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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彤禾，毕业于哈佛大学，前《华尔街日报》驻中国记者。为了写《工厂女孩》（Factory Girls）辞职，她说，要走到工厂女孩的世界里，不背负任何截稿时间，不预设任何判断，记录她们最自然的生长。2008年，《工厂女孩》在美国出版，国外媒体赞誉有加。2013年3月这本书引进出版，译名《打工女孩》。
在《打工女孩》的书里，我主要讲了两个女孩。伍春明是1990年代去东莞的，然后就一直待在那里，她现在快40岁了；吕清敏2003年去的，她可以算是新一代的打工者。其实我挑这两个主角就是希望背景很典型，她们都是年轻女孩，从农村来，家里没钱，没有受过太多训练。伍春明上过中学，吕清敏是上了一段中专后出来打工。她们吸引我，是因为我觉得她们很有意见、很敢说话，对我很好奇，很谈得来，当然不是每个打工者都有这样的个性。她们来自最底层，然后渐渐地离开，一两年两三年她们一直在进步，我觉得是蛮典型的。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向上、每个人都会很成功，是说这样的气氛，大家尽量地从最底层向上，可能找到一个助理的工作或者是秘书、销售方面的工作，然后在东莞认识很多很多人，可能在东莞生活了十年，我觉得这很重要。
春明：我只有靠自己
先讲讲伍春明的一些故事。
春明第一次来东莞是1993年，18岁。她的第一个工作是在玩具厂的流水线上，那时候她一个月赚100块。她进城不久就开始写日记，她写：伍春明，从今天开始，我要求你要养成好习惯，去掉坏习惯。首先你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早起早睡，锻炼身体，给自己定一个作息时间表。第二你要养成良好的学习读书习惯，比如记日记，你必须每天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感、所想的事情用笔给他们记下来。这样不但可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还可以看到自己成长的足迹。
在日记的第一页上，春明写了几个字：献给我自己。日记里全是鼓励自己的话，从各种地方找来的。比方说：每一天都是一年中最好的日子（艾默生）；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归纳一位好经理的特质，那么我认为是决断力。有时候她还会引用自己说过的话：我们可以平凡，但不可以庸俗，伍春明。春明对自己很严厉，总是在提醒自己要用功、少睡觉、减肥、学会讲广东话。她写：你有两个多月了对白话一点也没有长进，记不记得刚进这个厂的目的就是要学会讲白话，如果在这年之内你学不会讲白话，你就是笨猪、笨牛，你不要在广东打工了，每月两三百块钱还不如在家好。
过了几个月，春明辞了工作跳到了另外一个工厂，又辞职后差一点被别人骗去做按摩，逃出来后在街上流浪了一个多月，没有钱也没有地方住。最后她在玩具厂找到了一份工作。她的日记里有一段形容流水线上的生活，写的很生动。“早上七点钟上班，晚上九点钟下班，接着冲凉洗衣服。十点多，有钱的去吃宵夜，没钱的就睡觉。睡到早上六点半大家都还不想起床，但没办法，七点要上班。还有二十分钟爬起来揉一揉肿肿的眼睛，洗脸刷牙。还有十分钟，想吃早餐的利用这十分钟去吃早餐，而我却看见很多人没有吃，不知是不想吃还是为了省钱，或者为了苗条。我总不会为了苗条，为省钱而不顾自己的身体，到底在外打工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挣这几个钱吗？”
春明一进厂就开始打算怎么往上爬。她的家庭很穷，父母都是农民，她的母亲不识字，春明上到中学，她努力向上的心实在很强，她最怕的就是站在原地不动。她写着：下个月发工资去报读速记文秘函授大学，我一定要拿到一个大学毕业证，我来广东绝不是为了挣这两三百块钱一个月，这只是我的落脚点，这绝不是我的永留之地。没有人会理解我，我也不需要别人来理解我，我仅可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春明来到东莞三年，一次都没有回家，她告诉朋友这是因为厂里给他们的假期太短。但是在她日记里写着：“有谁知道我为什么不回家过年？