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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边城》的人都知道，在美丽的湘西有座风景秀丽的小镇叫茶峒，清幽的峒溪水润泽着居住在小镇的苗族人民。他们生活在一个“安静和平”的世界里，“人人都有一副好脾气，好心肠，很少横眉怒对，剑拔弩张，绝无“一个个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啄了我，我啄了你”的紧张与恐怖。“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而“管渡船的必为一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里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老船夫请人喝酒，能把酒葫芦喝丢了。这边地即使是作妓女的，都“永远那么浑厚”、“守信自约。”他们的世界充满温馨，令人神往。然而，这个“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世外桃源”的缔造者沈从文先生却如是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这给喜欢湘西风情的人带来许多的思考，给文学评论家也留下许多的疑问。或许，只有走进湘西的腹地——凤凰，才能欣赏苗寨风情，懂得水火交融中的边城文化，只有走入沈从文的文字世界，才能解读这位有着四分之一苗族血统的作家身上的儒雅与柔韧。才能理解他所缔造的苗氏物语。
一、宁静、祥和的古城风情。神秘、热烈、开放的苗寨风俗，淳朴、善良的人性构建了沈从文的生命理念和人性哲学。使他对于苗族文化有着无比的推崇与赞美。
沈从文在凤凰城里长到十五岁，而后从军，又在沅江、辰水之间浪迹五年，苗乡生活在他身上烙下深深的印记。二十岁后远离故土，目睹社会的变革与政治的混乱。这块远离尘世喧嚣、宁静安详的土地便成了他心中的一片净土。而苗族人的淳朴、善良便成了他呼唤现实生活中人性美的源泉。因此，在《边城》的创作中，他总是以最明净的笔来描写笔下的一人一事，一草一木。无论是如银子般的月光，还是草丛中繁密错杂的虫声。抑或是溪面浮着的薄薄的白雾，无不充满宁静和谐，无不拥有天地自然的灵性。苗寨的每一个角落都浑然而成一幅静美的图画。黄昏、溪流、暮霭、夜月，好似浓墨勾勒，在作者的笔下渲染出别具特色的苗乡水墨风景画。使人溶入景，达到“物我合一”的“忘俗”境地。
作者不仅倾心于苗寨的美景，对苗寨的人更充满感情，对苗人的至善至美的性情，充满无比的崇敬与赞美。在自然恬静的苗寨风光的映衬下，作者用更多的笔墨触入苗人的灵魂，极力渲染了得山川灵秀，从而重义轻利、安信自约的淳朴的苗族人的人性美，全面揭示了苗氏文化的内涵。文中，翠翠是苗族女神的化身。她秀外慧中，脱尘超俗。风姿绰约。“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她沐浴着自然的雨露，和着自然的节奏生长，生活中虽有困惑。有忧伤，但更多的是恬静自然。除她之外，苗族青年男女也热爱自己的生活。也热爱自己的生命，生活拮据但并不沉闷。赶集的时候，姑娘小伙们穿得漂漂亮亮寻找自己的爱人，唱着山歌获取爱人的芳心。端午节的时候，头上和腰间缠着红布的青年浆手在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色的龙舟上激情进发，粗犷放达。无论是老船夫、翠翠，还是顺顺、天保、傩送，抑或是地位低下的妓女们，苗乡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追求是自然、淳朴。然而又强劲、热烈的。这里的人与人之间没有图财害命的金钱交易，没有尔虞我诈、逢场作戏的官场交易，有的只是纯真的友情、真挚的关爱。作者“笔下所描绘的湘西风情渗透了其强烈的乡土挚爱之情和生命萌动，韵味隽永的语言中绘出的是未被工业文明所分解的“天人合一”的民俗文化。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淡远、契合自然的法则。在他看来，景是一种美，风俗是一种美，爱是一种美，人性更是一种美，他借助苗情苗性，以雅致、从容、乡土气味极浓的笔调搭建了他的理想王国。