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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1-0-01
韩愈，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被后世人尊为“百代文宗”“文章巨公”，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有着十分崇高的地位。在现存的700多篇韩愈诗文中，散文就有390余篇。他的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包括论说、表奏、书信、序言、传记、祭文等各种体裁，且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他的散文，大致可以分为论说、记叙、抒情三类，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色，其中篇目最多、成就最高的，当属其论述类散文。此类文章中，最著名的当属韩愈的政论文，另外还包括他的大部分表奏、论辩体文章，以及其他一些杂文。他的论说文章中有《原道》《原性》这类表述其人生观和社会观的；有《杂说（四）》《获麟解》这类嘲讽黑暗社会现实的；有《对禹问》《伯夷颂》这类借古人来谈论治世之理的；也有《师说》《进学解》这类讲述治学、进取之道的。其大多以深刻的思想性和鲜明的语言风格而为后人所称道。
一、结构严谨，逻辑性强
韩愈善于将各种生动形象的论据、实例组织起来，逻辑严密，说理透彻，使文章有着无可辩驳的思想力量。如其名篇《师说》，写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当时三十五岁的韩愈正全力投身于“古文运动”之中，在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之后的一年多里，他敢为人师，开门收徒，他的门下不乏年轻的文学人士，被时人称作“韩门第子”。他更是写出了名篇《师说》，用以系统地提出他的师道理论。这篇文章，首段以老师的重要作用为开端，提出中心论点，论证从师的必要性和从师的原则；第二部分先提出“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的现状，以此来批判当时“士大夫之族”耻于从师的歪风，是为反面论证；接下来的第三部分以圣人孔子威力，进一步论证“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的道理，属于正面论证；最后，文章结尾部分点明写作缘由，亦是对文意的总结收束。这篇文章整体上是按照“总——分——总”的布局模式展开的，逻辑顺序即为议论文中最为常见的“一总、一正、一反、一合”，结构安排严谨，论证过程合理。
二、语言简劲，新颖率直
《旧唐书·韩愈传》中评价韩愈“发言率真，无所畏避”，體现了他的文章语言自然随意、简单直率的特点。他的文章语言风格鲜明，独具特色，尤其善于锤炼词句，推陈出新。如其名篇《进学解》，此篇作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四十六岁的韩愈在长安担任国子学博士期间，此时的他作为国子先生教授生徒，因此全文便采用了诘问和解答的形式展开，假托先生劝学、学生质疑、先生解答的环节展开文章。文中假借训诫学生来抒发自己内心的不平，表面自嘲式的语言表明了自己随遇而安的心态，实则暗含对朝廷的讥讽和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但文章语言并不枯燥乏味、辛辣艰涩，反而运用了诸多的铺陈、比喻、排偶、藻饰、反语等手法，给人以新颖形象、生动活泼、轻松畅快之感，被清人蔡铸评价为“极修词之妙”。其中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更是成为了如今家喻户晓的名言警句，“细大不捐”“含英咀华”“异曲同工”“诘屈聱牙”等更是成为了成语被后世广泛运用，由此亦可见韩愈锤炼语言的功力。
三、气势恢宏，雄奇奔放
韩愈的论说类散文往往将多种表现手法和表达方式结合起来，使德文章气势磅礴，跌宕起伏，纵横捭阖，含义隽永。他的文风自成一家，为后世所尊崇。如其名篇《谏迎佛骨表》， 该篇作于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时任刑部侍郎。据《唐书》记载，陕西省凤翔县法门寺内有护国塔，塔中藏有释迦牟尼佛骨舍利，该塔三十年一开塔，塔开则岁丰人泰，唐宪宗听闻当年正值开塔之年，便于正月遣使者去法门寺迎佛骨入宫，京城上至王公，下至士庶，顿时掀起一股信佛热潮，百姓甚至废业破产、烧顶灼臂以求供养佛骨舍利。韩愈见此情状，遂毅然上《论佛骨表》进行劝阻，痛斥佞佛，批判宪宗劳民伤财、迎拜佛骨的行径，还要求将佛骨舍利“投诸水火，永绝根本”，以“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并表示“一切灾殃，由臣承担，上天鉴福，绝不怨悔”，言辞犀利，慷慨激昂，尖锐激烈，恣肆无忌，气势逼人，清代沈德潜评之为“言处置断决辣甚”，“词严义正，千载下尚有生气”。可惜宪宗读后非但没有接受韩愈的劝诫，反而龙颜大怒，要对韩愈处以极刑，幸得宰相裴度及朝中官员极力求情，韩愈才得免一死，贬为潮州刺史。但这篇名作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四、感情充沛，淋漓酣畅
