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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思想:提倡人治主义和法治主义。
人生理想:实行开明专制。
主要著作:《饮冰室合集》《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民说》《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天生英才指点江山
少年梁启超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天才,四五岁就读完了《四书》《诗经》;6岁在父亲教导下五经卒业,除经学外,还读《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古文辞类纂》等;9岁能做千言的文章;12岁便中秀才。这一段的学习,不仅给梁启超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国学基础,也是他后来能够对传统国学进行深入研究和大胆变革的先决条件。
17岁的时候,梁启超即中举人,可谓少年得名。当时的主考官李端棻看中了这位青年新贵,打破社会地位的悬殊,将其妹妹许配给梁启超,并携梁赴京会试。
可恰恰就在此时,梁启超结识了康有为,从此他的人生道路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佛教用来形容佛祖说法时的词语),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于是退出学海堂,拜康有为为师。康有为知识广博,眼界开阔,尤其重视史学、今文经学和西学,当时的梁启超只能望其项背。梁启超不无谦虚地说过,“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尽舍训诂之学,接受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与政治主张,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史称“康梁”。
从学康有为四年后(1894年),师徒二人一同赴北京参加会试。在京期间,梁启超积极参与到康有为组织的各项活动中,协助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参与创办《中外纪闻》。
在创办《时务报》的过程中,梁氏最早阅读和接受了严复所译《天演论》中的进化论思想,并以此为指导,写下了《变法通议》,猛烈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守旧,阐述变法图存的道理。他提出,“法者天下之公器,变者天下之公理。”日本以“自变”而自强,印度以“不变”而沦为英国的殖民地。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代中国,只有变法才能图存,但“法”应如何变?梁启超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日,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所谓“变官制”,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的根本变革就是实行君主立宪。
内心深处的革命火种
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思想开始倾向于革命。在1898年创办的《清议报》上,梁启超经常撰文揭露清廷的黑暗、堕落,大力倡导民权,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学说,大谈“破坏主义”。梁启超开始脱离康有为的影响,独立研究“西学”,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特别是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自由主义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开始倾向于革命。这段时间,他与同在日本的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在梁启超看来,革命无疑是一种救国的手段。
正当他徘徊在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时候,他的思想又开始发生转变。戊戌变法的悲惨结局和对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深入研究,让梁启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徒变枝叶不变本原是万万不行的,而“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政治制度只是枝叶,其背后实际有一种更广的文化支持,具体表现为国民素质,或日“国民性”。因此,他提出要改造“国民性”,造就“新民”,并以“中国之新民”作为自己的笔名,创办了《新民丛报》。
在《新民丛报》上,梁启超发表了约11万字的总题为《新民说》的系列文章,连载四年。自此,梁氏的思想开始由“政治”转向“启蒙”,一跃而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
诚如许纪霖所说:“中国的启蒙,非自‘五四’起,实乃从《新民说》而始。‘五四’的启蒙思想家们,无论是胡适、鲁迅,还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都接受过梁启超《新民说》的思想洗礼……《新民说》可以说是中国启蒙思想的处女地。”毛泽东评价梁启超为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梁启超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他手里握着那个时代最富有魅力的笔,在历史的转折点,以如火的激情,点燃了一代仁人志士心中的明灯,也由此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未来。