用梦与真创造的一种宁静自足的生活。淳厚的人情美、人性美、自然、高贵的爱情美。人心向善、正直、朴素、信仰简单而执着的地方民族性格。在这里，沈从文创造出闪耀着神性之光的理想人物，体现出人性中庄严、健康、美丽、虔诚的～面。这似乎与笼罩在当时的困惑、怀疑、失望、无助的生命气息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有人说《边城》是沈从文的“救助站”，他总是试图从未受尘俗污染的苗寨生活里寻找生活的支柱：总是在苗寨的高崖上、月光下、竹篁里，草丛中编织他美好、纯真的梦，追求他质朴、高贵的人性。可以说。沈从文将他对人性的理解，对生命内涵的诠释完全溶入《边城》的苗乡文化之中。
二、强大的物质文明和思想观念的冲击使作者清楚地看到苗人的思想观，价值观的改变。与民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苗族文化的未来引发作者的感伤与思考。
沈从文塑造了一个完美无瑕的《边城》世界，然而，这个世界中的生活实在是太完美了，它不是现实，而是一个梦，一个美丽而忧伤的梦，一切的美丽都由沈从文用他那悲悯的感情谱写而成。作为一位有着高度民族责任感与忧患意识的作家，他清楚地感受到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和物质文化对苗乡人民生活和价值取向的冲击，也亲眼目睹了文化对立所产生的一幕幕悲剧，感受到苗乡人民的困惑与无奈，他无意粉饰太平，所以他虽然以极其恬然的语调渲染出最美的田园美景，却往往又不动声色地，让命运的无常之手使一切美丽如流星般转瞬即逝。面对社会的；中击，面对外来文化的袭击，苗乡人的出路在哪里呢?苗氏文化的出路又在哪里呢?他也在《边城》里苦苦地思索与探寻着。
作者取题《边城》便突现这座古城的边缘性位置。文章的开头。更是加重这种浓郁的孤独感。显现出立身于世外的无奈。“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类似于“夜渡无人舟自横”的渡口景象，奠基黄昏与夜晚的凄清情调。而这种凄清，是与苗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紧密关联的。
明清时，凤凰已为大湘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官商富绅云集此地。统治者们在政治策略上。采取“以夷治夷，以苗治苗”、“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政策，仅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县城就修建祠堂庙宇达58座之多。政治的攻掠加上思想的攻掠使得苗人被迫接受统治者建筑起来的宗法制度。明清以后。中央统治者加强军事威胁，血腥屠戮接连不断。苗人被迫居于穷山僻壤之间，托庇于大自然的保护，麻木地生存。汉族强大的思想攻势和物质攻势使他们的价值取向、爱情观发生转换，酿造了一幕又一幕的悲剧。
《边城》里翠翠的母亲便是汉文化同苗 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的牺牲品。苗人是不反对自由恋爱的。一对青年男女若以心相许后，人迹稀少的深山或幽谷，便是相悦的福地：草地和洞穴是他们的婚床，星月与清风乃是他们爱情的见证。他们爱得自主而自由，以至汉人也心存惊悸。称其为“放野”。所以，自由结合的苗人。大都会终生和睦，绝少离异，其恋爱比汉人要开明得多。所以，苗人不会捉住一对暗自愉悦的男女，捆起手脚，沉到潭里去。“沉潭”是在湘西的汉族军人和官僚士绅，在汉族观念桎梏下所演出的一种封建闹剧，是边城本土文化的一个异质。苗地汉人驻军很多，汉族驻军和衙属。难免要与当地人发生情感纠葛。但门第观念和军阀制度又制约着他们感情的发展。所以翠翠的母亲虽有了暧昧的关系，爷爷却“不加个有分量的字眼”。而她的母亲“羞愧”，“最终吃了冷水死去”却是受到汉族文化影响的结果。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可以清楚看到这种权力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
