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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5年江苏省大学生实践创新科研基金指导项目（201514160019X）产出论文。
摘 要：中国明代作家冯梦龙所著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与法国十九世纪作家左拉的《娜娜》分别塑造了杜十娘和娜娜这两位妓女形象。杜十娘无奈被迫沦为妓女，娜娜由于周遭环境的影响而自甘堕落，可是她们内心都渴望恢复正常女性的身份，组建家庭，被社会认可。最终二人命运截然不同，杜十娘宁死不从，娜娜重操旧业。两位女主人公对命运的反抗方式折射出个体对自身价值的实现诉求，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环境与伦理道德对她们命运轨迹的推动影响。
关键词：杜十娘；娜娜；妓女形象；比较
作者简介：许菡桐（1996-），女，江苏沭阳人，宿迁学院中文系2014级本科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4-0-02
纵观中西方文学的女性长廊，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不计其数，而妓女形象是女性中的特殊群体。明代通俗小说家冯梦龙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塑造了一位坚毅、果敢、不屈的悲剧女性形象杜十娘；法国第二帝国时期作家左拉也塑造了一位敢爱敢恨、希冀获得尊重的女性形象娜娜。由于不同的时代社会背景，杜十娘被迫从妓，娜娜则自甘坠入深渊。她们的精神有一定的相通之处，想要回归家庭却路途坎坷，因此二者命运轨迹也大不相同。本文试通过将两部作品女主人公形象进行对比，以探求两者在对待人生境遇时的态度、对现实的反抗方式、悲剧性结局等方面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
一、两者有着共同的夙愿：从良
十六世纪末的中国是一个被三纲五常思想所禁锢的国度，封建伦理道德统治着人们的头脑。杜十娘生活在这种文化环境下，其思想不可避免地有所影响。娜娜生活在性与金钱充斥着的都市文化里，原本浑浑噩噩，没有追求，却在一次偶然的时机里，醒悟到了人生方向，思考如何实现自身价值。她开始幻想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即便身边人一如既往地沉浸在纸醉金迷的生活里，对她的行为感到不快，她依旧坚持自我，不惜一切维护家庭。可见，脱离妓女身份，拥有一个家庭，成了杜十娘和娜娜的共同追求，这与她们身处的文化背景与个人际遇是分不开的。
杜十娘深谙烟花柳巷绝非长久之计，她在苦苦留心寻觅后，寄从良希望于豪门公子李甲，并拿出自己经年积攒的部分钱财让李甲替她赎身，以实现从良的夙愿。在经过瓜州渡口时，李甲为小人所惑，背叛了十娘，以一千两银子将她卖给徽商孙富，十娘万念俱灰，以死明志。然仔细思之，杜十娘自有百宝箱作为物质基础，为何非要与李甲相依？在为杜十娘赎身的过程中，李甲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软弱的状态。那么，是什么让她如此死心塌地？
在杜十娘成功离开妓院后，她曾问李甲今后二人何处安身，是否有长远计议。李甲无奈地表示老父正处于盛怒之下，若知娶妓而归，必然更加不堪，反致相累，尚且还没有万全之策。杜十娘此时表态说：“父子天性，岂能终绝？既然仓促难犯，不若与郎君于苏、杭胜地，权作浮居。郎君先回，求亲友于尊大人面前劝解和顺，然后携妻于归，彼此安妥。”[1]325李甲随即表示此言甚当。从这里可以看出，杜十娘在从良之后的进一步愿望便是希冀能够被男方的家庭所接纳与认可，名正言顺地做一名妻子，即被社会伦理道德所包容接纳，皈依人伦。而何为人伦？