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年一度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胡锦涛主席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国务委员戴秉国，将同奥巴马总统特别代表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共同主持对话。
分析人士认为，2009年由两国元首共同倡导的这一对话机制如何总结过去、开创未来，值得关注。外界希望通过此次对话看到中美两国共同探索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能摸索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相处之道。
经贸合作中美双方都要高瞻远瞩
随着美国进入大选年，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救济增多，中美经贸关系争议再起。近日由中美两国学者共同撰写的报告《中美战略互疑》也引起了各方关注。笔者认为，应该看到中美经贸关系对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中美经贸合作不仅对两国人民的福祉至关重要，也对全球经济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两国都应该高瞻远瞩地维护好中美紧密经贸关系的大局。
中美建交33年来，双边贸易额增长了180多倍。如此快速的增长，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可以说创造了一个奇迹。反思原因，就是中美两国在历史文化、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方面都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这决定了两国的经贸合作空间广阔，也能够有效地实现互利双赢。
当然，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美的贸易不平衡。但应该看到，中美贸易不平衡背后有深刻复杂的原因：
首先，两国在统计口径上存在差异。美国在外贸统计中使用的是原产地原则，计算到岸商品的价格，这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存在一定程度的高估。
其次，中美两国在发展阶段、要素禀赋以及经济结构上的差异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国际贸易格局主要由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以及经济结构等实体经济因素决定，是国际产业分工的结果。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生产要素在全球重新配置，形成了新的产业分工格局。美国率先完成了工业化，经济结构不断高级化，陆续把产品的组装加工环节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国外，把研究与开发等核心业务和关键部件的生产放在国内，主要发展服务经济。
而中国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之中，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与要素集聚，通过与本国低成本劳动力相结合，主要发展工业经济，成为了“世界工厂”，从日、韩、台等进口原材料和中间品，加工装配后出口到美欧发达国家。因此，在中美贸易中，中国的加工贸易是顺差，一般贸易是逆差；货物贸易是顺差，服务贸易是逆差。
再次，美国对中国出口管制加剧了双边贸易不平衡。在现有的国际分工格局下，美国的优势集中在技术和人力资本密集的高技术产业和高科技产品。但美国长期实行对华出口管制政策，限制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使得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不能完全发挥。严格的管制也迫使很多中国用户无法进口，或者放弃进口美国的产品转从他国进口。
最后，美国长期逆差也与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有密切关系。美元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理论研究显示，美国要想对外输出美元，为世界提供流动性，就要以经常项目逆差的形式来实现。未来随着国际贸易和投资规模的扩大，全球对美元的需求增多，美国的逆差可能还会增大。
但是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结果是中国占了便宜美国吃了亏，则是需要抵制的观点。中美经贸关系给两国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大量质优价廉的产品，提高了美国民众实际消费能力和生活水平，为美国经济保持增长提供了助力，中美经贸关系也为美国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而来自美国的商品、技术也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活跃了中国的市场。
从企业来看，美国的跨国企业从中美经贸中获益很大。因为中国虽然是世界工厂，但是没有产品的定价权，中国工人赚的是辛苦的加工费，还付出了大量的劳动、环境和资源成本。利润大的设计、营销等渠道由美国的跨国公司掌握，它们才是中美经贸关系中获益最大的。
笔者认为，当前美国没有必要纠缠在贸易不平衡这个问题上。因为即使从不平衡的角度来看，双方也是各有侧重。比如中美贸易中，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是严重顺差的，美国在中国的投资银行，基金、证券类的投资有十几个公司，而中国在美国基本上没有什么投资银行。目前，中国大型企业的IPO基本上或者大部分都被美国公司包了，美国在中国的保险公司有十几个，中国金融机构使用的会计师事务所等也大多是美国的。
除了服务贸易方面，在直接投资领域，两国也是严重不平衡的。截至2010年底，美国实际在华投资存量有700多亿美元，而中国对美投资存量则不到50亿美元。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表明，投资的不平衡将导致贸易领域的不平衡，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许正是美国对中国大量投资顺差的逻辑后果。
