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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毛泽东逝世的消息
毛泽东身体原本健康，73岁还能横渡长江。他的健康恶化，主要是由于林彪事件的打击，此后病魔缠身。
1976年天安门事件以后，毛泽东的病情进一步恶化。6月1日，毛泽东心肌梗死严重，中央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的领导，通报了他的健康状况。8月，中央三次发出特急电报，向有关领导通告毛泽东病危的消息。
9月8日0时至16时37分，毛泽东偶尔苏醒，还要看文件，看书。
9日0时10分，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向毛泽东遗体默哀鞠躬后，立即研究治丧及遗体保存问题，组成了以华国锋为首的治丧委员会，并向全国主要机关部门包括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通告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要求各地各部门对有关干部，分层次迅速进行秘密传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加强战备值班的指示》：“从9月9日上午8时起，全军进入一级战备。”
早在7月下旬，周启才（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和李鑫（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就接受汪东兴的指示，起草了讣告《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悼词文稿。9月9日晨5时余，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他们起草的讣告，并决定当天下午4时对国内外广播。
下午3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连续预告：“本台今天下午4点钟，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下午4时，广播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宣告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下午6时、8时分别增加播出关于治丧活动五项决定的《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和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此后，每小时广播一遍。
10日晚，毛泽东的遗体从中南海住处移出，安放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的灵堂内。
16日下午3时，政治局开会讨论悼词文稿，商定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的有关事项，决定追悼大会由华国锋致悼词，王洪文主持，并对大会程序作了安排。
自10日起至月底，全国报刊、广播、电视，主要报道与毛泽东逝世有关的消息。
少数人较早得悉消息时的悲痛之情
实际上，当时人们从报纸上的新闻图片和新闻纪录电影上，已看到了毛泽东的衰老形象。翻译家沙博理（中国籍犹太人）記述：“至少已有一年之久，我们知道他将不久于世。但是到最后他逝世时，我们仍感到震惊。”
最早直接从中央方面得悉毛泽东逝世消息的“局外”人，应该是当天凌晨被通知处理毛泽东遗体保存问题的卫生部部长刘湘屏，医学科学院的杨纯、徐静。他们都感到十分突然，徐静的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
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的杨正泉，早晨5点多钟到台长办公室开紧急会议，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他“周身的血液像凝固了似的，木然地站在那里，泪水顺着面颊流了下来……”他向即将参与播音的有关人员传达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大家都极其震惊，有的泣不成声”。
当时在中央军委办公厅从事机要工作的傅学正早些时候就得到通知：不要出门，说不定有急事找你。9日上班，得知全军进入一级战备。他联想起7月6日陈锡联在一次会议上，讲了毛主席病重，又联想到近来总有中央发给驻京大单位领导人的“绝密”“亲启”的文件，就猜测可能是毛主席出事了。
