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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春风裹挟着泥土的清香漫过山野，像阳光一样从我背后远远地游走的时候，我知道，我的好朋友拉里先生真的走了，再也不会出现在我面前那口并不十分开阔的窗前，让我给他打二两白酒，或者再加上五毛钱的水果糖了。拉里先生在这大地风情万种、人类野心勃勃的时节，默不作声地选择离开，让我不得不想起曾在课本上见到过的一句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事实上我不知道这句诗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我总觉得我在这个时候想起它来，一定是有原因的。至于说拉里先生离开以后到底去了哪里，恐怕就连他自己都不是十分清楚。他曾在临行前把他心爱的月琴，也就是那把陪伴了他大半辈子的月琴，交到了我的手中。换句话讲，也就是将他这辈子唯一一笔遗产，留给了一个十二岁的、跟他毫无血缘关系的小惹格。
“惹格”是彝语，傻子、憨子的意思。人们之所以称我为惹格，大概是因为我上了几年小学，没能学会正确书写多少汉字，甚至就连流利地讲几句汉语也成了问题。不能否认我身上存在的问题——老师教导我们，人要勇于正视自己的缺点，不要骄傲自满，是的，我必须谦卑地承认我就是一个惹格，但请恕我直言，那些称我为惹格的人，他们又能正确无误地书写多少汉字呢，他们那自我感觉良好的汉语，未必就不蹩脚。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在澄清我與“惹格”之间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暧昧关系，我从来没有打算去做更多的辩驳，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认为我是个惹格，那么八九不离十，我跑不掉就是个惹格了。十分不幸，拉里先生也跟我一样，拥有一个为人所不齿的称呼，叫做酒鬼。当然人们要是愿意换个叫法，比如酒徒、醉鬼、酒罐子、醉翁、酒疯子、老惹格，一切他们觉得顺嘴感到痛快的称呼，我们也是没有意见的。
拉里先生是个爱笑的人，即使没有喝醉酒，他也依然是爱笑的。他经常站在我的商店窗口前，递一元五毛钱进来，带着惬意的笑说：“爷们，照旧，一块钱酒，五毛拿水果糖。”
接住我递过去的白酒和水果糖的时候，他会恭敬地冲我微微地点点头。他将水果糖分给身边的小孩，然后坐到一旁的阳光下去，慢慢享用那半斤摇摇晃晃的白酒。这大概就是拉里先生完美的一天了。
拉里先生不是海报上的电影明星，脸上总不可能永远都挂着笑，这不现实，我当然看见过他阴沉着脸，像个生气的小孩一样行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埋着头，背着手，嘴巴也微微地撇着，正在公路下方的矮松林里，一步一步往前钻，身上披满了蒲公英绒毛、鬼骨针芒刺。无论路途多么令他难以迈开腿，他都依然像头牛一样往前挤去。其实离他不到两米远的地方，就是坦荡的公路，只要他愿意，随时都可以把路走得像溪水一样流畅。
我提醒他说：“拉里先生，你好像忘了，人虽然不是汽车，但也一样可以在公路上自由行走呢。”
他双手叉腰，歪着头打量了我一会儿，说：“噢，年轻人，谢谢你的提醒，有劳你了。不过，就算忘了吃饭睡觉，我也不会把这件事给忘掉的，这可是人类一大优势——人可以在汽车的路上行走，而汽车却无法开到人的路上来，哈，你看看，人是多么的特立独行。”
我说：“那么，你为什么不走到公路上来呢？我敢打赌，你将走得跟我一样轻松。”
拉里先生不屑地朝我一挥手：“年轻人，省省吧，休想让我走到公路上去。我发过毒誓，这辈子不会再踏进公路一步。你想知道为什么吗？算了吧，就算你用一斤白酒来跟我换，我也未必会同意。”
我想拉里先生一定是忘了，那天他喝醉酒的时候，其实已经把原因告诉过我了。他就是这样，经常遗忘在喝醉时讲过的话，好在除了我，不会跟别人讲太多酒话，否则定会给他带来不少麻烦。
我说：“拉里先生，看来，我又可以省下一斤白酒了。”
拉里先生歪着头，模样相当自信：“噢，是吗，难道说你一点儿也不想知道吗？”
那是拉里先生的仇人升官的时候。听说那家人和他们家是世仇，从他们的爷爷的爷爷辈，就结下了梁子。那个人身上背负着他们家的人命。
我提出疑问：“可是，你跟那个一直在升官发财的人有仇，关公路什么事呢？”
拉里先生看我一眼，失望地叹了一口气，说：“听听你这个愚蠢的问题吧，要不是看在你叫我一声‘先生’的份上，我真想跟你绝交那么两三天的时间。”
别人都叫他酒鬼，认为他父母给他取的名儿太好听，跟他不般配。我以前也给他取过别名，叫做“喂”。这也是人们献给我的第三个名字，除了“惹格”和“喂”，还有一个“嘿”。拉里先生对我说过，我不能跟他们一样，也叫他酒鬼，叫“喂”当然也不妥，我读过书，他也读过书，他还教我认了不少汉字，比如老窖、发酵、蒸馏等等，我应当叫他“先生”。在我刚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也跟其他小孩一样，只觉得滑稽——滑稽极了，忍不住哈哈大笑，笑得泪水直流。见大家都以此奚落、消遣于他，我才开始乐意认认真真地叫他先生。
我学着电视里长头发的男子们，对他点头哈腰：“是，先生说的是，请先生解惑，为何有公路不走，却要钻那野路。”
拉里先生点点头：“我那仇人是公家的人，对吧？公路也是公家的，对吧？那么他们就是一家人，我走在公路上，是受了公家的恩泽，也就是受了他的恩泽。这不行，我岂能接受仇人的恩泽？我得彻底跟他划清界线！”
我说：“拉里先生，请恕我直言——那么你脚上的劳动布鞋，还有身上那件不大合身的西服外套，不也是从公家那里出来的吗？”
我是为了让他杜绝这样的想法，没想到适得其反，他朝我竖起了大拇指：“你算是说了一句有人样的话了，我正好不敢断定这些东西到底算不算公家的呢。好，很好，你这个提醒非常及时！”
第二天，拉里先生的脚上换了橡胶拖鞋，身上唯一一件工业商品，西服，也脱掉了，披上了一件深灰色的披毡，没穿衬衣，就穿了一套由人工裁缝而出的民族服装。那种橡胶凉鞋，我也有一双，也是纯手工制成。用快刀在大货车轮胎上，削下鞋底、鞋身，再用细短的大头钉钉起来，成了。这是拉里先生很大一笔经济收入。制出一双凉鞋，可以换得两斤半白酒，够他醉上两三个日夜了。当地有好几个手巧的人，都有这制造凉鞋的手艺，我认为拉里先生做得最好，当数翘楚。但他却是这里面经济收入最让人可怜的一个。那凉鞋很结实，穿个四五年不成问题，还越穿越合脚，别说刺或玻璃扎不进来，就算踩在钉子上，也够让钉子喝一壶。当初我想拥有这样一双时髦、耐穿的轮胎橡胶凉鞋，我妈妈不同意，任我哭闹。无论好坏，只要涉及花钱，她都不会同意。我猜我妈妈早就猜到，就算我再怎么哭闹也不会真哭，或者说纵使我真哭她也毫不在意，反正她有的是办法让我闭嘴。 拉里先生知道后，连夜动手为我赶制了一双小巧的凉鞋，用不知从哪里寻来的旧报纸，包裹得就跟一件挺像样的杰作一样，送进窗里来。我向他支付酬劳，他潇洒地挥了挥手，说：“算啦，我怎么还能跟一个小孩做生意，收他的钱呢。我们可是好朋友，只要你愿意穿，我做的凉鞋不给你穿给谁穿。”
话虽如此，我还是深感抱歉的，平日里我给他打酒喝，向来都没有免费过。电视上说了，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不会掉馅饼。可拉里先生坚持认为，凉鞋就是凉鞋，不是午餐和馅饼。我想了想，突然觉得有理，差点把凉鞋与午餐馅饼搞混淆了。
