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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传统色彩文化系统中，白色作为五行正色，曾被赋予崇高的象征意义，素白又为丧服、凶服之色，被认为是带有负面意义的色彩。在具体的应用实践中，服饰忌白又用白，相互交错。官方因五行、礼制忌之，文人士子因标榜高洁择之，民众出于生活便利用之。而在不同的文化体系和使用语境中，白色又各具意义，并非完全指向不吉。文章梳理相关文献，追根溯源，从五行、礼制、习俗、功用等多个维度分析传统服饰中既忌白又用白的独特文化现象。
关键词：服色忌白;用白;五行与礼制;象征
作为五行正色，白色在中华传统色彩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淮南子·原道训》）白色被赋予崇高的象征意义。商代，“殷人尚白，大事敛用日中，牲用白。”《礼记·檀弓上》国家上下更是以白为国色，尊崇至极。周时，“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衮象天，乘素车，贵其质也。”（《孔子家语·郊问》），天子大祀，黑衣素车。而后世，“秦俗尚白，民间遇元旦贺寿吉庆事，辄麻巾素衣以往，……按六朝人主宴处，戴白纱帽，晋人好著白接埽谢万著白纶巾，南齐垣崇祖著白纱帽。又唐制，新进士皆白袍，故有‘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之句。” （清·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九） 但与此同时，白色又是举哀的专用色，自周代始，素服白马，送葬之仪也，这种素服送葬的习俗影响至今。在长期的应用实践中，白色还被赋予卑微、低贱的延伸意义，成为具有负面意涵的色彩符号。在服饰中人们既忌白、又用白，个中缘由，值得探究。
一、丧服之色：色彩礼制的深刻影响
《礼记·昏义》有载：“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传统礼制，素重丧祭，服饰忌白，缘起远古唐虞时期的丧服制度，至春秋时期逐渐成熟，形成一套严密的宗法等级制度，是古代中国礼制的重要内容之一。最早记载丧服制度的是《仪礼·丧服》，“所谓丧服，就是人们为哀悼死者而穿戴的衣帽服饰，包括一些附属物。它根据死者在血缘、姻缘方面的亲疏关系远近，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形成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總麻五种服制，人们习惯上称它为‘五服’制”①。丧服的等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 “丧服五服制，其实就是为了确认君、父、夫及‘将代己为宗庙主’的嫡长子的地位和权力。这样，每个人在宗族内的身份地位，也就在丧服的形制和穿脱中彰显出来，而不同形制的丧服，也就把每个个体固定到了一个尊卑有序、秩序井然的宗族体系中去”②。丧服制度，体现尊卑有别，关乎礼制秩序，是承天之道;又彰显仁孝，体现血缘宗亲，是应人之伦，其中包含了天道与人道的统一。
有学者总结说：“上古时期凶服名物词共有17个：斩衰、齐衰、疏衰、大功、小功、缀麻、續衰、锡衰、绳衰、疑衰、麻衰、宜衰、衰冠、衰麻、衰经、缩素、素服。”③依礼制，丧服之五服的具体形制根据不同的人与逝者在宗法血缘关系上的亲疏远近而有相应的要求，异常繁复，其用材也由最早的麻料到后世较为常见的棉布料，但在用色上却是基本一致的，皆以素白色为主，对白色的使用禁忌便逐渐相沿成习。
战国时，不仅丧服用白，忠贞之士被迫离家国君、国家时，也须着素衣冠，以示哀恸之心。《礼记·曲礼下》载：“大夫、士去国，逾竟，为坛位，乡（向）国而哭，素衣，素裳，素冠。”郑玄注：“言以丧礼自处也。”孔颖达疏：“素衣、素裳、素冠者，今既离君，故其衣、裳、冠皆素，为凶饰也。”“中国历代以‘礼’治国，丧礼属于古代‘五礼’之中的‘凶礼’，在“五礼”之中排在第二位，具有哀邦国之忧，别尊尊、亲亲之序的重要作用。”④礼制是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国最具权威的约束机制，作为古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丧礼承担了重要的社会伦理功能，丧服用白，彰显孝德，这“对于凝聚族群的团结向心力，建立人伦的普遍秩序，巩固社会政治的稳定状态，都具有关键性的价值。选用‘正色’作为丧服服色，不仅可以充分表达生者对死者的尊重，也更符合传统宗法礼制的严肃性”⑤。清末民国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中记载：“国初（指清代，引者注），汉中风俗尚白，男女皆以白布裹头，或用黄绢，而加白帕其上，或谓为诸葛武侯带孝，后遂相沿成俗。汉中太守滕某严禁之，始渐少。西凤诸府亦然，而华州、渭南等处尤至。”以素衣素冠服丧来以显孝道，显然是一种政治伦理中尽忠的现实映射，其深层的伦理基础即古代中国宗法社会统治思想的主干——德孝。德以对天，孝以对祖，“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论语·学而》）。“自周代开始，德与孝并称，并与天命联系起来，成为宗法社会统治者统治人民的思想依据。……，‘德’‘孝’兼备，便能‘于万斯年，受天之祜’，受到天的佑助，直到万年。……，德孝并称，意味着周人在将‘天’的意志被看作社会秩序的终极依据之外，又将‘人’的感情看作社会秩序的合理依据与可靠保障。”⑥德孝为人之本，也是仁之根本。正是基于此，以素白制丧服以致哀的礼制制度为历代统治阶层所重视，要求民众必须严格遵从，白衣致哀也成为自周始至今变化最小的色彩习俗现象。