随后，驻京军事单位的领导人被召去西山会议厅开会。傅学正被安排去给军委顾问、外地来京的大军区首长传达中共中央的急电。他接过电报一看，“头嗡的一声大了，毛主席去世了。我鼻子一酸哭了”。傅先后给刘志坚、谭政、李聚奎、李志民、陈再道等7人分别传达了电文，他们都很悲痛。刘志坚闻讯，猛地站起来，流着泪不停地在客厅里踱步；谭政则“一下子斜卧在沙发上，面色苍白，喘不过气来”。经医生救治后，他不停地叹气、流泪。
在301医院住院的傅崇碧接到军区机要员送给他的绝密文电，得知毛泽东去世。他悄悄地告诉了一同住院的张爱萍和王震。他回忆说：“我们的心中都无法平静。我们这些跟随毛主席出生入死一辈子革命的红军老战士，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和迫害，但是，对毛主席深厚的热爱、敬仰之情，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中午，黑龙江省委常委苏民通知在省委、省革委会任职的范正美：“告诉你一个极其悲痛的消息，主席去世了。”范正美一路眼泪长流，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北方大厦的，“到了会场，我向大家报告了这一不幸消息，情难禁，见着与会者一个个震惊、悲痛的神情，我还是失声痛哭，台下也是一片哭泣唏嘘声”。
下午2时30分，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会议，800人参加，迟群宣布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整个会场一片哭声。
下午3时30分，张光年被接到《诗刊》编辑部，“王春同志向我和葛洛、孟伟哉宣布中央通知，顿时泣不可抑”。
作家浩然下午去会议室，“一进门，只见局里的吴林泉、石敬野、耿冬辰和田蓝几位领导同志，呆坐在那儿，一个个泪流满面，我这才得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闻知噩耗，我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开始考虑写悼念毛主席的文章”。
当时北京的一位中学生蒋健看到，凌晨一架接一架的飞机掠过城区的上空，这是从未有过的事。他感觉，看起来是出大事了。没到上班的时间，军人们就被紧急召集去开会。大概在下午3点的时候，北京50中和108中的主楼顶上突然升起国旗，又突然降了半旗。几乎与此同时，附近的大喇叭突然响了起来，反复说：“今天下午4点钟，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他猜想，一定是毛主席去世了。
收听讣告后北京各界人士的悲痛之情
9月9日下午4时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广播《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杨正泉记述：“全国人民震惊了！八亿人民为失去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极其悲痛！还没有收听完第一遍广播，便纷纷打来电话，倾诉悲痛之情，寄托哀思。全世界震惊了！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作为特大新闻纷纷报道，一些国家和政府的首脑、政党领导人、社会团体和知名人士接连发表谈话、打来唁电表示极其沉痛的哀悼。” 那天出生的孩子的名字，不少叫作念泽、思东、念东……
南京大学教授王觉非暗想：“一个时代到此结束了！”他感到，大家的心情都很紧张，一时南京街上行人一下子就空了。晚7点教师集体听广播，大家板着脸默不作声。
“老三届”高尔品和几个同学在芜湖的大街上，看到的是“没有一个人哭，没有一个人喊。每一个人的脸都铁青着……”
北京的吊唁和瞻仰活动
从9月11日至17日，包括全国和首都各界代表以及各驻华使节、来华外宾在内，总共30多万人前往吊唁，瞻仰毛泽东遗容。
新华社记者报道，吊唁人群“从毛主席遗体两侧缓缓走过，瞻仰最敬爱的领袖的遗容时，都抑制不住心头的极大悲哀，失声痛哭，许多人高喊着：‘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们永远怀念您。’”最后一天，“恸哭之声整日不绝。人们在毛主席的遗体前，一步一呼‘毛主席呀毛主席’，泪水沾满衣襟，久久不忍离去”。
第一天，主要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的部长、副部长，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吊唁。华国锋等人吊唁后，即站立在毛泽东遗体旁守灵。
吊唁组的傅学正看到了许世友，“他面目严肃，穿一身褪了色的军装，足登一双白线编织的有眼儿的便鞋，鞋的前尖上系着一撮紫色的缨子。他东瞅瞅，西看看，好像在观察人们的动静。在休息室里，他拍拍腰中的手枪对工作人员说：今天谁捣乱，我就对他不客气”。
第二天，毛岸青带着妻子邵华、儿子毛新宇来了。
1965年底就被打倒的罗瑞卿是第三天来的，坐着轮椅，痛哭不止，非要站起来鞠躬。傅学正和罗宇架着他站起来，他“连续向毛主席鞠躬五六次之多”。