我说：“那么好吧，就让我请你喝一杯浊酒，不成敬意，万望笑纳。”
他说：“实在过意不去，那就来一口吧——只要一口。”
我给他打了一斤白酒，他没有全要，只倒了二两，剩下的都归还给了我。还说什么，即使是在替家里看商店，也得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不能偷偷摸摸。要从小就要顶天立地做人。那松树必须从苗就直直往上长，一天歪一点，一天斜一点，到了顶上，也就歪歪扭扭，不成样子，想再挺直腰杆也就难了。
毫无疑问，拉里先生算得上是哲学家，我完全听不懂他这番话，更听不懂他的比喻。當然，除了哲学，拉里先生也酷爱艺术，他热爱他的月琴，就像一个有钱人热爱他的钞票一样。那把月琴比较陈旧，正因陈旧，显得十分光滑，像镀了一层蜡，油亮油亮的。当拉里先生闭着眼，弹奏他的月琴时，他的脑袋在很自然地摇晃，幅度很小，频率很快，黧黑的脸膛透出红光，嘴唇上浓密的胡须也得自主地颤抖起来，很有节奏，仿佛在跳舞。我不懂音律，很难一本正经作出评价，但我觉得很好听。好听得就像人在困极了的时候倒头大睡，或者在闷热的天气里坐在一棵繁茂的梨树下接受凉风的吹拂。叮叮哒哒，嗒嗒嘀嘀，哩哩啦啦。我贫瘠的想象力就开始起飞了，在风中飞来飞去，飞到许许多多从来没有达到过的边界，飞到幽暗潮湿而又十分陌生的地带。让我既想流点眼泪下来表示难过，又只想静静地遐想点别的什么。就像眼睛遇见了葱一样，耳朵听到了拉里先生的月琴曲，也会有反应。
在我眼里，拉里先生就是一个音乐家，跟《音乐》课本上的贝多芬、莫扎特、巴赫他们一样。事实上，听他们几个高鼻梁老外的音乐，还没听拉里先生的音乐让我震撼，让我有触动。可惜拉里先生的头发还是不够长，如果他留起蓬乱的长发，变成一个像女人一样的男人，我想他肯定会是一个非常伟大的音乐家。不要以为我没有见过音乐家，更不要觉得我没有听过这些大音乐家的杰作。我们的音乐老师，也就是那位卷发很长，脸盘很大的男人，就经常让我们闭上眼睛，用心聆听音乐大师们的杰作。他每周都会换一位大音乐家，说艺术是需要从小熏陶的。天知道他在说什么，我连“熏陶”是什么意思都不明白。
虽然在我眼里拉里先生已经算得上是音乐大家了，可在别人眼里，他只不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酒鬼、老惹格，不务正业，喝酒弹琴，偶尔干干活，养只鸡卖卖，每年在谢顶的吉斯书记处领取一点援助资金，过的是跟小孩子过家家一样简单的日子。就连他汗涔涔地蹲在院子里埋头做橡胶凉鞋时的模样，都那么像一个玩笑。
我曾哭闹着向爸爸请求，让他给我买一把月琴，我想让自己也成为像拉里先生一样伟大的音乐家，可是我爸爸好像没有听到我说的话。他偏着脑袋，用一根火柴掏着耳朵，连看都没有看我一眼。在爸妈完全不可能同意的情况下，我试探着向拉里先生打听，如果想要得到他那把月琴，我大概需要准备多少钱。拉里先生把手轻轻地放在我的额头上，摸了摸，语重心长地告诉我：“爷们，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买卖的，我这把月琴，你花一千块钱也拿不走。”
一听这话，我就知道没戏了，一千块钱，买头肥猪绰绰有余，或者两三只壮羊，四十来只大阉鸡，五十余双“回力”鞋。我爸爸没疯，平时连一双回力鞋都不肯给我买，何况五十双。再说我还有个妈。我对自己撇了撇嘴，不了了之。拉里先生向我透露，他那把月琴是他爷爷的。那是他爷爷当年英勇解救身陷危难的头人，头人奖赏给他的纪念物。他说那话的时候，脸上就突然有了不知来由的自豪。拉里先生是个不爱说谎的家伙，我对这话坚信不疑，可我还是不得不拦他一句，那又怎么样。
拉里先生是告诉过我的，他认识我已经十二余年了。从我呱呱坠地那一天开始，他就认识我了。这件事我曾从妈妈她们的聊天中确认过，他确实在我刚来到这个人的眼睛像绿豆一样滴溜溜转动的尘世时，在我家的锅里捞了两块肥得流油的鸡肉，分成几口送进了肚子。他还在祝贺我爸爸喜得贵子的时候，一口气抿了二两白酒，脸蛋红扑扑地走了。很抱歉让他的贺词成了笑话，多年以后我不但没有成为贵子，还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傻子。
我妈妈曾说过，我变成这样，就是因为我出生那一天，来了拉里这么个不精明不能干的不速之客。还说是拉里先生那嘀嘀哒哒的月琴声，让我说话变得嗯嗯啊啊，像月琴呜咽一样，学习语言永远比别的孩子显得吃力。
让我仔细想想吧，我认识拉里先生到底几年了。去年我已经认识他，前年夏天，大前年，大大前年——唉，我这么算得算到什么时候，还是算了吧，反正我记得我一直都是认识他的。拉里先生是个大酒鬼，人们对他比对我客气不了多少，谁又能不认识他呢。我不但从记事起就开始认识他——虽然我现在也未必记事，我还知道关于他很多鲜为人知的秘密。比如每次弹琴，他都会选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进行。每次弹完月琴，他基本上都会在月光底下埋下头来，静静地坐着，有时好像还要让眼泪掉落一会儿。或者一个人坐在火塘边喃喃自语，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被人们称作“疯话”的语言。
那含糊不清的语句里，可以捕捉到几个人的名字，依作、尼扎、拉琮，然后是一些对亲人的称谓，阿达（父亲）、阿嫫（母亲）、阿姆（女儿）。我知道依作是他女儿，尼扎是他爱人，拉琮是他哥哥，他们都已经离他而去，一个也没在人世。
每次独自在月光下弹奏完一首月琴曲，在酒精的怂恿下掉完几颗眼泪过后，他都会把腰间那把匕首取下来，在粗粝的磨刀石上来来回回地磨。磨砺一番，举起来，用手指头试试利钝，月光下有寒光闪现，泼下半瓢水，又接着一摇一摇地磨。就好像他要办一件大事，未来几天里将会有人被仇家残忍杀害一样。然而两三天过去，什么动静也没有。要算动静的话，拉里先生自己倒是大醉了一场，独自一人在夜里又说又笑，扬言看见了三只眼睛的人，还有耳朵像芭蕉叶那样宽大的人。 据说，他们家在解放凉山前，是这里的大户，他爷爷、他爸爸都是勇士，智勇无双，很受头人尊敬重用。他爷爷去得早，没有经历后面这些令人难以想象的变故，他爸爸就不同了。据说在解放凉山时，他爸爸正是如狼似虎的年龄，头顶天菩萨，斜跨英雄带，腰间一把镶银宝剑，手上一杆威力巨大的土长枪，以信奉“一个勇士不该活到三十岁”这样令人咋舌的准则为荣，不要说人，若有鬼神拦路，也要拔了剑，搏个你死我活。说那一年拉里先生刚刚降生，他爸爸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已经得到消息，工作队要“请”他去区里“坐一坐”。头人的时代明显已经过去，然而落下的后遗症，才开始发作。作为勇士，要么以卵击石，搏个鱼死网破，要么交出武器，听天由命。
这个尚武的勇士，人生第一次选择放下武器，不作反抗。不为别的，就为了那两个已经来到世上的孩子，他不打算给他们母子酝酿任何危难发生的可能性。他被带走了。押他走的，是那家和自家有世仇的人。善于审时度势的仇家，早已看清时局，混入工作组，并凭借威望、人脉，混得一官半职。早些年，头人之间打冤家，他们结下仇恨，互不原谅互不妥协。旧时的仇恨在红土地里悄悄生根发芽，在新时期以静默的姿态，在地底下发生着激烈的纠缠与撕扯。拉里先生的父亲一去不返。