丧服与常服比较，具有鲜明的反差性，这不仅体现在形制上，更体现在色彩上。依礼制，白色的衣冠（尤指麻衣）早在西周时期便已经成为丧服。素服、素冠、素车白马为送葬之仪的礼制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究其原因，以素白为丧服，以示心之至诚。“为礼之本的‘著诚去伪’，影响着中国古人的着衣，‘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后天颜色的修饰，被认为是一种‘伪’，是礼之末也。因此，无论是从颜色，还是从质地、工艺的角度来说，中国人以麻的纯色——白色为丧服颜色，体现了为礼之本的‘著诚去伪’精神。”⑦直到今天，披麻戴孝依然被当作民间丧服的代称，并形成为稳定的礼俗文化机制，更将这种白延伸到服饰之外的其他领域，如挽联、灵堂、孝棍（白纸包裹的手杖）、粗陋的草鞋（后以白布缝鞋面代替），乃至相关饮食诸项（如丧事中吃白色的豆腐），都以素白作为丧仪的标识。这种丧事用白，不仅在汉民族中盛行，也影响到我国其他民族，如台湾原住民族“在服丧期间，丧家仍有禁忌活动，例如在屋前的树干削下树皮，露出惨白的柴心，以告知族人家有丧事”⑧。以白志丧，显而易见。《礼记》记载：“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纯素。”这里的“素”就指的是穿白色的麻衣。为何要穿着素色（白色）的麻衣，因为“丧礼，哀戚之至也。奠以素器，以生者又哀素⑨之心也”（《礼论·檀弓下》）。“素服，以送终也。”（《礼記·郊特牲》）居父丧时，“齐衰苴杖，居庐食粥，席薪枕块，所以为至痛饰也。” （《荀子·礼论》）着素服主要是表达哀伤到无心用衣物装扮自己的意思，逝者至亲所穿的是未经漂白处理的麻布，孝衣是不齐边的，布料稀疏，颜色粗恶。因为依礼制，宗法血缘关系越近，哀恸之情就应越重，所穿丧服就应越粗劣。穿得愈粗陋，越能体现内心的哀恸。要做到“颜色称其情，戚容称其服”（《礼记·杂记下》）居丧期间着艳服、居华室都是禁止的。孝子这种着缟素麻衣、用素器以寄托哀思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并积淀、固化为我们民族的文化观念与社会心理。 白色不单纯是丧服的专属，还是凶礼的用色。《礼记·春官·司服》有载：“大札、大荒、大灾，素服。”“年不顺成，则天子素服，乘素车，食无乐。” 凶则无饰，国家发生灾害、歉收、饥荒等凶事时，统治层不得不“以凶礼哀邦国之忧”，着无饰的素服以示诚心祷于天，并以“素”表明节制用度，与民共度时艰。“‘汤之救旱也，乘素车白马，着布衣，身婴白茅，以身为牲。祷于桑林之野。’…… 汤祷祈雨的雩祭是一种凶礼，是不顺成之年‘以荒礼哀凶札’（《周礼·春官·宗伯》）的表现。”⑩古代的投降礼仪中，投降的一方也常着白色衣物。《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子婴投降时，“系颈以组，白马素车”，《晋书·王濬传》载孙晧投降时，“备亡国之礼，素车白马，肉袒面缚，衔璧牵羊，大夫衰服，士舆榇”。素车白马显然是丧服之制。“白色可以象征投降请罪，是由投降者穿着白色丧服而来，其源头则指向丧葬礼俗。……，投降者将自己视作死者，表示愿以性命请罪。从者穿着白色丧服，抬运棺材，表示为投降者送丧。”{11}
整体来看，素服在秦汉之前便已经被赋予不祥的含义。“白色不仅暗示了悲哀，似也象征了贫贱。……宋朝以后，认为白色为凶色的官方制度被确立。……。平民百姓衣衫只能是白色为质，工商、皂吏、屠户、贩夫等也因此而卑称为‘白衣’;居室不施彩，故称为‘白屋’;不识字，不做官，被贱称为‘白丁’;读书人没有功名，叫做‘白衣秀才’，等等。”{12}
二、白寓不吉：五行逻辑的色彩展现
服饰忌白还有着深刻的五行逻辑与象征内涵。深受阴阳五行逻辑影响的《说文解字》中对“白”的解释为：“白，西方色也，阴用事，物色白。”{13}白色对应五行中的金和西方，还对应星宿中的太白星，太白星事关军事，主杀伐;而白色对应的秋季，按照古代阴阳学说，秋分为阴，为刑而主杀，因此古代有“秋后问斩”一说。而白虎也是掌管西方的凶神，白对应“五声”中的“哭”和“五情”中的“忧”，这些都与杀伐、死亡、不吉产生了联系，让素白有了不祥、凶煞的意义。（见表1）
在五行理论盛行的两汉之后，人们更是视白色为灾异，为白祥，忌之、讳之、避之，甚至谈白色变。
素服被置于负面的意义上，除了五行理论和色彩礼制制度的影响外，也与白色所具有的平朴、寒俭、无饰的特质不无关系。从视觉效果来分析，白色与朱、赤、黄、紫等色相比显得素朴简淡。显然，这种质朴无华，很难得到统治阶层的青睐，渐被置于低下层级，乃至负面的意义上。总之，作为古代丧仪、凶礼中的代表性色彩，白色的使用是依礼择定的，礼制与五行强化了它的象征意义，经年累月，相沿成习，其负面的意义也成为一种符号，白作为凶丧之色、禁忌之色的意义，甚至成为视觉，一望便知。
三、白衣不俗：文人士子标榜高洁的象征
