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全面开放新格局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争议不断。以广东省为例，运用2005-2016年广东省20个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第一，FDI对广东省全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U”型特性，现阶段正处于抛物线右侧;第二，区域性特征，粤西地区呈“U”型关系，而在珠三角地区倒“U”关系;第三，产业性特征，第三产业的FDI与第二产业的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差异。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資 城乡收入差距 倒U 影响机制 库兹涅茨模型
自2001年以来我国吸引外资数量呈持续增长态势，其中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我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值得关注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城乡收入水平变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2018年10月1日我国开始实施5000元每月的新的个税起征点，个税起征点关乎全国人民的收入分配，此次起征点调整也引起了重大关注，“收入水平”“贫富差距”等再度成为热议话题。在创建开放型新经济体制背景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影响效应，对于具有二元经济特征的我国来说，不仅可以促进我国更好地利用外资为国民创造更多的福利，而且有利于我国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发挥更大的政策效应。
一、文献综述
众多学者从产业结构、教育程度等角度来研究各种因素对我国国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有许多学者从我国的引资情况出发，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的探讨。
国际层面上，如Aitken等（1996）[1]、Feenstra和Hanson（1997）[2]分别通过理论和实证的分析得出：FDI恶化了东道国当地的收入分配状况。部分学者如Adelman和Robinson（1989）[3]、Muhammad和Naveed（2008）[4]通过实证得FDI的流入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视角转至我国国内，在研究FDI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上，部分学者支持FDI扩大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如韩琪（2006）指出FDI的流入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二元经济体制下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和程度[5];冷艳丽等（2017）基于2006-2013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进行研究，结果显示FDI显著地加剧了城乡收入分配的不均等[6]。相反，景守武和陈红蕾（2017）使用泰尔指数和30个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FDI和产业结构升级都缩小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7];郑磊和汪旭晖（2018）对FDI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考察，结果都显示FDI有利于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8]。
而此外，也有学者认为FDI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阶段性的特征。何枫和徐桂林（2009）利用全国各省份的面板数据探究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9]，结果表明，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即FDI的进入刚开始恶化了城乡收入差距，但随着FDI的继续涌入，达到一个极点之后则会起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上述文献均对FDI对东道国的整体或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进行了研究，大部分实证都是从全国的角度出发，很少有学者从单个省份出发去探究FDI对我国城乡收入的影响。因此本文将以我国FDI较为活跃的广东省为例，运用实证方法研究FDI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而探讨相应的发展对策。
二、广东省的经济发展概况
20世纪90年代广东省开始建立珠江三角洲以来，现今已成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三大区域之一，广东省外向型经济总体水平较高，进出口贸易发达，吸引外商直接众多，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广东省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数额大致呈增长趋势，从1985年的9.19亿美元上升到2017年的229.07亿美元，30年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比重一直保持在20%左右，位列全国前列。但总体来说金融风暴后广东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比重呈下降趋势，也就是存在FDI有从广东转向其他省份的现象。此外，广东省外资依存度（实际利用外资占GDP比重）自2005年后也持续下降，从0.047下降至2017年的0.015，说明FDI对广东省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的助力作用逐渐减弱。与此同时，从微观数据层面，我们可以发现广东省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95年起之后的十年间是逐渐增大的，2007年后开始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至2017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下降至2.597，这种收入差距的变化几近呈倒“U”型。这种发展趋势特征必定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导致的，而FDI在这当中产生了何种影响，还需作进一步的实证来分析。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考虑到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众多，又顾及FDI可能存在效用的滞后影响，故本文在综合考虑各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FDI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内在逻辑关联，使用2005—2016年的数据，参考何枫和徐桂林（2009）引入库兹涅茨基本模型[9]研究收入分配，加入FDI的平方项用来验证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否存在“倒U”关系，并添加合适的控制变量，最终提出如下计量模型：