实际上，中美之间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并非源于利益冲突，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理解。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时指出，“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中美之间的交往不是零和博弈，也不存在谁输谁赢的问题。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趋势中，中美两国都需要对方的合作与成功来确保自身的发展。中国需要美国，特别是随着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的实施，中国将实现从出口主导、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向由内需和创新拉动的发展转型，这就需要美国的市场、投资和技术，以防止在转型中发生过大的波动。
美国也需要中国，特别是本次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需要新的经济推动力，而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快速增长的中产阶层将释放巨大的消费潜力，不仅能够给美国，也能够给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撑。两国的共同发展非常必要，没有哪一方可以不需要对方的帮助而独自发展，任何一方的失败，都将给对方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
中美经贸规模巨大，有一些争议的声音不足为怪，但绝不能一味地互相指责。从历史上看，像中美这样两个大国合作共同发展，没有多少先例和经验可供遵循和借鉴，必须要靠我们的智慧来为两国的发展未来进行主动设计。对两国来说，必须要超越当前的争议与分歧，把眼光放长远，积极对话，凝聚共识，在贸易、投资、金融、旅游、教育科技、环境能源等领域创新思路与合作方案。 今年年初，美国史带集团主席格林伯格先生在华尔街日报上，提出中美两国应该开启自贸区谈判，这是很值得两国决策者参考的重要思路。对美国来说，考虑放松对华出口管制等办法，也很值得尝试。未来两国还是应该加强合作，把美国的资金、技术与中国的巨大市场与需求结合起来，为两国的共同经济发展提供支撑，提升两国人民的福祉。
深化中美经济关系需要双方努力
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表示，深化中美经济关系，除了中国需要做出努力之外，美国也需要更多表现开放的姿态，遏制贸易保护主义势头。
陈志武说，中美投资关系是即将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主要议题之一。美国对待中国商品和中国投资应更加理性，往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的方向做出一些让步。
他表示，美国经济有一些复苏迹象，但基础尚未完全稳固，美国为了增加就业、维持经济复苏势头，需要引入更多外资，中国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主权基金也都有意愿到美国投资，但美国对外资的进入存在种种限制，有必要向中国企业更多开放。
在谈及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时，陈志武说，资本价格是众多生产要素价格中很重要的一项，将影响到社会金融资源的配置。银行利率是否贴近应有的市场利率水平对于促进金融资源更有效率的分配十分关键。中国人民银行在过去几年已经朝着利率市场化的方向做出了一些努力，比如放宽银行贷款利率上限，使地方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以及一些信投公司在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时能更好地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贷款利率。这是中国整个利率市场化改革很重要的一步，苦于借不到钱的民营企业因而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他认为，中国应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为长久持续的发展打下基础。
陈志武说，中国人民银行将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千分之五扩大到百分之一，是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步骤，这样能使中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逐渐适应汇率一定程度的波动，为将来进一步推进汇率市场化打下基础。这有利于中国摆脱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并缓解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环境等方面面临的压力。
正确对待中美产业竞争 要合作不要对抗
中美两国产业之间的互补性是合作基础
目前，中国产业整体上仍处于工业经济时代，而美国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两国产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互补性特征。这种互补性是在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三个层次展开的。如美国的高技术产品、农产品，高品质的消费品，全球产业价值链，与中国的轻工、纺织服装等，机电、装备制造业，生物技术、电子产品之间呈现出系统性互补的产业联系。
一是中美两国的要素禀赋差异决定了双边商品和服务贸易的互利性质。如中国劳动力数量是美国的5倍多，平均工资只有美国的1/10。这就形成了中国对美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从美进口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各自获得自己贸易利益的基本格局。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曾专门研究过中国高技术产品顺差问题，最后发现90%以上都是属于跨国公司内部贸易顺差。