考察古代服饰史，人们对白色的使用又是相当普遍的。出于实用考虑，“夏商之前，人们所带之冠色基本为白色，更准确些应该为素色，即苎麻的本色，即使是到了商代有蚕丝制品出现，其本色白也是指略带黄的素色”{14}。吉服凶服，皆白衣白冠。《礼记·檀弓上》中记载“殷人尚白”，不仅君王着白衣，其旗帜亦用白色，而祭礼中的祭品也以素为贵，把纯白的祭牲（白羊、白猪等）作为最高等级。“崇尚白色是殷人及东夷族的普遍倾向， 它作为一种稳定的文化心理因素存在于东夷族的机体中东夷族尚白， 实际是把白色作为吉祥的象征， 并且已经产生了以白为贵的观念。”{15}这种尚白色的习俗与殷商及东夷族的太阳崇拜（白色）有关。
用白还有喻指纯粹的含义。《淮南子·本经训》云：“其心愉而不伪，其事素而不饰。”质真才能素朴，把纯净、空无的白色置于崇高之地位，以白为“无”、为“道”、为“本元”，认为有生于无，实出于虚。五色生于无色（白），以素朴为色之根本。“所谓天者，纯粹素朴，质直浩白，未始有与杂糅者也。”（《淮南子·原道训》）国家祭祀天地，民众祭祀祖灵，讲求心诚则灵，人们借助联想和想象，把着白衣，用白色（纯色）的祭品作为心诚质真的象征，以求获得上天和先祖的护佑。
即使在礼制肇始，白色被用作丧服的周代，白色在衣饰上的使用也是相当普遍的。如上层阶级出席正式场合乃至祭天时，都在礼服内先穿着作为衬里的中衣，其颜色便多是白色。“穿着礼服时，要让中单沿着礼服的领缘及前胸襟微露出白色边缘，除了可加强穿衣的立体层次美感外，又象征遵守及合乎礼制。这种穿衣法一致沿用到明代，并且流传到日本。”{16}可见，白色并非一直是禁忌之色。当儒家思想、礼制观念不被完全遵从时，白色更会成为一种打破规制的突破口，甚至成为一时之风尚。如在排斥儒家礼法、崇尚自由的六朝时期，“白纱帽，是南朝一种特有的帽子，尤为天子的首服，亦叫做‘白纱高顶帽’”{17}。宋代周密在《癸辛杂识》一书有载：“然宋、齐之间，天子燕私多着白高帽，或以白纱，今所画梁武帝像亦然。盖当时国子生亦服白纱巾，晋人著白接蘺，谢万著白纶巾，南齐桓崇祖白纱帽，南史和帝时，百姓皆着下檐白纱帽。”白纱冠帽在婚礼、成人礼、送别等场合都会使用。南朝的宋齐之间，不仅是冠帽，当时，上至天子，下到庶民，从朝服到便装，都以白色为尚，成为名副其实“不忌白”的时代。辽金时崇金德，尚白色。之后的元代，“国俗尚白，以白为吉也”（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亦不同于长期以来把白作为禁忌之色的传统。
此外，在具体的造物应用中，须明确这种素白是指衣、裳、冠皆素才被视为丧服、凶服之制。事实上，由于古代染色技艺不精，脱胶后的麻、丝、棉等都呈现素白的本色，多不经染色，直接穿用，因此人们穿着白色衣物（未经染绘的织物呈现白色的色相）并不罕见。秦时，庶人多服白袍。汉时，平民用白巾。唐时，官方的服饰制度更规定“庶人以白”，当时没有功名的读书人常衣白，称“白士”。因贫贱而无力彩饰，庶民也常着白衫，时人刘禹锡诗文中“往来无白丁”，便是明证。宋代的文人士大夫也常着白衣，这与儒家的色彩伦理观念密不可分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主张“素以为绚”“绘事后素”，以素为本，注重质美，将质素的天性喻指人之高洁天性——“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学礼”（《礼记·礼器》），认为具备素本的天性，是进一步遵法守礼，养成完备人格的先决条件。儒家思想将服饰（含色彩）与德行相合相衬。因此，文人士子们着素衣，以示儒雅与清高。这与秦汉时便已兴起的德行品评不无关系，“白”用以形容君子品德。经由魏晋，“廉白”“坚白”“贞白”“清白”等成为德行廉正的代指。{18}后又延伸依托到白衣之上：“宋朝初年，男子通常穿的衣服有皂袍及白袍。其中尤以无官的士人喜欢穿白袍。……事實上，这种白袍是士庶阶级最常穿的衣服。”{19}但这引起了当时礼部的注意，礼部认为这有违礼制，此事在《宋史·舆服志五》中有记载：“凉衫，其制如紫衫，亦曰白衫。乾道初（公元1165年—引者注），礼部侍郎王曮奏，‘窃见近日士大夫皆服凉衫，甚非美观，而以交际、居官、临民，纯素可憎，有似凶服。’……于是禁服白衫。”士人着白衣以示高洁脱俗、返璞归真，但在礼部看来却是有违礼制的，这显然受后世服色忌白的思维所致。白为凶色，其色不祥。明时亦相关规定，“朝见人员，四时并用色衣，不许纯素”（《明史·舆服三》），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士子们着白衣，除了简便的生活需要，还出于彰显和标榜自身品格，将服色（白色）与其象征意蕴（高洁）联结起来，以实现由内到外的相谐统一。
四、多用之色：民间便于生活的实用考量
白衣者，庶人之服。服饰忌白，多限于以麻制作的布料。“古之所以不忌白者，盖丧服皆用麻，重而斩齐，轻而功缌，皆麻也，惟以升数多寡精粗为异耳。自麻之外，缯缟固不待言，苎葛虽布属，亦皆吉服。”（宋·周密《癸辛杂识·白帽》）古时并没有专门染制白色的染料，如麻、葛、丝、棉等大都呈现素白的色调。因此，朴质无饰的白衣，长期以来都是最为大众化、最为常见的服色。随着染色技术的精进，“厌白色，尚采色，起于唐宋之间”{20}。“庶人工商，只着白衣。”但事实上，受制于工艺技术和生产成本，直到明清时期，白色衣服依然是底层庶民百姓重要的服色。《阅世编》中记载，崇祯末年，“帝命其太子、王子易服青布棉袄、紫花布袷衣、白布裤、蓝布裙、白布袜、青布鞋、戴皂布巾，作民人装束以避难”，可见当时平民着白色服饰是非常普遍的。民间画诀有“要想俏，带点孝”的说法，也从侧面反映出，在服饰配色中，作为高明度的白色，其作用不可或缺，在使用上相当广泛。衣裳非纯素，或搭配它色的衣物、配饰来穿戴，便不会被会认为是禁忌之色了。
