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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开元初年不仅是唐朝和中国封建王朝最为鼎盛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丝路贸易的鼎盛时期。然而，好花不常在，好景不常来，安史之乱和其后的藩镇割据让这个曾经强大辉煌的王朝在苦苦挣扎中走向穷途末路。
强大的唐帝国缘何由盛转衰？自汉朝开始与西方进行交流的舞台—“丝绸之路”缘何逐渐中断？这些疑问我们可以从安史之乱前的怛罗斯之战窥豹一斑。
战争起因和经过
公元750年，唐帝国在西域的威望和统治力达到了顶点。西域各国臣服，未有异心。镇守西域的彪悍唐将、安西节度使高仙芝觊觎当时最富裕的西域国家—石国的财富，想要据为己有，于是诬陷石国国王“无藩臣礼”，领兵讨伐。石国国王迅速认罪求和，却被高仙芝诱骗至唐都长安处死并率部洗劫石国，劫走财物男丁，格杀老幼妇孺，顺带还攻打洗劫了突骑施等国，大发一笔横财。
侥幸逃脱的石国王子逃到诸胡部落，将高仙芝的欺诱贪暴遍告诸胡，西域各部国国自危，害怕高仙芝将土豪式的战争强加到自己头上，于是求助于另一个毗邻的强大政权—黑衣大食，即当时和盛唐并立的阿拉伯帝国，准备联合起来出兵攻打唐帝国的安西四镇。高仙芝很快得知了这一消息，决定先下手为强。他率领安西都护府主力唐军3万多人，并裹挟西域各国组织的联军将近7万人，孤军深入敌方腹地，在怛罗斯（详细地点已不可考）与敌方20多万精锐部队遭遇，怛罗斯之战爆发。
战争的经过并不复杂，面对人数众多的阿军，唐军毫不示弱，展开厮杀，双方打了5天不分胜负，孤军深入、敌众我寡的唐军甚至还占了上风，但就在第5天夜晚双方均已精疲力竭之际，早有异心的唐军联军葛罗禄部突然临阵倒戈，唐军措手不及，腹背受敌，迅速溃散。悍将高仙芝杀出重围，待清醒过来准备率部反击时，发现跟自己突出重围的只有数千人，高仙芝只得怆然离去，准备带够人马再卷土重来，阿军震撼于唐军的战斗力，没有追击，怛罗斯战争结束。虽说阿胜唐败，但双方损失几乎相当。唐军远离故土，面对数倍之敌，在友军倒戈、腹背受敌之境，仍然重创了阿拉伯主力军团。最终唐军阵亡1万多人，敌方阵亡人数超过3万。经此一役，2万唐军成了阿军俘虏，这些人并没有被屠戮，而成了中亚各地新建的各大造纸坊和其他作坊的抢手工匠。
被误读和拔高的战争
怛罗斯之战之所以令人瞩目，是因为它是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之间发生的惟一一场战争。但实际上，这场惊世骇俗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碰撞，都没有进入两国最高统治者的视线。
一方面，唐帝国自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以来，对突厥、高丽、日本等方向的作战，连战连捷。在这四代君主开疆拓土的战争中，这样小规模的“败仗”不值得一提，根本不可能激发起唐帝国像美国珍珠港被袭那样复仇的欲望。对阿拉伯帝国来讲，虽然战争打到了“家里”，但2万唐军俘虏的价值却非比寻常。众所周知，丝、瓷、纸、茶是古代中国出口赚取财富的重要产品，也是不传之秘。这些俘虏大多成为了阿拉伯帝国的工匠，让中国古代的丝、瓷、纸、茶等不传之秘在西域得到普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造纸术。自此，造纸业在阿拉伯帝国日益兴旺，为其赚取了数不清的财富。所以，阿拉伯帝国也没有因为这场战争损失而仇视唐帝国。
另一方面，这场战争实际上是唐帝国的安西都护府将领高仙芝和阿拉伯帝国呼罗珊总督阿布·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唐政府设立的都护府和藩镇手中都有兵，将领有极大的用兵自主权，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便于拓边，但它带来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的问题，阿拉伯帝国也有同样的问题。这些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军阀”，以扩张领土和加强属地控制为目的，挑起武装冲突，是职权范围内的事情，这也是高仙芝没有受责的原因所在。
不该爆发的纷争，不应中断的丝路文化
怛罗斯之战中的帝国纷争只是表象，丝路文化的中断才是最大的遗憾。高仙芝虽然具有极高的军事才能和丰富的军事经验，可他贪财好武的性格以及唐政府错误的民族政策导致了丝路文化之殇。