1.被解释变量IG（Income gap）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用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年纯收入之比衡量，IG越大，则表示该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
2. FDI为解释变量，表示外商直接投资，用各市实际利用外资数额表示。
3. PRGDP为控制变量，表示人均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用以表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4. FAR（Fixed asset rate）为控制变量，代表固定资产投资率，此处用各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各市生产总值之比计算得出。
5. UR（Urbanization rate），表示各市的城镇化率，用城镇常住人口与该市总人口之比来表示。该变量未取百分数。 6. TRADE为控制变量之一，表示各市的贸易开放度，借鉴现有研究经验，此处定义各市的贸易开放度为：TRADE=各市进出口总额/各市生产总值。各市进出口总额按照各市进出口商品总额计算。
7. EDU（education）为控制变量，表示受教育水平。此处的教育水平是用各市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量与各市年末常住人口数量的比值来表示。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择广东省的20个市作为样本（已剔除深圳，另将顺德归至佛山市下）。由于数据可得性的原因，将样本时间确定在2005—2016年这一时间段。其他基础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7年）、《广东统计年鉴》（2006-2017年）、广东及广东20个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5-2009年）以及中国统计局等官方网站。下表2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实证结果
本文使用计量软件Stata12.0结合面板数据做实证分析，为了更好的观察FDI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特征，特别分三组进行深入研究。第一组为广东省全省数据的实证估计;第二组是分了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四个区域做分区域样本估计分析;第三组分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做分产业样本估计分析。由于时间年限较短，个体数量较多，呈现短面板的特征，故没有做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在模型的识别和选择方面，先后进行了F检验、LM检验和Hausman检验。因粤东、粤北地区以及第一产业的回归结果中主要变量FDI及FDI的平方项结果不显著，因此未列举在表格中。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四）回归结果分析
1.广东省全省总样本回归结果分析
（1）外商直接投资：FDI和FDI的平方项这两个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本文考查的重点，回归结果显示：β1=-0.1309，β2=0.0143，兩个参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FDI的平方项系数为正，说明其抛物线开口向上，存在“U”型效应，即一开始随着FDI的涌入，广东省的城乡收入差距会逐渐变小，直至最低点后随着FDI的继续增加，城乡收入差距会随之不断扩大。通过计算得出广东省全省现阶段正处于抛物线的右侧，也就是对于广东省而言，目前FDI的不断增加会导致全省的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其原因可能在于：其一，由于FDI的区位选择以及产业选择，流入农村和农林牧渔等第一产业的FDI极少，由此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其二，随着FDI的流入在质量上逐渐提高，相应对劳动力的技能需求提高，进而使得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2）经济发展水平：β3=1.587，β4=-0.0863，这两个参数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二次项系数符号为负，表明广东省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呈倒“U”型关系。目前正处于抛物线左侧，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处于左侧，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
（3）固定资产投资率：β5=-0.0738，在1%的水平下显著，该系数符号为负，表明固定资产投资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即固定资产投资率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小。
（4）城镇化水平：β6=-0.0474，未通过10%及以内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化水平对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并不显著，推测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广东省2005年与2005年之后的城镇化率的统计方法存在差异，但笔者在去除2005年的数据后得到的结果仍无较大变动，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城镇化率指的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城镇化率的提高说明更多的非城镇人口迁居城镇，在城乡人口结构上发生了变化，可能对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对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则不显著。
（5）贸易开放度：β7=-0.0480，也未通过10%以内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究其原因可能是广东省的进出口受2008年次贷危机的影响较大，造成数据波动较大，故较难评估。
（6）受教育水平：β8=-0.1140，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受教育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即广东省全省整体受教育水平越高，城乡收入差距会越小。
2.广东省分区域样本回归结果分析
（1）就粤西地区来说，整体报告结果与全省样本回归结果大体一致。第一，FDI和FDI的平方项也都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β1=-0.8189，β2=0.0633，根据系数符号判别，粤西地区的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呈“U型”关系，且目前阶段粤西地区也处于抛物线的右侧，即随着FDI的继续涌入，城乡收入差距会随之扩大;第二，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PRGDP及其平方项也较为显著，平方项系数符号为负，表明粤西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倒U”关系。
