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个春节，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在读博士王磊光的“返乡笔记”，成为焦点话题。实际上，这篇讲稿并非一次性写就，这些思考与陈述，全建立在作者多年来对故乡深入观察、积累笔记的基础之上。
　　最近，王磊光又回过一次家，这里他为我们带来与“第一代农民工”有关的见闻。其实，他早在2012年就发现，在自己的家乡，不少当初外出打工的人，不约而同地回来了。这里是他的两篇笔记。
　　第一代农民工，该怎么办？他们能为村庄做什么，或者，村庄能为他们做什么？王磊光的笔记，或许会让人得到很多启发。
　　一
　　说起农村现状，知识分子可能首先会想到“空巢”。然而，2012年5月和7月，我两次回到大别山腹地的家乡，却发现一个新现象：以前只在过年时才可能看到的面孔，却在这个季节出现在家门口。这些人不是我的长辈就是兄长，40多岁或50多岁，在广东、浙江、上海等地打工多年，突然不约而同地回乡，并且不愿再出去了。
　　他们为什么回乡？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感觉外面已是年轻人的世界，他们不受欢迎了，而且除了出卖苦力，也干不了其他的事情，年纪一天大一天，他们早已厌倦打工生活；二是自家的两层或三层楼房都建了起来，手头还有一点积蓄，且都办了养老保险，没有后顾之忧；三是他们一般都有两个子女在外面打工，经济上不用太操心了。
　　然而，回乡的第一代农民工，在家乡真的过得舒心吗？
　　回乡做什么？这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似乎还得种田。但他们对土地是否还像二十年前那样又爱又恨呢？远处山上的田地荒芜多年，长满芭茅和灌木，早已成为野猪、野羊的安乐窝，没有人会去重新开垦。近处的田地呢？牛是不用养的，因为有机器替代，现在专门有人出租机器和负责操作。主人反而成了帮手；他们平时对庄稼的照料也不上心，收成好一点坏一点，都无所谓。许多田岸垮塌了，水塘也积满了淤泥，没有人去修整；越来越多的人干脆不种田了。反正买粮也便宜……他们是回到土地上了，但他们对土地的冷漠与疏离。却越来越明显了。
　　今天的农村，人与人之间很少往来，哪怕是邻居，平日里见面也不多。大家经常是把自己关在家里看电视。或者每天骑摩托到镇上转一圈。镇上商店外边摆着多张椅子，那里成为人们交流最多的“公共场所”。在我离开家乡去上海的前夜，村里一个久病在床的老人终于在半夜死去了。女人们的哭声把返乡的本家都召集过来，他们在屋外替老人守灵，没有任何哀痛，只是放声交谈往昔的日子与今天的生活，一直谈到天明，仿佛过节一般。我能体会到大家平日里的孤独以及对交流的渴望。做了四十年乡镇干部的大伯对我讲：“以前每个行政村都有乡镇干部蹲点，现在老百姓很难见到他们，农村实际是处于个人自治的状态。”
　　除了在家看电视，他们还能有什么其他的文化享受呢？二三十年前，村里有祠堂、礼堂、庙会、农民运动会、露天电影、小学的钟声，镇上有会堂、文化站、台球室、录像厅、各种节日活动，县里的戏剧团和文化馆的干部，也常会下乡培训农村文艺爱好者……然而，这些文化场所、文化团体和文化活动已消失殆尽。近年来，“农家书屋”也许是国家唯一推广到全国每个乡村的文化建设。但是，无论是在我的家乡，还是在我调研过的其他省份的十多个行政村，农家书屋基本处于闲置状态，没有人去借书——似乎大家都不看书了。在我的家乡，除过孩子们的课本，很少人家里有藏书，我的绝大多数长辈和兄长从未买过书。
　　新世纪以来，底层写作成为热潮，将种种残酷的生活场景集中来写，放大来写，引起众多评论家的激赏。然而，底层的真正情形就是这样吗？至少乡村不是这样的。要我说，在物质的贫困得到基本解决之后，底层的最大问题是文化生活的欠缺。第一代农民工在大城市苦了许多年。满以为回家就可过上惬意的日子，但是，故乡又能给他们什么呢？今日的乡村并未处于所谓的“残酷生活”激起的波澜之中，乡村太安静了！这些回乡的人，站在熟悉的土地上，精神疲软，百无聊赖，冥冥之中他们在希望着什么，却又说不出自己到底缺什么要什么；好像这种比较富足的生活本身就是希望，但他们又觉得似乎处于一种没有希望的境地……
　　我深深地知道，不仅是返乡的农民工，所有底层人民对文化生活都有迫切的需求。我一直忘不了2012年6月在Q市调研时了解到的一个情况：Q市是沿海新型发展城市，其工业园区有工人两万名，但工资水平不高，工人流动快。园区领导都为这个事情发愁。让人惊讶的是，园区有家工厂，从建厂到现在，没有一名工人流失。原来，该厂的老板是个资深基督徒，每天要求工人做祷告，宣扬“我们都是一家人”，并且，这位老板宅心仁厚，对待员工也确实比较好。还有一个工厂，流动的工人也特别少，该厂老板是个佛教徒，在厂里建了一座小庙，带领员工在庙里祭拜。本来，园区是不允许建庙宇的，但看到它有利于“社会和谐”，领导也就佯装不知了。这两件事惊动了更上面的领导，下来看了以后，大发感慨。