二是美国农业比中国有显著的国际竞争优势。如美国的人口不到中国的1/4，耕地面积比中国多40%左右。美国早已建立资本密集型的运输工具、机器工业和大农场。目前中国成了美国大豆、棉花最大的单一海外市场，中美两国在生物安全、水土保护、动植物疫病防治、重大灾害预警等方面建立起互补型的合作机制。但是，农产品贸易也要考虑数百万美国农民与6亿中国农民的损益比较。如果损害数亿中国农民的利益，全球整体福利将会净受损。
三是中美两国工业及相关产业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分工特点。目前，中国已成为美国飞机、汽车重要的出口市场。而在轻工、纺织服装、工程机械、发电设备、程控交换设备等领域，中国产业有自己的竞争优势。中美在各自制造业优势领域已经形成互补互利的合作关系。中国已成为美国制造企业海外投资收益最好的市场之一，如美国通用汽车在危机期来华投资取得巨大收益。
四是中美在现代服务和知识经济领域有着显著的差距，这正是两国合作潜力最大的领域。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量仅为美国的1/4强。中美两国在科技、气候、能源和环境等领域，以及在金融、商务、综合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服务领域，合作在不断拓展深化。美国的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沃尔玛等连锁经营店在华蓬勃发展。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已经从2001年的10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178亿美元。
正确对待中美产业之间的竞争性
中美两国在现代产业体系的主要竞争领域存在着显著的人才、技术和管理差距。国际上有观点认为，美国及主要发达国家主导和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搭了便车，却没有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成为全球不公平贸易的受益者。因此，要按照美国主导的贸易规则重塑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
从2009年开始美国大力推动“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议”（TPP），要在亚太地区打造美国主导的排他性的太平洋集团；成立了跨部门贸易执法中心调查全球不公平贸易行为；在经合组织范围内推动“竞争中性”原则，即限制政府利用优惠待遇补贴国有企业战胜私人企业的能力；通过国内立法授权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等。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转向超越WTO另搞一套贸易规则的制度框架。其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从市场开放施压转向边境内政策，如涉及到国内产业政策、自主创新、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环境标准、贸易融资等领域。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凭借其全球金融货币特殊地位，完全可以成为最大受益者。但事实证明，一旦这种金融货币特权被滥用，就会陷入整个国民的负储蓄、过度消费和金融泡沫，成为过度索取全球化红利的受害者。尤其自2000年以来，美国巨额资本更愿意进入虚拟经济、房地产和建筑业，加剧了其经济和产业的空心化。据统计，1990-2009年，美国制造业在总产出中的比重从27.5%降至19.5%，其中高技术制造业的比重从4.1%降至2.9%，而金融业的比重则从22.1%升至30.1%。美国在过去一些年严重忽视了实体经济和技术创新，从而陷入了这场金融危机。 为此，美国自2009年开始陆续发布了创新战略、国家出口计划、重振制造业框架、制造业促进法案等，重点发展清洁能源产业、钢铁和汽车、生物工程、航空工业和空间技术、纳米技术以及智能电网和节能环保业等先进制造业。
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出现了许多与产业相关的利益冲突和竞争的重大议题。如我国自主创新战略与美国国家创新战略之间，我国扩大内需与美国出口振兴计划之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美国重振先进制造业之间，我国国有经济部门战略性重组与美国跨国公司全球战略调整之间，中美产业政策之间以及美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对华光伏等新能源产品实施反补贴和反倾销，要求中国承担为全球提供最终消费的责任等。美国全国商会会长多诺霍对中美欧产业合作与竞争关系曾说过，世界三大引擎要合作不要对抗，否则都是输家。
中美应从增进全球福祉的大局出发
一是中美两国应从增进全球共同福祉的大局出发，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当前美国正从推进全球化转向区域化、本地化和集团化。在全球经济减速和复苏举步维艰的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自主降低关税和清理非关税措施，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扩大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尤其是扩大新兴市场的相互贸易和投资，实现“共享发展”的平衡增长，同时促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
二是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相互贸易和投资伙伴国，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最大的终端消费市场和结构互补大国，加强中美两国产业合作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长期繁荣稳定。尤其是促进减贫、绿色转型、人力资本开发等方面的合作，建立中美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能源资源危机和人类疾病等重大领域的合作。
三是中美产业合作要切实解决两国长期关切的敏感问题。如中国采取更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美国切实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等。中美在发展新能源领域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和互补优势。