回归国学
开明专制的理想破灭后,梁启超决意退出政坛,潜心研究学问,以西学的方法研究中学。
1919年,梁启超在访问欧洲一年后,写下《欧游新影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满目疮痍,十分萧条,梁启超认为这是科学破产所致,于是对他一直以来所向往的西方文明与科学产生了怀疑。他接受了1917年史宾格勒历史哲学名著《西方的没落》的观点,认为文明像生命一般诞生、茁壮、衰老,而后一去不返,西方文明的象征是“无穷的空间”,中国文明的象征是“道”,西方必须要向东方学习。
从欧洲回来之后,他就与胡适等人一起积极参与了整理国故的运动,并成为国粹主义史学派的中坚。1923年发表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提纲挈领地介绍了中国在经学、史学、文学以及子部、集部、杂论等方面几百本要籍的精华所在、攻读要点与具体方法。
梁启超认为史学是国学最重要的部分,所以他的国学研究也以史学为第一重头戏。他先后撰写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煌煌专著。
围绕着新史学的创立,梁启超对地理学、经学、诸子学、考据学、小学、音韵学、目录校勘学、谱牒学、金石学、考古学,都在整理旧有成绩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为这些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卓著的贡献。这一时期的梁启超,成为了整理国故的行家里手,是同代人中的国粹巨擘。他以一代宗师的身份,打通了建设新国学的道路。
死亡日历
可惜的是,正当梁启超找到了一条可以释放全部生命能量的路途时,却不得不面临着人生的凋谢。1923年春,由于妻子癌症复发病逝,梁极为伤悼,此后尿中开始带血。因不愿增家人之累,秘不告人。到1926年1月,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才同意到德国医院检查。经名医克礼诊察后,发现是尿血症,但始终找不出病原所在。
1927年4月初,割掉肾一周年,梁再到协和医院检查,结果是:肾功能已完全恢复,其他各部分都很好,“赤化”虽未殄灭,于身体完全无伤,不理它便是。唯一的药,就是节劳。
这一月,康有为忽然逝世,身后很是萧条,作为学生的梁启超汇去几百元才将之草草成殓。想起两人师生一场,并肩战斗,伤感异常。又念“全国一天一天 趋到纷乱,举目无一可以戡定大乱之人”,因之“极感苦痛”。
6月,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梁启超所受刺激更不待言。他给令娴的信里说:“我一个月来旧病复发得颇厉害,约摸四十余天没有停止,原因在学校批阅学生成绩太劳,王静安事变又未免太受刺激。”
1928年12月7日,梁启超小便忽又堵塞,约30小时。17日病势转热,寒热交作。至1929年1月19日下午2点50分,梁启超阖然长逝。
◎花事对联轶事一则
梁启超10岁那年,随父亲到朋友家做客。一进家门,他便被院子里一株蓓蕾初绽的杏树迷住了,并偷偷地折下一枝,遮掩在宽阔的袖筒里。谁知,他的这一微妙之举,恰恰被教子甚严的父亲和朋友的家人看在眼里。
筵席上,父亲总为儿子这件事惴惴不安,一心想不露声色暗示儿子一番。为活跃气氛,父亲便当众对启超说:“开宴前,我先出一副上联,如能对好,方可举杯,否则,只能为长辈斟酒沏茶,不准落座。”小启超不知父亲用意,毫无思想准备,但凭腹中才学,自信不会出丑,于是满口答应。父亲略加思索,作出上联:“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小启超听后恍然大恒,但未显失色,随口对来:“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对联一经出口,堂前喝彩不已。
◎张梁对无缝如天衣
光绪年间,两广总督张之洞坐镇汉口时,广东才子梁启超年方弱冠。一日,梁在家乡广东及第举人后,上京会试路过汉口。张久闻其名,为考其实学,在宴请时出一联嘱梁相对:“四水江第一,四季夏第二,老夫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此联咄咄逼人,口气好大,暗喻张乃江夏(汉口)第一高官(四水即长江、淮河、黄河与汉水,以长江第一)。而且有四、一、二等数字,颇难应对。才华出众的梁启超,不亢不卑,从容应对:“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后,小生本儒人,岂敢在前!岂敢在后!”梁自称儒人,以三教(指儒、道、墨)、三才(指天、地、人)对四水四季,以在前、在后对第一、第二,堪称天衣无缝的绝对。
◎梁启超证婚苦训徐志摩
徐志摩与陆小曼,经过一段曲折浪漫的相恋之后,于1926年订婚。而请出徐志摩的先生梁启超作证婚人,则是徐家同意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的三个必要条件之一。梁本欲拒绝,因为他不主张徐陆结合。后来经不起胡适等人的一再劝说,方同意证婚。
婚礼如期举行,轮到证婚人致辞时,梁缓缓起身,表情肃然地说:“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必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此言一出,举座皆惊。梁接着说:“徐志摩、陆小曼,你们听着!你们都是离过婚,又重新结婚的,都是过来人了!这全是由于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希望你们不要再一次成为过来人。我作为徐志摩的先生——假如你还认我做先生的话——又作为今天这场婚礼的证婚人,我送你们一句话,祝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这段证婚辞令徐志摩面红耳赤,陆小曼脸色发白,冷汗涔涔。徐志摩强忍愧怍,上前对梁说道:“先生不要再讲下去了,顾全一点弟子的面子吧。”