在与服饰紧密关联的妆容方面，古代青年男女多以肤白为美，所谓“肤若凝脂”（形容女子），面如冠玉（形容男子），白面成为美仪容的代称，肤白甚至成为貌美的先决条件，为了遮瑕美白，人们很早便广泛使用化妆美白用的材料，如铅粉、白粉等。民众生产、生活实践中，化妆用的铅粉，作为涂绘、描画用的白色颜料非常丰富，它们都没有如服色一样的民俗意义。而在首饰应用中，白玉以其洁白无瑕的特质始终居于古代色玉的最高层级，被赋予极高的地位。在民居建筑中，也常用石灰涂刷墙壁，以求粉白明洁，这里的白又被赋予吉祥之意，所谓“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民居的建筑材料多为常见的廉价物料，如贫民以白茅草为屋顶，因其寒俭无饰，被称作“白屋”。而涂刷墙面的白涂料也由官方所用的蜃灰（蛤蜊外壳烧制研磨而成）变为更为廉价的石灰了。
民众这种以生活需要为基本原则的白色应用，就不再限于特定意义上的象征与隐喻，而呈现的是直白的生活本色，是出于满足现实需要的功利选择。
衣饰忌白又用白，从中可见传统礼制制度与五行逻辑的纠缠。在历史的长河中，因官方礼制的规限，五行理论的影响，以及自身朴质无华的特质，忌白成为数千年来的色彩文化现象，有着深远且持久的影响。但在民众的生活日用中，白色无论在服饰、妆容，还是住居、器用上的应用又是极为广泛的。白色的这种地位与功能的变迁中隐含着传统的五行逻辑和等级礼制，也必然地包含有视知觉的原理和民众生活需求的现实考量。
服色“是作为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而存在的，具有稳定、持久、普遍的特性，在其中积淀着民族的集体潜意识。它所表达的是某一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意志、心理定势，潜在着古老的经验和文化积淀”。{21}在传统中华文化的语境中，服饰中的白色不仅仅是一种视觉表现语言，更隐含着特定的观念和文化意涵，它以象征为手段，将所关联的内涵导引到意义的两端，表达着人的丰富情感与精神世界。白色在服色上的应用及其意义，可成为了解我们丰富文化习俗和独特思维方式的重要方式。
我们认为，在中华色彩体系中，包括白色在内的众多颜色的具体生活应用是多层次、多向度的，色彩所关联的文化观念不断累积、沉淀，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它们的具体意义与其所依附的造物载体、所处的具体场所、所在的文化语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在色彩的具体择用实践和开展相关研究工作时是尤其需要注意的。
注释：
①陈淑君、陈华文：《民间丧葬习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3—104页。
②⑥李梅：《先秦服饰审美文化研究》，山东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③关秀娇：《上古汉语服饰词汇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
④⑤孙希如：《汉民族丧服色彩的民俗学研究——以浙江省金华市寺平村丧服色彩民俗为例》，浙江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⑦胡玉华：《中国丧服尚白礼俗》，《寻根》2007年第2期。
⑧陈秀莲：《台湾少年小说原住民族群书写研究》，台中教育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版，第65页。
⑨哀素，言哀痛无饰也，凡物无饰曰素。
⑩徐海：《伍子胥白马素车形象考》，《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11}李健吾：《中国色彩民俗》，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第395—397頁。
{12}曾磊：《秦汉社会礼仪中的用色考察——以丧礼和降礼为例》，《形象史学》，2018年下半年。
{13}所谓阴事，是指祭祀月亮、求雨、打仗、吊丧之类的活动。参见彭德：《中华五色》，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页。
{14}赵曦：《先秦色彩文化研究》，郑州大学2018年博士学位论文。
{15}李炳海：《从殷人尚白到孔子的以素为本》，《齐鲁学刊》1991年第6期。
{16}黄仁达：《中国颜色》，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页。
{17}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页。
{18}曾磊：《说“黑白”——秦汉颜色观念文化分析一例》，《秦汉研究》2014年第1期。
{19}李应强：《中国服装色彩史论》，南天书局1993年版，第90页。
{20}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页。
{21}潘定红：《民族服饰色彩的象征》，《民族艺术研究》2002年第2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神圣与世俗的共构：民间造物色彩观念研究”（项目编号：20FYSB046）和湖南省教育厅科研优秀青年项目“设计学视野下的民间造物色彩研究”（项目编号：19YBA11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工程学院设计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 孙 婵
