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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多文字的地区，也是东西方语言文字的交汇之地，世界六大语系中的三大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印欧语系的语言汇集在这里。从汉代以来，有30多种语言和近20种文字在这里留下了被使用的痕迹。本文依据所见的资料，尝试探讨西域语言突厥化之前的语言状况。
关键词：西域；语言；文字
中图分类号：H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267-01
新疆，古称西域，今天是维吾尔、汉、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等民族共同居住、生活的地区。古往今来，操印欧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语言的不同民族、种族的人们，在这里相遇、融合，留下自己独有的痕迹。在这里可以发现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文化，北方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和定居于绿洲开垦者的农耕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西域成为文化交流的大海，而语言则成为不同文化交流的纽带。
一、两汉时期
张骞凿空之举，是西域与中原正式联系交往的开始（虽汉之前就有文献提及与西域的联系，但其记载多神话传说，荒诞不经）。然而，两汉时期对西域语言的明确记载却少得可怜，只是偶尔涉及，但是从这少量的记载，尤其是从西域诸国设有译长一职的记载上，可推测出，西域语言与中原不同。但这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汉书?西域传》中多处提及“塞种”。这是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属于印欧人种，汉以前就广泛的分布在西域，甚至河西地区，他们建立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当时，西域如龟兹、焉耆、车师等国都留下了塞人的痕迹，塞语在西域的语言中占有重要大的比例，于阗居民就广泛的使用于阗塞语。
在西域宗教伊斯兰化之前，西域的佛教盛行，随着佛教的传播，至晚到公元2世纪，一种名叫佉卢文的书写符号传入西域，广泛被鄯善、于阗地区的居民使用，用以拼写当地居民的语言，并且用于拼写梵语。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代西域的数十个小国通过合并成为六个大的国家，它们是疏勒、龟兹、焉耆、于阗、鄯善和高昌。通过史料记载，可以发现，这六个国家中，高昌是以汉族为主体，或者说，高昌的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主体文化而存在的，故《梁书?西北戎传》记载，高昌“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这可以说是，关于西域语言的最早的直接记载。这一时期，中原战乱频繁，但汉文化对西域的影响并未停止，在今新疆地区发现或出土的载有汉字的文物，有篆体、篆隶体、隶体、章草体、楷体、行书体、草体，汉字书写变化的各种字体，说明汉文化对西域的影响是不间断的。汉语也在西域诸国中广泛流行。一些上层贵族使用的比较多，他们的汉文化程度是很高的。
《高僧传》记载，西晋武帝年间，竺法护“随师至西域，游历诸国，外国异言三十六种……无不备识”。有力的说明，西域的语言环境十分复杂，各国使用的胡语不同。但从史料的记载来看，魏晋以来，印度文化在西域的影响日渐加深，佛教盛行，印度文字和语言也普遍使用，尤其是“出家人习天竺书、天竺语”，另研究者认为，梵语作为显示使用者身份高贵的梵语不仅在佛教界取得主导地位，而且进入了宫廷，在统治上层使用。
在这个语言复杂的地区，以何种语言作为其交际语言，用于日常交往？史料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但推测其可能行，在统治上层，应当大多具备梵语、汉语、胡语等语言的能力，梵语、汉语足以作为上层的交际用语。再者，西域胡语是相互渗透的，而西域大国的势力范围内，大国的语言很可能作为这一地区的交流用语，故史料常见“语与某相类”的记载。另西域了大量的双语(或三语)对照词汇表或者对照文献，双语字书的出现为西域居民解决语言交往中的困惑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同时也可看做是西域居民学习外语的材料。像竺法护这样通三十六种语言的情况，是居住在语言单一地区的人们所不能想象的。又《周书?异域传》记载，“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多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这则记载，可说明当时的西域居民仍以印欧人种为多，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这则记载的真实性。相同的人种，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且当时西域诸国流行的胡书，多是印度婆罗米字母，文字的相似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交流的进行。