人生理想:实行开明专制。
主要著作:《饮冰室合集》《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民说》《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天生英才指点江山
少年梁启超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天才,四五岁就读完了《四书》《诗经》;6岁在父亲教导下五经卒业,除经学外,还读《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古文辞类纂》等;9岁能做千言的文章;12岁便中秀才。这一段的学习,不仅给梁启超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国学基础,也是他后来能够对传统国学进行深入研究和大胆变革的先决条件。
17岁的时候,梁启超即中举人,可谓少年得名。当时的主考官李端棻看中了这位青年新贵,打破社会地位的悬殊,将其妹妹许配给梁启超,并携梁赴京会试。
可恰恰就在此时,梁启超结识了康有为,从此他的人生道路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佛教用来形容佛祖说法时的词语),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于是退出学海堂,拜康有为为师。康有为知识广博,眼界开阔,尤其重视史学、今文经学和西学,当时的梁启超只能望其项背。梁启超不无谦虚地说过,“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尽舍训诂之学,接受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与政治主张,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史称“康梁”。
从学康有为四年后(1894年),师徒二人一同赴北京参加会试。在京期间,梁启超积极参与到康有为组织的各项活动中,协助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参与创办《中外纪闻》。
在创办《时务报》的过程中,梁氏最早阅读和接受了严复所译《天演论》中的进化论思想,并以此为指导,写下了《变法通议》,猛烈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守旧,阐述变法图存的道理。他提出,“法者天下之公器,变者天下之公理。”日本以“自变”而自强,印度以“不变”而沦为英国的殖民地。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代中国,只有变法才能图存,但“法”应如何变?梁启超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日,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所谓“变官制”,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的根本变革就是实行君主立宪。
内心深处的革命火种
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思想开始倾向于革命。在1898年创办的《清议报》上,梁启超经常撰文揭露清廷的黑暗、堕落,大力倡导民权,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学说,大谈“破坏主义”。梁启超开始脱离康有为的影响,独立研究“西学”,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特别是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自由主义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开始倾向于革命。这段时间,他与同在日本的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在梁启超看来,革命无疑是一种救国的手段。
正当他徘徊在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时候,他的思想又开始发生转变。戊戌变法的悲惨结局和对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深入研究,让梁启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徒变枝叶不变本原是万万不行的,而“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政治制度只是枝叶,其背后实际有一种更广的文化支持,具体表现为国民素质,或日“国民性”。因此,他提出要改造“国民性”,造就“新民”,并以“中国之新民”作为自己的笔名,创办了《新民丛报》。
在《新民丛报》上,梁启超发表了约11万字的总题为《新民说》的系列文章,连载四年。自此,梁氏的思想开始由“政治”转向“启蒙”,一跃而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
诚如许纪霖所说:“中国的启蒙,非自‘五四’起,实乃从《新民说》而始。‘五四’的启蒙思想家们,无论是胡适、鲁迅,还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都接受过梁启超《新民说》的思想洗礼……《新民说》可以说是中国启蒙思想的处女地。”毛泽东评价梁启超为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梁启超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他手里握着那个时代最富有魅力的笔,在历史的转折点,以如火的激情,点燃了一代仁人志士心中的明灯,也由此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未来。
