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们住在大院子里，木梁青瓦，一家挨着一家。”
　　母亲絮絮叨叨地说着她的小时候。院子并不是用围墙围起来，而是因为聚集在一起修建的七八栋房子中间留出了一片空地，白天在这里晾晒作物，夏夜里两条板凳支起一块凉板在这里乘凉看星星，活动在这里的人被称为一个院子里的人。房子周围长着许多高大的树木，从高远处看，在一片苍翠中可以看见一块一块青黛色的高低错落的屋顶。房子一个挨着另一个，衔接得严丝合缝，不留半点回旋的余地。房子都是靠黄泥打夯建造起来的，黄泥在屋檐之下，常年不沾雨水，干燥，颜色饱和，明晃晃的，像极了黄土高原上的土窑。泥墙的上端嵌套着架起粗大的木梁，木梁上搭起斜坡向上的房顶木架，之上用青瓦交叠铺设。窗户很小，白天的时候，屋内依旧还是很亮敞。门是木头做的，上面刷的油漆已经斑驳，挂着一把生锈的小锁，平日里几乎是不锁的。房子看上去简陋，冬暖夏凉。
　　八八年秋天，天干，连着一个多月不下雨，正值稻子和玉米收获。各家各户动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劳动力都乘着天晴收割着，青壮年们穿着汗湿的背衫，脖颈上搭着一张白毛巾，时不时地用白毛巾揩拭着额头上如稻粒一般饱满的汗珠。他们挥舞着镰刀，田间的稻子一把一把地被割下。女人跟在身后把一把把稻苗扎起来，送到打谷场，将稻谷从稻穗上分离下来。光着屁股的小孩，也跟在田埂边上，拾起一粒一粒洒落在地上的稻谷。金灿灿的稻谷铺在大院子的地坝上，玉米一个绑着一个，连成串挂在房檐下面。收割回来的，扎成一把一把的的稻苗与在地里晒得焦黄的玉米杆一股脑堆在屋后的房檐下。
　　院子里的人都在田地里忙碌着。悄然中，一丝丝微弱的火星，在柴草堆或明或暗，借着稻田里吹开的一阵微风，攀附在一根稻草上，接着跳到另一根稻草，一把，两把，一堆，攀附到房梁……悄然地舞动起来，冒着缕缕青烟。劳作的人从田间看到那滚滚青烟时，火已经蔓延到别人家的房梁，哔哔剥剥地响着。火光映得每个人的脸都红扑扑的。红色的脸蛋儿，红色的火苗，与天边红色的云霞结成了一片，一片绯红的虚无。房子是一家人所有的财产，房子没了，不光是自己家的房子没了，隔壁家的房子也都没了。
　　那天夜里，朝着房屋依旧冒着青烟的废墟，在院子里搭着竹片凉板，于天地间睡着一排排无家可归的人。白天晾晒的稻谷被扫成一堆一堆的，堆放在院子中，热气回潮，新鲜稻谷随着地气地向上发出迷人的香气，萦绕在整个院子中。
　　“那一夜的星星很亮。”母亲说。
　　院口的那口井里的水，扑灭不了那场大火。就像拮据如当时的家中，赔偿不了邻居的损失。在一系列的赔偿纠纷之后，母亲和姨妈坐上两天一夜到火车，投身到了打工的浪潮中，一年两年三年，都不回家。
　　“那时候，每天都加班，发了工资就马上寄回去，过年也不回家。”
　　母亲提起年轻时候，挣钱还债，总觉得很苦。
　　外婆搬离了大院子，在借住公家房子几年后，在离院子不远的公路上新建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房子是灰褐色的，因为砌墙用的是灰泥砖，少量的水泥混着河漫滩上不要钱的泥沙，在外墙上抹上一层白石灰，二楼的房顶是木横梁上，铺的一层青瓦。当时住进去是感觉手脚都得到了舒展，一家人挤在三十平方的小房子的逼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房子靠着公路，村里来来回回的人都要从外婆的门前路过。外婆总是喜欢在屋前的房檐下摆放着几张木椅子，来回过路的熟人，都可以坐在她的屋檐下，喝喝凉茶，聊聊天。
　　这样，五年、十年、二十年过去了。
　　后来，村子里，陆陆续续地冒出许多新房子出来。三楼闲置的三层楼的房子，种着蔬菜小花园的，贴着肉桂色瓷砖的……来来往往地人，向着外婆私密地述说着村里各个角落的细微的变化。这种述说往往是上不得台面的，却往往比村口的七十分贝的大喇叭深入人心的多。外婆的心也被什么撩动着。
　　从我出生起，外婆家我去得并不频繁，总是能听到外婆抱怨当时仓促建起来的房子，抱怨把房子建在公路的边上，汽车经过扬起漫天的黄沙；抱怨前门和后门没有回旋的拐弯，钱财从前门进来又顺着穿堂的风从后门流出；抱怨通往二楼的梯子没有栏杆，她上下楼不便；抱怨屋顶漏水，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抱怨建房子的时候没有凿一口自家的井，到现在吃用的水还需要从隔壁的井里接一根水管……