有人听到枪声从一片密林里传出来，惊飞了一片什么鸟。先是一枪，接着又连续开了三枪，脆响的枪声像炸雷一样在大山谷里回荡。弯腰农作的人们直起身子，心脏在怀中蹦跳，惊出身体的魂魄荡荡悠悠，飘浮在半空中，久久不得落地。他们给出的解释是，他父亲在路上畏罪潜逃，试图反抗，工作队员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情急之下，不得不就地正法。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笔账就记在那里。而要讨回这笔血债的人，不是从小文弱木讷的拉里，而是拉里的哥哥，拉琮。据说，这个心中充满了仇恨的少年，经常朝着仇家离去的方向，恶狠狠地吐一口痰，攥着比鸭蛋大不了多少的拳头，回到院里对一棵无辜的白杨树，施以花拳绣腿。直到鲜血流出，也是一副没有感觉到疼痛的样子。他经常在半夜里起来，磨一把刀把上裹着红色布条的匕首。他将匕首磨得吹毛断发，在月光下闪耀着寒光，然后走进玉米地，斩落枯干的玉米杆子，扎破玉米杆垛。不但玉米地、土坎，就连松林里的松树上，大山里的岩洞中，都留下了深浅不一的刀痕。他告诉过弟弟拉里，他这辈子只干一件事，那就是申张正义，血债血偿。只要完成这件事，他立马就笑着离开人世，绝不贪恋。
然而，拉里先生的哥哥毕竟还是个少年，有决心有勇气，但未得到过有效的磨练，到了关键时刻，自己的身心根本无法由自己做主。据说那年闹饥荒，为了填饱肚子，所有人想尽办法，观音土都成了食物。他哥哥用弹弓打麻雀，试图给妈妈和弟弟开荤。一颗石子扑过去，击碎了领导的专车玻璃。哥哥成了惊弓之鸟，逃回家中，在恐惧慌乱与孤立无助的胁迫下，做出了一件令他自己都无法预料的事——用一根绳子，在梁上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在当时的局势下，这样的做法并不让人感到太过不可思议。后来才知道，那辆吉普车里坐的正是他们家的仇人。仇家升官了，刚坐着军绿色的吉普车回来，在不费吹灰之力的情况下，就要了哥哥的命。拉里先生后来这样想：倘若哥哥知道车里坐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虎视眈眈的仇家，一定不会干出那种事来。天意，一切仿佛都来自于老天怀有深深的恶意的安排。
两条人命了——事實上，还不止两条人命。拉里先生那病体沉疴的母亲，也因哥哥的事，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在一场撕心裂肺的悲痛中，闭上了眼。她的惨叫声被风雨声吞没。淅淅沥沥的雨，一直下个不停，妄图营造出风平浪静的假象，让冤魂永远深埋于地底下。
拉里先生从小就无法得到正常安稳的生活，他们家就剩下他，报仇雪恨，手刃凶手，恐怕是他唯一的归宿。随着身体渐渐强壮，心中的复仇欲望越来越强烈。终于，他接下了哥哥手中那把复仇的匕首。
他做好了打算，只取那个当官的性命，祸不殃及其家人。他要报爸爸的仇，圆哥哥的愿，让他们得到安息。一命抵三命，他认为并没有太残忍，只不过是杀人偿命，就像欠债还钱一样。听说他第一次动手，是那年冬天。他在浓雾中跟了那人一路。要过年了，那人提了年货，正风风火火往家赶。尾随到大门口，就要动手了，见那人的小女儿出来迎他，小女孩脸蛋红扑扑，小手拉着父亲，爸爸爸爸叫着，又蹦又跳，满脸幸福。拉里先生停下脚步，稍作犹豫，就让那人像条鱼滑进水里一样溜进了屋。冲进别人的屋里行凶，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当着一个小女孩的面。
就先让他过个年吧，不为别的，就为那个小女孩。
拉里先生回过头来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深夜里，开始在空旷寂寥的屋里，和只有他自己看得见的哥哥发生争吵。他认为让那人过个年无妨，哥哥却似乎在埋怨他的怯懦。
夜里做梦，发现父亲冷冷地坐在山岗上，只顾抽烟，任他如何呼唤，都不搭理他。
他又实施第二次谋杀。在那家人的院外一堆松针剁里，藏了整整一下午，只为寻得一个更加合适下手的时机。到了傍晚，那家人的门一直敞着，人进进出出，脚步声急促混乱，不知有什么特殊的事。等到人稍稍平静，他钻出松针垛，隐到屋后，打算等那人出院子，就跟上去，在合适的地点结果了他的性命。他没有等到那人的身影，却听到了一声初生婴儿的啼哭。那人的儿子降生了。膝下一直无子的仇人，在两鬓染霜的时候，终于等到了儿子。原来拉里先生一直在草垛里，感受着一个生命艰难的降生过程。拉里先生在黑暗中病恹恹地往回走，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淡，渐渐融进浓雾里看不见了。
一路上他都在想，这下好了，刺杀计划不得不往后推延几年。他总不能在一个孩子还不能站起来走路、还不会与人交往的时候，就让他失去了父亲。这太过残忍。
但愿英明的父亲，善良的哥哥，会暂且宽宥他的无能。
想到大仇要往后推延几年才能报，他居然一点儿也不失落。反而还似有若无地飘出那么几许轻松与愉悦。
他甚至有些替自己的仇人高兴。
他不确定他的脑子是不是坏了，有些替自己感到担忧。 就在这几年里，拉里迎来了自己的爱情。那个叫做尼扎的姑娘，不嫌他一贫如洗，不嫌他喝得烂醉的过往，只要他今后不再喝酒，或者少喝一些。小日子紧巴巴，却也不失温暖。他们在第二年春天，迎来他们的女儿，把日子过成了一副春风得意的模样。复仇的心暂且睡下了，像个嗜睡的婴儿，看样子永远都不会醒来。拉里先生喜欢这样的日子，他觉得日子就该这么过。
从前那个经常烂醉如泥的人不见了，现在的拉里滴酒不沾。
每天从地里劳作回来，还会在院里，给妻子女儿弹月琴。尼扎爱听，女儿也爱听，她们都是他的忠实听众。
女儿四岁那年，他们打算让女儿拥有一个弟弟或者妹妹。
医生告诉他们，最好不要再要了，可能会有危险发生。妻子不怕，决定要试一试，拉里先生坚决反对铤而走险。在他看来，每个生命都是完整的个体，人没有断后之说。他甚至怀疑，自作主张让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不是一件对的事情。在痛苦与欢乐的海洋里浸泡十几年，似乎使他成为了一个怀疑主义者。
女儿九岁的时候，山洪这头猛兽出笼，它掠走了许多房屋庄稼，还有人的生命。女儿和妻子也在劫难逃。拉里先生眼睁睁地看着她们被洪流卷走。
一个刚刚活过来的人，复又心如死灰，胡须不剃，头发不剪，偶尔洗洗衣裳，经常借酒浇愁。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他，没有顾虑了，又可以把心头的怒火，都扑向那个仇人。可复仇的心似乎仍然在沉睡，并没有醒来。毕竟那家人的家庭，同样也被洪水糟蹋，那个人也有至亲的生命被洪水带走。
那段日子，即使拉里先生在商店里买酒的时候，碰见那人或他的儿子，也激不起什么仇恨，甚至还有点同病相怜的意思。
等拉里先生心中沉睡的仇恨苏醒过来，他又开始复仇，并且做了缜密的谋杀计划。
不巧的是，就在这时，那家人再次出事。他十二岁的独生子，在城里放学回家时，被一辆大货车撞倒并碾压了过去。有时候拉里先生觉得，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应该果断出手，给这连个孩子都看不好的男人一点颜色看看。可是，他又无法否认孩子发生意外，也无法过多地归咎于那人，毕竟孩子已经这么大了。就像他，眼睁睁看着妻儿被洪流卷走，又能挽回什么。纵使扑进洪流，被洪流卷到很远的地方，洪流既不要他的性命，也不让他救回妻儿，他又有什么高招。何况那人现在就跟他一样，也是个失去了心肝的老男人。