（2）对于珠三角地区而言，回归结果与全省数据回归结果存在较大的偏差。一方面，FDI和FDI的平方项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但系数符号却与全省数据回归结果相反，β1=2.0007，β2=-0.1016，FDI平方项系数为负，这就表明珠三角地区的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倒“U”关系，且经计算发现珠三角地区目前处于抛物线的右侧。另一方面，受教育水平这一变量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β8=-0.1140，系数符号为负，这与全省数据回归结果相悖，按常理来说，若整体受教育水平较高，则会起到调节和优化城乡收入水平的效果。推测该结果出现的原因可能在于：珠三角地区高校众多，吸引其他省内区域或外省学生众多，高校在校生不一定为珠三角户籍的学生，这个比例不能完全代表珠三角地区整体受教育水平。
3.广东省分产业样本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回归结果显示，第三产业的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与全省数据的回归结果相似，β1=0.0077，β2=0.0015，前者未通过10%以内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后者也仅在10%的水平下显著，通过FDI的平方项判断，第三产业的FDI与城乡收入差距也呈“U型”关系，但并没有全省数据回归结果显著。值得关注的是，第二产业的样本回归结果显示，β1=0.1616，β2=-0.0099，二者均在1%水平下显著，FDI二次项的系数符号为负，则表明广东省第三产业的FDI与城乡收入差距呈倒“U”关系，即一开始随着广东省第三产业FDI的增加，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但达到一定量时，城乡收入差距会随着第三产业FDI的继续增加而逐渐缩小。而目前广东省已经处于抛物线的右侧，即随着第二产业FDI的增加，会对城乡收入差距起到缩小的作用。推测其原因在于：第二产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和电气燃气业，雇佣的劳工虽需要一定的技术水平，但城乡的劳工进入门槛并没有第三产业那么高，经过专业培训和实践便能较快出效果，FDI的进入有助于整个产业技术水平的进步和效率的提高，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梳理基础上，以广东省为例，使用2005-2016年广东省各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FDI对广东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FDI对广东省全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U”型的特征，现阶段正处于抛物线右侧;第二，FDI对广东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区域特征，就粤西地区来说，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U”型关系，而对珠三角地区而言，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倒“U”关系;第三，广东省的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产业特征，第三产业的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U”型关系，而第二产业的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倒“U”关系。
根据上述实证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其一，优化FDI的地区布局，通过政策引导优化FDI的地区布局，均衡配置FDI优质资源，促进全省各市都能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其二，优化FDI的产业结构布局，由上述分析可知FDI倾向于选择我国二三产业，并且现阶段第二产业的FDI对广东省的城乡收入差距有缩小作用，暂且不论其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产业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极易导致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加剧，进而恶化全社会的收入结构，故有必要优化其布局，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全社会效率和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Aitken，B.，Harrison，A.E.，and Lipsey， R.E.， Wage and Foreign Ownership：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exico， Venezuela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6， 40 3/4， 345-371.
[2]Feenstra， R.C.， Hansen， G. 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Relative Wage： Evidence from Mexicos Maquiladora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7， 42 3/4， 371-393.
[3]Muhammad Shahbaz， Naveed Aamir.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nd IncomeDistribution A Case Study For Pakistan.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08， 21.
[4]Adelman， Robinson.Macroeconomics Income Distribution-mathematical Model.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88， 29： 22-23.
[5]韓琪，欧阳立华.FDI分布对中国收入差距影响研究[J].国际经济合作，2006（06）：25-28.
[6]冷艳丽，冼国明，杜思正.FDI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交通基础设施视角的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7，33（01）：63-73.
[7]景守武，陈红蕾.FDI、产业结构升级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7（10）：55-64+122+136.
[8]郑磊，汪旭晖.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加大了中国省际城乡收入差距吗——基于空间视角下的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18（03）：62-80.
