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天津人。天津是相聲窝子，我是在天津学艺长大的，后来到北京发展。
　　第一次进北京是在1988年，当时我在全国总工会文工团，那时候根本什么都不懂，就跟着混。有时脑子里会这样想，我什么时候能当上相声大腕儿？这是那时的真实想法。那一年，我16岁。待了两三年，因为种种原因回去了。
　　1994年，我第二次进北京，漫无目的，到处瞎撞，也没有什么头绪，待了十几天就又回去了。第三次到北京大概是1995年，一直熬到今天。当时进北京的时候很急功近利，要当大腕儿，想一场挣好多钱，发大财。只不过来了之后，现实把我敲醒了。
　　刚到北京的时候，我住在青塔，很偏僻，在河边的一间小平房。屋里只有一张床和一把椅子，写东西时就拿一马扎坐在床边趴着写。那时候觉得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一张桌子。
　　在蒲黄榆有个小评剧团，剧场能坐四五十人，舞台也就两张席梦思床那么大，我去了，答应一个月给我一千块钱。结果唱了俩月，一分钱没给。有一天，散了夜戏之后没有公交车了，只能走着回家。路过西红门，当时没有高速路，都是大桥，桥底下漆黑一片，只好走桥上面。站在桥上，抬头一看，几点寒星，残月高悬。想到自己这些年的坎坷和艰辛，我鼻子一酸，眼泪就下来了，哗哗的，一边哭一边给自己打气：“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刚弄剧场的时候，观众一直很少。我就立了一个规矩，只来一位观众也得说。有一天，能容两三百人的剧场真的只来了一位观众，开场的老先生叫邢文昭，说一个单口相声，台上一个人，台下一个人。到我上场的时候，我指着唯一的观众说：“你要好好听相声，上厕所必须跟我打招呼，今天动起手来你跑不了，我后台人比你多。”他哈哈大笑。今天说这件事情挺有意思的，但那时是一件很心酸的事情。
　　大冬天我们跑去广德楼演出，寒冬腊月，大雪纷飞。下午场散了，卖了十几张票，把票钱拿过来，我从口袋里拿出自己的钱放到一块儿，给大伙买盒饭。这是一件不赚钱的事情。这个过程当中，有人因为不赚钱半途退出了，但是也有人坚持下来。
　　后来我养了一只蝈蝈，蝈蝈装在葫芦里，叫得很开心。有人指责我，这么狭小的空间，把它放到广阔天地多好。但是放出去它又会被冻死，到底是冻死好还是关在葫芦里好？人活一世很难，我不做这些事有人骂我，做这些事也有人骂我。我一张嘴劝解不了所有的人，所以我释然了。
　　人生苦短，活一百岁的没有多少人，开心就好，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跟谁较劲都是跟自己较劲。我很希望八九十岁了，我跟于老师还能站在舞台上说相声。那时我们都老了，我这头发估计也都掉没了。于谦老师也是一脑袋白头发，白头发烫成卷儿，跟喜羊羊似的。大幕拉开，两个老人相扶着走到台上来，那心情得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