站在一个父亲的角度上，他不能做什么，只能暂且原谅着他。
再次准备复仇的时候，那个人当爷爷了，整天抱着小外孙，朝夕相处，寸步不离。他让小外孙的笑脸，在自己满脸的胡茬上搓来搓去，脸上满是笑。拉里先生看见那人的脸上爬满了皱纹，还有白色的胡茬。也是，那人只比他父亲小几岁，拉里都快要老去，他又岂能不老。
原来这个像狼子一样凶狠的人，也是肉长的，同样躲不过芸芸众生面临的每一道劫难。
拉里先生认为，他一直没有什么下手的机会。要怪，就怪自己想得太多，要怪，就怪自己偏偏在这个时候看见那人脸上令人惊心的苍老。
然而每一次空手而归，他都会喝得不省人事，然后在半夜里和别人看不见的“人”争论。每当在月光下弹月琴，磨了匕首，像个心狠手辣的人一样出门，又踉踉跄跄、醉醺醺地回来。如此循环往复。
什么都没有发生改变，除了脸上的皱纹与在酒精的浸淹之下，即使没有喝酒也长期处于沉醉状态的身心。
作为一名十足的惹格，我曾在学校饱受煎熬，终于和学校相互唾弃、达成了永久的双向逃離。爸妈把那个被人们遗弃在一旁的小商店，拾掇出来，马马虎虎地在勉强站稳的货架摆上烟酒、饼干杂糖，火柴打火机，还有一些针头线脑什么的，让我当个掌柜。掌柜是假，跑堂是真，收了钱，要一分不少上交，且因为是掌柜，即使嘴馋，也是不能动那些糖的。世上哪有馋嘴的掌柜？掌柜决不嘴馋。于是，小朋友们买糖吃的时候，我只有默默地看着那一张张小嘴，佯装感受不到任何香甜味。拉里先生一眼就把我看穿了，他在给小孩们分糖吃的时候，也免不了要往窗台上搁一两颗，说：“来，爷们，请你吃颗糖。”
我望一眼糖，赶紧收回目光，目光很黏稠，我拖拽不干净，忙说：“我，我不……不要。你在我这里买的，要了，算怎么回事，我不要。”
拉里先生笑笑，说：“你不要，那我下回到别家的商店买来给你，你看这样可行？拿着吧，年轻人。”
这是个好理由。为了保住商店，保住掌柜，我愿意厚着脸皮吃了这颗糖。
和别的酒鬼不一样，他不爱和大伙一起喝酒，就算偶尔和他们坐在一起，你一口我一口地抿，他也格外安静，从不吵吵嚷嚷，更不可能借酒撒泼。人说玉米饭四季豆汤天生一对，煮了土豆不能缺了圆根萝卜，烟酒更是不分家，但拉里先生似乎不喜欢尼古丁的味道，光是喝酒，从不抽烟。抿完一口酒，他要很自然地擦一擦瓶嘴，才会将酒瓶递过去。很有礼貌。
在我眼里，拉里先生处处显得那么独特，就跟我，或者一只不寻常的鸟儿一样。
这也是难怪的，拉里先生毕竟是个音乐家，总会有他独特的魅力。和别的音乐家不同的是，这个音乐家非但没有靠音乐过上体面的生活，反而还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穷困。最潦倒的时候，他竟无法掏出一元钱来买半斤白酒喝，光是搓着手，缩着脖子，在我的商店窗口前踯躅。似乎在等待别的爱喝酒的人前来打酒，好蹭几口酒吃。又好像只是在等待酒瘾过去。事到如今，他是不能不喝酒的，他的手在发抖，抖得严重的时候就连瓶盖里的酒也嘬不到嘴，大半都会洒了去。
实在等不到打酒的人，拉里先生稳不住了，开始变得热情、健谈，爱开玩笑。他会主动与我搭讪，说说音乐，谈谈月琴，只要能引起我的兴趣，并有可能使我心情愉悦，任何话题他都乐意提起。他总归还是个心思细腻的人，老早的事了，依然记得我喜欢听他弹月琴曲，依然记得我曾惦念过他的月琴。
我并不是个认钱不认人的肤浅之人，更何况，拉里先生从来没有在想喝酒却没有钱的时候，像别的酒鬼那样，硬要赊账，我让其还清欠债再谈赊账的事，他们就要硬闯进门来，打着赊账的幌子，自己动手打酒喝。拉里先生足够尊重每一个人，不论他是老人还是小孩，疯子还是憨子。我从桌子底下拿出一个清洗得干干净净的空瓶子，再取下半斤的酒提子，给他舀酒。他见了，表现出极大的满足，蛋脸红扑扑的，搓着手，不断地说：“劳烦了，二两就好，二两就好。谢谢，谢谢。过两天手头宽裕了，立马给你送来。” 我提着鼻孔，神气地说：“那么大个人，二两酒哪儿够喝呢，半斤还不够你润喉呢，少啰嗦，拿着。”
他朝我点了又点头，脸始终埋得低低的，不敢抬起来正视我一个小孩。双手哆哆嗦嗦地接过酒，把嘴撅得长长的，对上瓶嘴。嘴唇也在发抖，玻璃瓶与牙齿敲打在一起，嘚嘚嘚地响。他那手爪，全不像活人的手，干瘦，乌黑，没有血色。喉上的筋直直绷着，似乎那层皮就快包不住，随时都有跳出来的危险。
一旦手中有钱，他会在第一时间重新出现在我的商店窗口，递过来两元钱，文绉绉地说：“小哥，奉还欠债，另，半斤白酒。劳烦了。”
我说：“不用这么急着还呀，我堂堂一掌柜，还做不了半斤白酒的主么！”
这些天我也有点火气，正准备跟上头——也就是父母和成年人们干一仗，造造反什么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嘛。我惹格也要抖擞抖擞精神，像水桶里的鱼儿一样蹦跶蹦跶，做一下反抗斗争。
拉里先生很焦灼，眼神定在我身边那桶酒上，希望我干脆点收了钱，早些把酒舀上来。不知道是不是冷，他又在瑟瑟地发抖，钱在手中严重地晃动着，他用恳求的声音说：“小哥，不是那个意思，小哥，请听我一言，你已经做过主了，但欠的还是要还的，世上没有欠债不还的道理。不管是酒钱……还是别的什么。”
我听这话有弦外之音，感到甚是欣慰。
说实话，我还是希望拉里先生能手刃仇人的。如果他手刃仇人后不需要伏法，依然活得好好的，那他能在三更手刃仇人，我希望他不要等到天亮。只是我听大人们讲，杀人要偿命，拉里先生如果要了那人的命，他自个儿也就活不成。我还是希望拉里先生能活在世上的。至于活在世上干什么，就跟那鱼儿、青蛙们一样，我也是不知道的。我想这应该属于十分复杂的问题，不要说我一个惹格了，就连那些自认为绝顶聪明的人，未必也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我希望拉里先生少点喝酒，喝酒伤身，并且如是说的时候，拉里先生却告诉我，他可能要离开了，要离开这个世界。
他告诉我说，发生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他看到的明明是一条狗，拦住他的去路，张大了嘴，朝他汪汪、汪汪吠叫，听到的，却是几个不知是妇女还是小孩尖厉的嬉笑声。一只小公鸡立在断壁上，昂首挺胸，直勾勾盯着他。他走近了，鸡却连眼珠子都不转动一下，更不打算迈腿走开。他伸出手，“嗤”一声轰赶。小公鸡还是没有什么反应，泥塑公鸡一样，只是眼神里跳出了几句轻蔑的话语：你想做什么？你能做什么？我可不怕你，你個断子绝孙的酒鬼拉里！
拉里先生退回来，那只鸡却动了，朝他叽叽咯咯，前俯后仰地大笑，仿佛在说，逗你玩呢，把你哄惨了吧，酒鬼拉里，我的表演还到位不？听说你从小也是个惹格，就跟商店里头坐着的那个呆头呆脑的小惹格是一副德行。恭喜你啊，从小惹格变成大惹格，又变成了老惹格！看看你那副糟老头子的模样，真为你感到悲哀！除了一副臭德行什么也没有，有人三番五次要为你安排工作，就因为他跟你仇家走得近而坚决拒绝吗？难道还有什么比肚子和漂亮的衣服更重要吗？你真是个怪人！
小公鸡扑通一声跳下来，斜仄着身子，将低垂蓬松的翅羽贴在腿上，绕着他，快速转圈，并发出急促的咯咯咯咯声。——天呐！它在干什么！这可是公鸡对母鸡的求偶方式，这只小公鸡居然把他当成了一只母鸡！拉里先生感到毛骨悚然，哑然失声，挥着手臂将它轰赶。然而，那只精力旺盛的小公鸡并不怵他，跟他逗上了。他冲上去将它轰赶，小公鸡暂且跑开;等他疲乏了，停下来，喘口顺当气，小公鸡又兴致勃勃地绕回来，再度挑衅。难道就连它也知道我拉里要断子绝孙、离开人世了么？苍天！