关键词：服色忌白;用白;五行与礼制;象征
作为五行正色，白色在中华传统色彩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淮南子·原道训》）白色被赋予崇高的象征意义。商代，“殷人尚白，大事敛用日中，牲用白。”《礼记·檀弓上》国家上下更是以白为国色，尊崇至极。周时，“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衮象天，乘素车，贵其质也。”（《孔子家语·郊问》），天子大祀，黑衣素车。而后世，“秦俗尚白，民间遇元旦贺寿吉庆事，辄麻巾素衣以往，……按六朝人主宴处，戴白纱帽，晋人好著白接埽谢万著白纶巾，南齐垣崇祖著白纱帽。又唐制，新进士皆白袍，故有‘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之句。” （清·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九） 但与此同时，白色又是举哀的专用色，自周代始，素服白马，送葬之仪也，这种素服送葬的习俗影响至今。在长期的应用实践中，白色还被赋予卑微、低贱的延伸意义，成为具有负面意涵的色彩符号。在服饰中人们既忌白、又用白，个中缘由，值得探究。
一、丧服之色：色彩礼制的深刻影响
《礼记·昏义》有载：“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传统礼制，素重丧祭，服饰忌白，缘起远古唐虞时期的丧服制度，至春秋时期逐渐成熟，形成一套严密的宗法等级制度，是古代中国礼制的重要内容之一。最早记载丧服制度的是《仪礼·丧服》，“所谓丧服，就是人们为哀悼死者而穿戴的衣帽服饰，包括一些附属物。它根据死者在血缘、姻缘方面的亲疏关系远近，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形成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總麻五种服制，人们习惯上称它为‘五服’制”①。丧服的等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 “丧服五服制，其实就是为了确认君、父、夫及‘将代己为宗庙主’的嫡长子的地位和权力。这样，每个人在宗族内的身份地位，也就在丧服的形制和穿脱中彰显出来，而不同形制的丧服，也就把每个个体固定到了一个尊卑有序、秩序井然的宗族体系中去”②。丧服制度，体现尊卑有别，关乎礼制秩序，是承天之道;又彰显仁孝，体现血缘宗亲，是应人之伦，其中包含了天道与人道的统一。
有学者总结说：“上古时期凶服名物词共有17个：斩衰、齐衰、疏衰、大功、小功、缀麻、續衰、锡衰、绳衰、疑衰、麻衰、宜衰、衰冠、衰麻、衰经、缩素、素服。”③依礼制，丧服之五服的具体形制根据不同的人与逝者在宗法血缘关系上的亲疏远近而有相应的要求，异常繁复，其用材也由最早的麻料到后世较为常见的棉布料，但在用色上却是基本一致的，皆以素白色为主，对白色的使用禁忌便逐渐相沿成习。
战国时，不仅丧服用白，忠贞之士被迫离家国君、国家时，也须着素衣冠，以示哀恸之心。《礼记·曲礼下》载：“大夫、士去国，逾竟，为坛位，乡（向）国而哭，素衣，素裳，素冠。”郑玄注：“言以丧礼自处也。”孔颖达疏：“素衣、素裳、素冠者，今既离君，故其衣、裳、冠皆素，为凶饰也。”“中国历代以‘礼’治国，丧礼属于古代‘五礼’之中的‘凶礼’，在“五礼”之中排在第二位，具有哀邦国之忧，别尊尊、亲亲之序的重要作用。”④礼制是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国最具权威的约束机制，作为古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丧礼承担了重要的社会伦理功能，丧服用白，彰显孝德，这“对于凝聚族群的团结向心力，建立人伦的普遍秩序，巩固社会政治的稳定状态，都具有关键性的价值。选用‘正色’作为丧服服色，不仅可以充分表达生者对死者的尊重，也更符合传统宗法礼制的严肃性”⑤。清末民国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中记载：“国初（指清代，引者注），汉中风俗尚白，男女皆以白布裹头，或用黄绢，而加白帕其上，或谓为诸葛武侯带孝，后遂相沿成俗。汉中太守滕某严禁之，始渐少。西凤诸府亦然，而华州、渭南等处尤至。”以素衣素冠服丧来以显孝道，显然是一种政治伦理中尽忠的现实映射，其深层的伦理基础即古代中国宗法社会统治思想的主干——德孝。德以对天，孝以对祖，“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论语·学而》）。“自周代开始，德与孝并称，并与天命联系起来，成为宗法社会统治者统治人民的思想依据。……，‘德’‘孝’兼备，便能‘于万斯年，受天之祜’，受到天的佑助，直到万年。……，德孝并称，意味着周人在将‘天’的意志被看作社会秩序的终极依据之外，又将‘人’的感情看作社会秩序的合理依据与可靠保障。”⑥德孝为人之本，也是仁之根本。正是基于此，以素白制丧服以致哀的礼制制度为历代统治阶层所重视，要求民众必须严格遵从，白衣致哀也成为自周始至今变化最小的色彩习俗现象。