参加守灵的浩然记述：“我跟几位守灵者站列一排，被这千万人同一的悲哀所震撼，也都陪着流泪。”“在哭泣的人流中，我认出了大寨的郭凤莲。她被人架着，哭着不肯离开，几乎被人抬出灵堂。我還看到了毛主席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她们倒能够掌握住自己，眼泪枯竭，神情呆滞。她们默默地站到灵床边，深深地鞠躬过后，就默默地凝视她们的父亲，片刻过后，又默默地离去了。”
14日下午参加吊唁的叶圣陶记述，他“走近毛主席遗体，怅惘之甚，未能伫立瞻仰。记于一九四九年三月间初次见到，今日为最后一见矣”。
16日下午5时30分，中央政治局成员再一次集体吊唁，并在毛泽东遗体旁守灵，直至6时整，吊唁活动结束。
郭沫若抱病瞻仰了毛泽东遗容，又勉力参加了守灵。
伍修权在瞻仰毛泽东遗容并向其遗体告别时，他看到许多年过花甲甚至古稀的老同志，都孩子似的痛哭起来：“几十年来，不论什么危难情况和险恶环境，只要得到毛主席的指示甚至仅仅想到他，我们就有了战胜一切的力量和勇气，有他在，我们就有胜利，就有希望，就有光明。现在一下失去了他，我们真像忽然都成了‘孤儿’……”
高智在毛泽东的遗体前站了许久，他的眼泪不断地往下流：“难以压抑住自己的悲痛，有千言万语要向他老人家说，主席，您安息吧！我永远会记着您。”
1968年曾被打倒的傅崇碧回忆：“我们只被允许列队看看，给毛主席守灵都不让我们去。许世友司令对‘四人帮’非常恼火，责问他们为什么不让我们跟随毛主席的老同志去给主席守灵。”
青年女工于向真边走边流泪，走出大会堂后号啕大哭，同事们纷纷劝解。其实，她是想起了三个月前，在新华社工作的父母出差越南前的嘱托：“据可靠消息，毛主席健康已经非常脆弱，万一他老人家离去，国内局势有可能失控。……爸爸妈妈把他们设想好的两套特别方案秘授给我，以便万一发生严重动乱或打起内战，我好按此计划先救助家中老辈人，再带着妹妹逃难避祸。”
规模空前的追悼大会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主会场设在天安门广场。
披着黑纱的毛泽东巨幅遗像，悬挂在城楼中央。城楼前面，筑起了红色高台，上面陈放着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江青敬献的花圈。东西两侧陈放着党政军各部门和29个省、市、自治区敬献的花圈。
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
首都百万群众很早就来到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一直延伸到东单、西单。他们臂戴黑纱，胸佩白花，列队肃立。
9月18日下午2时30分，治丧委员会全体成员以及工农兵代表陆续登上高台。
台上的江青全身黑装，黑纱包头，只露面部。她献的花圈署名是“您的学生和亲密战友小青”（在吊唁大厅，江青送的花圈上写着“沉痛悼念崇敬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您的学生、战友江青暨毛岸青、李敏、李讷、毛远志、毛远新”）。
负责实况转播的杨正泉在即将播音前，紧张得“喘不过气来，腿在瑟瑟抖动”。他回忆说：“广场上静极了，北京静极了，只是听到啜泣，听到自己的心脏的怦怦跳动声。”“2点50分，我打手势告诉方明‘开始’！他打开了话筒的开关，停了一会儿，像是有意镇静了一下，长长地吸了一口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这声音立即传遍北京，传遍全中国，传遍全世界！”
新华社报道说：“下午三时整，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同志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全场肃立，百万人默哀三分钟，由500人组成的军乐团奏起悲壮的哀乐。大会实况通过广播和电视传送到千家万户。悲壮的哀乐声传到祖国城乡，传到高山大川，传到辽阔的边疆，传到全国每一个角落。伟大祖国在静默，八亿人民含着眼泪，肃立志哀……”
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
华国锋说：毛主席的逝世，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军乐团成员王爱国回忆：“大约讲到三分之二处时，也许是过度悲伤，也许是过度劳累，华国锋身体向前一歪差一点失去了平衡，勉强坚持将悼词念完。”
罗瑞卿、傅崇碧、王震、张爱萍、韩先楚等人参加了大会。罗瑞卿下了轮椅，拄着双拐，坚持肃立。
在上海居住的贺子珍派侄女贺海峰、外甥女贺小平，代表她到北京奔丧。
在秦城监狱被关押多年的中央党校原校长林枫，此时在病房里，请妻子郭明秋搀扶，面向天安门的方向静默、三鞠躬。
哲学家冯友兰在追悼大会上，作了一首挽诗：“纪念碑前众如林，无声哀于动地音。城楼华表依然在，不见当年带路人。”
大会半小时就结束了。
梁漱溟没有出席追悼大会，早些时候单位就通知他在家，别出去。当天他是在街道革委会看电视实况的。
一些地方和单位的追悼会
各省、市、自治区的政府所在地至各城镇、公社作为“分会场”，先收听北京的现场实况广播，之后举行追悼会。