四是积极推动全球治理改革，探索建立全球治理合作的新模式。目前全球治理的核心冲突，是建设有更多共同利益的“地球村”还是继续四分五裂。对于这些选项，中国应坚定不移地推进全球治理结构的国际合作，担当新兴大国的国际责任，为经济全球化继续向前发展做出贡献。
和平相处 互利共赢
战略对话：中美如何和平相处
本次战略对话中，中美关系、两国在亚太地区的互动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都是对话的重要议题。双方还将就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南北苏丹、朝鲜半岛等热点问题，进行对口会见或磋商。
“胡锦涛主席在首尔与奥巴马总统成功会晤、习近平副主席成功访美，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指出了重要框架和原则，这次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主线就是如何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切实推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建设。”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说。
他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加强战略互信是中美建设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条件。这次战略对话所设定的议题正是双边关系中一些长期性、战略性的问题，就这些问题深入沟通，可以消解战略互信赤字，加强战略合作。
“这次对话加大了小范围对话的力度，双方还将举行第二次战略安全对话，这种对话形式上的设置，也体现出双方都希望对话能更加深入，更加富有实效。”金灿荣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美国所所长袁鹏表示，在战略对话框架下举行战略安全对话，双方都有外交部门和军方人员共同参与，这种“2+2”的对话模式，更有利于双方深入探讨一些敏感、核心的，对双边关系有重要影响的战略安全和综合安全问题。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表示，虽然南海问题不是中美之间的问题，但鉴于美方在亚太地区设立军事基地、出售武器、搞联合军演，这些做法与美国官方表态发出相互矛盾的信息，不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对此不能视而不见”。
经济对话：中美如何互利共赢
本次经济对话以“深化战略沟通与务实合作，推进持久互利的中美经济关系”为主题，囊括了促进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拓展贸易和投资机遇，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等多个议题。
袁鹏认为，当前中方希望美方放宽对高科技出口的限制，改善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环境，而美方比较关注国企补贴、自主创新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话题。中美两国目前都在转变各自经济发展方式，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合作，将是本次对话的重要任务。
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说，增长问题涉及到谁来为全球经济的再平衡“买单”；贸易和投资问题涉及到要不要搞贸易保护主义；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涉及各国宏观金融货币政策的制定。现在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对这些问题肯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看法，但两国的一举一动都对世界经济有重要影响。如何求同存异，从大局出发，就是两国需要在经济对话中去协调和探讨的。
值得关注的是，这次对话中，双方将宣布重启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工作，第七轮技术层面磋商将很快进行。
袁鹏表示，美国经济复苏需要外部资金，随着中国对美反向投资的增多，美国需要进一步向中国企业开放市场，同时中国也需要为美国企业继续在华投资提供保障，相关谈判的重启符合中美经济合作中这一新的趋势。
阮宗泽认为，双向投资，尤其是中方企业对美国实体经济的投资，有望成为中美经贸合作的新亮点。“增加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可以帮助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是互利共赢的，但目前美方对中国的投资还心怀戒备。希望通过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能为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中国企业赴美投资争取公平的环境，提升双边经贸合作的质量。”
承前启后：坦率合作共续机制未来
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是这一机制自2009年建立以来的第四轮对话，也是中美各自国内重大政治议程举行之前的一轮对话。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双方应当坦率对话，谋求合作，总结经验，规划未来，让这一机制继续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中美两国不大可能成为盟友，但若走向冲突，后果不堪设想。”阮宗泽认为，发展中美关系必须创新思路，走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之路。“这不是选择之一，而是唯一的选择。”
他说，随着形势的变化，中美摩擦时有发生，但与此同时，两国之间的相互需要也在日益增强。“中美之间需要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样高层的对话机制，加强沟通，化解和管控矛盾，培育合作增长点，引导两国关系朝着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方向发展。”