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实在不想浪费时间，因为我要读书。”她渐渐地和父母那个老的世界离得越来越远，父母希望她定下来早早结婚，最好嫁给附近村子的人。有一次春明给家里写信：“爸爸妈妈，看来我们之间是无法沟通的。你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也不会明白女儿心里真正所想的。也许你们所想的是我已经找到了我理想的厂了，有三百多块钱一个月，以为我再也不会跳厂，你们的要求也许是再也不会跳厂的，在这个厂好好做两年再回家结婚，就像农村所有女孩子那样成一个家。然而这些都是我在想的，我的计划是第一去读函授大学，第二学会讲广东话，第三一无所有、一事无成的话绝不结婚。”春明在流水线上工作了六个多月，听说她的厂在招文员，她向老板写了一封信，然后她就被选上了。新的工资一个月300块，是她之前岗位的三倍。春明在厂里的职位变高了后，她的世界的重点也渐渐变了。现在她不再写每天工作的细节，没有再记录她赚了多少钱，攒了多少钱，她的父母出现的越来越少，后来再也不提了。
春明现在写的多半是怎样才能在职业上成功的规则，比如接受批评的九个规定、转向成功的五大秘诀、五种严禁的方法，吃饭时不能做的十件事，包括喝汤的时候不要将汤勺碰向碗子和千万不要把骨头渣子吐在地上。最重要的一件事，这些农民工才进城几天就都学到了。她在日记里写着：“来到东莞跳了四五个厂，却还是一个厂比一个厂强，更重要的是不管什么时候，我从来就靠自己。不曾求过任何人，虽然也算有几个好朋友，但却没有一个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过我。
记得从深圳逃回来，那时才是真正的一无所有，除了个人没有任何什么，在外一个月身无分文，甚至一连饿上两天也无人知道。虽然哥嫂他们都在这，但我不愿去找他们，因为他们毕竟帮不了什么。我时常想，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只有靠自己，是的，我只有靠自己。”
清敏：她和她做的产品间的关系
我一开始写这些关于打工族的文章，很多外国媒体早已登了关于打工族的专栏报道。他们的重点多半是工人受伤和被虐待，我的想法是事情可能不这么简单，如果出门打工真的只是受罪，不可能有一亿五千万人都会跳进去。我怀疑打工族自己对出去打工这件事情的看法可能很不一样。虽然打工很辛苦，也是一个机会，一个有趣的探险。那两年，我差不多每个月都会去东莞一两个礼拜，主要是采访两个打工女孩。我发现，如果你花两个小时采访一个人，或者你花几个月的时间跟着她，看她生活的上上下下，你得到的结论会很不一样。比方说如果我认识春明就是她在第一个工厂工作，或者是刚刚差一点被骗，而在街上游荡，那我写出的文章可能是很悲惨的生活。但是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我可以看得出她的生活不断地向上改善，我看到她过去十年的生活，她从最初级的工人，现在已经快要进入中产阶级。因为花很多时间，才可以真正了解这些事情。 中国的打工者，生产手机、电脑、提包等我们用的东西，他们跟这些产品有什么样的关系？在美国媒体上，他们通常都会从这个角度来说：你看这个员工多可怜，他在这个iPhone的工厂里工作，但是他连个iPhone都买不起！他可能要花几个月的薪水才买得起，这就代表这个世界多不公平，甚至说我们应该不要买这个iPhone，因为这个iPhone包含虐待这些工人的成分。
我换个角度来看，讲讲我书中的另一个女孩吕清敏，她跟她做的产品有什么样的关系。一次，我跟吕清敏一起回家过年。在火车上，她送了我一个礼物，一个钱包。她说，谢谢你，没有什么礼物给你，就这个小钱包。我在心里想，肯定是假的。
我们到她家后，吕清敏送给妈妈一个皮包，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牌子。另外一天，清敏的姐姐也是在同一家厂工作，她背着一个很时髦的皮包。渐渐的，我才发现，这些皮包大概是她们工厂做的，不是假的，是真的。后来，她们告诉我，就是她们所在的厂制造的。这些包在美国一个包可能卖6000，我不知道是6000元还是6000美元，反正就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数字。