从那一天起，不但恶狗、小公鸡，就连牛犊、生马、劁猪，面对醉酒的拉里先生，脾性均有明显的变化，变得越来越像得势人家的后生们。从那一天起，拉里先生开始相信，他的魂魄，大概早已离开了他的肉体。从几年前他的精神状态变差，他的胃口长期不佳，他的肉体与皮囊严重脱离实际年龄率先老去，他就开始怀疑，他的魂魄已经离开了他的肉体。一副没有魂魄守护的肉身，大概就是这样，光棍不敬他，小孩不待见他，狗不怕他，就连小公鸡都要把他当成母鸡进行调戏。一个没有魂魄护身的人，是活不长的，据说，最长也活不过三年。
扳着手指头数下来，拉里先生发现，从他开始怀疑失去魂魄的那一年算起，今年正好是第三个年头。
拉里先生说，他要走了，他得进城，他要在离开这个世界前，和他们家的仇人做个最后的了断。
他把那把月琴交到我的手中，说：“如果等到秋天过去我还没回来，它就是你的了。”
时令明显已经是深秋，看那窸窸窣窣飘落到地上的枯叶就知道，听那挂在阴云底下，要哭不哭的秋雨就知道。许多时候，从县城下来的客车冒着粗重的白气，停在公路边，看着人们拖家带口跳下车来，带着笑容提起行李，高调地走过，和路上的人们幸福地谈笑着，我就在想，如果那个头戴呢子狩猎帽、上嘴唇胡须浓黑，让我想起来《超级玛丽》里用脑袋顶砖墙，顶出一朵蘑菇就能长大的人，就是拉里先生，和拉里先生一家人的话，我也愿意用脑袋在什么地方撞出一朵什么来，让自己的智商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傻掉一半。可惜，那些看起来很幸福的人，个个都不是拉里先生。
不需要等到秋天过去，拉里先生就回来了。
他破衣烂衫，蓬头垢面，活生生成了个乞丐的模样。他不是坐客车回来的。他说他没有车票，又不打算白费口舌求人，于是就靠双腿走了回来。不知道他走了多少天，反正鞋子都走烂了——或者它原本就是烂的，不过在我眼里，它分明就是走烂的。如果不是听出他的声音，我差点没有认出是他。
拉里先生告诉我，他到了市里，没能找到那家人的住址。盘缠快要用尽的时候，终于找到了，那家人却没人在家。打听得知，去了市中心的医院。他找到医院。手里握着藏在披毡里面的匕首，走进医院。见那人老成了一把骨头，都快认不出来了。不需要使用任何武器，只要伸手轻轻一碰，估计就能让他像一把脆生生的野草那样，变成一把灰，还未来得及看一眼，就已经消散在风中。病房里没有其他人，就他一个，吊着点滴，奄奄一息，明显是在等待死神的降临。看到拉里先生进来，那人并不惊慌，而是微微地朝他点了点头，那意思是说，你来了。就好像他来晚了一样。那人尝试着说话，却说不出口，只有喉结在苦涩地蠕动。努力几番，不再尝试，认命地闭上了双眼，两颗眼泪慢慢地溢出来。 拉里先生明显不是死神，他说他退了出来。
这就对了，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拉里先生会干出一件大事，更何况是杀人。平日里，看见不懂事的小孩用石头砸毛毛虫，撕蜻蜓的翅膀，或者给一只蚂蚁分尸，拉里先生见了，都会去制止说：“孩子们啊，它活它的，你们干什么要人家的性命。快快住手吧，谁再这样，下回我就不给他糖吃了。”
有时遇到娇惯的孩子，会说：“谁稀罕你个酒鬼手里的糖？我就偏要踩扁它，看你能怎样！”
拉里先生说：“就算你不稀罕糖，我也不能把你怎样，你就不想一想，在命运面前，我们人类也好比这些蚂蚁吗？”
小孩冲他扮鬼脸，转过身去，撅起屁股来摇晃并用手拍打屁股，表示对这番话以及拉里先生持轻蔑到极限的态度。一根手指头，就轻易把蚂蚁在地上碾得粉碎。
拉里先生酸着脸，偏过头不去看。不但蚂蚁虫子，就连人们常宰的鸡，常杀的猪、羊、牛，拉里先生都无法下手。磨了刀，把它摁在地上，手却哆哆嗦嗦，不敢捅下去。人们都取笑他，拿他寻开心，说勇士的基因怎么会有女人的特性，一点儿也不像他爷爷和他爸爸的后代，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一把夺了他手中的刀，就听到一声惨叫。拉里先生有时也吃点肉，但他自己从来不动手杀猪，也不宰鸡。他原来养鸡来帮自己对付生活，到了后面，连鸡也不养了，说是养大了卖给别人宰，可怜。人们都说，他这是彻彻底底疯掉了，自己都没法可怜可怜自己，却要可怜什么鸡啊蚂蚁的，真是天大的笑话。
拉里先生告诉我，他从医院退出来以后，跟了一个人上来，这人我小惹格也认识。就是梳着大背头的吉斯，人们都叫他书记，说话停顿的时候不加个“啊”，就没有办法把话接下去。这些年拉里先生总在他手里领取一点微薄的援助资金。他告诉拉里先生，其实那点资金，是他那仇人给的。不但吉斯手里的资金，上一任、上上一任书记手里的资金，也一直都是那人出的资。吉斯手里还拿着一个黄皮信封，鼓鼓囊囊的，说是一点心意。这是那个人的遗嘱之一，他托吉斯交到拉里先生手中。
当然正如我所愿，拉里先生没有接那个信封。
没有盘缠了，饿得天旋地转，到了夜里，拉里先生就蜷縮在披毡里，睡在大街边上。他以为，他会就这么死在大街边。然而他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脆弱，又醒了过来。醒来的时候，发现天很蓝，阳光很好，空气很绿，光鲜亮丽的人们来来往往，从他眼前走过。他被人们当成了乞丐。人们终归还是善良的，有人在他面前放了馒头、零钱。
拉里先生两眼湿答答地把那些施舍收起来。
回来后第二天，拉里先生就走了。走了的意思，也许是去了另外一个世界，离开了人世，也许又不是。至于怎么走的，恐怕没人知晓。临行前，他向我索要了一斤白酒，说是路上喝。我还以为天冷了，他要上山顶迎太阳去。于是问他：“拉里先生，你又要上山顶迎接太阳吗？”
他冲我咧嘴笑笑，说：“是的，爷们，迎接太阳。不过这回，恐怕要比上山顶还要远一些。”
我说：“是吗，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他说：“我也说不太清，大概是梦一样的地方吧。”
我不知道梦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就问他：“这个地方在哪里呢，我怎么没听说过？”
“你还小呢。你这么聪明，长大后一定会听说的。至于在哪里，恐怕我也不知道。”
听到有人说我聪明，我怎么就那么想笑呢，只是拉里先生说的太过认真了，我不好意思笑。
人们在金沙江江边的沙滩上，发现了那个瓶酒。里面的酒已经被他喝光，一滴不剩。酒瓶旁边，是那一把刀把上裹着红布，坠着红布条的匕首。刀鞘上有斑斑的锈迹，也有可能是血迹，恕我这个惹格傻傻分不清。
我回想起那天，拉里先生对我说的一句话。他说，作为人，他还是没有原谅他，但是作为众生，他已经宽恕他了。
一如既往，我还是听不懂拉里先生的话，但我猜想，他口中的他，就是那个仇人。
又一个秋天快要过去，秋风横着竖着斜着乱舞，败叶在天幕上翻着滚着躺着飞窜。我裹着厚厚的棉衣，把双手插进暖烘烘的袖管里，坐在那个飘满了败叶的小商店里头，打着盹，守候生意，也守候一个和拉里先生一样的客人。货柜上的月琴，很久没有碰过，慢慢在这个尘土飞扬的商店里，积上了厚厚的灰。弦也断了一根。我发现这把月琴一旦离开拉里先生，就彻底失去了往日的光辉，不过是一把黯然、无趣的老古董，甚至使我怀疑，它到底还是不是那一把在拉里先生手中，散发着光芒的、活生生的月琴。如今的它，当柴火烧都嫌灰大，就是一把朽木。对于这样的变化，似乎除了无奈，就剩下徒劳的感慨了。这使我感到很沮丧。