回归国学
开明专制的理想破灭后,梁启超决意退出政坛,潜心研究学问,以西学的方法研究中学。
1919年,梁启超在访问欧洲一年后,写下《欧游新影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满目疮痍,十分萧条,梁启超认为这是科学破产所致,于是对他一直以来所向往的西方文明与科学产生了怀疑。他接受了1917年史宾格勒历史哲学名著《西方的没落》的观点,认为文明像生命一般诞生、茁壮、衰老,而后一去不返,西方文明的象征是“无穷的空间”,中国文明的象征是“道”,西方必须要向东方学习。
从欧洲回来之后,他就与胡适等人一起积极参与了整理国故的运动,并成为国粹主义史学派的中坚。1923年发表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提纲挈领地介绍了中国在经学、史学、文学以及子部、集部、杂论等方面几百本要籍的精华所在、攻读要点与具体方法。
梁启超认为史学是国学最重要的部分,所以他的国学研究也以史学为第一重头戏。他先后撰写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煌煌专著。
围绕着新史学的创立,梁启超对地理学、经学、诸子学、考据学、小学、音韵学、目录校勘学、谱牒学、金石学、考古学,都在整理旧有成绩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为这些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卓著的贡献。这一时期的梁启超,成为了整理国故的行家里手,是同代人中的国粹巨擘。他以一代宗师的身份,打通了建设新国学的道路。
死亡日历
可惜的是,正当梁启超找到了一条可以释放全部生命能量的路途时,却不得不面临着人生的凋谢。1923年春,由于妻子癌症复发病逝,梁极为伤悼,此后尿中开始带血。因不愿增家人之累,秘不告人。到1926年1月,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才同意到德国医院检查。经名医克礼诊察后,发现是尿血症,但始终找不出病原所在。
1927年4月初,割掉肾一周年,梁再到协和医院检查,结果是:肾功能已完全恢复,其他各部分都很好,“赤化”虽未殄灭,于身体完全无伤,不理它便是。唯一的药,就是节劳。
这一月,康有为忽然逝世,身后很是萧条,作为学生的梁启超汇去几百元才将之草草成殓。想起两人师生一场,并肩战斗,伤感异常。又念“全国一天一天 趋到纷乱,举目无一可以戡定大乱之人”,因之“极感苦痛”。
6月,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梁启超所受刺激更不待言。他给令娴的信里说:“我一个月来旧病复发得颇厉害,约摸四十余天没有停止,原因在学校批阅学生成绩太劳,王静安事变又未免太受刺激。”
1928年12月7日,梁启超小便忽又堵塞,约30小时。17日病势转热,寒热交作。至1929年1月19日下午2点50分,梁启超阖然长逝。
◎花事对联轶事一则
梁启超10岁那年,随父亲到朋友家做客。一进家门,他便被院子里一株蓓蕾初绽的杏树迷住了,并偷偷地折下一枝,遮掩在宽阔的袖筒里。谁知,他的这一微妙之举,恰恰被教子甚严的父亲和朋友的家人看在眼里。
筵席上,父亲总为儿子这件事惴惴不安,一心想不露声色暗示儿子一番。为活跃气氛,父亲便当众对启超说:“开宴前,我先出一副上联,如能对好,方可举杯,否则,只能为长辈斟酒沏茶,不准落座。”小启超不知父亲用意,毫无思想准备,但凭腹中才学,自信不会出丑,于是满口答应。父亲略加思索,作出上联:“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小启超听后恍然大恒,但未显失色,随口对来:“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对联一经出口,堂前喝彩不已。
◎张梁对无缝如天衣
光绪年间,两广总督张之洞坐镇汉口时,广东才子梁启超年方弱冠。一日,梁在家乡广东及第举人后,上京会试路过汉口。张久闻其名,为考其实学,在宴请时出一联嘱梁相对:“四水江第一,四季夏第二,老夫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此联咄咄逼人,口气好大,暗喻张乃江夏(汉口)第一高官(四水即长江、淮河、黄河与汉水,以长江第一)。而且有四、一、二等数字,颇难应对。才华出众的梁启超,不亢不卑,从容应对:“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后,小生本儒人,岂敢在前!岂敢在后!”梁自称儒人,以三教(指儒、道、墨)、三才(指天、地、人)对四水四季,以在前、在后对第一、第二,堪称天衣无缝的绝对。
◎梁启超证婚苦训徐志摩
徐志摩与陆小曼,经过一段曲折浪漫的相恋之后,于1926年订婚。而请出徐志摩的先生梁启超作证婚人,则是徐家同意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的三个必要条件之一。梁本欲拒绝,因为他不主张徐陆结合。后来经不起胡适等人的一再劝说,方同意证婚。
婚礼如期举行,轮到证婚人致辞时,梁缓缓起身,表情肃然地说:“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必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此言一出,举座皆惊。梁接着说:“徐志摩、陆小曼,你们听着!你们都是离过婚,又重新结婚的,都是过来人了!这全是由于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希望你们不要再一次成为过来人。我作为徐志摩的先生——假如你还认我做先生的话——又作为今天这场婚礼的证婚人,我送你们一句话,祝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这段证婚辞令徐志摩面红耳赤,陆小曼脸色发白,冷汗涔涔。徐志摩强忍愧怍,上前对梁说道:“先生不要再讲下去了,顾全一点弟子的面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