人伦即五常，指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间的五种伦理关系。妓女历来处于社会底层，与他人的关系自然不属于五常中的任何一种。梁漱溟先生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乃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伦常观念作为传统道德伦理观念的核心，早已积淀为传统中国人的无意识。正因为如此，杜十娘才会把被封建家庭所接受视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反而思之，这也是杜十娘迫切地想摆脱妓女身份，渴望从良的深层原因。
与杜十娘不同的是，娜娜不是自小便有从良的想法，而是在一番经历过后，唤醒了她内心的真实渴望。在娜娜搬入娇娃屋后的某一天，她和朋友到距离别墅七公里远的夏蒙隐修院遗址去参观。夏蒙城堡颇具气魄的景象让娜娜和随行朋友十分惊讶，敬慕之情油然而生。因为女主人伊尔玛曾经是一个花天酒地的女人，如今已活到九十岁，虽然年事已高，但依然硬朗。她衣着朴素高雅，神色令人尊敬，德高望重。娜娜为之震惊，在回去的路上一声不吭，神情十分严肃，态度发生逆转：“突然对家庭尊重起来”[4]121。在此之后，她不惜把银行家和伯爵赶出家门，同丑陋的丰唐结合，搬进新居，过起深居简出、柴米油盐的生活。一些债主威胁她让她回到原来的套间居住，娜娜义正言辞：“啊！这些商人，真行！他们以为，我要付清他们的账单，就得卖身！……你知道，我情愿饿死，也不愿让丰唐当王八。”[4]145坚决的态度表明娜娜是真心实意地想和丰唐组建家庭，不愿背叛丈夫。“她很少出去，一心要过清净、简朴的生活。”[4]147即使不久丰唐便暴露出吝啬下流的本相，在肉体和精神上虐待娜娜，她依然忍气吞声，“她怕失去他，就强自忍耐，想知道他是否还要她。”[4]157娜娜一直小心翼翼地维系着这份来之不易的婚姻。
二、两者的“堕落”存在本质差别
从传统视域来看，杜十娘和娜娜皆诞生于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里，但是由于妓女身份，她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被社会，尤其是上流社会所真正地包容与接纳的。如果说杜十娘和娜娜从事妓女这一职业是一种堕落的话，那么，杜十娘的“堕落”和娜娜的“堕落”是存在本质差别的。而这种差别是由于社会背景和个人遭遇等因素综合导致的。
杜十娘处于十六世纪末的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此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相对发展，社会经济比较繁荣。但是在世俗的眼光中，杜十娘这样的特殊身份女子仍是遭到主流社会极力排斥的。“十娘因见鸨儿贪财无义，久有从良之志”，[1]321这表示杜十娘不是本意主动堕落至此。在这样重义轻利的生活环境中，她是不情愿更是不快乐的。在这样崇尚经济，思想仍旧传统保守的社会环境下，她对摆脱妓女身份的愿望是强烈的。小说开篇中有对杜十娘的评价：“可怜一片无暇玉，误落风尘花柳中。”[1]320“误”暗示杜十娘并非自愿从妓，而是经历一番不幸的遭遇后落入风尘，属于被动的“堕落”。 娜娜这一人物形象诞生于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法国完成了工业革命，金融资本的发展十分迅猛，巴黎成为了世界金融中心之一。资本家靠巧取豪夺得来巨额财富，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拜金和性淫乱占据了整个巴黎，成为了罪恶的代名词。性和金钱使整个巴黎失去理智，处于欲望的大放纵时期。爱德华·傅克斯指出：“在资产阶级时代，妓女到处都有。大家都这样那样地与妓女有瓜葛，大家都多少靠妓女生存，许多工业部门仅仅为她们而工作，和她们做最好的生意，受她们鼓舞去实施最有利的计谋。”[2]整个巴黎充斥着轻浮游离、纵情声色的不良风气。