冬天也跟着飘进眼帘里来了。雪花像筛子底下的荞麦面粉，在空中纷纷乱乱，相互穿梭、追逐，或者说是在调情。窗外积雪越堆越厚，渐渐淹没枯枝败叶，还有行人、鸟兽的脚印，皑皑的大地变得十分平坦，没有任何伤痕。我又想起在课本上学到的第二句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往年这个时候，无论手头有没有现钱，拉里先生都会哈着白气，搓着手，来到我面前的窗口，红着脸说，小哥，来二两酒，不喝两口实在是抵挡不住这寒气。虽然他又是跺脚又是搓手又是哈气，可仍然显得格外得体、有礼貌。我不免要吊着，好好打趣他一番，再把酒给他打上。然而今年下雪天，广袤无垠的纯白大地上，除了纷纷扬扬的雪花，还有一间摇摇欲坠的小屋，就剩下对着小窗打盹的我，一个人也没有，拉里先生更不会再出现。
不要说冬天了，即使等到冰消雪融，万物复苏的时候，拉里先生也没有再复苏。我想，他大概已经不属于万物了吧。
责任编辑 包倬
“惹格”是彝语，傻子、憨子的意思。人们之所以称我为惹格，大概是因为我上了几年小学，没能学会正确书写多少汉字，甚至就连流利地讲几句汉语也成了问题。不能否认我身上存在的问题——老师教导我们，人要勇于正视自己的缺点，不要骄傲自满，是的，我必须谦卑地承认我就是一个惹格，但请恕我直言，那些称我为惹格的人，他们又能正确无误地书写多少汉字呢，他们那自我感觉良好的汉语，未必就不蹩脚。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在澄清我與“惹格”之间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暧昧关系，我从来没有打算去做更多的辩驳，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认为我是个惹格，那么八九不离十，我跑不掉就是个惹格了。十分不幸，拉里先生也跟我一样，拥有一个为人所不齿的称呼，叫做酒鬼。当然人们要是愿意换个叫法，比如酒徒、醉鬼、酒罐子、醉翁、酒疯子、老惹格，一切他们觉得顺嘴感到痛快的称呼，我们也是没有意见的。
拉里先生是个爱笑的人，即使没有喝醉酒，他也依然是爱笑的。他经常站在我的商店窗口前，递一元五毛钱进来，带着惬意的笑说：“爷们，照旧，一块钱酒，五毛拿水果糖。”
接住我递过去的白酒和水果糖的时候，他会恭敬地冲我微微地点点头。他将水果糖分给身边的小孩，然后坐到一旁的阳光下去，慢慢享用那半斤摇摇晃晃的白酒。这大概就是拉里先生完美的一天了。
拉里先生不是海报上的电影明星，脸上总不可能永远都挂着笑，这不现实，我当然看见过他阴沉着脸，像个生气的小孩一样行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埋着头，背着手，嘴巴也微微地撇着，正在公路下方的矮松林里，一步一步往前钻，身上披满了蒲公英绒毛、鬼骨针芒刺。无论路途多么令他难以迈开腿，他都依然像头牛一样往前挤去。其实离他不到两米远的地方，就是坦荡的公路，只要他愿意，随时都可以把路走得像溪水一样流畅。
我提醒他说：“拉里先生，你好像忘了，人虽然不是汽车，但也一样可以在公路上自由行走呢。”
他双手叉腰，歪着头打量了我一会儿，说：“噢，年轻人，谢谢你的提醒，有劳你了。不过，就算忘了吃饭睡觉，我也不会把这件事给忘掉的，这可是人类一大优势——人可以在汽车的路上行走，而汽车却无法开到人的路上来，哈，你看看，人是多么的特立独行。”
我说：“那么，你为什么不走到公路上来呢？我敢打赌，你将走得跟我一样轻松。”
拉里先生不屑地朝我一挥手：“年轻人，省省吧，休想让我走到公路上去。我发过毒誓，这辈子不会再踏进公路一步。你想知道为什么吗？算了吧，就算你用一斤白酒来跟我换，我也未必会同意。”
我想拉里先生一定是忘了，那天他喝醉酒的时候，其实已经把原因告诉过我了。他就是这样，经常遗忘在喝醉时讲过的话，好在除了我，不会跟别人讲太多酒话，否则定会给他带来不少麻烦。
我说：“拉里先生，看来，我又可以省下一斤白酒了。”
拉里先生歪着头，模样相当自信：“噢，是吗，难道说你一点儿也不想知道吗？”
那是拉里先生的仇人升官的时候。听说那家人和他们家是世仇，从他们的爷爷的爷爷辈，就结下了梁子。那个人身上背负着他们家的人命。
我提出疑问：“可是，你跟那个一直在升官发财的人有仇，关公路什么事呢？”
拉里先生看我一眼，失望地叹了一口气，说：“听听你这个愚蠢的问题吧，要不是看在你叫我一声‘先生’的份上，我真想跟你绝交那么两三天的时间。”
别人都叫他酒鬼，认为他父母给他取的名儿太好听，跟他不般配。我以前也给他取过别名，叫做“喂”。这也是人们献给我的第三个名字，除了“惹格”和“喂”，还有一个“嘿”。拉里先生对我说过，我不能跟他们一样，也叫他酒鬼，叫“喂”当然也不妥，我读过书，他也读过书，他还教我认了不少汉字，比如老窖、发酵、蒸馏等等，我应当叫他“先生”。在我刚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也跟其他小孩一样，只觉得滑稽——滑稽极了，忍不住哈哈大笑，笑得泪水直流。见大家都以此奚落、消遣于他，我才开始乐意认认真真地叫他先生。
我学着电视里长头发的男子们，对他点头哈腰：“是，先生说的是，请先生解惑，为何有公路不走，却要钻那野路。”
拉里先生点点头：“我那仇人是公家的人，对吧？公路也是公家的，对吧？那么他们就是一家人，我走在公路上，是受了公家的恩泽，也就是受了他的恩泽。这不行，我岂能接受仇人的恩泽？我得彻底跟他划清界线！”
我说：“拉里先生，请恕我直言——那么你脚上的劳动布鞋，还有身上那件不大合身的西服外套，不也是从公家那里出来的吗？”
我是为了让他杜绝这样的想法，没想到适得其反，他朝我竖起了大拇指：“你算是说了一句有人样的话了，我正好不敢断定这些东西到底算不算公家的呢。好，很好，你这个提醒非常及时！”
第二天，拉里先生的脚上换了橡胶拖鞋，身上唯一一件工业商品，西服，也脱掉了，披上了一件深灰色的披毡，没穿衬衣，就穿了一套由人工裁缝而出的民族服装。那种橡胶凉鞋，我也有一双，也是纯手工制成。用快刀在大货车轮胎上，削下鞋底、鞋身，再用细短的大头钉钉起来，成了。这是拉里先生很大一笔经济收入。制出一双凉鞋，可以换得两斤半白酒，够他醉上两三个日夜了。当地有好几个手巧的人，都有这制造凉鞋的手艺，我认为拉里先生做得最好，当数翘楚。但他却是这里面经济收入最让人可怜的一个。那凉鞋很结实，穿个四五年不成问题，还越穿越合脚，别说刺或玻璃扎不进来，就算踩在钉子上，也够让钉子喝一壶。当初我想拥有这样一双时髦、耐穿的轮胎橡胶凉鞋，我妈妈不同意，任我哭闹。无论好坏，只要涉及花钱，她都不会同意。我猜我妈妈早就猜到，就算我再怎么哭闹也不会真哭，或者说纵使我真哭她也毫不在意，反正她有的是办法让我闭嘴。 拉里先生知道后，连夜动手为我赶制了一双小巧的凉鞋，用不知从哪里寻来的旧报纸，包裹得就跟一件挺像样的杰作一样，送进窗里来。我向他支付酬劳，他潇洒地挥了挥手，说：“算啦，我怎么还能跟一个小孩做生意，收他的钱呢。我们可是好朋友，只要你愿意穿，我做的凉鞋不给你穿给谁穿。”
话虽如此，我还是深感抱歉的，平日里我给他打酒喝，向来都没有免费过。电视上说了，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不会掉馅饼。可拉里先生坚持认为，凉鞋就是凉鞋，不是午餐和馅饼。我想了想，突然觉得有理，差点把凉鞋与午餐馅饼搞混淆了。
我说：“那么好吧，就让我请你喝一杯浊酒，不成敬意，万望笑纳。”
他说：“实在过意不去，那就来一口吧——只要一口。”
我给他打了一斤白酒，他没有全要，只倒了二两，剩下的都归还给了我。还说什么，即使是在替家里看商店，也得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不能偷偷摸摸。要从小就要顶天立地做人。那松树必须从苗就直直往上长，一天歪一点，一天斜一点，到了顶上，也就歪歪扭扭，不成样子，想再挺直腰杆也就难了。