[9]何枫，徐桂林.FDI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是否存在倒U形关系[J].国际贸易问题，2009（11）：89-96.
〔聂娴青、者贵昌（通讯作者），云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資 城乡收入差距 倒U 影响机制 库兹涅茨模型
自2001年以来我国吸引外资数量呈持续增长态势，其中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我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值得关注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城乡收入水平变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2018年10月1日我国开始实施5000元每月的新的个税起征点，个税起征点关乎全国人民的收入分配，此次起征点调整也引起了重大关注，“收入水平”“贫富差距”等再度成为热议话题。在创建开放型新经济体制背景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影响效应，对于具有二元经济特征的我国来说，不仅可以促进我国更好地利用外资为国民创造更多的福利，而且有利于我国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发挥更大的政策效应。
一、文献综述
众多学者从产业结构、教育程度等角度来研究各种因素对我国国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有许多学者从我国的引资情况出发，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的探讨。
国际层面上，如Aitken等（1996）[1]、Feenstra和Hanson（1997）[2]分别通过理论和实证的分析得出：FDI恶化了东道国当地的收入分配状况。部分学者如Adelman和Robinson（1989）[3]、Muhammad和Naveed（2008）[4]通过实证得FDI的流入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视角转至我国国内，在研究FDI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上，部分学者支持FDI扩大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如韩琪（2006）指出FDI的流入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二元经济体制下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和程度[5];冷艳丽等（2017）基于2006-2013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进行研究，结果显示FDI显著地加剧了城乡收入分配的不均等[6]。相反，景守武和陈红蕾（2017）使用泰尔指数和30个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FDI和产业结构升级都缩小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7];郑磊和汪旭晖（2018）对FDI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考察，结果都显示FDI有利于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8]。
而此外，也有学者认为FDI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阶段性的特征。何枫和徐桂林（2009）利用全国各省份的面板数据探究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9]，结果表明，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即FDI的进入刚开始恶化了城乡收入差距，但随着FDI的继续涌入，达到一个极点之后则会起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上述文献均对FDI对东道国的整体或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进行了研究，大部分实证都是从全国的角度出发，很少有学者从单个省份出发去探究FDI对我国城乡收入的影响。因此本文将以我国FDI较为活跃的广东省为例，运用实证方法研究FDI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而探讨相应的发展对策。
二、广东省的经济发展概况
20世纪90年代广东省开始建立珠江三角洲以来，现今已成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三大区域之一，广东省外向型经济总体水平较高，进出口贸易发达，吸引外商直接众多，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广东省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数额大致呈增长趋势，从1985年的9.19亿美元上升到2017年的229.07亿美元，30年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比重一直保持在20%左右，位列全国前列。但总体来说金融风暴后广东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比重呈下降趋势，也就是存在FDI有从广东转向其他省份的现象。此外，广东省外资依存度（实际利用外资占GDP比重）自2005年后也持续下降，从0.047下降至2017年的0.015，说明FDI对广东省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的助力作用逐渐减弱。与此同时，从微观数据层面，我们可以发现广东省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95年起之后的十年间是逐渐增大的，2007年后开始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至2017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下降至2.597，这种收入差距的变化几近呈倒“U”型。这种发展趋势特征必定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导致的，而FDI在这当中产生了何种影响，还需作进一步的实证来分析。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考虑到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众多，又顾及FDI可能存在效用的滞后影响，故本文在综合考虑各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FDI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内在逻辑关联，使用2005—2016年的数据，参考何枫和徐桂林（2009）引入库兹涅茨基本模型[9]研究收入分配，加入FDI的平方项用来验证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否存在“倒U”关系，并添加合适的控制变量，最终提出如下计量模型：
1.被解释变量IG（Income gap）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用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年纯收入之比衡量，IG越大，则表示该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