《娜娜》是左拉的系列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的第九部，女人主公娜娜原本是《小酒店》中的人物，出身于一个四五代都是酒鬼的家庭，六岁时就“已经显得是个女无赖”[3]，十三岁时在在卖花店里做学徒，“十五岁时，她在路碑上被人抱着接吻，而她的父亲却在找她，要打烂她的屁股。”[4]161后来被一个富商吸引，随其私奔，十六岁时便生下一个儿子。身处于这样的时代背景，成长环境，娜娜自然而然地走向物欲横流的妓女生涯。
娜娜和杜十娘堕落的最本质的不同是，杜十娘一开始便是误入歧途，后意识到鸨母的重义轻利，早早地积累资本，实现从良夙愿。而娜娜则是自小生活在混杂糜烂的环境中，自甘堕落却浑然不知，尚且没有杜十娘那般强烈的独立愿望。
三、两者反抗现实的方式截然不同
对于杜十娘和娜娜来说，从良的道路是坎坷的。她们本以为只要告别妓女身份，美好的家庭生活便指日可待。但是，现实是残酷的，面对不堪忍受的现状，杜十娘和娜娜选择了两种不同的反抗方式。杜十娘和百宝箱一同沉江，结束生命，娜娜选择再次踏入风尘泥淖。
娜娜决定再次从妓，是受家庭生活所迫。丰唐不仅在肉体和精神上折磨娜娜，在家庭开销上也极其吝啬。而娜娜逆来顺受，“她以盲目的热情爱恋着她的心上人、她的爱犬，此刻就付出了代价，重新落入刚出道时的污泥浊水之中。”[4]160娜娜自此彻底沉沦，直至和丰唐分道扬镳。她成了巴黎的金色苍蝇，在贵族中到处飞舞，只要停在别人身上，就能将其毒害。有的入狱，有的破产，有的自杀，更有因为娜娜而容忍自己的妻子和别的男人厮混，自己最终倾家荡产，一无所有。娜娜宛如罂粟花，对身边的男性释放难以自拔的诱惑。娜娜内心里十分鄙夷出钱让她花的男人，看到一个个情夫因为自己而倾家荡产，内心十分自豪。她以自己的沉沦为代价，征服了与她接触的男性。她把对男人和社会的强烈报复，视作为自己对命运的反抗。
杜十娘和娜娜的反抗方式不同，她一直抱着自立自强的人生态度，拥有财产独立意识，将多年积攒的财置于百宝箱中，存放于姐妹那里，积累足够的资本。她自信自爱，期许美好的爱情，并且巧用心计考验李甲。她自尊心极强，极力维护作为女性的人格尊严权。在她沉浸在离开妓院的喜悦里时，晴天霹雳，得知自己遭到背叛。面对这样的打击，她没有一丝的乞求、哭闹、怨愤，而是镇定自若，内心里打好一番主意。她既不向负心汉李甲委曲求全，也不将自己降作商品，供小人孙富赎买。而是选择与百宝箱同沉，不让小人得逞，捍卫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她本人已然成为捍卫尊严的象征，宛如芙蕖一般，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四、结语
妓女作为体制边缘外的生存者，拥有独特的文化身份和个体人生经历。杜十娘不甘妥协于命运，以主动的姿态试图掌控着自己的人生方向，无奈时代环境与社会制度使她无法真正实现自己的从良愿望，最终只能以死来表达她对现实的极力反抗态度。杜十娘的死亡悲剧不仅是她个体为实现精神救赎的最佳选择，也是作家为揭露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残酷迫害性的必然结局。娜娜起初浑浑噩噩，后因缘际会，渐渐地产生强烈的自我救赎意识，采取行动，不顾一切地组建家庭，以希获得他人尊重。最后愿望破灭，这使她走上了一条以摧残自己为代价的反抗之路。萎靡淫乱的时代风气，物欲放纵的社会环境导致了娜娜的沉沦悲剧，娜娜的再次堕落同时也反映了不良社会风气的不可逆性。杜十娘和娜娜同样为了改变非人的境遇，走向了不同的自我救赎道路，最终都以悲剧结束一生，这也揭示了她们所处的社会对妓女这一特殊女性群体肉体上的束缚与精神上的戕害。
参考文献：
[1]冯梦龙.警世通言[M] .北京：中华书局，2009.
[2]爱德华·傅克斯.欧洲风化史[M].赵永穆等，译.辽宁：辽林人民出版社，2000：367.
[3]左拉.小酒店[M].王了一，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53.