初唐时，连接中亚的西域是一个多民族政权构成的区域，经过隋唐多年军事、外交、经济、文化多维手段并举，这些政权大多臣服于唐帝国，确保了丝路的畅通。高仙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该地区的唐军主将和代表。然而，面对西方强权阿拉伯帝国的虎视眈眈，高仙芝不仅在兵力有限的情况下没有通过维护民族和睦来确保地区稳定，防御阿拉伯帝国对西域政权的拉拢侵蚀，反而作威作福，横征暴敛，肆意用兵。高仙芝向唐政府报告石国的不臣之礼，唐政府未经核实，就纵容了高仙芝的用兵;石国国王亲赴长安辩解，唐政府同样未经核实，就在高仙芝的撺掇下轻率将之处死。高仙芝的贪横暴敛和唐政府的纵容，让西域诸国倒向了阿拉伯帝国;高仙芝虽主动出击，赢得了先机，但盟军背离之心的祸根已然种下，不可挽回，只是等待爆发的时机，最终成为打垮高仙芝率领的唐军最关键的因素。怛罗斯之败的军事损失，对唐帝国来说，只是九牛一毛，怛罗斯之战后不久，安西都护府就得以重建。753年，唐政府派封常清远征大勃律取得胜利。然而，失去的人心已无法通过军事胜利挽回。
唐帝国向东曾多次用兵，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对日的白江口之战，取得全胜，自此日本派出遣唐使，虚心学习唐文化。除了战争以外，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促进了文化的交流，造就了一个至今仍影响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的东亚文明圈，这个文明圈并没有随着安史之乱和唐朝的终结而结束。而向西，唐帝国错误的民族政策以及国力的衰减，致使丝路贸易在时断时续中艰难维继，更重要的是丝路文化的主导权丧失了，中华文明自此在中亚地带无法形成像东南亚那样持续深远的影响，而伊斯兰文化逐渐填补了这一真空，中亚许多国家至今仍受其影响。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重现盛唐荣光，实现民族复兴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实践就是从梦想到现实的桥梁之一。为此，我们应当以史为鉴，深刻审视怛罗斯之战这个中断丝路的重要历史事件，思得评失，以更好地开拓未来。
放眼当今时代，美国的强大与其地缘环境的稳定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只有加拿大和墨西哥两个邻国，整个美洲都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没有尖锐的文化冲突和对立。然而，美国良好的地缘环境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历史经营、运筹帷幄和文化持续深入影响的结果。盛唐时期的中亚各国面临着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抉择，存在着选择中华儒家文化的可能，因为自汉以来经营的“丝绸之路”的繁盛让唐赢得了先机，可一场不该发生的偶然战争打断了这个进程，让可能变成了不能。虽说安史之乱、唐后的长期分裂割据让政治和军事的影响力鞭长莫及，但文化种子扎根之机的失去才是最关键的原因。
“一带一路”的提出，不仅是经济策略，也是文化交流和交融。汲取怛罗斯之战的教训，在经济互利、共同发展的同时，把握文化交融主动权，完成盛唐未尽之事业，是利千秋、谋万世的大智慧、大战略、大布局，是实现民族复兴、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和保证。
历史的发展不是循环往复而是螺旋上升的，我们今天也正重新面临着一个历史机遇。军事是后盾和安全的保障，但文化和经济才是永恒的纽带。今天的中亚各国都是是我们丝路文化交融中积极活跃的一环和要素，丝路重开是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中亚、有利于世界各国的大事情，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干扰依旧存在，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质疑没有消除，“中国威胁论”仍有市场，丝路的畅通绝不会一帆风顺。要避免重蹈盛唐兵败怛罗斯的覆辙，防止偶然的军事冲突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以文化消融误解、消解冲突，用互利共荣的真诚赢得人心、赢得朋友、孤立敌人，让丝路的历史之光穿透雾霾，推动中国、丝路沿线国家和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共创未来。
