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的批判是阴暗
　　文/林德清
　　
　　曾经蛮欣赏诸如“批判的缺席”之类的语句，不仅显得时尚前卫，也似乎有种一言中的的感觉。然而听得多了，再纵观“批判”的现实，便发现，如今不是批判少了，而是泛滥成灾。民间批评家风起云涌，“点到穴位”的几乎没有，倒是扯着嗓子瞎鼓噪的不老少。对此，一位著名作家点评得很到位，他说，现在的学生让他描述一个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非常困难，可是让他批判一个人或一件事却可以洋洋洒洒，网络上充斥的是这类民间批评家。“描述能力”的退化和“批判能力”的激增未必是一件好事。激增到不健康的程度，就成了“过度的批判”。
　　学生还在其次，要紧的是掌握媒体的人士也往往跻身于“过度的批判”之中。最显见的例子是，当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出来时，媒体一片叫骂之声，记者们像串通好了似的，不往死里打就不解气；而后老谋子的《十面埋伏》问世，媒体又是一片讨伐之声，有用直笔的，也有用春秋笔法的，把老谋子批得体无完肤。可是老谋子的电影就真的那么差吗？为何票房却独领风骚呢？难道观众的眼睛都瞎了吗？难道他们除了被骗就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吗？有几位笔者熟悉的老外和海龟非常迷惑地问在下，张艺谋的片子很好看呀，在海外很轰动呀，很为中国人长脸呀，为何中国人那么讨厌？为什么香港导演拍摄《卧虎藏龙》很少听到责难，而是一片叫好之声？其实差不多呀！
　　问得好！真的是中国人讨厌张艺谋吗？非也，是一部分掌握媒体的人霸道地代表着民意，或者说强奸着民意。在下就亲眼看见一位记者在看《十面埋伏》的时候满眼泪光，显然是受了感动；可是在第二天见报的文章里，该记者出手狠毒，用词犀利，锋芒毕露。是什么心理驱使“他们”酷爱批判？是什么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促使他们缺乏赞美细胞，培植批判细胞？
　　遂非常佩服韩国人的爱国情怀，他们酷爱自己国家的任何产品，酷爱和爱护自己国家的电影。在国际舞台，他们总是非常团结，为韩国电影摇旗呐喊。而咱们呢？张艺谋好不容易创造了民族电影的奇迹，好不容易趟出了一条市场之路，我们不但不全力鼓劲，还要使劲泼冷水，怪不得海外游子百思不得其解。因此，探讨“过度的批判”的背后动因非常紧要。窃以为，是不正常的文化氛围酿就了部分媒体人（当然不仅于此）的阴暗心理，那种“搏出上位”一举成名的不良风气浸染着人们的灵魂，使得健康到位的批判缺席，而无聊违心的批判泛滥。从更深一层而言，如果心灵中没有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准绳，有害无益的过度批判必然成灾。
　　
　　过度还是不足
　　文/陶江虎
　　
　　林德清先生曰，批判的前提是“心灵中要有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准绳”，这我同意，也以为点中要害。但是对目前的批判现实究竟是“过度”还是“不足”，我有不同看法。于我看来，“过度”谈不上，“不足”却是铁板钉钉。
　　何谓？证据之一，我们缺乏真正优秀的批评家。遍搜各地，咱们有当年俄国的“××斯基”吗？有一语定乾坤的权威批评家吗？没有。优秀而权威批评家的缺席，使得我们的批评界缺乏导航的灯塔，缺乏领军的将领，缺乏灵魂。领军人物至关重要，当年文坛有鲁迅为首的一批领军作家，文学的方向就与民族大业血肉相联。鲁迅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是倘若推举“批评界”首领，鲁迅先生毫无疑问首屈一指，其批评和批判如投枪如匕首，刀刀见血，剑剑封喉。现在还有国学根底如此深厚，批判意识如此强烈，民族责任铁肩担当的大家吗？伟大的批评家的匮乏，使得我们的批判经常显得精神阳痿，底气不足。
　　证据之二，我们缺乏酿造优秀批评家的良好风气。批评家有是有，他们或者蛰伏在高校和社科院，或者娱记扮演批评家，前者隔靴搔痒不痛不痒，后者说痛说痒乱抓痛痒。某作家出版某作品一部，请某高校某社科院某批评家美言或批评几句，某批评家盛情难却，钻入字里乾坤以微见著，极尽美言，稍事批评，然后研讨一番，饕餮一餐，皆大欢喜。更有甚者，某作家为了出名，恳请批评家配合“批判”，火力越猛越好，如此“连裆模子”，怎么能够批评到位一针见血？批评和批判隶属于高尚的精神领域，来不得半点的利益考虑，一旦沾染铜臭，批评家的独立人格必遭玷污，批判的质量也就堪忧了。现在尤其突出的一个现象是：媒体甚至是小报记者俨然以权威批评家自居，指东打西所向披靡，严重影响着读者的评判方向，源头之水不健康，污染就必然了。
　　证据之三，我们没有培养优秀批评家的土壤。无论是独到的见解或是独立的人格，其建立的前提是抛却一切人身依附，一旦有了人身依附的羁绊，你的洞察力必然受到掣肘，炯炯发光的眼睛必然变得左顾右盼难以聚焦。你能够仅仅用批评养活自己吗（乃至养活得比一般人好得多）？你能够仅仅用批评成为举足轻重的伟人吗？你能够仅仅用批评让文学人文化人折服吗？批评家应该是一个伟大而高尚的职业，当然你可以是研究员，可以是高校教授，但一旦批评起来，你的身份不再依附于你的单位。
　　至于民间批评家的泛滥，窃以为不足为虑。有了领航的灯塔，有了风向标，健康的批评会汇成美好的洪流。以高标准衡量，今天的批判不是过度，而是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