　　在外漂泊了二十年的第一代农民工开始返乡了！可是，有谁会在山岗上唱一首凝聚着共同记忆的歌谣来迎接他们呢？孙晓忠先生在《改造说书人——1944年延安乡村文化实践》中写道：“如果说文化是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并决定对生活方式的选择，社会主义文化如果要在乡村获得文化领导，就必须思考应该给乡村一个什么样的‘现代’文化。从而将改造乡村文化与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我想，在今天的农村建设上，除了要重构人与土地的关系，更为紧迫的是要重建乡村的文化生活，让老百姓获得较多的文化资源，在文化生活中恢复人与人的集体之关系，“通过对集体世界的想象、对乡村公共生活的关注和对人民主体的塑造，将个人的内心世界重新敞开”。
　　二
　　以上的文字写于2012年9月12日。
　　几年后的今天，在我的家乡，这个情况几乎没有变化——第一代农民工普遍返乡了。我们村899人，外出打工的三百几十人，40岁以下的基本常年在外。而50岁以上的人，除个别人还在城市打拼，绝大部分都回到家乡重操旧业——务农。他们很快就让自己从“农民工”的身份返回到“农民”。对曾经的城市打工生活，他们并不多谈。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替儿子抚养后代。 　　乡村生活依然是寂寞、单调的，人人都显得那么孤独。仿佛大家都陷入了失语的状态。在很多垮子，常会碰到一个这样的老人：他（她）老得已经没有力气拿起锄头了，就每天扶着拐杖，坐到门外的石头上晒太阳。碰到一个熟人走过，便会用力喊出一句别人听不大清的话，而那人，也多半并不理会，埋头从他（她）身边走过。这些除了劳动再没有任何兴趣爱好的老人，当劳动也将他（她）抛弃的时候，他（她）所能做的，就是每天像看时间的流逝一样看着路人从身边走过，静静地等待死亡的降临。我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的话：“乡村生活有一种深刻的悲剧，但这悲剧并没有强烈的戏剧感，而是一种单调的重复，悄无声息的流逝，默默的衰败。”
　　我很清楚，并不只有我的家乡是这样的。
　　对我所在的村民小组“王家垮”来说，最近一个月倒有一件事情，让在家的男男女女都兴奋起来。王家垮坐落在山凹里，从通村公路到垮子只有狭窄的山路，数百年来，连一天两米宽的泥土路都没有。垮子里筹划修路已筹划了许多年，终于最近把计划落实了。
　　为了修通这条路，在家的男人几乎每天夜里都开会，不断地争吵，不断地协商，终于确定了路线，议好了赔偿方案，协调好了土地。——这些男人，我的兄长和父辈，从四十多岁到七十多岁。成为本次修路的主力。然后派出几个代表，找村委会要钱，村支书答应给三万，醉酒的村长忽然清醒，打断村支书的话：什么？三万？两万就够了！村长是干了几十年的老干部，快七十岁的人，还在当村长，一生见多识广，经验丰富，说话也似乎比书记更有威信。反复讨价还价之后。村里到底只同意“拨款”两万。我们村，虽是全镇版图最大的村，但到底是穷村，确实没有钱；上头有什么项目，往往也落不到这样的穷村。村里答应给我们垮子修路的两万块钱，还是通过“一事一议”的国家政策来解决的。事实上，挖机的工钱、赔偿款以及必需的材料等，大约要四万。
　　大家沿着设计好的路线，祭祖开山，把大树砍光，然后挖机进来了。每天有两个人协助挖机师傅的工作。每天都会有新问题出现，比如有人看着自己的田地一块一块地消失在挖机的爪子下，忽然反悔了；有人看到邻居家只挪动一块石头，而自家要废掉大片经济林，就觉得不公平；有人认为新修的主路离自家太远，儿女又不在身边，自己可以走小路，就不想出钱……但这些问题，都通过开会讨论的形式，一一解决了。
　　白天修路，晚上开会，经常开到夜里十二点，就这样，一条毛坯路挖出来了。然后垮里的男男女女又集中起来——男人修岸。女人加固路面……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修路和开会的过程中，尽管少不了争吵，但大家的交流明显多起来，笑声也多起来，因为大家忽然有了一个共同目标。有了一个共同话题。从前到后。有一种声音最强烈：这是给整个垮子修路，给子孙后代修路，总有人要多吃点亏，如果斤斤计较，什么事都做不成。
　　泥土路修好的那天傍晚，家家户户自觉买来火炮，在路旁鸣放，炮声一片接一片，传得很远，周边的小组也都知道我们垮子的路成形了；晚上垮里又摆了三桌酒，请来村干部和挖机师傅，在家的男人，一家一个，又聚到了一起……
　　我们说：乡村文化的确是衰败了；但说到底。是乡村文化的那个根基——集体——衰败了。在王家垮，我看到了大家在集体协商和集体劳动的过程中，重获了一种主体感。而对这个集体的形成以至发挥作用，那些有见识有勇气的第一代返乡农民。起到了一种类似“乡绅”的作用。——当然，在这里把他们与从前的乡绅同比。也实在是过于夸张了。
　　然而。这种“集体”毕竟只是一种临时的集体，它很快就会消散。我们需要的，自然是一种凭借经济、制度和文化所形成的坚固的集体。但是，对于以老人和孩子为主体的乡村，要重构这样的集体，又是如何可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