个理发店。剪头3元，烫发10元。生意一般，勉强支撑生活。此时的音乐已经成为录音机和电视机里的声响，贾风霞甚至记不起理发店里都放过什么音乐。
1998年，已经19岁的儿子迷上了萨克斯。贾风霞拿出积攒的1700元钱，为儿子买了一把萨克斯。学了三个月，儿子又放弃了。
2000年的五一假期，老伴带着她到北京玩。在友谊商店，她被美妙的音乐吸引了，她问商场的工作人员，这音乐叫什么。工作人员告诉她，这是西洋乐器萨克斯，吹奏的曲目是《回家》。贾风霞才想起，自己的家里也有一把闲置的萨克斯。
回家后，贾风霞又一头栽进为温饱奔波的生活里。2005年，理发店关闭了，贾风霞才决定学一学萨克斯。她报了音乐班学了六个月，学费统共630元钱。
音乐班大部分都是七八岁的孩子。她的同学都叫她奶奶。“指法记不住就问小孩儿，这个啥啊？他说是1、7，我知道了，一会儿啊，又忘了。”
2007年退休后，贾风霞开始了一段“每天上公园”的夕阳红时光。她在公园里晨起跳舞、唱歌，知道了“斯特劳斯的圆舞曲原来是跳舞用的，三步转圈”。她穿上针织的毛线长裙，戴着绿色的钩织帽子，背着萨克斯，每天到大同市的儿童公园吹奏。她的身边，总会有几位听众驻足观看。
2011年，大同西城墙附近新建了一条魏都大道，环卫处招聘环卫工人，贾风霞应聘成功。每天，她都要换上桔红色的工作服，戴上口罩和帽子，把自己捂了个严严实实。凌晨3：30，贾风霞便骑着自行车，带上自己捡来的两条流浪狗，赶到魏都大道清扫。每周七天，没有休息日。“冬天的时候，刺骨的寒风也不觉得冷。我扫的大街，干干净净，路灯照下来，看着宽广的马路，可美了。”扫完马路，贾风霞像欣赏作品一样，用手机拍下魏都大道的一年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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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下班后，她都会坐在魏都大道旁的大同书局外，吹上几曲萨克斯风。经过书局的人偶尔会停下脚步听上一会儿，这时候贾风霞总会吹得更起劲。“一看一个扫马路的，拿个大扫把，旁边还有垃圾袋，你再拿个这（萨克斯），说神经病，什么人啊！”贾风霞说。
2011年的一天，贾风霞正在低头打扫卫生。一只手递上来一个空饮料瓶。贾风霞接过瓶子，说了声谢谢，抬眼却发现站在面前的是一个穿着破烂、头发很长的流浪汉。“我当时想，流浪汉自己穿不暖吃不饱。还知道把饮料瓶送给我。”贾风霞问流浪汉家住哪里，为什么流浪？流浪汉却只会说三个字：“冷、饿、怕”。
贾风霞给流浪汉买了包泡面，又到大同书局里给他打开水。书局里不允许贾风霞穿着环卫工的服装进入。她只能脱下工作服，打了开水后再穿上。流浪汉心满意足地吃起来，贾风霞便坐在他旁边的青砖上吹奏萨克斯。《回家》《走西口》《梁祝》，流浪狗毛蛋会跟着曲调仰起头汪汪地应和地，流浪汉一脸高兴，把捡来的打火机一遍又一遍地伸手送给贾风霞。
以后，只要流浪汉想吃泡面，他就会来找贾风霞，一边吃泡面，一边听萨克斯。2013年3月，因为记者发现，贾风霞上了报纸。央视《夜线》栏目邀请贾风霞去做节目。在《夜线》的录制现场。贾风霞说，她想为流浪汉找家。“他只是走丢了，回不去了，他有家，他妈在家等他呢。”
回到大同后，生活依旧。晚上6点半，下了班的贾风霞照例在大同书局外吹起萨克斯。一位只有二十三四岁的小伙子骑着摩托车停在了贾风霞的前边。小伙子姓高，他是特意来找贾风霞的，“环卫工人，一个月900块钱，连养老保险都没有，真的是社会最底层了。但是贾姨吹萨克斯，是高雅音乐，跟钢琴、小提琴一样。说实话，贾姨吹的跑音，调也不准，一个扫大街的还吹萨克斯，这是对音乐纯粹的追求。”
小伙子高中时曾是个弹吉他的艺术特长生，后来觉得辛苦便放弃了。他对贾风霞说：“我打算把吉他捡起来。你58岁都没放，我这岁数算什么。”
（摘自《中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