[4]左拉.娜娜[M].徐和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摘 要：中国明代作家冯梦龙所著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与法国十九世纪作家左拉的《娜娜》分别塑造了杜十娘和娜娜这两位妓女形象。杜十娘无奈被迫沦为妓女，娜娜由于周遭环境的影响而自甘堕落，可是她们内心都渴望恢复正常女性的身份，组建家庭，被社会认可。最终二人命运截然不同，杜十娘宁死不从，娜娜重操旧业。两位女主人公对命运的反抗方式折射出个体对自身价值的实现诉求，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环境与伦理道德对她们命运轨迹的推动影响。
关键词：杜十娘；娜娜；妓女形象；比较
作者简介：许菡桐（1996-），女，江苏沭阳人，宿迁学院中文系2014级本科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4-0-02
纵观中西方文学的女性长廊，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不计其数，而妓女形象是女性中的特殊群体。明代通俗小说家冯梦龙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塑造了一位坚毅、果敢、不屈的悲剧女性形象杜十娘；法国第二帝国时期作家左拉也塑造了一位敢爱敢恨、希冀获得尊重的女性形象娜娜。由于不同的时代社会背景，杜十娘被迫从妓，娜娜则自甘坠入深渊。她们的精神有一定的相通之处，想要回归家庭却路途坎坷，因此二者命运轨迹也大不相同。本文试通过将两部作品女主人公形象进行对比，以探求两者在对待人生境遇时的态度、对现实的反抗方式、悲剧性结局等方面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
一、两者有着共同的夙愿：从良
十六世纪末的中国是一个被三纲五常思想所禁锢的国度，封建伦理道德统治着人们的头脑。杜十娘生活在这种文化环境下，其思想不可避免地有所影响。娜娜生活在性与金钱充斥着的都市文化里，原本浑浑噩噩，没有追求，却在一次偶然的时机里，醒悟到了人生方向，思考如何实现自身价值。她开始幻想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即便身边人一如既往地沉浸在纸醉金迷的生活里，对她的行为感到不快，她依旧坚持自我，不惜一切维护家庭。可见，脱离妓女身份，拥有一个家庭，成了杜十娘和娜娜的共同追求，这与她们身处的文化背景与个人际遇是分不开的。
杜十娘深谙烟花柳巷绝非长久之计，她在苦苦留心寻觅后，寄从良希望于豪门公子李甲，并拿出自己经年积攒的部分钱财让李甲替她赎身，以实现从良的夙愿。在经过瓜州渡口时，李甲为小人所惑，背叛了十娘，以一千两银子将她卖给徽商孙富，十娘万念俱灰，以死明志。然仔细思之，杜十娘自有百宝箱作为物质基础，为何非要与李甲相依？在为杜十娘赎身的过程中，李甲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软弱的状态。那么，是什么让她如此死心塌地？
在杜十娘成功离开妓院后，她曾问李甲今后二人何处安身，是否有长远计议。李甲无奈地表示老父正处于盛怒之下，若知娶妓而归，必然更加不堪，反致相累，尚且还没有万全之策。杜十娘此时表态说：“父子天性，岂能终绝？既然仓促难犯，不若与郎君于苏、杭胜地，权作浮居。郎君先回，求亲友于尊大人面前劝解和顺，然后携妻于归，彼此安妥。”[1]325李甲随即表示此言甚当。从这里可以看出，杜十娘在从良之后的进一步愿望便是希冀能够被男方的家庭所接纳与认可，名正言顺地做一名妻子，即被社会伦理道德所包容接纳，皈依人伦。而何为人伦？人伦即五常，指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间的五种伦理关系。妓女历来处于社会底层，与他人的关系自然不属于五常中的任何一种。梁漱溟先生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乃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伦常观念作为传统道德伦理观念的核心，早已积淀为传统中国人的无意识。正因为如此，杜十娘才会把被封建家庭所接受视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反而思之，这也是杜十娘迫切地想摆脱妓女身份，渴望从良的深层原因。
