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41年的著名作家蒋子龙,是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他虽已近古稀之年,却身体硬朗,精神铄,颇有硬汉气质。他在谈起如何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时开玩笑说:“我的理想职业是军人,当个旅长团长什么的肯定干得不错,却赌气赌成了一名作家。”
　　蒋子龙上初中时,学习成绩很好,因一句无心的话受了警告处分。为缓解心中烦闷,他试着给《天津日报》投稿。一次,退回的稿子被班里的一个同学看见,那个同学恶作剧地把退稿钉在教室的墙上,并对全班同学大喊大叫:“蒋子龙还想当作家?咱班40个同学,将来出39个家,剩下一个就是蒋子龙。”同学的讥讽深深地刺痛了他,更影响了他的人生走向。他当场虽然没有反击,心里却赌气似的暗暗发誓:你们说我成不了作家,我就偏要做出个样子让你们看看!
　　蒋子龙更加刻苦地充实写作知识,不放过每一个写作题材和投稿机会,终于在1965年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新站长》,从而一发不可收。1979年,一部《乔厂长上任记》轰动文坛,也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一时间,各种批评文章铺天盖地接踵而至。爱赌气的性格让他愈挫愈勇,每当看到一篇批判自己的文章,他就在下班后故意高扬着那张报纸,大大咧咧地去了住处附近的小卖部,对老板高喊一声:“来一瓶啤酒,再来一根火腿肠!”老板已对他的这套动作十分熟悉,给他取东西的同时,顺便开玩笑道:“你的大名又上报纸了?又要犒劳自己了?”他呵呵地笑着算是应答。吃饱喝足,当晚必有一个短篇出笼,放几天修改好后,再誊清投给报刊。
　　正是这种赌气精神,支撑着蒋子龙在“改革文学”的道路上高歌猛进,之后又陆续发表了包括《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燕赵悲歌》等优秀作品,他也因此被冠以“工业题材作家”的头衔。
　　对于“工业题材作家”的头衔,蒋子龙曾私下对朋友说:“我还就不信了,这辈子就要在一棵树上吊死?等着瞧吧,总有一天,我非要写出一部农村题材的长篇来,到时看谁还再说我就是个‘工业题材作家’!”
　　大家以为他也就是说说而已,没有当回事。然而,谁也不会料到,2008年,67岁的蒋子龙突然出版了一部长达57万字的农村题材小说《农民帝国》,一时搅动了文坛,更让评论界惊呼一片:这个蒋子龙,还真就赌出了一个农村题材的大部头,还真不知该如何给他定位才好。蒋子龙却不以为然:“一个成熟的作家是不会局限于题材的,而是时时刻刻关注着眼前的现实。几十年来,我的作品涉及到了演员、医生、工人等。我观察到了什么,对什么人群有感觉,我就下笔去表现。正如《农民帝国》,我对农村历来怀有一份很深的感情,我早就有这个打算,一定要写一部关于农村题材的小说,这是我的情结所在,也是一种责任使然。”
　　他解释了所谓的“情结”:“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最快乐的时光,为我储存了能量。我每天看天气预报,首先想到的就是刮风下雨会不会影响收成。一个作家,如果关注现实,自然就会有许多想法,也就会有创作的冲动。《农民帝国》断断续续写了11年,人们说十年磨一剑,这个‘磨’,在我这里是‘磨洋工’的‘磨’。我是属蛇的,蛇不蜕皮就长不大,几十年来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灵魂也得一次又一次蜕皮。生活如果太舒服,就意味着灵魂要尘锈,甚至已经死亡。这就提醒我时刻要有一股赌气精神,要有一个充满活力的灵魂,如果没有了这种精神和灵魂,笔头就会生锈,思维就会僵化,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是废纸一堆。”
　　有媒体问蒋子龙,是不是因为总是爱赌气,才长成了一张拒人千里之外的脸。他听后笑道:“我外表看似冷峻孤傲,其实我在生活中还是挺幽默的。有这样一个例子:1982年秋,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中美作家联谊酒会上,美国著名诗人艾伦·金斯伯格请我解个怪谜,他问我,‘把一只5斤重的鸡放进一个只能装1斤水的瓶子里,您用什么方法把它拿出来’。我未加思索就回答了他,‘您怎么放进去的,我就怎么拿出来’。这下轮到金斯伯格吃惊了,‘您是20年来第一个猜中这个怪谜的人’。我颇有些得意地对他说,‘如果您20年前就遇见了我,这个谜底早就揭开了,怎么会等到今天呢’?”
　　至于是否还会将赌气进行下去,蒋子龙说:“作为一个作家,就得靠自己的作品说话,如果没有赌气的精神,绝不会写出震撼人心的东西。赌气二字完全可以用伟人的话去诠释:做人总是需要一點精神的!”
　　
　　 (编辑子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