张燕生说，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不排除为了政治作秀出现一些贸易保护行为，如果这种极端的行为演变为贸易战，势必破坏全球经济复苏的向好势头。所以中美两国要坦率对话，将双方的看法、分歧都摆在桌面上谈，求同存异，寻求共赢。（据新浪网、中国新闻网整理）
分析人士认为，2009年由两国元首共同倡导的这一对话机制如何总结过去、开创未来，值得关注。外界希望通过此次对话看到中美两国共同探索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能摸索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相处之道。
经贸合作中美双方都要高瞻远瞩
随着美国进入大选年，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救济增多，中美经贸关系争议再起。近日由中美两国学者共同撰写的报告《中美战略互疑》也引起了各方关注。笔者认为，应该看到中美经贸关系对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中美经贸合作不仅对两国人民的福祉至关重要，也对全球经济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两国都应该高瞻远瞩地维护好中美紧密经贸关系的大局。
中美建交33年来，双边贸易额增长了180多倍。如此快速的增长，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可以说创造了一个奇迹。反思原因，就是中美两国在历史文化、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方面都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这决定了两国的经贸合作空间广阔，也能够有效地实现互利双赢。
当然，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美的贸易不平衡。但应该看到，中美贸易不平衡背后有深刻复杂的原因：
首先，两国在统计口径上存在差异。美国在外贸统计中使用的是原产地原则，计算到岸商品的价格，这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存在一定程度的高估。
其次，中美两国在发展阶段、要素禀赋以及经济结构上的差异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国际贸易格局主要由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以及经济结构等实体经济因素决定，是国际产业分工的结果。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生产要素在全球重新配置，形成了新的产业分工格局。美国率先完成了工业化，经济结构不断高级化，陆续把产品的组装加工环节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国外，把研究与开发等核心业务和关键部件的生产放在国内，主要发展服务经济。
而中国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之中，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与要素集聚，通过与本国低成本劳动力相结合，主要发展工业经济，成为了“世界工厂”，从日、韩、台等进口原材料和中间品，加工装配后出口到美欧发达国家。因此，在中美贸易中，中国的加工贸易是顺差，一般贸易是逆差；货物贸易是顺差，服务贸易是逆差。
再次，美国对中国出口管制加剧了双边贸易不平衡。在现有的国际分工格局下，美国的优势集中在技术和人力资本密集的高技术产业和高科技产品。但美国长期实行对华出口管制政策，限制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使得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不能完全发挥。严格的管制也迫使很多中国用户无法进口，或者放弃进口美国的产品转从他国进口。
最后，美国长期逆差也与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有密切关系。美元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理论研究显示，美国要想对外输出美元，为世界提供流动性，就要以经常项目逆差的形式来实现。未来随着国际贸易和投资规模的扩大，全球对美元的需求增多，美国的逆差可能还会增大。
但是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结果是中国占了便宜美国吃了亏，则是需要抵制的观点。中美经贸关系给两国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大量质优价廉的产品，提高了美国民众实际消费能力和生活水平，为美国经济保持增长提供了助力，中美经贸关系也为美国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而来自美国的商品、技术也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活跃了中国的市场。
从企业来看，美国的跨国企业从中美经贸中获益很大。因为中国虽然是世界工厂，但是没有产品的定价权，中国工人赚的是辛苦的加工费，还付出了大量的劳动、环境和资源成本。利润大的设计、营销等渠道由美国的跨国公司掌握，它们才是中美经贸关系中获益最大的。
笔者认为，当前美国没有必要纠缠在贸易不平衡这个问题上。因为即使从不平衡的角度来看，双方也是各有侧重。比如中美贸易中，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是严重顺差的，美国在中国的投资银行，基金、证券类的投资有十几个公司，而中国在美国基本上没有什么投资银行。目前，中国大型企业的IPO基本上或者大部分都被美国公司包了，美国在中国的保险公司有十几个，中国金融机构使用的会计师事务所等也大多是美国的。
除了服务贸易方面，在直接投资领域，两国也是严重不平衡的。截至2010年底，美国实际在华投资存量有700多亿美元，而中国对美投资存量则不到50亿美元。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表明，投资的不平衡将导致贸易领域的不平衡，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许正是美国对中国大量投资顺差的逻辑后果。