三、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是中国大一统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粟特商人的活跃时期，粟特商人来往于丝绸之路上，并在沿线设立聚居点。粟特人的经商和移民，加强了西域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在西域、突厥、中原的对外交往中往往充当译语人或使节的角色，粟特语也在西域留下了痕迹。但从史料的记载来看，粟特语的流行，并没有很大地改变西域的语言状况，和前代一样，西域语言和文字仍受梵语和汉语的影响，且印度的影响可能更大。
唐朝是亞洲几个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在西域剧烈斗争的时期。唐朝、吐蕃、突厥和大食，先后都逐鹿西域。唐玄宗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从河、陇各地抽调了大批驻军东向平叛，吐蕃军队乘虚而入，到广德元年(763年)前后占领唐陇右诸州;到贞元七年(791年)，又攻占了唐河西数州之地及四镇之一的于阗。这样，整个西北地区大致以甘肃的河西走廊到新疆的天山一线为界、以南的地区和民族均归吐蕃的统治，并一直延续到9世纪中叶。在新疆米兰发现的古藏文文书，说明了吐蕃对西域占领地区的统治，同时吐蕃在西域建立城堡，一批吐蕃人进入西域，藏语不免在西域产生影响。事实亦如此，吐蕃统治结束之后，从南疆于阗一带到甘州，藏文还长期作为官方文字使用。匈牙利藏学家乌瑞在《吐蕃统治结束后甘州和于阗官府中使用藏语的情况》一文中一共介绍了18个藏文文书。这些文书有两件是9世纪的作品，另外15卷文书均为10世纪的，内容涉及于阗、沙州、甘州、凉州、肃州各地官吏之间的公务往来，及从于阗到中原丝绸之路沿线诸邦的外交和贸易以及各州内部事务等内容。这说明，仅从语言文字的使用看，吐蕃的影响是长期存在的。
公元八九世纪以后，由于大批操突厥语的突厥人、葛逻禄人、回鹘人进人西域地区，西域的语言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从而宣告西域民族变迁的一个新时期的到来。在公元10——12、13世纪期间，在西域形成了两个以突厥人为主体的政权，即黑汗王朝和高昌回鹘王国。由于这两部分突厥人不论在政治上和人数上都占优势，他们与当地原居民通婚、融合的结果是:突厥语逐渐成为西域地区的通用语言，原居民的语言逐渐消亡，不再使用了。
参考文献：
［1］余太山.塞种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41-42.
［2］韩康信.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21-27.
关键词：西域；语言；文字
中图分类号：H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267-01
新疆，古称西域，今天是维吾尔、汉、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等民族共同居住、生活的地区。古往今来，操印欧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语言的不同民族、种族的人们，在这里相遇、融合，留下自己独有的痕迹。在这里可以发现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文化，北方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和定居于绿洲开垦者的农耕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西域成为文化交流的大海，而语言则成为不同文化交流的纽带。
一、两汉时期
张骞凿空之举，是西域与中原正式联系交往的开始（虽汉之前就有文献提及与西域的联系，但其记载多神话传说，荒诞不经）。然而，两汉时期对西域语言的明确记载却少得可怜，只是偶尔涉及，但是从这少量的记载，尤其是从西域诸国设有译长一职的记载上，可推测出，西域语言与中原不同。但这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汉书?西域传》中多处提及“塞种”。这是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属于印欧人种，汉以前就广泛的分布在西域，甚至河西地区，他们建立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当时，西域如龟兹、焉耆、车师等国都留下了塞人的痕迹，塞语在西域的语言中占有重要大的比例，于阗居民就广泛的使用于阗塞语。