毫无疑问，拉里先生算得上是哲学家，我完全听不懂他这番话，更听不懂他的比喻。當然，除了哲学，拉里先生也酷爱艺术，他热爱他的月琴，就像一个有钱人热爱他的钞票一样。那把月琴比较陈旧，正因陈旧，显得十分光滑，像镀了一层蜡，油亮油亮的。当拉里先生闭着眼，弹奏他的月琴时，他的脑袋在很自然地摇晃，幅度很小，频率很快，黧黑的脸膛透出红光，嘴唇上浓密的胡须也得自主地颤抖起来，很有节奏，仿佛在跳舞。我不懂音律，很难一本正经作出评价，但我觉得很好听。好听得就像人在困极了的时候倒头大睡，或者在闷热的天气里坐在一棵繁茂的梨树下接受凉风的吹拂。叮叮哒哒，嗒嗒嘀嘀，哩哩啦啦。我贫瘠的想象力就开始起飞了，在风中飞来飞去，飞到许许多多从来没有达到过的边界，飞到幽暗潮湿而又十分陌生的地带。让我既想流点眼泪下来表示难过，又只想静静地遐想点别的什么。就像眼睛遇见了葱一样，耳朵听到了拉里先生的月琴曲，也会有反应。
在我眼里，拉里先生就是一个音乐家，跟《音乐》课本上的贝多芬、莫扎特、巴赫他们一样。事实上，听他们几个高鼻梁老外的音乐，还没听拉里先生的音乐让我震撼，让我有触动。可惜拉里先生的头发还是不够长，如果他留起蓬乱的长发，变成一个像女人一样的男人，我想他肯定会是一个非常伟大的音乐家。不要以为我没有见过音乐家，更不要觉得我没有听过这些大音乐家的杰作。我们的音乐老师，也就是那位卷发很长，脸盘很大的男人，就经常让我们闭上眼睛，用心聆听音乐大师们的杰作。他每周都会换一位大音乐家，说艺术是需要从小熏陶的。天知道他在说什么，我连“熏陶”是什么意思都不明白。
虽然在我眼里拉里先生已经算得上是音乐大家了，可在别人眼里，他只不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酒鬼、老惹格，不务正业，喝酒弹琴，偶尔干干活，养只鸡卖卖，每年在谢顶的吉斯书记处领取一点援助资金，过的是跟小孩子过家家一样简单的日子。就连他汗涔涔地蹲在院子里埋头做橡胶凉鞋时的模样，都那么像一个玩笑。
我曾哭闹着向爸爸请求，让他给我买一把月琴，我想让自己也成为像拉里先生一样伟大的音乐家，可是我爸爸好像没有听到我说的话。他偏着脑袋，用一根火柴掏着耳朵，连看都没有看我一眼。在爸妈完全不可能同意的情况下，我试探着向拉里先生打听，如果想要得到他那把月琴，我大概需要准备多少钱。拉里先生把手轻轻地放在我的额头上，摸了摸，语重心长地告诉我：“爷们，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买卖的，我这把月琴，你花一千块钱也拿不走。”
一听这话，我就知道没戏了，一千块钱，买头肥猪绰绰有余，或者两三只壮羊，四十来只大阉鸡，五十余双“回力”鞋。我爸爸没疯，平时连一双回力鞋都不肯给我买，何况五十双。再说我还有个妈。我对自己撇了撇嘴，不了了之。拉里先生向我透露，他那把月琴是他爷爷的。那是他爷爷当年英勇解救身陷危难的头人，头人奖赏给他的纪念物。他说那话的时候，脸上就突然有了不知来由的自豪。拉里先生是个不爱说谎的家伙，我对这话坚信不疑，可我还是不得不拦他一句，那又怎么样。
拉里先生是告诉过我的，他认识我已经十二余年了。从我呱呱坠地那一天开始，他就认识我了。这件事我曾从妈妈她们的聊天中确认过，他确实在我刚来到这个人的眼睛像绿豆一样滴溜溜转动的尘世时，在我家的锅里捞了两块肥得流油的鸡肉，分成几口送进了肚子。他还在祝贺我爸爸喜得贵子的时候，一口气抿了二两白酒，脸蛋红扑扑地走了。很抱歉让他的贺词成了笑话，多年以后我不但没有成为贵子，还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傻子。
我妈妈曾说过，我变成这样，就是因为我出生那一天，来了拉里这么个不精明不能干的不速之客。还说是拉里先生那嘀嘀哒哒的月琴声，让我说话变得嗯嗯啊啊，像月琴呜咽一样，学习语言永远比别的孩子显得吃力。
让我仔细想想吧，我认识拉里先生到底几年了。去年我已经认识他，前年夏天，大前年，大大前年——唉，我这么算得算到什么时候，还是算了吧，反正我记得我一直都是认识他的。拉里先生是个大酒鬼，人们对他比对我客气不了多少，谁又能不认识他呢。我不但从记事起就开始认识他——虽然我现在也未必记事，我还知道关于他很多鲜为人知的秘密。比如每次弹琴，他都会选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进行。每次弹完月琴，他基本上都会在月光底下埋下头来，静静地坐着，有时好像还要让眼泪掉落一会儿。或者一个人坐在火塘边喃喃自语，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被人们称作“疯话”的语言。
那含糊不清的语句里，可以捕捉到几个人的名字，依作、尼扎、拉琮，然后是一些对亲人的称谓，阿达（父亲）、阿嫫（母亲）、阿姆（女儿）。我知道依作是他女儿，尼扎是他爱人，拉琮是他哥哥，他们都已经离他而去，一个也没在人世。
每次独自在月光下弹奏完一首月琴曲，在酒精的怂恿下掉完几颗眼泪过后，他都会把腰间那把匕首取下来，在粗粝的磨刀石上来来回回地磨。磨砺一番，举起来，用手指头试试利钝，月光下有寒光闪现，泼下半瓢水，又接着一摇一摇地磨。就好像他要办一件大事，未来几天里将会有人被仇家残忍杀害一样。然而两三天过去，什么动静也没有。要算动静的话，拉里先生自己倒是大醉了一场，独自一人在夜里又说又笑，扬言看见了三只眼睛的人，还有耳朵像芭蕉叶那样宽大的人。 据说，他们家在解放凉山前，是这里的大户，他爷爷、他爸爸都是勇士，智勇无双，很受头人尊敬重用。他爷爷去得早，没有经历后面这些令人难以想象的变故，他爸爸就不同了。据说在解放凉山时，他爸爸正是如狼似虎的年龄，头顶天菩萨，斜跨英雄带，腰间一把镶银宝剑，手上一杆威力巨大的土长枪，以信奉“一个勇士不该活到三十岁”这样令人咋舌的准则为荣，不要说人，若有鬼神拦路，也要拔了剑，搏个你死我活。说那一年拉里先生刚刚降生，他爸爸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已经得到消息，工作队要“请”他去区里“坐一坐”。头人的时代明显已经过去，然而落下的后遗症，才开始发作。作为勇士，要么以卵击石，搏个鱼死网破，要么交出武器，听天由命。
这个尚武的勇士，人生第一次选择放下武器，不作反抗。不为别的，就为了那两个已经来到世上的孩子，他不打算给他们母子酝酿任何危难发生的可能性。他被带走了。押他走的，是那家和自家有世仇的人。善于审时度势的仇家，早已看清时局，混入工作组，并凭借威望、人脉，混得一官半职。早些年，头人之间打冤家，他们结下仇恨，互不原谅互不妥协。旧时的仇恨在红土地里悄悄生根发芽，在新时期以静默的姿态，在地底下发生着激烈的纠缠与撕扯。拉里先生的父亲一去不返。