回东莞后，有一天我问清敏，她们是怎么样得到这些包的？因为清敏宿舍里有好多个这样的很高级的包，钱包、皮包就挂在各处。原来她的男朋友阿杰是在生产线上工作的，他说很容易，在生产包的时候多做一两个，跟保安又是好朋友，他就让你拿走。我问他，就是说偷了这些包是吗？他说不能这样说，他们跟保安是好朋友，这个包的生产已经结束了，他们多做一两个包没问题的。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因为在传统的外国媒体上，会说清敏在这里工作六个月才可以买得起这个包，这代表她多可怜。事实上，她跟这个钱包的关系其实很复杂，很奇怪，是我们不能想象的。
我们怎么样看这些打工者？把他看成真正的人还是把他看成生产机器里的一个螺丝钉？
他们努力寻找，找回自己
我第一次去东莞是2004年，那时候我是驻北京的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我在街上碰到了很多农民工，听了他们的故事，后来我觉得可以写一本书。很多人问我：是怎么样得到这些年轻女孩的信任的？其实要她们跟我谈话并不难，我跟几十个人在街上见面谈话，她们都很和气，都愿意跟我谈。她们是外来人，我也是外来人，我觉得这让她们比较容易可以接受我。最难的一部分是跟她们保持联系，因为每一个人随时都可以换工作、搬家或者是改变手机号码。我有时候觉得我最后写的人是她们选的我，当然我也选了她们，她们对这个事件很好奇，对我这个外国记者也同样好奇，这种相互的兴趣让我们保持联系，变成了朋友。
最大的困难就是我要能随机应变。差不多每次我看到春明她都变了个人，我认识她的前三年我看她改变了工作五次，她随时都想给自己造一个新面貌，比方说整牙齿、染头发、烫卷或者是烫直，有时候还试着最流行的减肥方式。对她来说生活里的大事就是不停地创造一个新的自己。
春明的物质生活比较稳定之后，她开始想了解生活的意义，这让她做了一些很不相干的事情。有一段时间她一心一意要学英语，不久她就放弃了，参加了一个直销营养品的公司。再过一段时间这边又放弃了，她开始只吃生的蔬菜、水果，她劝我一定要这样做。我跟春明熟了以后，我了解一些她让我很感动的事。在这个无情的工厂世界，她有过这么多无聊的工作，这么多可恶的老板，这么多糟糕的男朋友，她还可以这么乐观，还可以想改善自己的身心，还相信自己可以找到真的爱情。很多人批评说中国人今天只关心赚钱，买车、买房子。但是春明让我了解，有些人要的其实很不一样。“我想提高生活质量。”她跟我说，“我想找到新的快乐。”春明在找更深的生活的意义，虽然她自己也说不出这是什么。
现在，中国的流动人口有一亿五千万。对很多农民工来说，第一次住在城里就是很大的挑战。比如，跟不认识的人住一个宿舍，要防止被偷、被骗。连过城里的大马路都得学，像东莞的马路有十条车道那么宽，基本就是高速公路。渐渐的，这些打工族学会了怎么样改善他们的工作状态，把迁移看作是个很好的机会，来赚钱，来花钱，来学技能，来交朋友，来谈恋爱，而且摆脱传统农村的一些拘束。我问过很多打工女孩，她们喜欢城里的什么，没想到很多人都说一样的话：“我喜欢这儿的自由。”打工族说进城是改变命运，尤其是对年轻的女孩，因为传统上她们多半结婚很早，而且就呆在家里。她们这样做也在推翻古老的概念，年轻人应该听长辈的话，儿子总是比女儿重要，家庭是每个人生活的中心。这些打工者开始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就像春明在日记里写的：献给我自己。这种个人主义在中国是很新的一件事。有一个年轻女孩告诉我，她的村里有一句老话：一辈子不用出远门就是好命。但是最近这些年出去打工的人不但很多，而且干得很好，现在村里的人说，走得离家越远就越光彩。
我发现，我问这些打工女孩的故事时，她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阶段是老板要她做什么，她拒绝，或是老板给的薪水她不满意，就去跟老板吵架；或是她不喜欢这个工作，她想辞职，就去告诉老板要辞职，想要回押金。我发现，她们所有的故事里就是生活有了转变，她们就要say no。我觉得，这是因为在那些规模很大的厂里，你跟一万个人、五万个人都一样，你很容易就感觉失去了自己。但是你站起来跟老板说，我不要这样做，你要给我公平的待遇，或是你要给我一个机会，在那个时段，你就又有你的个人，你找回了自己了。在我的书里就是要说，她们是怎么样找到个人、怎么样发展个人，改变了自己的观念的。
我刚刚去东莞采访的时候，担心跟工人花这么多时间，可能会很闷，我担心没有事情会发生，或者他们没有什么可以跟我说的。其实，我发现这些年轻女孩很聪明、很幽默、很勇敢、很大方，她们跟我说她们的故事，教了我很多关于工厂、关于中国，关于在这个世界里怎么样生活的事情。我在中国住了十年，感觉很幸运，亲眼看到很多人生活里的改变，在这个时代，平凡的人都可以活得很精彩。