在西域宗教伊斯兰化之前，西域的佛教盛行，随着佛教的传播，至晚到公元2世纪，一种名叫佉卢文的书写符号传入西域，广泛被鄯善、于阗地区的居民使用，用以拼写当地居民的语言，并且用于拼写梵语。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代西域的数十个小国通过合并成为六个大的国家，它们是疏勒、龟兹、焉耆、于阗、鄯善和高昌。通过史料记载，可以发现，这六个国家中，高昌是以汉族为主体，或者说，高昌的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主体文化而存在的，故《梁书?西北戎传》记载，高昌“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这可以说是，关于西域语言的最早的直接记载。这一时期，中原战乱频繁，但汉文化对西域的影响并未停止，在今新疆地区发现或出土的载有汉字的文物，有篆体、篆隶体、隶体、章草体、楷体、行书体、草体，汉字书写变化的各种字体，说明汉文化对西域的影响是不间断的。汉语也在西域诸国中广泛流行。一些上层贵族使用的比较多，他们的汉文化程度是很高的。
《高僧传》记载，西晋武帝年间，竺法护“随师至西域，游历诸国，外国异言三十六种……无不备识”。有力的说明，西域的语言环境十分复杂，各国使用的胡语不同。但从史料的记载来看，魏晋以来，印度文化在西域的影响日渐加深，佛教盛行，印度文字和语言也普遍使用，尤其是“出家人习天竺书、天竺语”，另研究者认为，梵语作为显示使用者身份高贵的梵语不仅在佛教界取得主导地位，而且进入了宫廷，在统治上层使用。
在这个语言复杂的地区，以何种语言作为其交际语言，用于日常交往？史料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但推测其可能行，在统治上层，应当大多具备梵语、汉语、胡语等语言的能力，梵语、汉语足以作为上层的交际用语。再者，西域胡语是相互渗透的，而西域大国的势力范围内，大国的语言很可能作为这一地区的交流用语，故史料常见“语与某相类”的记载。另西域了大量的双语(或三语)对照词汇表或者对照文献，双语字书的出现为西域居民解决语言交往中的困惑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同时也可看做是西域居民学习外语的材料。像竺法护这样通三十六种语言的情况，是居住在语言单一地区的人们所不能想象的。又《周书?异域传》记载，“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多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这则记载，可说明当时的西域居民仍以印欧人种为多，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这则记载的真实性。相同的人种，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且当时西域诸国流行的胡书，多是印度婆罗米字母，文字的相似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交流的进行。
三、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是中国大一统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粟特商人的活跃时期，粟特商人来往于丝绸之路上，并在沿线设立聚居点。粟特人的经商和移民，加强了西域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在西域、突厥、中原的对外交往中往往充当译语人或使节的角色，粟特语也在西域留下了痕迹。但从史料的记载来看，粟特语的流行，并没有很大地改变西域的语言状况，和前代一样，西域语言和文字仍受梵语和汉语的影响，且印度的影响可能更大。
唐朝是亞洲几个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在西域剧烈斗争的时期。唐朝、吐蕃、突厥和大食，先后都逐鹿西域。唐玄宗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从河、陇各地抽调了大批驻军东向平叛，吐蕃军队乘虚而入，到广德元年(763年)前后占领唐陇右诸州;到贞元七年(791年)，又攻占了唐河西数州之地及四镇之一的于阗。这样，整个西北地区大致以甘肃的河西走廊到新疆的天山一线为界、以南的地区和民族均归吐蕃的统治，并一直延续到9世纪中叶。在新疆米兰发现的古藏文文书，说明了吐蕃对西域占领地区的统治，同时吐蕃在西域建立城堡，一批吐蕃人进入西域，藏语不免在西域产生影响。事实亦如此，吐蕃统治结束之后，从南疆于阗一带到甘州，藏文还长期作为官方文字使用。匈牙利藏学家乌瑞在《吐蕃统治结束后甘州和于阗官府中使用藏语的情况》一文中一共介绍了18个藏文文书。这些文书有两件是9世纪的作品，另外15卷文书均为10世纪的，内容涉及于阗、沙州、甘州、凉州、肃州各地官吏之间的公务往来，及从于阗到中原丝绸之路沿线诸邦的外交和贸易以及各州内部事务等内容。这说明，仅从语言文字的使用看，吐蕃的影响是长期存在的。
公元八九世纪以后，由于大批操突厥语的突厥人、葛逻禄人、回鹘人进人西域地区，西域的语言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从而宣告西域民族变迁的一个新时期的到来。在公元10——12、13世纪期间，在西域形成了两个以突厥人为主体的政权，即黑汗王朝和高昌回鹘王国。由于这两部分突厥人不论在政治上和人数上都占优势，他们与当地原居民通婚、融合的结果是:突厥语逐渐成为西域地区的通用语言，原居民的语言逐渐消亡，不再使用了。
参考文献：
［1］余太山.塞种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41-42.
［2］韩康信.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2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