驻乌鲁木齐部队的文存回忆：王洪文的“向毛主席三鞠躬”拖的时间太长，结果我们鞠躬两次后，他“一鞠躬”才开始。我们算是鞠躬五次。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致悼词，“大家心里难过得像刀割一样，许多人痛哭起来，泪水止不住地流出。我的心是沉甸甸的”。
知青康成杰参加了黑龙江建设兵团第二十三连的追悼会，“这时的心情是何等的难以描述啊！百感千情，千言万语，都汇成夺眶而出的泪水，都铸成一句话：‘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永垂不朽！’”
东北建三江七星农场的群众泪如雨下，有的躺在地下打滚哭……有30多名群众哭得昏了过去，绝大多数是女性。
山东营口市追悼大会开始时，昏暗的天空突然狂风大作，一片厚厚的乌云随风扑来。默哀时，狂风夹雨倾泻下来，真可谓“狂飙为我从天落”了。默哀后一两分钟，那片乌云又被疾风席卷而去。
陕西宝鸡市追悼大会，有的人边哭边唱：“毛主席啊，你老人家怎么说走就走了啊！”“你是我们的大救星，你走了国家怎么办啊……”会场哭声唱声此起彼伏。
贵州大方县的追悼会，高致贤回忆，默哀中“有人哭出声来以后，接着就是许多人放声大哭，哀声动天！谁也不敢劝止，更无法制止……”
福州的追悼大会，晕倒的人很多。知青施晓宇记述：“默哀三分钟时，倒下的人连扶都没人扶，不敢扶。”
当时的厦门一中一学生后来回忆说：“我们全校师生到厦门市工人文化宫广场参加全国的追悼大会。我们随着喇叭向毛主席的遗像三鞠躬，很多人都哭了。‘国悲啊！国悲啊！’邻居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用福州话连声道。”有的公社，当广播里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并播放哀乐时，远远近近的汽车全都鸣笛志哀，会场上更是哭声一片。许多贫下中农在地上打着滚：“毛主席啊，你这一走谁还管我们呀，可让我们怎么活呀……”
对毛泽东的悼念，可以说创造了众多的世界之最，譬如佩戴黑纱的人数之多，佩戴时间之长（有的长达一个月），灵堂之多（仅湖南益阳一县，设灵堂284处，中心灵堂献花圈271个），追悼大会规模之大（“分会场”遍布全国），还有当天下午的全国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关门。
对中国的未来充满盼望与疑惑
毛泽东逝世后，人们考虑最多的，是今后中国向何处去，自己又该怎么办。
翻译家沙博理的感受是：“谁能想象一个新中国没有毛主席？没有了他，我们该怎么办呢？特别是现在，中国处境如此艰难。”知青徐友渔认为：“中国要大变，也许，我们这一代的命运前途也会随之改变。”知青朱箐箐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祖国会不会变色呢？！”有些青年议论，政治局面会缓和一些，不会大搞政治运动了，因为没人具备毛泽东那样的威望。有的人担心自己还能不能调回城市。韶山群众担心会不会打仗。在“批邓”时期，茅盾就担心毛主席逝世后，国家将大乱。
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马识途与知心同事，企图从报纸上的每一条新闻、每一篇文章的缝隙里，每一张照片的背后，看出一点消息来，“我们看到毛主席治丧委员会的名单排序和追悼大会站位，主持人和致悼词人名单，感到忐忑不安。除了华国锋，那一帮子人占优势，如果华国锋被他们架空，失去了最高权力，他们就可以以多数兴风作浪，矫诏夺权”。
军事学院院务部政委董铁城对朋友说：“‘四人帮’要上了台，我们就准备上山打游击。”
知青张铁生与刘继业9日深夜向辽宁团省委领导汇报思想，表达了对国家领导人，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担心，“特别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
一些人还准备聆听毛主席遗嘱的发表。
耿飚认为没有遗嘱：“如果要有什么遗言的话，在毛主席去世后，中央《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以及华国锋同志所致悼词中一定会提及的，可是在这些文件中只字未提这件事。”原毛泽东警卫队队长陈长江也说：毛“没有留下任何遗书，也没有向任何人交代过遗言”。
毛泽东逝世不久，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和“四人帮”的斗争就暗地展开了。
在北京追悼大会上，台上的治丧委员会成员当时都想了些什么，无人得知。
浩然回忆说：“我和其他成员站在华国锋身后，听着他宣读悼词，看看主席台下海洋一般的人群，再看看主席台上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虽然是万里晴空，却隐约感到乌云翻动，变幻莫测，最后在心里暗暗地想：国丧办完，我必须离开北京，回到农村去……”
形势变化急骤。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等人采取了斷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长达10年的内乱。