实际上，中美之间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并非源于利益冲突，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理解。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时指出，“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中美之间的交往不是零和博弈，也不存在谁输谁赢的问题。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趋势中，中美两国都需要对方的合作与成功来确保自身的发展。中国需要美国，特别是随着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的实施，中国将实现从出口主导、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向由内需和创新拉动的发展转型，这就需要美国的市场、投资和技术，以防止在转型中发生过大的波动。
美国也需要中国，特别是本次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需要新的经济推动力，而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快速增长的中产阶层将释放巨大的消费潜力，不仅能够给美国，也能够给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撑。两国的共同发展非常必要，没有哪一方可以不需要对方的帮助而独自发展，任何一方的失败，都将给对方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
中美经贸规模巨大，有一些争议的声音不足为怪，但绝不能一味地互相指责。从历史上看，像中美这样两个大国合作共同发展，没有多少先例和经验可供遵循和借鉴，必须要靠我们的智慧来为两国的发展未来进行主动设计。对两国来说，必须要超越当前的争议与分歧，把眼光放长远，积极对话，凝聚共识，在贸易、投资、金融、旅游、教育科技、环境能源等领域创新思路与合作方案。 今年年初，美国史带集团主席格林伯格先生在华尔街日报上，提出中美两国应该开启自贸区谈判，这是很值得两国决策者参考的重要思路。对美国来说，考虑放松对华出口管制等办法，也很值得尝试。未来两国还是应该加强合作，把美国的资金、技术与中国的巨大市场与需求结合起来，为两国的共同经济发展提供支撑，提升两国人民的福祉。
深化中美经济关系需要双方努力
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表示，深化中美经济关系，除了中国需要做出努力之外，美国也需要更多表现开放的姿态，遏制贸易保护主义势头。
陈志武说，中美投资关系是即将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主要议题之一。美国对待中国商品和中国投资应更加理性，往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的方向做出一些让步。
他表示，美国经济有一些复苏迹象，但基础尚未完全稳固，美国为了增加就业、维持经济复苏势头，需要引入更多外资，中国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主权基金也都有意愿到美国投资，但美国对外资的进入存在种种限制，有必要向中国企业更多开放。
在谈及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时，陈志武说，资本价格是众多生产要素价格中很重要的一项，将影响到社会金融资源的配置。银行利率是否贴近应有的市场利率水平对于促进金融资源更有效率的分配十分关键。中国人民银行在过去几年已经朝着利率市场化的方向做出了一些努力，比如放宽银行贷款利率上限，使地方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以及一些信投公司在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时能更好地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贷款利率。这是中国整个利率市场化改革很重要的一步，苦于借不到钱的民营企业因而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他认为，中国应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为长久持续的发展打下基础。
陈志武说，中国人民银行将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千分之五扩大到百分之一，是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步骤，这样能使中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逐渐适应汇率一定程度的波动，为将来进一步推进汇率市场化打下基础。这有利于中国摆脱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并缓解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环境等方面面临的压力。
正确对待中美产业竞争 要合作不要对抗
中美两国产业之间的互补性是合作基础
目前，中国产业整体上仍处于工业经济时代，而美国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两国产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互补性特征。这种互补性是在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三个层次展开的。如美国的高技术产品、农产品，高品质的消费品，全球产业价值链，与中国的轻工、纺织服装等，机电、装备制造业，生物技术、电子产品之间呈现出系统性互补的产业联系。
一是中美两国的要素禀赋差异决定了双边商品和服务贸易的互利性质。如中国劳动力数量是美国的5倍多，平均工资只有美国的1/10。这就形成了中国对美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从美进口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各自获得自己贸易利益的基本格局。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曾专门研究过中国高技术产品顺差问题，最后发现90%以上都是属于跨国公司内部贸易顺差。
二是美国农业比中国有显著的国际竞争优势。如美国的人口不到中国的1/4，耕地面积比中国多40%左右。美国早已建立资本密集型的运输工具、机器工业和大农场。目前中国成了美国大豆、棉花最大的单一海外市场，中美两国在生物安全、水土保护、动植物疫病防治、重大灾害预警等方面建立起互补型的合作机制。但是，农产品贸易也要考虑数百万美国农民与6亿中国农民的损益比较。如果损害数亿中国农民的利益，全球整体福利将会净受损。