（根据作者在北京大学的讲座整理）
责任编辑：张蕾磊
在《打工女孩》的书里，我主要讲了两个女孩。伍春明是1990年代去东莞的，然后就一直待在那里，她现在快40岁了；吕清敏2003年去的，她可以算是新一代的打工者。其实我挑这两个主角就是希望背景很典型，她们都是年轻女孩，从农村来，家里没钱，没有受过太多训练。伍春明上过中学，吕清敏是上了一段中专后出来打工。她们吸引我，是因为我觉得她们很有意见、很敢说话，对我很好奇，很谈得来，当然不是每个打工者都有这样的个性。她们来自最底层，然后渐渐地离开，一两年两三年她们一直在进步，我觉得是蛮典型的。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向上、每个人都会很成功，是说这样的气氛，大家尽量地从最底层向上，可能找到一个助理的工作或者是秘书、销售方面的工作，然后在东莞认识很多很多人，可能在东莞生活了十年，我觉得这很重要。
春明：我只有靠自己
先讲讲伍春明的一些故事。
春明第一次来东莞是1993年，18岁。她的第一个工作是在玩具厂的流水线上，那时候她一个月赚100块。她进城不久就开始写日记，她写：伍春明，从今天开始，我要求你要养成好习惯，去掉坏习惯。首先你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早起早睡，锻炼身体，给自己定一个作息时间表。第二你要养成良好的学习读书习惯，比如记日记，你必须每天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感、所想的事情用笔给他们记下来。这样不但可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还可以看到自己成长的足迹。
在日记的第一页上，春明写了几个字：献给我自己。日记里全是鼓励自己的话，从各种地方找来的。比方说：每一天都是一年中最好的日子（艾默生）；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归纳一位好经理的特质，那么我认为是决断力。有时候她还会引用自己说过的话：我们可以平凡，但不可以庸俗，伍春明。春明对自己很严厉，总是在提醒自己要用功、少睡觉、减肥、学会讲广东话。她写：你有两个多月了对白话一点也没有长进，记不记得刚进这个厂的目的就是要学会讲白话，如果在这年之内你学不会讲白话，你就是笨猪、笨牛，你不要在广东打工了，每月两三百块钱还不如在家好。
过了几个月，春明辞了工作跳到了另外一个工厂，又辞职后差一点被别人骗去做按摩，逃出来后在街上流浪了一个多月，没有钱也没有地方住。最后她在玩具厂找到了一份工作。她的日记里有一段形容流水线上的生活，写的很生动。“早上七点钟上班，晚上九点钟下班，接着冲凉洗衣服。十点多，有钱的去吃宵夜，没钱的就睡觉。睡到早上六点半大家都还不想起床，但没办法，七点要上班。还有二十分钟爬起来揉一揉肿肿的眼睛，洗脸刷牙。还有十分钟，想吃早餐的利用这十分钟去吃早餐，而我却看见很多人没有吃，不知是不想吃还是为了省钱，或者为了苗条。我总不会为了苗条，为省钱而不顾自己的身体，到底在外打工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挣这几个钱吗？”
春明一进厂就开始打算怎么往上爬。她的家庭很穷，父母都是农民，她的母亲不识字，春明上到中学，她努力向上的心实在很强，她最怕的就是站在原地不动。她写着：下个月发工资去报读速记文秘函授大学，我一定要拿到一个大学毕业证，我来广东绝不是为了挣这两三百块钱一个月，这只是我的落脚点，这绝不是我的永留之地。没有人会理解我，我也不需要别人来理解我，我仅可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春明来到东莞三年，一次都没有回家，她告诉朋友这是因为厂里给他们的假期太短。但是在她日记里写着：“有谁知道我为什么不回家过年？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实在不想浪费时间，因为我要读书。”她渐渐地和父母那个老的世界离得越来越远，父母希望她定下来早早结婚，最好嫁给附近村子的人。有一次春明给家里写信：“爸爸妈妈，看来我们之间是无法沟通的。