　　可以抱怨的地方太多，似乎在外婆的几十年人生中，当她不知道以什么方式去改变现状时，往往会觉得在人耳边絮絮叨叨地抱怨，能够填平现实与愿望之间的一切鸿沟。
　　母亲听到总是不说话。
　　前年，一台挖掘机不消半天功夫就将荫蔽外婆一家了这么多年的老房子夷为平地。灰色的泥砖瘫倒在地上，是一个年迈之后被抛弃的老者，孤独地死了，躺在地上。我直棱棱地从房子前看到房子后的景色，空洞虚无和无所依附的感觉向我蔓延，一阵冷颤。外婆拄着拐杖站在远处看着，一句话也不说。
　　在原有的地基之上，拓宽的建筑面积，建起一栋三层楼的小洋房。房子的表面贴了一层米色的瓷砖，窗户上烧上防盗网，卷轴门。进门，直接能感受到房梁挑得很高，整个房间很空旷，晚上点灯，屋子很亮敞。
　　外婆腿脚不便住在一楼，二楼三楼天台几乎是不去的。但只要是她的房子，她依旧也很开心。
　　新房子建成不过半年，拆迁的传闻在村子里弥漫着，像瘟疫一样。
　　拆迁小组的人给母亲打了很多次电话，讲述我的外婆，我母亲的母亲，如何煽动村里的其他住户反对拆迁的进行，给拆迁带来多少麻烦，并且到现在一直坚守，光荣地成为规划拆迁范围中最后一戶……隔着电话我都能看到拆迁小组的人是如何眉飞色舞地在描述。
　　在一开始，大多数村民对拆迁小组是同仇敌忾的，因为大家有共同的利益。到后来，一户一户的人在拆迁同意书上签字，同样也是因为利益。当为利益的目标在另一种方式达到时，自然会本能地放弃前一种，人天生是会权衡利弊的动物。可外婆与他们不一样，外婆已经八十岁，再多的钱财她也用不到，她想要的只是在自己生活了近八十年的土地上过完自己的一生，然后长久地睡在自己的土地上。 　　外婆发挥着她打娘胎中就带着的磨人与老了之后发掘的倚老卖老，对外宣扬要是她在她的房子里有任何三长两短与拆迁小组的人都脱不了干系。外婆本来就是处于耄耋之年，拆迁小组的人再不敢随便去。
　　一個八十岁的老太太，以自己的生命去捍卫自己的家园，想来就十分的悲壮，可细想又有一丝悲哀。“老有所终”是千年之前提出，千年之后依旧还是不能实现。
　　拆迁小组的人希望母亲能开导开导外婆。母亲给外婆打了很多电话，也将拆迁的利益好处都从头到尾说了很多遍。后来外婆根本不接母亲的电话，母亲带着我又一次地踏上去外婆家的路程。
　　我透过车窗往外看，因为拆迁整个村子弥漫着滚滚的黄尘。田间的地没有人再种了，剩下些荒苗稀稀拉拉地长着。那些等待挖掘机拆除的房子，静默地伫立在原地，只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房子的窗户和门都在住户搬迁的当天，被拆迁小组拆除了下来，为了杜绝住户留恋故居又搬回来。
　　车子加速地往前，一幢幢房子幽幽地从车窗前一闪而过，睁着空洞的双眼，从无门的门洞中发出类似于惊悚的无声呐喊。车内的人也都不说话，与整个空村一起陷入长久的寂静。
　　外婆家周围的房子已然空空洞洞，只留下这么一栋，孤零零地。母亲像以往一样，伸手去推门。门是锁着的，从里反锁。我知道外婆就在这扇门的背后，她防备着要来拆除她房子的所有人，这一扇门就是一道屏障，横绝在外婆与母亲之间，也横在外婆与她说不相信的外部世界之间。
　　外婆的门终究还是打开了。外婆坐在藤条椅子，背微微地靠着，浑浊的双眼婆娑着，一个劲得用手揩拭着。泪水浸入她褶皱的皮肤中，始终是流不下来。她口中碎碎地念叨着，听不清。
　　母亲并不打断她，提着椅子坐在外婆边上，只静静地坐在旁边。过了很久，外婆停下来了，看着母亲。母亲刚要开口，外婆便把脸转向另一边，像孩子一样。
　　“这是国家征地，强制的。”
　　“哪条法律规定了？这地是我掏钱买的，这房子是我自己掏钱砌的。你们凭什么？”
　　母亲一时答不上来。
　　“再过几天村子就断水断电了，你在这个房子里过不下去的。半年之后，就集体划地给你们，大家又都可以把房子建在一起了，更好的房子。村里的人，都搬到镇上去了，李婶娘天天都在楼下的花园中聊天玩，都念着你……”
　　外婆最终还是答应搬出。曾经有多少坚不可摧的铁门妄图阻断拆迁，又有多少铁门被夷为平地，历史有例外，但总不至于在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身上。
　　我始终记得搬出新房的那天，所有家具都被搬到镇上的租赁楼房中，房子空荡荡地，像刚搬入的时候一样。外婆不愿意离去，她长久在门前静默着，望着门外的小路曲折地在田坎上延伸，田间收割完的麦茬又长出新的稻苗，细弱地在风中打着颤，整个世界蒙着一层浓艳的橘黄色光晕，随着日色下沉，光影在小路，在稻苗，在远山上流动。她眼中的一切都随着时间黯淡下去，涣散在黑夜中，就此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