毛泽东身体原本健康，73岁还能横渡长江。他的健康恶化，主要是由于林彪事件的打击，此后病魔缠身。
1976年天安门事件以后，毛泽东的病情进一步恶化。6月1日，毛泽东心肌梗死严重，中央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的领导，通报了他的健康状况。8月，中央三次发出特急电报，向有关领导通告毛泽东病危的消息。
9月8日0时至16时37分，毛泽东偶尔苏醒，还要看文件，看书。
9日0时10分，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向毛泽东遗体默哀鞠躬后，立即研究治丧及遗体保存问题，组成了以华国锋为首的治丧委员会，并向全国主要机关部门包括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通告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要求各地各部门对有关干部，分层次迅速进行秘密传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加强战备值班的指示》：“从9月9日上午8时起，全军进入一级战备。”
早在7月下旬，周启才（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和李鑫（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就接受汪东兴的指示，起草了讣告《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悼词文稿。9月9日晨5时余，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他们起草的讣告，并决定当天下午4时对国内外广播。
下午3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连续预告：“本台今天下午4点钟，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下午4时，广播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宣告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下午6时、8时分别增加播出关于治丧活动五项决定的《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和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此后，每小时广播一遍。
10日晚，毛泽东的遗体从中南海住处移出，安放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的灵堂内。
16日下午3时，政治局开会讨论悼词文稿，商定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的有关事项，决定追悼大会由华国锋致悼词，王洪文主持，并对大会程序作了安排。
自10日起至月底，全国报刊、广播、电视，主要报道与毛泽东逝世有关的消息。
少数人较早得悉消息时的悲痛之情
实际上，当时人们从报纸上的新闻图片和新闻纪录电影上，已看到了毛泽东的衰老形象。翻译家沙博理（中国籍犹太人）記述：“至少已有一年之久，我们知道他将不久于世。但是到最后他逝世时，我们仍感到震惊。”
最早直接从中央方面得悉毛泽东逝世消息的“局外”人，应该是当天凌晨被通知处理毛泽东遗体保存问题的卫生部部长刘湘屏，医学科学院的杨纯、徐静。他们都感到十分突然，徐静的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
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的杨正泉，早晨5点多钟到台长办公室开紧急会议，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他“周身的血液像凝固了似的，木然地站在那里，泪水顺着面颊流了下来……”他向即将参与播音的有关人员传达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大家都极其震惊，有的泣不成声”。
当时在中央军委办公厅从事机要工作的傅学正早些时候就得到通知：不要出门，说不定有急事找你。9日上班，得知全军进入一级战备。他联想起7月6日陈锡联在一次会议上，讲了毛主席病重，又联想到近来总有中央发给驻京大单位领导人的“绝密”“亲启”的文件，就猜测可能是毛主席出事了。
随后，驻京军事单位的领导人被召去西山会议厅开会。傅学正被安排去给军委顾问、外地来京的大军区首长传达中共中央的急电。他接过电报一看，“头嗡的一声大了，毛主席去世了。我鼻子一酸哭了”。傅先后给刘志坚、谭政、李聚奎、李志民、陈再道等7人分别传达了电文，他们都很悲痛。刘志坚闻讯，猛地站起来，流着泪不停地在客厅里踱步；谭政则“一下子斜卧在沙发上，面色苍白，喘不过气来”。经医生救治后，他不停地叹气、流泪。