你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也不会明白女儿心里真正所想的。也许你们所想的是我已经找到了我理想的厂了，有三百多块钱一个月，以为我再也不会跳厂，你们的要求也许是再也不会跳厂的，在这个厂好好做两年再回家结婚，就像农村所有女孩子那样成一个家。然而这些都是我在想的，我的计划是第一去读函授大学，第二学会讲广东话，第三一无所有、一事无成的话绝不结婚。”春明在流水线上工作了六个多月，听说她的厂在招文员，她向老板写了一封信，然后她就被选上了。新的工资一个月300块，是她之前岗位的三倍。春明在厂里的职位变高了后，她的世界的重点也渐渐变了。现在她不再写每天工作的细节，没有再记录她赚了多少钱，攒了多少钱，她的父母出现的越来越少，后来再也不提了。
春明现在写的多半是怎样才能在职业上成功的规则，比如接受批评的九个规定、转向成功的五大秘诀、五种严禁的方法，吃饭时不能做的十件事，包括喝汤的时候不要将汤勺碰向碗子和千万不要把骨头渣子吐在地上。最重要的一件事，这些农民工才进城几天就都学到了。她在日记里写着：“来到东莞跳了四五个厂，却还是一个厂比一个厂强，更重要的是不管什么时候，我从来就靠自己。不曾求过任何人，虽然也算有几个好朋友，但却没有一个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过我。
记得从深圳逃回来，那时才是真正的一无所有，除了个人没有任何什么，在外一个月身无分文，甚至一连饿上两天也无人知道。虽然哥嫂他们都在这，但我不愿去找他们，因为他们毕竟帮不了什么。我时常想，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只有靠自己，是的，我只有靠自己。”
清敏：她和她做的产品间的关系
我一开始写这些关于打工族的文章，很多外国媒体早已登了关于打工族的专栏报道。他们的重点多半是工人受伤和被虐待，我的想法是事情可能不这么简单，如果出门打工真的只是受罪，不可能有一亿五千万人都会跳进去。我怀疑打工族自己对出去打工这件事情的看法可能很不一样。虽然打工很辛苦，也是一个机会，一个有趣的探险。那两年，我差不多每个月都会去东莞一两个礼拜，主要是采访两个打工女孩。我发现，如果你花两个小时采访一个人，或者你花几个月的时间跟着她，看她生活的上上下下，你得到的结论会很不一样。比方说如果我认识春明就是她在第一个工厂工作，或者是刚刚差一点被骗，而在街上游荡，那我写出的文章可能是很悲惨的生活。但是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我可以看得出她的生活不断地向上改善，我看到她过去十年的生活，她从最初级的工人，现在已经快要进入中产阶级。因为花很多时间，才可以真正了解这些事情。 中国的打工者，生产手机、电脑、提包等我们用的东西，他们跟这些产品有什么样的关系？在美国媒体上，他们通常都会从这个角度来说：你看这个员工多可怜，他在这个iPhone的工厂里工作，但是他连个iPhone都买不起！他可能要花几个月的薪水才买得起，这就代表这个世界多不公平，甚至说我们应该不要买这个iPhone，因为这个iPhone包含虐待这些工人的成分。
我换个角度来看，讲讲我书中的另一个女孩吕清敏，她跟她做的产品有什么样的关系。一次，我跟吕清敏一起回家过年。在火车上，她送了我一个礼物，一个钱包。她说，谢谢你，没有什么礼物给你，就这个小钱包。我在心里想，肯定是假的。
我们到她家后，吕清敏送给妈妈一个皮包，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牌子。另外一天，清敏的姐姐也是在同一家厂工作，她背着一个很时髦的皮包。渐渐的，我才发现，这些皮包大概是她们工厂做的，不是假的，是真的。后来，她们告诉我，就是她们所在的厂制造的。这些包在美国一个包可能卖6000，我不知道是6000元还是6000美元，反正就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数字。
回东莞后，有一天我问清敏，她们是怎么样得到这些包的？因为清敏宿舍里有好多个这样的很高级的包，钱包、皮包就挂在各处。原来她的男朋友阿杰是在生产线上工作的，他说很容易，在生产包的时候多做一两个，跟保安又是好朋友，他就让你拿走。我问他，就是说偷了这些包是吗？他说不能这样说，他们跟保安是好朋友，这个包的生产已经结束了，他们多做一两个包没问题的。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因为在传统的外国媒体上，会说清敏在这里工作六个月才可以买得起这个包，这代表她多可怜。事实上，她跟这个钱包的关系其实很复杂，很奇怪，是我们不能想象的。