与杜十娘不同的是，娜娜不是自小便有从良的想法，而是在一番经历过后，唤醒了她内心的真实渴望。在娜娜搬入娇娃屋后的某一天，她和朋友到距离别墅七公里远的夏蒙隐修院遗址去参观。夏蒙城堡颇具气魄的景象让娜娜和随行朋友十分惊讶，敬慕之情油然而生。因为女主人伊尔玛曾经是一个花天酒地的女人，如今已活到九十岁，虽然年事已高，但依然硬朗。她衣着朴素高雅，神色令人尊敬，德高望重。娜娜为之震惊，在回去的路上一声不吭，神情十分严肃，态度发生逆转：“突然对家庭尊重起来”[4]121。在此之后，她不惜把银行家和伯爵赶出家门，同丑陋的丰唐结合，搬进新居，过起深居简出、柴米油盐的生活。一些债主威胁她让她回到原来的套间居住，娜娜义正言辞：“啊！这些商人，真行！他们以为，我要付清他们的账单，就得卖身！……你知道，我情愿饿死，也不愿让丰唐当王八。”[4]145坚决的态度表明娜娜是真心实意地想和丰唐组建家庭，不愿背叛丈夫。“她很少出去，一心要过清净、简朴的生活。”[4]147即使不久丰唐便暴露出吝啬下流的本相，在肉体和精神上虐待娜娜，她依然忍气吞声，“她怕失去他，就强自忍耐，想知道他是否还要她。”[4]157娜娜一直小心翼翼地维系着这份来之不易的婚姻。
二、两者的“堕落”存在本质差别
从传统视域来看，杜十娘和娜娜皆诞生于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里，但是由于妓女身份，她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被社会，尤其是上流社会所真正地包容与接纳的。如果说杜十娘和娜娜从事妓女这一职业是一种堕落的话，那么，杜十娘的“堕落”和娜娜的“堕落”是存在本质差别的。而这种差别是由于社会背景和个人遭遇等因素综合导致的。
杜十娘处于十六世纪末的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此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相对发展，社会经济比较繁荣。但是在世俗的眼光中，杜十娘这样的特殊身份女子仍是遭到主流社会极力排斥的。“十娘因见鸨儿贪财无义，久有从良之志”，[1]321这表示杜十娘不是本意主动堕落至此。在这样重义轻利的生活环境中，她是不情愿更是不快乐的。在这样崇尚经济，思想仍旧传统保守的社会环境下，她对摆脱妓女身份的愿望是强烈的。小说开篇中有对杜十娘的评价：“可怜一片无暇玉，误落风尘花柳中。”[1]320“误”暗示杜十娘并非自愿从妓，而是经历一番不幸的遭遇后落入风尘，属于被动的“堕落”。 娜娜这一人物形象诞生于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法国完成了工业革命，金融资本的发展十分迅猛，巴黎成为了世界金融中心之一。资本家靠巧取豪夺得来巨额财富，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拜金和性淫乱占据了整个巴黎，成为了罪恶的代名词。性和金钱使整个巴黎失去理智，处于欲望的大放纵时期。爱德华·傅克斯指出：“在资产阶级时代，妓女到处都有。大家都这样那样地与妓女有瓜葛，大家都多少靠妓女生存，许多工业部门仅仅为她们而工作，和她们做最好的生意，受她们鼓舞去实施最有利的计谋。”[2]整个巴黎充斥着轻浮游离、纵情声色的不良风气。