三是中美两国工业及相关产业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分工特点。目前，中国已成为美国飞机、汽车重要的出口市场。而在轻工、纺织服装、工程机械、发电设备、程控交换设备等领域，中国产业有自己的竞争优势。中美在各自制造业优势领域已经形成互补互利的合作关系。中国已成为美国制造企业海外投资收益最好的市场之一，如美国通用汽车在危机期来华投资取得巨大收益。
四是中美在现代服务和知识经济领域有着显著的差距，这正是两国合作潜力最大的领域。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量仅为美国的1/4强。中美两国在科技、气候、能源和环境等领域，以及在金融、商务、综合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服务领域，合作在不断拓展深化。美国的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沃尔玛等连锁经营店在华蓬勃发展。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已经从2001年的10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178亿美元。
正确对待中美产业之间的竞争性
中美两国在现代产业体系的主要竞争领域存在着显著的人才、技术和管理差距。国际上有观点认为，美国及主要发达国家主导和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搭了便车，却没有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成为全球不公平贸易的受益者。因此，要按照美国主导的贸易规则重塑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
从2009年开始美国大力推动“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议”（TPP），要在亚太地区打造美国主导的排他性的太平洋集团；成立了跨部门贸易执法中心调查全球不公平贸易行为；在经合组织范围内推动“竞争中性”原则，即限制政府利用优惠待遇补贴国有企业战胜私人企业的能力；通过国内立法授权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等。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转向超越WTO另搞一套贸易规则的制度框架。其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从市场开放施压转向边境内政策，如涉及到国内产业政策、自主创新、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环境标准、贸易融资等领域。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凭借其全球金融货币特殊地位，完全可以成为最大受益者。但事实证明，一旦这种金融货币特权被滥用，就会陷入整个国民的负储蓄、过度消费和金融泡沫，成为过度索取全球化红利的受害者。尤其自2000年以来，美国巨额资本更愿意进入虚拟经济、房地产和建筑业，加剧了其经济和产业的空心化。据统计，1990-2009年，美国制造业在总产出中的比重从27.5%降至19.5%，其中高技术制造业的比重从4.1%降至2.9%，而金融业的比重则从22.1%升至30.1%。美国在过去一些年严重忽视了实体经济和技术创新，从而陷入了这场金融危机。 为此，美国自2009年开始陆续发布了创新战略、国家出口计划、重振制造业框架、制造业促进法案等，重点发展清洁能源产业、钢铁和汽车、生物工程、航空工业和空间技术、纳米技术以及智能电网和节能环保业等先进制造业。
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出现了许多与产业相关的利益冲突和竞争的重大议题。如我国自主创新战略与美国国家创新战略之间，我国扩大内需与美国出口振兴计划之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美国重振先进制造业之间，我国国有经济部门战略性重组与美国跨国公司全球战略调整之间，中美产业政策之间以及美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对华光伏等新能源产品实施反补贴和反倾销，要求中国承担为全球提供最终消费的责任等。美国全国商会会长多诺霍对中美欧产业合作与竞争关系曾说过，世界三大引擎要合作不要对抗，否则都是输家。
中美应从增进全球福祉的大局出发
一是中美两国应从增进全球共同福祉的大局出发，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当前美国正从推进全球化转向区域化、本地化和集团化。在全球经济减速和复苏举步维艰的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自主降低关税和清理非关税措施，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扩大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尤其是扩大新兴市场的相互贸易和投资，实现“共享发展”的平衡增长，同时促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
二是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相互贸易和投资伙伴国，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最大的终端消费市场和结构互补大国，加强中美两国产业合作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长期繁荣稳定。尤其是促进减贫、绿色转型、人力资本开发等方面的合作，建立中美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能源资源危机和人类疾病等重大领域的合作。
三是中美产业合作要切实解决两国长期关切的敏感问题。如中国采取更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美国切实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等。中美在发展新能源领域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和互补优势。
四是积极推动全球治理改革，探索建立全球治理合作的新模式。目前全球治理的核心冲突，是建设有更多共同利益的“地球村”还是继续四分五裂。对于这些选项，中国应坚定不移地推进全球治理结构的国际合作，担当新兴大国的国际责任，为经济全球化继续向前发展做出贡献。
和平相处 互利共赢
战略对话：中美如何和平相处