丧服与常服比较，具有鲜明的反差性，这不仅体现在形制上，更体现在色彩上。依礼制，白色的衣冠（尤指麻衣）早在西周时期便已经成为丧服。素服、素冠、素车白马为送葬之仪的礼制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究其原因，以素白为丧服，以示心之至诚。“为礼之本的‘著诚去伪’，影响着中国古人的着衣，‘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后天颜色的修饰，被认为是一种‘伪’，是礼之末也。因此，无论是从颜色，还是从质地、工艺的角度来说，中国人以麻的纯色——白色为丧服颜色，体现了为礼之本的‘著诚去伪’精神。”⑦直到今天，披麻戴孝依然被当作民间丧服的代称，并形成为稳定的礼俗文化机制，更将这种白延伸到服饰之外的其他领域，如挽联、灵堂、孝棍（白纸包裹的手杖）、粗陋的草鞋（后以白布缝鞋面代替），乃至相关饮食诸项（如丧事中吃白色的豆腐），都以素白作为丧仪的标识。这种丧事用白，不仅在汉民族中盛行，也影响到我国其他民族，如台湾原住民族“在服丧期间，丧家仍有禁忌活动，例如在屋前的树干削下树皮，露出惨白的柴心，以告知族人家有丧事”⑧。以白志丧，显而易见。《礼记》记载：“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纯素。”这里的“素”就指的是穿白色的麻衣。为何要穿着素色（白色）的麻衣，因为“丧礼，哀戚之至也。奠以素器，以生者又哀素⑨之心也”（《礼论·檀弓下》）。“素服，以送终也。”（《礼記·郊特牲》）居父丧时，“齐衰苴杖，居庐食粥，席薪枕块，所以为至痛饰也。” （《荀子·礼论》）着素服主要是表达哀伤到无心用衣物装扮自己的意思，逝者至亲所穿的是未经漂白处理的麻布，孝衣是不齐边的，布料稀疏，颜色粗恶。因为依礼制，宗法血缘关系越近，哀恸之情就应越重，所穿丧服就应越粗劣。穿得愈粗陋，越能体现内心的哀恸。要做到“颜色称其情，戚容称其服”（《礼记·杂记下》）居丧期间着艳服、居华室都是禁止的。孝子这种着缟素麻衣、用素器以寄托哀思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并积淀、固化为我们民族的文化观念与社会心理。 白色不单纯是丧服的专属，还是凶礼的用色。《礼记·春官·司服》有载：“大札、大荒、大灾，素服。”“年不顺成，则天子素服，乘素车，食无乐。” 凶则无饰，国家发生灾害、歉收、饥荒等凶事时，统治层不得不“以凶礼哀邦国之忧”，着无饰的素服以示诚心祷于天，并以“素”表明节制用度，与民共度时艰。“‘汤之救旱也，乘素车白马，着布衣，身婴白茅，以身为牲。祷于桑林之野。’…… 汤祷祈雨的雩祭是一种凶礼，是不顺成之年‘以荒礼哀凶札’（《周礼·春官·宗伯》）的表现。”⑩古代的投降礼仪中，投降的一方也常着白色衣物。《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子婴投降时，“系颈以组，白马素车”，《晋书·王濬传》载孙晧投降时，“备亡国之礼，素车白马，肉袒面缚，衔璧牵羊，大夫衰服，士舆榇”。素车白马显然是丧服之制。“白色可以象征投降请罪，是由投降者穿着白色丧服而来，其源头则指向丧葬礼俗。……，投降者将自己视作死者，表示愿以性命请罪。从者穿着白色丧服，抬运棺材，表示为投降者送丧。”{11}
整体来看，素服在秦汉之前便已经被赋予不祥的含义。“白色不仅暗示了悲哀，似也象征了贫贱。……宋朝以后，认为白色为凶色的官方制度被确立。……。平民百姓衣衫只能是白色为质，工商、皂吏、屠户、贩夫等也因此而卑称为‘白衣’;居室不施彩，故称为‘白屋’;不识字，不做官，被贱称为‘白丁’;读书人没有功名，叫做‘白衣秀才’，等等。”{12}
二、白寓不吉：五行逻辑的色彩展现
服饰忌白还有着深刻的五行逻辑与象征内涵。深受阴阳五行逻辑影响的《说文解字》中对“白”的解释为：“白，西方色也，阴用事，物色白。”{13}白色对应五行中的金和西方，还对应星宿中的太白星，太白星事关军事，主杀伐;而白色对应的秋季，按照古代阴阳学说，秋分为阴，为刑而主杀，因此古代有“秋后问斩”一说。而白虎也是掌管西方的凶神，白对应“五声”中的“哭”和“五情”中的“忧”，这些都与杀伐、死亡、不吉产生了联系，让素白有了不祥、凶煞的意义。（见表1）
在五行理论盛行的两汉之后，人们更是视白色为灾异，为白祥，忌之、讳之、避之，甚至谈白色变。
素服被置于负面的意义上，除了五行理论和色彩礼制制度的影响外，也与白色所具有的平朴、寒俭、无饰的特质不无关系。从视觉效果来分析，白色与朱、赤、黄、紫等色相比显得素朴简淡。显然，这种质朴无华，很难得到统治阶层的青睐，渐被置于低下层级，乃至负面的意义上。总之，作为古代丧仪、凶礼中的代表性色彩，白色的使用是依礼择定的，礼制与五行强化了它的象征意义，经年累月，相沿成习，其负面的意义也成为一种符号，白作为凶丧之色、禁忌之色的意义，甚至成为视觉，一望便知。
三、白衣不俗：文人士子标榜高洁的象征
考察古代服饰史，人们对白色的使用又是相当普遍的。出于实用考虑，“夏商之前，人们所带之冠色基本为白色，更准确些应该为素色，即苎麻的本色，即使是到了商代有蚕丝制品出现，其本色白也是指略带黄的素色”{14}。吉服凶服，皆白衣白冠。《礼记·檀弓上》中记载“殷人尚白”，不仅君王着白衣，其旗帜亦用白色，而祭礼中的祭品也以素为贵，把纯白的祭牲（白羊、白猪等）作为最高等级。“崇尚白色是殷人及东夷族的普遍倾向， 它作为一种稳定的文化心理因素存在于东夷族的机体中东夷族尚白， 实际是把白色作为吉祥的象征， 并且已经产生了以白为贵的观念。”{15}这种尚白色的习俗与殷商及东夷族的太阳崇拜（白色）有关。