《娜娜》是左拉的系列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的第九部，女人主公娜娜原本是《小酒店》中的人物，出身于一个四五代都是酒鬼的家庭，六岁时就“已经显得是个女无赖”[3]，十三岁时在在卖花店里做学徒，“十五岁时，她在路碑上被人抱着接吻，而她的父亲却在找她，要打烂她的屁股。”[4]161后来被一个富商吸引，随其私奔，十六岁时便生下一个儿子。身处于这样的时代背景，成长环境，娜娜自然而然地走向物欲横流的妓女生涯。
娜娜和杜十娘堕落的最本质的不同是，杜十娘一开始便是误入歧途，后意识到鸨母的重义轻利，早早地积累资本，实现从良夙愿。而娜娜则是自小生活在混杂糜烂的环境中，自甘堕落却浑然不知，尚且没有杜十娘那般强烈的独立愿望。
三、两者反抗现实的方式截然不同
对于杜十娘和娜娜来说，从良的道路是坎坷的。她们本以为只要告别妓女身份，美好的家庭生活便指日可待。但是，现实是残酷的，面对不堪忍受的现状，杜十娘和娜娜选择了两种不同的反抗方式。杜十娘和百宝箱一同沉江，结束生命，娜娜选择再次踏入风尘泥淖。
娜娜决定再次从妓，是受家庭生活所迫。丰唐不仅在肉体和精神上折磨娜娜，在家庭开销上也极其吝啬。而娜娜逆来顺受，“她以盲目的热情爱恋着她的心上人、她的爱犬，此刻就付出了代价，重新落入刚出道时的污泥浊水之中。”[4]160娜娜自此彻底沉沦，直至和丰唐分道扬镳。她成了巴黎的金色苍蝇，在贵族中到处飞舞，只要停在别人身上，就能将其毒害。有的入狱，有的破产，有的自杀，更有因为娜娜而容忍自己的妻子和别的男人厮混，自己最终倾家荡产，一无所有。娜娜宛如罂粟花，对身边的男性释放难以自拔的诱惑。娜娜内心里十分鄙夷出钱让她花的男人，看到一个个情夫因为自己而倾家荡产，内心十分自豪。她以自己的沉沦为代价，征服了与她接触的男性。她把对男人和社会的强烈报复，视作为自己对命运的反抗。
杜十娘和娜娜的反抗方式不同，她一直抱着自立自强的人生态度，拥有财产独立意识，将多年积攒的财置于百宝箱中，存放于姐妹那里，积累足够的资本。她自信自爱，期许美好的爱情，并且巧用心计考验李甲。她自尊心极强，极力维护作为女性的人格尊严权。在她沉浸在离开妓院的喜悦里时，晴天霹雳，得知自己遭到背叛。面对这样的打击，她没有一丝的乞求、哭闹、怨愤，而是镇定自若，内心里打好一番主意。她既不向负心汉李甲委曲求全，也不将自己降作商品，供小人孙富赎买。而是选择与百宝箱同沉，不让小人得逞，捍卫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她本人已然成为捍卫尊严的象征，宛如芙蕖一般，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四、结语
妓女作为体制边缘外的生存者，拥有独特的文化身份和个体人生经历。杜十娘不甘妥协于命运，以主动的姿态试图掌控着自己的人生方向，无奈时代环境与社会制度使她无法真正实现自己的从良愿望，最终只能以死来表达她对现实的极力反抗态度。杜十娘的死亡悲剧不仅是她个体为实现精神救赎的最佳选择，也是作家为揭露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残酷迫害性的必然结局。娜娜起初浑浑噩噩，后因缘际会，渐渐地产生强烈的自我救赎意识，采取行动，不顾一切地组建家庭，以希获得他人尊重。最后愿望破灭，这使她走上了一条以摧残自己为代价的反抗之路。萎靡淫乱的时代风气，物欲放纵的社会环境导致了娜娜的沉沦悲剧，娜娜的再次堕落同时也反映了不良社会风气的不可逆性。杜十娘和娜娜同样为了改变非人的境遇，走向了不同的自我救赎道路，最终都以悲剧结束一生，这也揭示了她们所处的社会对妓女这一特殊女性群体肉体上的束缚与精神上的戕害。
参考文献：
[1]冯梦龙.警世通言[M] .北京：中华书局，2009.
[2]爱德华·傅克斯.欧洲风化史[M].赵永穆等，译.辽宁：辽林人民出版社，2000：367.
[3]左拉.小酒店[M].王了一，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53.
[4]左拉.娜娜[M].徐和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