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新兴的学科来说,初始的学术取向往往决定着学科的未来走向,初始的研究成绩则影响着学科的基础范式。从中国现代民俗学早期发展时期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四份工作计划可以看出,不同民俗学倡导者对于民俗学的理解以及工作计划相去甚远。以何思敬为代表的西学主张和以杨成志为代表的人类学取向最后都没能成为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道路选择,究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其实践成绩和原创精神的不足。何思敬只有学术主张,没有实际成绩,因而也就没有可供后人仿照的学术范本;杨成志借助他山之石,没有原创的理论和方法,其学术成就最后也只能被归入他山。早期民俗学者具有示范意义的学术成绩主要体现在顾颉刚等人的国学研究上,正是这一研究范式,成为后代民俗学者立足的根本和不断再出发的学术原点。学术史一再告诉我们:任何漂亮的学术主张都是纸上谈兵,唯有原创的学术成绩才是我们不断精进的立足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