在301医院住院的傅崇碧接到军区机要员送给他的绝密文电，得知毛泽东去世。他悄悄地告诉了一同住院的张爱萍和王震。他回忆说：“我们的心中都无法平静。我们这些跟随毛主席出生入死一辈子革命的红军老战士，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和迫害，但是，对毛主席深厚的热爱、敬仰之情，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中午，黑龙江省委常委苏民通知在省委、省革委会任职的范正美：“告诉你一个极其悲痛的消息，主席去世了。”范正美一路眼泪长流，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北方大厦的，“到了会场，我向大家报告了这一不幸消息，情难禁，见着与会者一个个震惊、悲痛的神情，我还是失声痛哭，台下也是一片哭泣唏嘘声”。
下午2时30分，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会议，800人参加，迟群宣布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整个会场一片哭声。
下午3时30分，张光年被接到《诗刊》编辑部，“王春同志向我和葛洛、孟伟哉宣布中央通知，顿时泣不可抑”。
作家浩然下午去会议室，“一进门，只见局里的吴林泉、石敬野、耿冬辰和田蓝几位领导同志，呆坐在那儿，一个个泪流满面，我这才得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闻知噩耗，我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开始考虑写悼念毛主席的文章”。
当时北京的一位中学生蒋健看到，凌晨一架接一架的飞机掠过城区的上空，这是从未有过的事。他感觉，看起来是出大事了。没到上班的时间，军人们就被紧急召集去开会。大概在下午3点的时候，北京50中和108中的主楼顶上突然升起国旗，又突然降了半旗。几乎与此同时，附近的大喇叭突然响了起来，反复说：“今天下午4点钟，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他猜想，一定是毛主席去世了。
收听讣告后北京各界人士的悲痛之情
9月9日下午4时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广播《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杨正泉记述：“全国人民震惊了！八亿人民为失去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极其悲痛！还没有收听完第一遍广播，便纷纷打来电话，倾诉悲痛之情，寄托哀思。全世界震惊了！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作为特大新闻纷纷报道，一些国家和政府的首脑、政党领导人、社会团体和知名人士接连发表谈话、打来唁电表示极其沉痛的哀悼。” 那天出生的孩子的名字，不少叫作念泽、思东、念东……
南京大学教授王觉非暗想：“一个时代到此结束了！”他感到，大家的心情都很紧张，一时南京街上行人一下子就空了。晚7点教师集体听广播，大家板着脸默不作声。
“老三届”高尔品和几个同学在芜湖的大街上，看到的是“没有一个人哭，没有一个人喊。每一个人的脸都铁青着……”
北京的吊唁和瞻仰活动
从9月11日至17日，包括全国和首都各界代表以及各驻华使节、来华外宾在内，总共30多万人前往吊唁，瞻仰毛泽东遗容。
新华社记者报道，吊唁人群“从毛主席遗体两侧缓缓走过，瞻仰最敬爱的领袖的遗容时，都抑制不住心头的极大悲哀，失声痛哭，许多人高喊着：‘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们永远怀念您。’”最后一天，“恸哭之声整日不绝。人们在毛主席的遗体前，一步一呼‘毛主席呀毛主席’，泪水沾满衣襟，久久不忍离去”。
第一天，主要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的部长、副部长，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吊唁。华国锋等人吊唁后，即站立在毛泽东遗体旁守灵。
吊唁组的傅学正看到了许世友，“他面目严肃，穿一身褪了色的军装，足登一双白线编织的有眼儿的便鞋，鞋的前尖上系着一撮紫色的缨子。他东瞅瞅，西看看，好像在观察人们的动静。在休息室里，他拍拍腰中的手枪对工作人员说：今天谁捣乱，我就对他不客气”。
第二天，毛岸青带着妻子邵华、儿子毛新宇来了。
1965年底就被打倒的罗瑞卿是第三天来的，坐着轮椅，痛哭不止，非要站起来鞠躬。傅学正和罗宇架着他站起来，他“连续向毛主席鞠躬五六次之多”。
参加守灵的浩然记述：“我跟几位守灵者站列一排，被这千万人同一的悲哀所震撼，也都陪着流泪。”“在哭泣的人流中，我认出了大寨的郭凤莲。她被人架着，哭着不肯离开，几乎被人抬出灵堂。我還看到了毛主席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她们倒能够掌握住自己，眼泪枯竭，神情呆滞。她们默默地站到灵床边，深深地鞠躬过后，就默默地凝视她们的父亲，片刻过后，又默默地离去了。”