我们怎么样看这些打工者？把他看成真正的人还是把他看成生产机器里的一个螺丝钉？
他们努力寻找，找回自己
我第一次去东莞是2004年，那时候我是驻北京的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我在街上碰到了很多农民工，听了他们的故事，后来我觉得可以写一本书。很多人问我：是怎么样得到这些年轻女孩的信任的？其实要她们跟我谈话并不难，我跟几十个人在街上见面谈话，她们都很和气，都愿意跟我谈。她们是外来人，我也是外来人，我觉得这让她们比较容易可以接受我。最难的一部分是跟她们保持联系，因为每一个人随时都可以换工作、搬家或者是改变手机号码。我有时候觉得我最后写的人是她们选的我，当然我也选了她们，她们对这个事件很好奇，对我这个外国记者也同样好奇，这种相互的兴趣让我们保持联系，变成了朋友。
最大的困难就是我要能随机应变。差不多每次我看到春明她都变了个人，我认识她的前三年我看她改变了工作五次，她随时都想给自己造一个新面貌，比方说整牙齿、染头发、烫卷或者是烫直，有时候还试着最流行的减肥方式。对她来说生活里的大事就是不停地创造一个新的自己。
春明的物质生活比较稳定之后，她开始想了解生活的意义，这让她做了一些很不相干的事情。有一段时间她一心一意要学英语，不久她就放弃了，参加了一个直销营养品的公司。再过一段时间这边又放弃了，她开始只吃生的蔬菜、水果，她劝我一定要这样做。我跟春明熟了以后，我了解一些她让我很感动的事。在这个无情的工厂世界，她有过这么多无聊的工作，这么多可恶的老板，这么多糟糕的男朋友，她还可以这么乐观，还可以想改善自己的身心，还相信自己可以找到真的爱情。很多人批评说中国人今天只关心赚钱，买车、买房子。但是春明让我了解，有些人要的其实很不一样。“我想提高生活质量。”她跟我说，“我想找到新的快乐。”春明在找更深的生活的意义，虽然她自己也说不出这是什么。
现在，中国的流动人口有一亿五千万。对很多农民工来说，第一次住在城里就是很大的挑战。比如，跟不认识的人住一个宿舍，要防止被偷、被骗。连过城里的大马路都得学，像东莞的马路有十条车道那么宽，基本就是高速公路。渐渐的，这些打工族学会了怎么样改善他们的工作状态，把迁移看作是个很好的机会，来赚钱，来花钱，来学技能，来交朋友，来谈恋爱，而且摆脱传统农村的一些拘束。我问过很多打工女孩，她们喜欢城里的什么，没想到很多人都说一样的话：“我喜欢这儿的自由。”打工族说进城是改变命运，尤其是对年轻的女孩，因为传统上她们多半结婚很早，而且就呆在家里。她们这样做也在推翻古老的概念，年轻人应该听长辈的话，儿子总是比女儿重要，家庭是每个人生活的中心。这些打工者开始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就像春明在日记里写的：献给我自己。这种个人主义在中国是很新的一件事。有一个年轻女孩告诉我，她的村里有一句老话：一辈子不用出远门就是好命。但是最近这些年出去打工的人不但很多，而且干得很好，现在村里的人说，走得离家越远就越光彩。
我发现，我问这些打工女孩的故事时，她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阶段是老板要她做什么，她拒绝，或是老板给的薪水她不满意，就去跟老板吵架；或是她不喜欢这个工作，她想辞职，就去告诉老板要辞职，想要回押金。我发现，她们所有的故事里就是生活有了转变，她们就要say no。我觉得，这是因为在那些规模很大的厂里，你跟一万个人、五万个人都一样，你很容易就感觉失去了自己。但是你站起来跟老板说，我不要这样做，你要给我公平的待遇，或是你要给我一个机会，在那个时段，你就又有你的个人，你找回了自己了。在我的书里就是要说，她们是怎么样找到个人、怎么样发展个人，改变了自己的观念的。
我刚刚去东莞采访的时候，担心跟工人花这么多时间，可能会很闷，我担心没有事情会发生，或者他们没有什么可以跟我说的。其实，我发现这些年轻女孩很聪明、很幽默、很勇敢、很大方，她们跟我说她们的故事，教了我很多关于工厂、关于中国，关于在这个世界里怎么样生活的事情。我在中国住了十年，感觉很幸运，亲眼看到很多人生活里的改变，在这个时代，平凡的人都可以活得很精彩。
（根据作者在北京大学的讲座整理）
责任编辑：张蕾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