2. FDI为解释变量，表示外商直接投资，用各市实际利用外资数额表示。
3. PRGDP为控制变量，表示人均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用以表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4. FAR（Fixed asset rate）为控制变量，代表固定资产投资率，此处用各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各市生产总值之比计算得出。
5. UR（Urbanization rate），表示各市的城镇化率，用城镇常住人口与该市总人口之比来表示。该变量未取百分数。 6. TRADE为控制变量之一，表示各市的贸易开放度，借鉴现有研究经验，此处定义各市的贸易开放度为：TRADE=各市进出口总额/各市生产总值。各市进出口总额按照各市进出口商品总额计算。
7. EDU（education）为控制变量，表示受教育水平。此处的教育水平是用各市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量与各市年末常住人口数量的比值来表示。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择广东省的20个市作为样本（已剔除深圳，另将顺德归至佛山市下）。由于数据可得性的原因，将样本时间确定在2005—2016年这一时间段。其他基础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7年）、《广东统计年鉴》（2006-2017年）、广东及广东20个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5-2009年）以及中国统计局等官方网站。下表2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实证结果
本文使用计量软件Stata12.0结合面板数据做实证分析，为了更好的观察FDI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特征，特别分三组进行深入研究。第一组为广东省全省数据的实证估计;第二组是分了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四个区域做分区域样本估计分析;第三组分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做分产业样本估计分析。由于时间年限较短，个体数量较多，呈现短面板的特征，故没有做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在模型的识别和选择方面，先后进行了F检验、LM检验和Hausman检验。因粤东、粤北地区以及第一产业的回归结果中主要变量FDI及FDI的平方项结果不显著，因此未列举在表格中。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四）回归结果分析
1.广东省全省总样本回归结果分析
（1）外商直接投资：FDI和FDI的平方项这两个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本文考查的重点，回归结果显示：β1=-0.1309，β2=0.0143，兩个参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FDI的平方项系数为正，说明其抛物线开口向上，存在“U”型效应，即一开始随着FDI的涌入，广东省的城乡收入差距会逐渐变小，直至最低点后随着FDI的继续增加，城乡收入差距会随之不断扩大。通过计算得出广东省全省现阶段正处于抛物线的右侧，也就是对于广东省而言，目前FDI的不断增加会导致全省的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其原因可能在于：其一，由于FDI的区位选择以及产业选择，流入农村和农林牧渔等第一产业的FDI极少，由此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其二，随着FDI的流入在质量上逐渐提高，相应对劳动力的技能需求提高，进而使得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2）经济发展水平：β3=1.587，β4=-0.0863，这两个参数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二次项系数符号为负，表明广东省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呈倒“U”型关系。目前正处于抛物线左侧，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处于左侧，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
（3）固定资产投资率：β5=-0.0738，在1%的水平下显著，该系数符号为负，表明固定资产投资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即固定资产投资率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小。
（4）城镇化水平：β6=-0.0474，未通过10%及以内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化水平对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并不显著，推测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广东省2005年与2005年之后的城镇化率的统计方法存在差异，但笔者在去除2005年的数据后得到的结果仍无较大变动，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城镇化率指的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城镇化率的提高说明更多的非城镇人口迁居城镇，在城乡人口结构上发生了变化，可能对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对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则不显著。
（5）贸易开放度：β7=-0.0480，也未通过10%以内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究其原因可能是广东省的进出口受2008年次贷危机的影响较大，造成数据波动较大，故较难评估。
（6）受教育水平：β8=-0.1140，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受教育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即广东省全省整体受教育水平越高，城乡收入差距会越小。
2.广东省分区域样本回归结果分析
（1）就粤西地区来说，整体报告结果与全省样本回归结果大体一致。第一，FDI和FDI的平方项也都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β1=-0.8189，β2=0.0633，根据系数符号判别，粤西地区的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呈“U型”关系，且目前阶段粤西地区也处于抛物线的右侧，即随着FDI的继续涌入，城乡收入差距会随之扩大;第二，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PRGDP及其平方项也较为显著，平方项系数符号为负，表明粤西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倒U”关系。