14日下午参加吊唁的叶圣陶记述，他“走近毛主席遗体，怅惘之甚，未能伫立瞻仰。记于一九四九年三月间初次见到，今日为最后一见矣”。
16日下午5时30分，中央政治局成员再一次集体吊唁，并在毛泽东遗体旁守灵，直至6时整，吊唁活动结束。
郭沫若抱病瞻仰了毛泽东遗容，又勉力参加了守灵。
伍修权在瞻仰毛泽东遗容并向其遗体告别时，他看到许多年过花甲甚至古稀的老同志，都孩子似的痛哭起来：“几十年来，不论什么危难情况和险恶环境，只要得到毛主席的指示甚至仅仅想到他，我们就有了战胜一切的力量和勇气，有他在，我们就有胜利，就有希望，就有光明。现在一下失去了他，我们真像忽然都成了‘孤儿’……”
高智在毛泽东的遗体前站了许久，他的眼泪不断地往下流：“难以压抑住自己的悲痛，有千言万语要向他老人家说，主席，您安息吧！我永远会记着您。”
1968年曾被打倒的傅崇碧回忆：“我们只被允许列队看看，给毛主席守灵都不让我们去。许世友司令对‘四人帮’非常恼火，责问他们为什么不让我们跟随毛主席的老同志去给主席守灵。”
青年女工于向真边走边流泪，走出大会堂后号啕大哭，同事们纷纷劝解。其实，她是想起了三个月前，在新华社工作的父母出差越南前的嘱托：“据可靠消息，毛主席健康已经非常脆弱，万一他老人家离去，国内局势有可能失控。……爸爸妈妈把他们设想好的两套特别方案秘授给我，以便万一发生严重动乱或打起内战，我好按此计划先救助家中老辈人，再带着妹妹逃难避祸。”
规模空前的追悼大会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主会场设在天安门广场。
披着黑纱的毛泽东巨幅遗像，悬挂在城楼中央。城楼前面，筑起了红色高台，上面陈放着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江青敬献的花圈。东西两侧陈放着党政军各部门和29个省、市、自治区敬献的花圈。
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
首都百万群众很早就来到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一直延伸到东单、西单。他们臂戴黑纱，胸佩白花，列队肃立。
9月18日下午2时30分，治丧委员会全体成员以及工农兵代表陆续登上高台。
台上的江青全身黑装，黑纱包头，只露面部。她献的花圈署名是“您的学生和亲密战友小青”（在吊唁大厅，江青送的花圈上写着“沉痛悼念崇敬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您的学生、战友江青暨毛岸青、李敏、李讷、毛远志、毛远新”）。
负责实况转播的杨正泉在即将播音前，紧张得“喘不过气来，腿在瑟瑟抖动”。他回忆说：“广场上静极了，北京静极了，只是听到啜泣，听到自己的心脏的怦怦跳动声。”“2点50分，我打手势告诉方明‘开始’！他打开了话筒的开关，停了一会儿，像是有意镇静了一下，长长地吸了一口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这声音立即传遍北京，传遍全中国，传遍全世界！”
新华社报道说：“下午三时整，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同志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全场肃立，百万人默哀三分钟，由500人组成的军乐团奏起悲壮的哀乐。大会实况通过广播和电视传送到千家万户。悲壮的哀乐声传到祖国城乡，传到高山大川，传到辽阔的边疆，传到全国每一个角落。伟大祖国在静默，八亿人民含着眼泪，肃立志哀……”
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
华国锋说：毛主席的逝世，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军乐团成员王爱国回忆：“大约讲到三分之二处时，也许是过度悲伤，也许是过度劳累，华国锋身体向前一歪差一点失去了平衡，勉强坚持将悼词念完。”
罗瑞卿、傅崇碧、王震、张爱萍、韩先楚等人参加了大会。罗瑞卿下了轮椅，拄着双拐，坚持肃立。
在上海居住的贺子珍派侄女贺海峰、外甥女贺小平，代表她到北京奔丧。
在秦城监狱被关押多年的中央党校原校长林枫，此时在病房里，请妻子郭明秋搀扶，面向天安门的方向静默、三鞠躬。
哲学家冯友兰在追悼大会上，作了一首挽诗：“纪念碑前众如林，无声哀于动地音。城楼华表依然在，不见当年带路人。”
大会半小时就结束了。
梁漱溟没有出席追悼大会，早些时候单位就通知他在家，别出去。当天他是在街道革委会看电视实况的。
一些地方和单位的追悼会
各省、市、自治区的政府所在地至各城镇、公社作为“分会场”，先收听北京的现场实况广播，之后举行追悼会。
驻乌鲁木齐部队的文存回忆：王洪文的“向毛主席三鞠躬”拖的时间太长，结果我们鞠躬两次后，他“一鞠躬”才开始。我们算是鞠躬五次。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致悼词，“大家心里难过得像刀割一样，许多人痛哭起来，泪水止不住地流出。我的心是沉甸甸的”。