韩文多源于“不平则鸣”，往往针对当时社会的突出现象，尤其是涉及国计民生的问题来发表议论，因此在其议论性的文章中又蕴含了浓烈的抒情色彩。如其名作《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贞元十九年（803年）冬天，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两月有余，关中一带发生了重大旱灾，百姓流离失所，到处乞讨为生，甚至饿殍遍地，但时任京兆府尹的李实却向朝廷隐瞒了旱灾的消息，反而谎报丰年。韩愈体察民情之后十分痛心，愤怒不已，遂向皇帝上书一封《论天旱人饥状》，在其中说明了旱灾的实情，并请求朝廷赈灾免税。其中“陛下怜念黎元，同于赤子。”“至或犯法当戮，犹且宽而宥之，况此无辜之人，岂有知而不救？”“伏乞特敕京兆府，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征未得者，并且停征，容至来年蚕麦，庶得少有存立。”“臣至陋至愚，无所知识，受恩思效，有见辄言，无任恳款惭惧之至。”等句感情尤为真挚恳切，无不显示出他心系黎民，情牵百姓的拳拳之心，昭昭之情。《新唐书·韩愈传》中“有爱于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的记载也是印证了韩愈的这一片爱民之心。
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反对华而不实的骈文，反对形式主义的文风。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陈言务去”“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也在自己的散文创作中将之全部进行了充分的实践，这些文学创作理论和他逻辑严谨、简劲率直、恢宏豪逸、感情酣畅的论述类散文的写作特色，同样对后世的作家和学者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1-0-01
韩愈，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被后世人尊为“百代文宗”“文章巨公”，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有着十分崇高的地位。在现存的700多篇韩愈诗文中，散文就有390余篇。他的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包括论说、表奏、书信、序言、传记、祭文等各种体裁，且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他的散文，大致可以分为论说、记叙、抒情三类，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色，其中篇目最多、成就最高的，当属其论述类散文。此类文章中，最著名的当属韩愈的政论文，另外还包括他的大部分表奏、论辩体文章，以及其他一些杂文。他的论说文章中有《原道》《原性》这类表述其人生观和社会观的；有《杂说（四）》《获麟解》这类嘲讽黑暗社会现实的；有《对禹问》《伯夷颂》这类借古人来谈论治世之理的；也有《师说》《进学解》这类讲述治学、进取之道的。其大多以深刻的思想性和鲜明的语言风格而为后人所称道。
一、结构严谨，逻辑性强
韩愈善于将各种生动形象的论据、实例组织起来，逻辑严密，说理透彻，使文章有着无可辩驳的思想力量。如其名篇《师说》，写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当时三十五岁的韩愈正全力投身于“古文运动”之中，在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之后的一年多里，他敢为人师，开门收徒，他的门下不乏年轻的文学人士，被时人称作“韩门第子”。他更是写出了名篇《师说》，用以系统地提出他的师道理论。这篇文章，首段以老师的重要作用为开端，提出中心论点，论证从师的必要性和从师的原则；第二部分先提出“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的现状，以此来批判当时“士大夫之族”耻于从师的歪风，是为反面论证；接下来的第三部分以圣人孔子威力，进一步论证“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的道理，属于正面论证；最后，文章结尾部分点明写作缘由，亦是对文意的总结收束。这篇文章整体上是按照“总——分——总”的布局模式展开的，逻辑顺序即为议论文中最为常见的“一总、一正、一反、一合”，结构安排严谨，论证过程合理。
