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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重庆的空袭是历史上最先实行的战略性轰炸，日本政府也不可能在法庭上否认重庆大轰炸的真实存在
梅雨季节里的东京，阴郁闷热得令人几近窒息。拥有28年职业生涯的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即便是在这种天气的周六也依然要为即将开庭的诉讼而四处奔走。他自嘲说，在日本像自己这样的律师是没有专业的。交通事故、离婚、房地产、刑事案件……只要是能拿到律师费的案子他都“来者不拒”。
返回充斥着卷宗、书籍和各种资料的私人事务所，他已是满头大汗。这时，一个叫王选的中国女人打来电话，邀约他一起出席7月19日举行的一个名为“731部队的背景与殖民地医疗”的讲座。尽管工作很忙，但他还是痛快地答应了。
作为“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案”原告方律师团成员，一濑敬一郎与时任中方原告团团长的王选有过紧密合作。尽管2007年5月9日日本最高法院就驳回了中国原告团的起诉申请，终结了这场长达12年的官司，但对于王选和一濑敬一郎等人来说，围绕细菌战的战斗还远没有结束。
还在细菌战诉讼进行的过程中，一濑敬一郎与其他10位日本律师又踏上了另一段看不到终点的“法律苦旅”——重庆大轰炸对日民间索赔案。“这场官司也许比细菌战的诉讼耗时更久，胜诉的可能性却并不大。但是起诉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重庆大轰炸应该更能促使对‘空袭’有着切肤之痛的日本人反思战争罪恶——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我们曾经遭受的苦难。”一濑敬一郎这样描述自己工作的意义所在。
“重庆遗产”
1937年11月20日，在淞沪战役中节节溃败直至首都南京沦陷的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大批民众与物资随之涌向陪都。转瞬之间，重庆成为战时中国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外交重地、“自由中国”的抗战中心。
1938年2月18日，日本对重庆进行第一次试探性轰炸，拉开长达五年半的重庆大轰炸序幕。1938年11月30日，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在东京召开“御前会议”，决定由陆、海军航空部队协同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通过造成大量平民死伤和财产损失来瓦解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同年12月，日军对重庆的“地毯式轰炸”、夜以继日的“疲劳战术”正式登场。“五三、五四大轰炸” “八一九大轰炸”“六五隧道惨案”……一个个惨绝人寰的历史画面与日军的《101号作战》《102号作战》计划一道被牢牢地铭记在人类战争史上。
据不完全统计，在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的五年半里，日本对重庆及周边的成都、乐山、自贡等地实施轰炸超过200次，出动9000多架次的飞机，投弹11500枚以上，造成万余人死于非命，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对于重庆大轰炸的亲历者们来说，那段历史从来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终结过。
“我和伯母乘船渡过长江。重庆市内已经被炸成一片废墟。人被炸飞的内脏、手脚就挂在电线和树枝上，还没被收容的尸体随处可见，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惨烈的“五三、五四大轰炸”如同一个永远无法醒来的噩梦始终纠缠着现年77岁的鞠天福。
对于反思战争的学者们来说，重庆大轰炸同样是一段仍在延续的历史，虽然他们选择了一个与亲历者完全不同的解读方式。
在由日本战争与空袭问题研究会编辑出版的《何为重庆大轰炸——另一场日中战争》一书中，日本的反战人士们这样写道：在被称之为“战争世纪”的20世纪，战争的工业化尤其是飞机与炸弹的结合使持续了数千年的战争形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继德国在1937年4月的西班牙内战中对平民实施轰炸之后，日本对重庆的空袭是历史上最先实行的战略性轰炸。
这一战术思想在二战末期被自成都双流机场起飞的美军轰炸机报复性地运用于日本本土，广岛和长崎的核爆炸将其推向极致。
即便是二战结束之后，始于重庆轰炸的战争思想依然在从朝鲜到伊拉克的所有战争中延续，“9
梅雨季节里的东京，阴郁闷热得令人几近窒息。拥有28年职业生涯的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即便是在这种天气的周六也依然要为即将开庭的诉讼而四处奔走。他自嘲说，在日本像自己这样的律师是没有专业的。交通事故、离婚、房地产、刑事案件……只要是能拿到律师费的案子他都“来者不拒”。
返回充斥着卷宗、书籍和各种资料的私人事务所，他已是满头大汗。这时，一个叫王选的中国女人打来电话，邀约他一起出席7月19日举行的一个名为“731部队的背景与殖民地医疗”的讲座。尽管工作很忙，但他还是痛快地答应了。
作为“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案”原告方律师团成员，一濑敬一郎与时任中方原告团团长的王选有过紧密合作。尽管2007年5月9日日本最高法院就驳回了中国原告团的起诉申请，终结了这场长达12年的官司，但对于王选和一濑敬一郎等人来说，围绕细菌战的战斗还远没有结束。
还在细菌战诉讼进行的过程中，一濑敬一郎与其他10位日本律师又踏上了另一段看不到终点的“法律苦旅”——重庆大轰炸对日民间索赔案。“这场官司也许比细菌战的诉讼耗时更久，胜诉的可能性却并不大。但是起诉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重庆大轰炸应该更能促使对‘空袭’有着切肤之痛的日本人反思战争罪恶——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我们曾经遭受的苦难。”一濑敬一郎这样描述自己工作的意义所在。
“重庆遗产”
1937年11月20日，在淞沪战役中节节溃败直至首都南京沦陷的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大批民众与物资随之涌向陪都。转瞬之间，重庆成为战时中国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外交重地、“自由中国”的抗战中心。
1938年2月18日，日本对重庆进行第一次试探性轰炸，拉开长达五年半的重庆大轰炸序幕。1938年11月30日，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在东京召开“御前会议”，决定由陆、海军航空部队协同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通过造成大量平民死伤和财产损失来瓦解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同年12月，日军对重庆的“地毯式轰炸”、夜以继日的“疲劳战术”正式登场。“五三、五四大轰炸” “八一九大轰炸”“六五隧道惨案”……一个个惨绝人寰的历史画面与日军的《101号作战》《102号作战》计划一道被牢牢地铭记在人类战争史上。
据不完全统计，在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的五年半里，日本对重庆及周边的成都、乐山、自贡等地实施轰炸超过200次，出动9000多架次的飞机，投弹11500枚以上，造成万余人死于非命，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对于重庆大轰炸的亲历者们来说，那段历史从来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终结过。
“我和伯母乘船渡过长江。重庆市内已经被炸成一片废墟。人被炸飞的内脏、手脚就挂在电线和树枝上，还没被收容的尸体随处可见，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惨烈的“五三、五四大轰炸”如同一个永远无法醒来的噩梦始终纠缠着现年77岁的鞠天福。
对于反思战争的学者们来说，重庆大轰炸同样是一段仍在延续的历史，虽然他们选择了一个与亲历者完全不同的解读方式。
在由日本战争与空袭问题研究会编辑出版的《何为重庆大轰炸——另一场日中战争》一书中，日本的反战人士们这样写道：在被称之为“战争世纪”的20世纪，战争的工业化尤其是飞机与炸弹的结合使持续了数千年的战争形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继德国在1937年4月的西班牙内战中对平民实施轰炸之后，日本对重庆的空袭是历史上最先实行的战略性轰炸。
这一战术思想在二战末期被自成都双流机场起飞的美军轰炸机报复性地运用于日本本土，广岛和长崎的核爆炸将其推向极致。
即便是二战结束之后，始于重庆轰炸的战争思想依然在从朝鲜到伊拉克的所有战争中延续，“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