知青康成杰参加了黑龙江建设兵团第二十三连的追悼会，“这时的心情是何等的难以描述啊！百感千情，千言万语，都汇成夺眶而出的泪水，都铸成一句话：‘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永垂不朽！’”
东北建三江七星农场的群众泪如雨下，有的躺在地下打滚哭……有30多名群众哭得昏了过去，绝大多数是女性。
山东营口市追悼大会开始时，昏暗的天空突然狂风大作，一片厚厚的乌云随风扑来。默哀时，狂风夹雨倾泻下来，真可谓“狂飙为我从天落”了。默哀后一两分钟，那片乌云又被疾风席卷而去。
陕西宝鸡市追悼大会，有的人边哭边唱：“毛主席啊，你老人家怎么说走就走了啊！”“你是我们的大救星，你走了国家怎么办啊……”会场哭声唱声此起彼伏。
贵州大方县的追悼会，高致贤回忆，默哀中“有人哭出声来以后，接着就是许多人放声大哭，哀声动天！谁也不敢劝止，更无法制止……”
福州的追悼大会，晕倒的人很多。知青施晓宇记述：“默哀三分钟时，倒下的人连扶都没人扶，不敢扶。”
当时的厦门一中一学生后来回忆说：“我们全校师生到厦门市工人文化宫广场参加全国的追悼大会。我们随着喇叭向毛主席的遗像三鞠躬，很多人都哭了。‘国悲啊！国悲啊！’邻居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用福州话连声道。”有的公社，当广播里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并播放哀乐时，远远近近的汽车全都鸣笛志哀，会场上更是哭声一片。许多贫下中农在地上打着滚：“毛主席啊，你这一走谁还管我们呀，可让我们怎么活呀……”
对毛泽东的悼念，可以说创造了众多的世界之最，譬如佩戴黑纱的人数之多，佩戴时间之长（有的长达一个月），灵堂之多（仅湖南益阳一县，设灵堂284处，中心灵堂献花圈271个），追悼大会规模之大（“分会场”遍布全国），还有当天下午的全国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关门。
对中国的未来充满盼望与疑惑
毛泽东逝世后，人们考虑最多的，是今后中国向何处去，自己又该怎么办。
翻译家沙博理的感受是：“谁能想象一个新中国没有毛主席？没有了他，我们该怎么办呢？特别是现在，中国处境如此艰难。”知青徐友渔认为：“中国要大变，也许，我们这一代的命运前途也会随之改变。”知青朱箐箐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祖国会不会变色呢？！”有些青年议论，政治局面会缓和一些，不会大搞政治运动了，因为没人具备毛泽东那样的威望。有的人担心自己还能不能调回城市。韶山群众担心会不会打仗。在“批邓”时期，茅盾就担心毛主席逝世后，国家将大乱。
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马识途与知心同事，企图从报纸上的每一条新闻、每一篇文章的缝隙里，每一张照片的背后，看出一点消息来，“我们看到毛主席治丧委员会的名单排序和追悼大会站位，主持人和致悼词人名单，感到忐忑不安。除了华国锋，那一帮子人占优势，如果华国锋被他们架空，失去了最高权力，他们就可以以多数兴风作浪，矫诏夺权”。
军事学院院务部政委董铁城对朋友说：“‘四人帮’要上了台，我们就准备上山打游击。”
知青张铁生与刘继业9日深夜向辽宁团省委领导汇报思想，表达了对国家领导人，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担心，“特别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
一些人还准备聆听毛主席遗嘱的发表。
耿飚认为没有遗嘱：“如果要有什么遗言的话，在毛主席去世后，中央《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以及华国锋同志所致悼词中一定会提及的，可是在这些文件中只字未提这件事。”原毛泽东警卫队队长陈长江也说：毛“没有留下任何遗书，也没有向任何人交代过遗言”。
毛泽东逝世不久，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和“四人帮”的斗争就暗地展开了。
在北京追悼大会上，台上的治丧委员会成员当时都想了些什么，无人得知。
浩然回忆说：“我和其他成员站在华国锋身后，听着他宣读悼词，看看主席台下海洋一般的人群，再看看主席台上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虽然是万里晴空，却隐约感到乌云翻动，变幻莫测，最后在心里暗暗地想：国丧办完，我必须离开北京，回到农村去……”
形势变化急骤。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等人采取了斷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长达10年的内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