用白还有喻指纯粹的含义。《淮南子·本经训》云：“其心愉而不伪，其事素而不饰。”质真才能素朴，把纯净、空无的白色置于崇高之地位，以白为“无”、为“道”、为“本元”，认为有生于无，实出于虚。五色生于无色（白），以素朴为色之根本。“所谓天者，纯粹素朴，质直浩白，未始有与杂糅者也。”（《淮南子·原道训》）国家祭祀天地，民众祭祀祖灵，讲求心诚则灵，人们借助联想和想象，把着白衣，用白色（纯色）的祭品作为心诚质真的象征，以求获得上天和先祖的护佑。
即使在礼制肇始，白色被用作丧服的周代，白色在衣饰上的使用也是相当普遍的。如上层阶级出席正式场合乃至祭天时，都在礼服内先穿着作为衬里的中衣，其颜色便多是白色。“穿着礼服时，要让中单沿着礼服的领缘及前胸襟微露出白色边缘，除了可加强穿衣的立体层次美感外，又象征遵守及合乎礼制。这种穿衣法一致沿用到明代，并且流传到日本。”{16}可见，白色并非一直是禁忌之色。当儒家思想、礼制观念不被完全遵从时，白色更会成为一种打破规制的突破口，甚至成为一时之风尚。如在排斥儒家礼法、崇尚自由的六朝时期，“白纱帽，是南朝一种特有的帽子，尤为天子的首服，亦叫做‘白纱高顶帽’”{17}。宋代周密在《癸辛杂识》一书有载：“然宋、齐之间，天子燕私多着白高帽，或以白纱，今所画梁武帝像亦然。盖当时国子生亦服白纱巾，晋人著白接蘺，谢万著白纶巾，南齐桓崇祖白纱帽，南史和帝时，百姓皆着下檐白纱帽。”白纱冠帽在婚礼、成人礼、送别等场合都会使用。南朝的宋齐之间，不仅是冠帽，当时，上至天子，下到庶民，从朝服到便装，都以白色为尚，成为名副其实“不忌白”的时代。辽金时崇金德，尚白色。之后的元代，“国俗尚白，以白为吉也”（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亦不同于长期以来把白作为禁忌之色的传统。
此外，在具体的造物应用中，须明确这种素白是指衣、裳、冠皆素才被视为丧服、凶服之制。事实上，由于古代染色技艺不精，脱胶后的麻、丝、棉等都呈现素白的本色，多不经染色，直接穿用，因此人们穿着白色衣物（未经染绘的织物呈现白色的色相）并不罕见。秦时，庶人多服白袍。汉时，平民用白巾。唐时，官方的服饰制度更规定“庶人以白”，当时没有功名的读书人常衣白，称“白士”。因贫贱而无力彩饰，庶民也常着白衫，时人刘禹锡诗文中“往来无白丁”，便是明证。宋代的文人士大夫也常着白衣，这与儒家的色彩伦理观念密不可分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主张“素以为绚”“绘事后素”，以素为本，注重质美，将质素的天性喻指人之高洁天性——“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学礼”（《礼记·礼器》），认为具备素本的天性，是进一步遵法守礼，养成完备人格的先决条件。儒家思想将服饰（含色彩）与德行相合相衬。因此，文人士子们着素衣，以示儒雅与清高。这与秦汉时便已兴起的德行品评不无关系，“白”用以形容君子品德。经由魏晋，“廉白”“坚白”“贞白”“清白”等成为德行廉正的代指。{18}后又延伸依托到白衣之上：“宋朝初年，男子通常穿的衣服有皂袍及白袍。其中尤以无官的士人喜欢穿白袍。……事實上，这种白袍是士庶阶级最常穿的衣服。”{19}但这引起了当时礼部的注意，礼部认为这有违礼制，此事在《宋史·舆服志五》中有记载：“凉衫，其制如紫衫，亦曰白衫。乾道初（公元1165年—引者注），礼部侍郎王曮奏，‘窃见近日士大夫皆服凉衫，甚非美观，而以交际、居官、临民，纯素可憎，有似凶服。’……于是禁服白衫。”士人着白衣以示高洁脱俗、返璞归真，但在礼部看来却是有违礼制的，这显然受后世服色忌白的思维所致。白为凶色，其色不祥。明时亦相关规定，“朝见人员，四时并用色衣，不许纯素”（《明史·舆服三》），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士子们着白衣，除了简便的生活需要，还出于彰显和标榜自身品格，将服色（白色）与其象征意蕴（高洁）联结起来，以实现由内到外的相谐统一。
四、多用之色：民间便于生活的实用考量
白衣者，庶人之服。服饰忌白，多限于以麻制作的布料。“古之所以不忌白者，盖丧服皆用麻，重而斩齐，轻而功缌，皆麻也，惟以升数多寡精粗为异耳。自麻之外，缯缟固不待言，苎葛虽布属，亦皆吉服。”（宋·周密《癸辛杂识·白帽》）古时并没有专门染制白色的染料，如麻、葛、丝、棉等大都呈现素白的色调。因此，朴质无饰的白衣，长期以来都是最为大众化、最为常见的服色。随着染色技术的精进，“厌白色，尚采色，起于唐宋之间”{20}。“庶人工商，只着白衣。”但事实上，受制于工艺技术和生产成本，直到明清时期，白色衣服依然是底层庶民百姓重要的服色。《阅世编》中记载，崇祯末年，“帝命其太子、王子易服青布棉袄、紫花布袷衣、白布裤、蓝布裙、白布袜、青布鞋、戴皂布巾，作民人装束以避难”，可见当时平民着白色服饰是非常普遍的。民间画诀有“要想俏，带点孝”的说法，也从侧面反映出，在服饰配色中，作为高明度的白色，其作用不可或缺，在使用上相当广泛。衣裳非纯素，或搭配它色的衣物、配饰来穿戴，便不会被会认为是禁忌之色了。
在与服饰紧密关联的妆容方面，古代青年男女多以肤白为美，所谓“肤若凝脂”（形容女子），面如冠玉（形容男子），白面成为美仪容的代称，肤白甚至成为貌美的先决条件，为了遮瑕美白，人们很早便广泛使用化妆美白用的材料，如铅粉、白粉等。民众生产、生活实践中，化妆用的铅粉，作为涂绘、描画用的白色颜料非常丰富，它们都没有如服色一样的民俗意义。而在首饰应用中，白玉以其洁白无瑕的特质始终居于古代色玉的最高层级，被赋予极高的地位。在民居建筑中，也常用石灰涂刷墙壁，以求粉白明洁，这里的白又被赋予吉祥之意，所谓“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民居的建筑材料多为常见的廉价物料，如贫民以白茅草为屋顶，因其寒俭无饰，被称作“白屋”。而涂刷墙面的白涂料也由官方所用的蜃灰（蛤蜊外壳烧制研磨而成）变为更为廉价的石灰了。