但这种悲剧又在作为汉族文化与苗族文化结合的产物的翠翠身上延续。她的爱情也受到来自现代世界的价值观念的冲击。文中多次提到“渡船”(传统文化的象征)与“碾坊”(现代文明的象征)，而它们之间的矛盾便隐喻着文明之间的撞击。翠翠是汲取山林精气长大，了无心机的纯洁少女。她追求自己的爱情。但也隐隐约约地感受到“有一副麻花纹的银手镯，以碾坊作陪嫁的团总家小姐”的威胁。她希望得到爷爷(传统文化的维护者)的帮助。但同时也意识到“爷爷也不可能听懂她的心声”：她只有向山神(古老的苗族文化的象征)企求，但她也知道这是虚无缥缈的。最后，爷爷也离世了，她的生活充斥着哀伤，她的爱情也以无尽止的等待而结束。在这里，当物质文明与传统文化激烈碰撞时，传统文化显得何等的渺小，人又显得何等的无奈。
作者生活的年代，社会动荡不安，湘西看似净土，却也是官商勾结，物欲横流。人的生存理想破灭，价值观念瓦解。民族传统文化正逐步走向消亡。与民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苗族文化的未来，不能不让作者深深地困惑与忧虑。他清醒地认识到文化的衰败，所以，他让维护苗乡传统文化的爷爷逝去了：他又不希望传统文化一成不变地流传下去，所以他让希望接过渡船，传乘苗寨传统文化的大老也死去了：只让对于传乘文化持迷惑态度的翠翠无限地等着，等待一个不知结果的未来，却留下一心想冲破束缚的二老离家出走。寻找未来出路。可以说，作者已经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的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受到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所摧毁。生命似异实同。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面对文化的伤势。他哀愁，但对苗族文化的未来仍然充满期待。
由此看来，《边城》本身就是一出悲剧，是爱情悲剧，也是民族文化的悲剧。沈从文先生自己也这样注释《边城》……事实上却等于把我那小小地方近两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历史发展和悲剧结局加以概括性的记录。凡事都若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若宿命的必然。他深深地意识到民族文化的悲剧性命运。但他极力想挽留给他留下美好童真记忆的湘西民情民性，因此，在对湘西故土人情的热爱和对现实社会忧患意识的交替推动下，作家剪除乡村宗法社会的黑暗和冷酷，剪除人性中受挤压而扭曲的部分，升华而起，用梦幻加以丰富，用痴情酿成诗，谱成理想人性的梦幻曲。《边城》表面上看基调是温暖的、平和的。但仔细思量之后又会体会到那潜伏着的深沉的悲剧感，这也是作者面对强大的物质文明西来时，对传统文化的伤逝所怀着一种无言的哀戚和令人感伤的怀旧情结。
一、宁静、祥和的古城风情。神秘、热烈、开放的苗寨风俗，淳朴、善良的人性构建了沈从文的生命理念和人性哲学。使他对于苗族文化有着无比的推崇与赞美。
沈从文在凤凰城里长到十五岁，而后从军，又在沅江、辰水之间浪迹五年，苗乡生活在他身上烙下深深的印记。二十岁后远离故土，目睹社会的变革与政治的混乱。这块远离尘世喧嚣、宁静安详的土地便成了他心中的一片净土。而苗族人的淳朴、善良便成了他呼唤现实生活中人性美的源泉。因此，在《边城》的创作中，他总是以最明净的笔来描写笔下的一人一事，一草一木。无论是如银子般的月光，还是草丛中繁密错杂的虫声。抑或是溪面浮着的薄薄的白雾，无不充满宁静和谐，无不拥有天地自然的灵性。苗寨的每一个角落都浑然而成一幅静美的图画。黄昏、溪流、暮霭、夜月，好似浓墨勾勒，在作者的笔下渲染出别具特色的苗乡水墨风景画。使人溶入景，达到“物我合一”的“忘俗”境地。