责任编辑：刘靖鑫
（本文选自：军事文摘 2016年01期）
强大的唐帝国缘何由盛转衰？自汉朝开始与西方进行交流的舞台—“丝绸之路”缘何逐渐中断？这些疑问我们可以从安史之乱前的怛罗斯之战窥豹一斑。
战争起因和经过
公元750年，唐帝国在西域的威望和统治力达到了顶点。西域各国臣服，未有异心。镇守西域的彪悍唐将、安西节度使高仙芝觊觎当时最富裕的西域国家—石国的财富，想要据为己有，于是诬陷石国国王“无藩臣礼”，领兵讨伐。石国国王迅速认罪求和，却被高仙芝诱骗至唐都长安处死并率部洗劫石国，劫走财物男丁，格杀老幼妇孺，顺带还攻打洗劫了突骑施等国，大发一笔横财。
侥幸逃脱的石国王子逃到诸胡部落，将高仙芝的欺诱贪暴遍告诸胡，西域各部国国自危，害怕高仙芝将土豪式的战争强加到自己头上，于是求助于另一个毗邻的强大政权—黑衣大食，即当时和盛唐并立的阿拉伯帝国，准备联合起来出兵攻打唐帝国的安西四镇。高仙芝很快得知了这一消息，决定先下手为强。他率领安西都护府主力唐军3万多人，并裹挟西域各国组织的联军将近7万人，孤军深入敌方腹地，在怛罗斯（详细地点已不可考）与敌方20多万精锐部队遭遇，怛罗斯之战爆发。
战争的经过并不复杂，面对人数众多的阿军，唐军毫不示弱，展开厮杀，双方打了5天不分胜负，孤军深入、敌众我寡的唐军甚至还占了上风，但就在第5天夜晚双方均已精疲力竭之际，早有异心的唐军联军葛罗禄部突然临阵倒戈，唐军措手不及，腹背受敌，迅速溃散。悍将高仙芝杀出重围，待清醒过来准备率部反击时，发现跟自己突出重围的只有数千人，高仙芝只得怆然离去，准备带够人马再卷土重来，阿军震撼于唐军的战斗力，没有追击，怛罗斯战争结束。虽说阿胜唐败，但双方损失几乎相当。唐军远离故土，面对数倍之敌，在友军倒戈、腹背受敌之境，仍然重创了阿拉伯主力军团。最终唐军阵亡1万多人，敌方阵亡人数超过3万。经此一役，2万唐军成了阿军俘虏，这些人并没有被屠戮，而成了中亚各地新建的各大造纸坊和其他作坊的抢手工匠。
被误读和拔高的战争
怛罗斯之战之所以令人瞩目，是因为它是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之间发生的惟一一场战争。但实际上，这场惊世骇俗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碰撞，都没有进入两国最高统治者的视线。
一方面，唐帝国自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以来，对突厥、高丽、日本等方向的作战，连战连捷。在这四代君主开疆拓土的战争中，这样小规模的“败仗”不值得一提，根本不可能激发起唐帝国像美国珍珠港被袭那样复仇的欲望。对阿拉伯帝国来讲，虽然战争打到了“家里”，但2万唐军俘虏的价值却非比寻常。众所周知，丝、瓷、纸、茶是古代中国出口赚取财富的重要产品，也是不传之秘。这些俘虏大多成为了阿拉伯帝国的工匠，让中国古代的丝、瓷、纸、茶等不传之秘在西域得到普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造纸术。自此，造纸业在阿拉伯帝国日益兴旺，为其赚取了数不清的财富。所以，阿拉伯帝国也没有因为这场战争损失而仇视唐帝国。
另一方面，这场战争实际上是唐帝国的安西都护府将领高仙芝和阿拉伯帝国呼罗珊总督阿布·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唐政府设立的都护府和藩镇手中都有兵，将领有极大的用兵自主权，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便于拓边，但它带来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的问题，阿拉伯帝国也有同样的问题。这些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军阀”，以扩张领土和加强属地控制为目的，挑起武装冲突，是职权范围内的事情，这也是高仙芝没有受责的原因所在。
不该爆发的纷争，不应中断的丝路文化
怛罗斯之战中的帝国纷争只是表象，丝路文化的中断才是最大的遗憾。高仙芝虽然具有极高的军事才能和丰富的军事经验，可他贪财好武的性格以及唐政府错误的民族政策导致了丝路文化之殇。