（2）对于珠三角地区而言，回归结果与全省数据回归结果存在较大的偏差。一方面，FDI和FDI的平方项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但系数符号却与全省数据回归结果相反，β1=2.0007，β2=-0.1016，FDI平方项系数为负，这就表明珠三角地区的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倒“U”关系，且经计算发现珠三角地区目前处于抛物线的右侧。另一方面，受教育水平这一变量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β8=-0.1140，系数符号为负，这与全省数据回归结果相悖，按常理来说，若整体受教育水平较高，则会起到调节和优化城乡收入水平的效果。推测该结果出现的原因可能在于：珠三角地区高校众多，吸引其他省内区域或外省学生众多，高校在校生不一定为珠三角户籍的学生，这个比例不能完全代表珠三角地区整体受教育水平。
3.广东省分产业样本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回归结果显示，第三产业的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与全省数据的回归结果相似，β1=0.0077，β2=0.0015，前者未通过10%以内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后者也仅在10%的水平下显著，通过FDI的平方项判断，第三产业的FDI与城乡收入差距也呈“U型”关系，但并没有全省数据回归结果显著。值得关注的是，第二产业的样本回归结果显示，β1=0.1616，β2=-0.0099，二者均在1%水平下显著，FDI二次项的系数符号为负，则表明广东省第三产业的FDI与城乡收入差距呈倒“U”关系，即一开始随着广东省第三产业FDI的增加，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但达到一定量时，城乡收入差距会随着第三产业FDI的继续增加而逐渐缩小。而目前广东省已经处于抛物线的右侧，即随着第二产业FDI的增加，会对城乡收入差距起到缩小的作用。推测其原因在于：第二产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和电气燃气业，雇佣的劳工虽需要一定的技术水平，但城乡的劳工进入门槛并没有第三产业那么高，经过专业培训和实践便能较快出效果，FDI的进入有助于整个产业技术水平的进步和效率的提高，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梳理基础上，以广东省为例，使用2005-2016年广东省各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FDI对广东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FDI对广东省全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U”型的特征，现阶段正处于抛物线右侧;第二，FDI对广东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区域特征，就粤西地区来说，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U”型关系，而对珠三角地区而言，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倒“U”关系;第三，广东省的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产业特征，第三产业的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U”型关系，而第二产业的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倒“U”关系。
根据上述实证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其一，优化FDI的地区布局，通过政策引导优化FDI的地区布局，均衡配置FDI优质资源，促进全省各市都能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其二，优化FDI的产业结构布局，由上述分析可知FDI倾向于选择我国二三产业，并且现阶段第二产业的FDI对广东省的城乡收入差距有缩小作用，暂且不论其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产业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极易导致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加剧，进而恶化全社会的收入结构，故有必要优化其布局，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全社会效率和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Aitken，B.，Harrison，A.E.，and Lipsey， R.E.， Wage and Foreign Ownership：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exico， Venezuela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6， 40 3/4， 345-371.
[2]Feenstra， R.C.， Hansen， G. 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Relative Wage： Evidence from Mexicos Maquiladora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7， 42 3/4， 371-393.
[3]Muhammad Shahbaz， Naveed Aamir.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nd IncomeDistribution A Case Study For Pakistan.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08， 21.
[4]Adelman， Robinson.Macroeconomics Income Distribution-mathematical Model.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88， 29： 22-23.
[5]韓琪，欧阳立华.FDI分布对中国收入差距影响研究[J].国际经济合作，2006（06）：25-28.
[6]冷艳丽，冼国明，杜思正.FDI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交通基础设施视角的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7，33（01）：63-73.
[7]景守武，陈红蕾.FDI、产业结构升级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7（10）：55-64+122+136.
[8]郑磊，汪旭晖.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加大了中国省际城乡收入差距吗——基于空间视角下的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18（03）：62-80.
[9]何枫，徐桂林.FDI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是否存在倒U形关系[J].国际贸易问题，2009（11）：89-96.
〔聂娴青、者贵昌（通讯作者），云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