作者不仅倾心于苗寨的美景，对苗寨的人更充满感情，对苗人的至善至美的性情，充满无比的崇敬与赞美。在自然恬静的苗寨风光的映衬下，作者用更多的笔墨触入苗人的灵魂，极力渲染了得山川灵秀，从而重义轻利、安信自约的淳朴的苗族人的人性美，全面揭示了苗氏文化的内涵。文中，翠翠是苗族女神的化身。她秀外慧中，脱尘超俗。风姿绰约。“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她沐浴着自然的雨露，和着自然的节奏生长，生活中虽有困惑。有忧伤，但更多的是恬静自然。除她之外，苗族青年男女也热爱自己的生活。也热爱自己的生命，生活拮据但并不沉闷。赶集的时候，姑娘小伙们穿得漂漂亮亮寻找自己的爱人，唱着山歌获取爱人的芳心。端午节的时候，头上和腰间缠着红布的青年浆手在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色的龙舟上激情进发，粗犷放达。无论是老船夫、翠翠，还是顺顺、天保、傩送，抑或是地位低下的妓女们，苗乡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追求是自然、淳朴。然而又强劲、热烈的。这里的人与人之间没有图财害命的金钱交易，没有尔虞我诈、逢场作戏的官场交易，有的只是纯真的友情、真挚的关爱。作者“笔下所描绘的湘西风情渗透了其强烈的乡土挚爱之情和生命萌动，韵味隽永的语言中绘出的是未被工业文明所分解的“天人合一”的民俗文化。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淡远、契合自然的法则。在他看来，景是一种美，风俗是一种美，爱是一种美，人性更是一种美，他借助苗情苗性，以雅致、从容、乡土气味极浓的笔调搭建了他的理想王国。用梦与真创造的一种宁静自足的生活。淳厚的人情美、人性美、自然、高贵的爱情美。人心向善、正直、朴素、信仰简单而执着的地方民族性格。在这里，沈从文创造出闪耀着神性之光的理想人物，体现出人性中庄严、健康、美丽、虔诚的～面。这似乎与笼罩在当时的困惑、怀疑、失望、无助的生命气息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有人说《边城》是沈从文的“救助站”，他总是试图从未受尘俗污染的苗寨生活里寻找生活的支柱：总是在苗寨的高崖上、月光下、竹篁里，草丛中编织他美好、纯真的梦，追求他质朴、高贵的人性。可以说。沈从文将他对人性的理解，对生命内涵的诠释完全溶入《边城》的苗乡文化之中。
二、强大的物质文明和思想观念的冲击使作者清楚地看到苗人的思想观，价值观的改变。与民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苗族文化的未来引发作者的感伤与思考。
沈从文塑造了一个完美无瑕的《边城》世界，然而，这个世界中的生活实在是太完美了，它不是现实，而是一个梦，一个美丽而忧伤的梦，一切的美丽都由沈从文用他那悲悯的感情谱写而成。作为一位有着高度民族责任感与忧患意识的作家，他清楚地感受到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和物质文化对苗乡人民生活和价值取向的冲击，也亲眼目睹了文化对立所产生的一幕幕悲剧，感受到苗乡人民的困惑与无奈，他无意粉饰太平，所以他虽然以极其恬然的语调渲染出最美的田园美景，却往往又不动声色地，让命运的无常之手使一切美丽如流星般转瞬即逝。面对社会的；中击，面对外来文化的袭击，苗乡人的出路在哪里呢?苗氏文化的出路又在哪里呢?他也在《边城》里苦苦地思索与探寻着。
作者取题《边城》便突现这座古城的边缘性位置。文章的开头。更是加重这种浓郁的孤独感。显现出立身于世外的无奈。“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类似于“夜渡无人舟自横”的渡口景象，奠基黄昏与夜晚的凄清情调。而这种凄清，是与苗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紧密关联的。
明清时，凤凰已为大湘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官商富绅云集此地。统治者们在政治策略上。采取“以夷治夷，以苗治苗”、“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政策，仅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县城就修建祠堂庙宇达58座之多。政治的攻掠加上思想的攻掠使得苗人被迫接受统治者建筑起来的宗法制度。明清以后。中央统治者加强军事威胁，血腥屠戮接连不断。苗人被迫居于穷山僻壤之间，托庇于大自然的保护，麻木地生存。汉族强大的思想攻势和物质攻势使他们的价值取向、爱情观发生转换，酿造了一幕又一幕的悲剧。