本次战略对话中，中美关系、两国在亚太地区的互动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都是对话的重要议题。双方还将就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南北苏丹、朝鲜半岛等热点问题，进行对口会见或磋商。
“胡锦涛主席在首尔与奥巴马总统成功会晤、习近平副主席成功访美，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指出了重要框架和原则，这次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主线就是如何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切实推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建设。”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说。
他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加强战略互信是中美建设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条件。这次战略对话所设定的议题正是双边关系中一些长期性、战略性的问题，就这些问题深入沟通，可以消解战略互信赤字，加强战略合作。
“这次对话加大了小范围对话的力度，双方还将举行第二次战略安全对话，这种对话形式上的设置，也体现出双方都希望对话能更加深入，更加富有实效。”金灿荣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美国所所长袁鹏表示，在战略对话框架下举行战略安全对话，双方都有外交部门和军方人员共同参与，这种“2+2”的对话模式，更有利于双方深入探讨一些敏感、核心的，对双边关系有重要影响的战略安全和综合安全问题。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表示，虽然南海问题不是中美之间的问题，但鉴于美方在亚太地区设立军事基地、出售武器、搞联合军演，这些做法与美国官方表态发出相互矛盾的信息，不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对此不能视而不见”。
经济对话：中美如何互利共赢
本次经济对话以“深化战略沟通与务实合作，推进持久互利的中美经济关系”为主题，囊括了促进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拓展贸易和投资机遇，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等多个议题。
袁鹏认为，当前中方希望美方放宽对高科技出口的限制，改善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环境，而美方比较关注国企补贴、自主创新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话题。中美两国目前都在转变各自经济发展方式，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合作，将是本次对话的重要任务。
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说，增长问题涉及到谁来为全球经济的再平衡“买单”；贸易和投资问题涉及到要不要搞贸易保护主义；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涉及各国宏观金融货币政策的制定。现在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对这些问题肯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看法，但两国的一举一动都对世界经济有重要影响。如何求同存异，从大局出发，就是两国需要在经济对话中去协调和探讨的。
值得关注的是，这次对话中，双方将宣布重启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工作，第七轮技术层面磋商将很快进行。
袁鹏表示，美国经济复苏需要外部资金，随着中国对美反向投资的增多，美国需要进一步向中国企业开放市场，同时中国也需要为美国企业继续在华投资提供保障，相关谈判的重启符合中美经济合作中这一新的趋势。
阮宗泽认为，双向投资，尤其是中方企业对美国实体经济的投资，有望成为中美经贸合作的新亮点。“增加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可以帮助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是互利共赢的，但目前美方对中国的投资还心怀戒备。希望通过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能为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中国企业赴美投资争取公平的环境，提升双边经贸合作的质量。”
承前启后：坦率合作共续机制未来
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是这一机制自2009年建立以来的第四轮对话，也是中美各自国内重大政治议程举行之前的一轮对话。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双方应当坦率对话，谋求合作，总结经验，规划未来，让这一机制继续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中美两国不大可能成为盟友，但若走向冲突，后果不堪设想。”阮宗泽认为，发展中美关系必须创新思路，走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之路。“这不是选择之一，而是唯一的选择。”
他说，随着形势的变化，中美摩擦时有发生，但与此同时，两国之间的相互需要也在日益增强。“中美之间需要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样高层的对话机制，加强沟通，化解和管控矛盾，培育合作增长点，引导两国关系朝着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方向发展。”
张燕生说，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不排除为了政治作秀出现一些贸易保护行为，如果这种极端的行为演变为贸易战，势必破坏全球经济复苏的向好势头。所以中美两国要坦率对话，将双方的看法、分歧都摆在桌面上谈，求同存异，寻求共赢。（据新浪网、中国新闻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