初唐时，连接中亚的西域是一个多民族政权构成的区域，经过隋唐多年军事、外交、经济、文化多维手段并举，这些政权大多臣服于唐帝国，确保了丝路的畅通。高仙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该地区的唐军主将和代表。然而，面对西方强权阿拉伯帝国的虎视眈眈，高仙芝不仅在兵力有限的情况下没有通过维护民族和睦来确保地区稳定，防御阿拉伯帝国对西域政权的拉拢侵蚀，反而作威作福，横征暴敛，肆意用兵。高仙芝向唐政府报告石国的不臣之礼，唐政府未经核实，就纵容了高仙芝的用兵;石国国王亲赴长安辩解，唐政府同样未经核实，就在高仙芝的撺掇下轻率将之处死。高仙芝的贪横暴敛和唐政府的纵容，让西域诸国倒向了阿拉伯帝国;高仙芝虽主动出击，赢得了先机，但盟军背离之心的祸根已然种下，不可挽回，只是等待爆发的时机，最终成为打垮高仙芝率领的唐军最关键的因素。怛罗斯之败的军事损失，对唐帝国来说，只是九牛一毛，怛罗斯之战后不久，安西都护府就得以重建。753年，唐政府派封常清远征大勃律取得胜利。然而，失去的人心已无法通过军事胜利挽回。
唐帝国向东曾多次用兵，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对日的白江口之战，取得全胜，自此日本派出遣唐使，虚心学习唐文化。除了战争以外，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促进了文化的交流，造就了一个至今仍影响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的东亚文明圈，这个文明圈并没有随着安史之乱和唐朝的终结而结束。而向西，唐帝国错误的民族政策以及国力的衰减，致使丝路贸易在时断时续中艰难维继，更重要的是丝路文化的主导权丧失了，中华文明自此在中亚地带无法形成像东南亚那样持续深远的影响，而伊斯兰文化逐渐填补了这一真空，中亚许多国家至今仍受其影响。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重现盛唐荣光，实现民族复兴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实践就是从梦想到现实的桥梁之一。为此，我们应当以史为鉴，深刻审视怛罗斯之战这个中断丝路的重要历史事件，思得评失，以更好地开拓未来。
放眼当今时代，美国的强大与其地缘环境的稳定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只有加拿大和墨西哥两个邻国，整个美洲都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没有尖锐的文化冲突和对立。然而，美国良好的地缘环境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历史经营、运筹帷幄和文化持续深入影响的结果。盛唐时期的中亚各国面临着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抉择，存在着选择中华儒家文化的可能，因为自汉以来经营的“丝绸之路”的繁盛让唐赢得了先机，可一场不该发生的偶然战争打断了这个进程，让可能变成了不能。虽说安史之乱、唐后的长期分裂割据让政治和军事的影响力鞭长莫及，但文化种子扎根之机的失去才是最关键的原因。
“一带一路”的提出，不仅是经济策略，也是文化交流和交融。汲取怛罗斯之战的教训，在经济互利、共同发展的同时，把握文化交融主动权，完成盛唐未尽之事业，是利千秋、谋万世的大智慧、大战略、大布局，是实现民族复兴、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和保证。
历史的发展不是循环往复而是螺旋上升的，我们今天也正重新面临着一个历史机遇。军事是后盾和安全的保障，但文化和经济才是永恒的纽带。今天的中亚各国都是是我们丝路文化交融中积极活跃的一环和要素，丝路重开是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中亚、有利于世界各国的大事情，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干扰依旧存在，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质疑没有消除，“中国威胁论”仍有市场，丝路的畅通绝不会一帆风顺。要避免重蹈盛唐兵败怛罗斯的覆辙，防止偶然的军事冲突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以文化消融误解、消解冲突，用互利共荣的真诚赢得人心、赢得朋友、孤立敌人，让丝路的历史之光穿透雾霾，推动中国、丝路沿线国家和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共创未来。
责任编辑：刘靖鑫
（本文选自：军事文摘 2016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