《边城》里翠翠的母亲便是汉文化同苗 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的牺牲品。苗人是不反对自由恋爱的。一对青年男女若以心相许后，人迹稀少的深山或幽谷，便是相悦的福地：草地和洞穴是他们的婚床，星月与清风乃是他们爱情的见证。他们爱得自主而自由，以至汉人也心存惊悸。称其为“放野”。所以，自由结合的苗人。大都会终生和睦，绝少离异，其恋爱比汉人要开明得多。所以，苗人不会捉住一对暗自愉悦的男女，捆起手脚，沉到潭里去。“沉潭”是在湘西的汉族军人和官僚士绅，在汉族观念桎梏下所演出的一种封建闹剧，是边城本土文化的一个异质。苗地汉人驻军很多，汉族驻军和衙属。难免要与当地人发生情感纠葛。但门第观念和军阀制度又制约着他们感情的发展。所以翠翠的母亲虽有了暧昧的关系，爷爷却“不加个有分量的字眼”。而她的母亲“羞愧”，“最终吃了冷水死去”却是受到汉族文化影响的结果。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可以清楚看到这种权力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
但这种悲剧又在作为汉族文化与苗族文化结合的产物的翠翠身上延续。她的爱情也受到来自现代世界的价值观念的冲击。文中多次提到“渡船”(传统文化的象征)与“碾坊”(现代文明的象征)，而它们之间的矛盾便隐喻着文明之间的撞击。翠翠是汲取山林精气长大，了无心机的纯洁少女。她追求自己的爱情。但也隐隐约约地感受到“有一副麻花纹的银手镯，以碾坊作陪嫁的团总家小姐”的威胁。她希望得到爷爷(传统文化的维护者)的帮助。但同时也意识到“爷爷也不可能听懂她的心声”：她只有向山神(古老的苗族文化的象征)企求，但她也知道这是虚无缥缈的。最后，爷爷也离世了，她的生活充斥着哀伤，她的爱情也以无尽止的等待而结束。在这里，当物质文明与传统文化激烈碰撞时，传统文化显得何等的渺小，人又显得何等的无奈。
作者生活的年代，社会动荡不安，湘西看似净土，却也是官商勾结，物欲横流。人的生存理想破灭，价值观念瓦解。民族传统文化正逐步走向消亡。与民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苗族文化的未来，不能不让作者深深地困惑与忧虑。他清醒地认识到文化的衰败，所以，他让维护苗乡传统文化的爷爷逝去了：他又不希望传统文化一成不变地流传下去，所以他让希望接过渡船，传乘苗寨传统文化的大老也死去了：只让对于传乘文化持迷惑态度的翠翠无限地等着，等待一个不知结果的未来，却留下一心想冲破束缚的二老离家出走。寻找未来出路。可以说，作者已经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的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受到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所摧毁。生命似异实同。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面对文化的伤势。他哀愁，但对苗族文化的未来仍然充满期待。
由此看来，《边城》本身就是一出悲剧，是爱情悲剧，也是民族文化的悲剧。沈从文先生自己也这样注释《边城》……事实上却等于把我那小小地方近两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历史发展和悲剧结局加以概括性的记录。凡事都若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若宿命的必然。他深深地意识到民族文化的悲剧性命运。但他极力想挽留给他留下美好童真记忆的湘西民情民性，因此，在对湘西故土人情的热爱和对现实社会忧患意识的交替推动下，作家剪除乡村宗法社会的黑暗和冷酷，剪除人性中受挤压而扭曲的部分，升华而起，用梦幻加以丰富，用痴情酿成诗，谱成理想人性的梦幻曲。《边城》表面上看基调是温暖的、平和的。但仔细思量之后又会体会到那潜伏着的深沉的悲剧感，这也是作者面对强大的物质文明西来时，对传统文化的伤逝所怀着一种无言的哀戚和令人感伤的怀旧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