民众这种以生活需要为基本原则的白色应用，就不再限于特定意义上的象征与隐喻，而呈现的是直白的生活本色，是出于满足现实需要的功利选择。
衣饰忌白又用白，从中可见传统礼制制度与五行逻辑的纠缠。在历史的长河中，因官方礼制的规限，五行理论的影响，以及自身朴质无华的特质，忌白成为数千年来的色彩文化现象，有着深远且持久的影响。但在民众的生活日用中，白色无论在服饰、妆容，还是住居、器用上的应用又是极为广泛的。白色的这种地位与功能的变迁中隐含着传统的五行逻辑和等级礼制，也必然地包含有视知觉的原理和民众生活需求的现实考量。
服色“是作为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而存在的，具有稳定、持久、普遍的特性，在其中积淀着民族的集体潜意识。它所表达的是某一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意志、心理定势，潜在着古老的经验和文化积淀”。{21}在传统中华文化的语境中，服饰中的白色不仅仅是一种视觉表现语言，更隐含着特定的观念和文化意涵，它以象征为手段，将所关联的内涵导引到意义的两端，表达着人的丰富情感与精神世界。白色在服色上的应用及其意义，可成为了解我们丰富文化习俗和独特思维方式的重要方式。
我们认为，在中华色彩体系中，包括白色在内的众多颜色的具体生活应用是多层次、多向度的，色彩所关联的文化观念不断累积、沉淀，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它们的具体意义与其所依附的造物载体、所处的具体场所、所在的文化语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在色彩的具体择用实践和开展相关研究工作时是尤其需要注意的。
注释：
①陈淑君、陈华文：《民间丧葬习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3—104页。
②⑥李梅：《先秦服饰审美文化研究》，山东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③关秀娇：《上古汉语服饰词汇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
④⑤孙希如：《汉民族丧服色彩的民俗学研究——以浙江省金华市寺平村丧服色彩民俗为例》，浙江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⑦胡玉华：《中国丧服尚白礼俗》，《寻根》2007年第2期。
⑧陈秀莲：《台湾少年小说原住民族群书写研究》，台中教育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版，第65页。
⑨哀素，言哀痛无饰也，凡物无饰曰素。
⑩徐海：《伍子胥白马素车形象考》，《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11}李健吾：《中国色彩民俗》，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第395—397頁。
{12}曾磊：《秦汉社会礼仪中的用色考察——以丧礼和降礼为例》，《形象史学》，2018年下半年。
{13}所谓阴事，是指祭祀月亮、求雨、打仗、吊丧之类的活动。参见彭德：《中华五色》，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页。
{14}赵曦：《先秦色彩文化研究》，郑州大学2018年博士学位论文。
{15}李炳海：《从殷人尚白到孔子的以素为本》，《齐鲁学刊》1991年第6期。
{16}黄仁达：《中国颜色》，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页。
{17}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页。
{18}曾磊：《说“黑白”——秦汉颜色观念文化分析一例》，《秦汉研究》2014年第1期。
{19}李应强：《中国服装色彩史论》，南天书局1993年版，第90页。
{20}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页。
{21}潘定红：《民族服饰色彩的象征》，《民族艺术研究》2002年第2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神圣与世俗的共构：民间造物色彩观念研究”（项目编号：20FYSB046）和湖南省教育厅科研优秀青年项目“设计学视野下的民间造物色彩研究”（项目编号：19YBA11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工程学院设计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 孙 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