二、语言简劲，新颖率直
《旧唐书·韩愈传》中评价韩愈“发言率真，无所畏避”，體现了他的文章语言自然随意、简单直率的特点。他的文章语言风格鲜明，独具特色，尤其善于锤炼词句，推陈出新。如其名篇《进学解》，此篇作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四十六岁的韩愈在长安担任国子学博士期间，此时的他作为国子先生教授生徒，因此全文便采用了诘问和解答的形式展开，假托先生劝学、学生质疑、先生解答的环节展开文章。文中假借训诫学生来抒发自己内心的不平，表面自嘲式的语言表明了自己随遇而安的心态，实则暗含对朝廷的讥讽和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但文章语言并不枯燥乏味、辛辣艰涩，反而运用了诸多的铺陈、比喻、排偶、藻饰、反语等手法，给人以新颖形象、生动活泼、轻松畅快之感，被清人蔡铸评价为“极修词之妙”。其中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更是成为了如今家喻户晓的名言警句，“细大不捐”“含英咀华”“异曲同工”“诘屈聱牙”等更是成为了成语被后世广泛运用，由此亦可见韩愈锤炼语言的功力。
三、气势恢宏，雄奇奔放
韩愈的论说类散文往往将多种表现手法和表达方式结合起来，使德文章气势磅礴，跌宕起伏，纵横捭阖，含义隽永。他的文风自成一家，为后世所尊崇。如其名篇《谏迎佛骨表》， 该篇作于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时任刑部侍郎。据《唐书》记载，陕西省凤翔县法门寺内有护国塔，塔中藏有释迦牟尼佛骨舍利，该塔三十年一开塔，塔开则岁丰人泰，唐宪宗听闻当年正值开塔之年，便于正月遣使者去法门寺迎佛骨入宫，京城上至王公，下至士庶，顿时掀起一股信佛热潮，百姓甚至废业破产、烧顶灼臂以求供养佛骨舍利。韩愈见此情状，遂毅然上《论佛骨表》进行劝阻，痛斥佞佛，批判宪宗劳民伤财、迎拜佛骨的行径，还要求将佛骨舍利“投诸水火，永绝根本”，以“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并表示“一切灾殃，由臣承担，上天鉴福，绝不怨悔”，言辞犀利，慷慨激昂，尖锐激烈，恣肆无忌，气势逼人，清代沈德潜评之为“言处置断决辣甚”，“词严义正，千载下尚有生气”。可惜宪宗读后非但没有接受韩愈的劝诫，反而龙颜大怒，要对韩愈处以极刑，幸得宰相裴度及朝中官员极力求情，韩愈才得免一死，贬为潮州刺史。但这篇名作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四、感情充沛，淋漓酣畅
韩文多源于“不平则鸣”，往往针对当时社会的突出现象，尤其是涉及国计民生的问题来发表议论，因此在其议论性的文章中又蕴含了浓烈的抒情色彩。如其名作《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贞元十九年（803年）冬天，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两月有余，关中一带发生了重大旱灾，百姓流离失所，到处乞讨为生，甚至饿殍遍地，但时任京兆府尹的李实却向朝廷隐瞒了旱灾的消息，反而谎报丰年。韩愈体察民情之后十分痛心，愤怒不已，遂向皇帝上书一封《论天旱人饥状》，在其中说明了旱灾的实情，并请求朝廷赈灾免税。其中“陛下怜念黎元，同于赤子。”“至或犯法当戮，犹且宽而宥之，况此无辜之人，岂有知而不救？”“伏乞特敕京兆府，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征未得者，并且停征，容至来年蚕麦，庶得少有存立。”“臣至陋至愚，无所知识，受恩思效，有见辄言，无任恳款惭惧之至。”等句感情尤为真挚恳切，无不显示出他心系黎民，情牵百姓的拳拳之心，昭昭之情。《新唐书·韩愈传》中“有爱于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的记载也是印证了韩愈的这一片爱民之心。
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反对华而不实的骈文，反对形式主义的文风。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陈言务去”“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也在自己的散文创作中将之全部进行了充分的实践，这些文学创作理论和他逻辑严谨、简劲率直、恢宏豪逸、感情酣畅的论述类散文的写作特色，同样对后世的作家和学者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