有人听到枪声从一片密林里传出来，惊飞了一片什么鸟。先是一枪，接着又连续开了三枪，脆响的枪声像炸雷一样在大山谷里回荡。弯腰农作的人们直起身子，心脏在怀中蹦跳，惊出身体的魂魄荡荡悠悠，飘浮在半空中，久久不得落地。他们给出的解释是，他父亲在路上畏罪潜逃，试图反抗，工作队员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情急之下，不得不就地正法。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笔账就记在那里。而要讨回这笔血债的人，不是从小文弱木讷的拉里，而是拉里的哥哥，拉琮。据说，这个心中充满了仇恨的少年，经常朝着仇家离去的方向，恶狠狠地吐一口痰，攥着比鸭蛋大不了多少的拳头，回到院里对一棵无辜的白杨树，施以花拳绣腿。直到鲜血流出，也是一副没有感觉到疼痛的样子。他经常在半夜里起来，磨一把刀把上裹着红色布条的匕首。他将匕首磨得吹毛断发，在月光下闪耀着寒光，然后走进玉米地，斩落枯干的玉米杆子，扎破玉米杆垛。不但玉米地、土坎，就连松林里的松树上，大山里的岩洞中，都留下了深浅不一的刀痕。他告诉过弟弟拉里，他这辈子只干一件事，那就是申张正义，血债血偿。只要完成这件事，他立马就笑着离开人世，绝不贪恋。
然而，拉里先生的哥哥毕竟还是个少年，有决心有勇气，但未得到过有效的磨练，到了关键时刻，自己的身心根本无法由自己做主。据说那年闹饥荒，为了填饱肚子，所有人想尽办法，观音土都成了食物。他哥哥用弹弓打麻雀，试图给妈妈和弟弟开荤。一颗石子扑过去，击碎了领导的专车玻璃。哥哥成了惊弓之鸟，逃回家中，在恐惧慌乱与孤立无助的胁迫下，做出了一件令他自己都无法预料的事——用一根绳子，在梁上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在当时的局势下，这样的做法并不让人感到太过不可思议。后来才知道，那辆吉普车里坐的正是他们家的仇人。仇家升官了，刚坐着军绿色的吉普车回来，在不费吹灰之力的情况下，就要了哥哥的命。拉里先生后来这样想：倘若哥哥知道车里坐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虎视眈眈的仇家，一定不会干出那种事来。天意，一切仿佛都来自于老天怀有深深的恶意的安排。
两条人命了——事實上，还不止两条人命。拉里先生那病体沉疴的母亲，也因哥哥的事，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在一场撕心裂肺的悲痛中，闭上了眼。她的惨叫声被风雨声吞没。淅淅沥沥的雨，一直下个不停，妄图营造出风平浪静的假象，让冤魂永远深埋于地底下。
拉里先生从小就无法得到正常安稳的生活，他们家就剩下他，报仇雪恨，手刃凶手，恐怕是他唯一的归宿。随着身体渐渐强壮，心中的复仇欲望越来越强烈。终于，他接下了哥哥手中那把复仇的匕首。
他做好了打算，只取那个当官的性命，祸不殃及其家人。他要报爸爸的仇，圆哥哥的愿，让他们得到安息。一命抵三命，他认为并没有太残忍，只不过是杀人偿命，就像欠债还钱一样。听说他第一次动手，是那年冬天。他在浓雾中跟了那人一路。要过年了，那人提了年货，正风风火火往家赶。尾随到大门口，就要动手了，见那人的小女儿出来迎他，小女孩脸蛋红扑扑，小手拉着父亲，爸爸爸爸叫着，又蹦又跳，满脸幸福。拉里先生停下脚步，稍作犹豫，就让那人像条鱼滑进水里一样溜进了屋。冲进别人的屋里行凶，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当着一个小女孩的面。
就先让他过个年吧，不为别的，就为那个小女孩。
拉里先生回过头来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深夜里，开始在空旷寂寥的屋里，和只有他自己看得见的哥哥发生争吵。他认为让那人过个年无妨，哥哥却似乎在埋怨他的怯懦。
夜里做梦，发现父亲冷冷地坐在山岗上，只顾抽烟，任他如何呼唤，都不搭理他。
他又实施第二次谋杀。在那家人的院外一堆松针剁里，藏了整整一下午，只为寻得一个更加合适下手的时机。到了傍晚，那家人的门一直敞着，人进进出出，脚步声急促混乱，不知有什么特殊的事。等到人稍稍平静，他钻出松针垛，隐到屋后，打算等那人出院子，就跟上去，在合适的地点结果了他的性命。他没有等到那人的身影，却听到了一声初生婴儿的啼哭。那人的儿子降生了。膝下一直无子的仇人，在两鬓染霜的时候，终于等到了儿子。原来拉里先生一直在草垛里，感受着一个生命艰难的降生过程。拉里先生在黑暗中病恹恹地往回走，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淡，渐渐融进浓雾里看不见了。
一路上他都在想，这下好了，刺杀计划不得不往后推延几年。他总不能在一个孩子还不能站起来走路、还不会与人交往的时候，就让他失去了父亲。这太过残忍。
但愿英明的父亲，善良的哥哥，会暂且宽宥他的无能。
想到大仇要往后推延几年才能报，他居然一点儿也不失落。反而还似有若无地飘出那么几许轻松与愉悦。
他甚至有些替自己的仇人高兴。
他不确定他的脑子是不是坏了，有些替自己感到担忧。 就在这几年里，拉里迎来了自己的爱情。那个叫做尼扎的姑娘，不嫌他一贫如洗，不嫌他喝得烂醉的过往，只要他今后不再喝酒，或者少喝一些。小日子紧巴巴，却也不失温暖。他们在第二年春天，迎来他们的女儿，把日子过成了一副春风得意的模样。复仇的心暂且睡下了，像个嗜睡的婴儿，看样子永远都不会醒来。拉里先生喜欢这样的日子，他觉得日子就该这么过。
从前那个经常烂醉如泥的人不见了，现在的拉里滴酒不沾。
每天从地里劳作回来，还会在院里，给妻子女儿弹月琴。尼扎爱听，女儿也爱听，她们都是他的忠实听众。
女儿四岁那年，他们打算让女儿拥有一个弟弟或者妹妹。
医生告诉他们，最好不要再要了，可能会有危险发生。妻子不怕，决定要试一试，拉里先生坚决反对铤而走险。在他看来，每个生命都是完整的个体，人没有断后之说。他甚至怀疑，自作主张让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不是一件对的事情。在痛苦与欢乐的海洋里浸泡十几年，似乎使他成为了一个怀疑主义者。
女儿九岁的时候，山洪这头猛兽出笼，它掠走了许多房屋庄稼，还有人的生命。女儿和妻子也在劫难逃。拉里先生眼睁睁地看着她们被洪流卷走。
一个刚刚活过来的人，复又心如死灰，胡须不剃，头发不剪，偶尔洗洗衣裳，经常借酒浇愁。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他，没有顾虑了，又可以把心头的怒火，都扑向那个仇人。可复仇的心似乎仍然在沉睡，并没有醒来。毕竟那家人的家庭，同样也被洪水糟蹋，那个人也有至亲的生命被洪水带走。
那段日子，即使拉里先生在商店里买酒的时候，碰见那人或他的儿子，也激不起什么仇恨，甚至还有点同病相怜的意思。
等拉里先生心中沉睡的仇恨苏醒过来，他又开始复仇，并且做了缜密的谋杀计划。
不巧的是，就在这时，那家人再次出事。他十二岁的独生子，在城里放学回家时，被一辆大货车撞倒并碾压了过去。有时候拉里先生觉得，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应该果断出手，给这连个孩子都看不好的男人一点颜色看看。可是，他又无法否认孩子发生意外，也无法过多地归咎于那人，毕竟孩子已经这么大了。就像他，眼睁睁看着妻儿被洪流卷走，又能挽回什么。纵使扑进洪流，被洪流卷到很远的地方，洪流既不要他的性命，也不让他救回妻儿，他又有什么高招。何况那人现在就跟他一样，也是个失去了心肝的老男人。
站在一个父亲的角度上，他不能做什么，只能暂且原谅着他。
再次准备复仇的时候，那个人当爷爷了，整天抱着小外孙，朝夕相处，寸步不离。他让小外孙的笑脸，在自己满脸的胡茬上搓来搓去，脸上满是笑。拉里先生看见那人的脸上爬满了皱纹，还有白色的胡茬。也是，那人只比他父亲小几岁，拉里都快要老去，他又岂能不老。
原来这个像狼子一样凶狠的人，也是肉长的，同样躲不过芸芸众生面临的每一道劫难。
拉里先生认为，他一直没有什么下手的机会。要怪，就怪自己想得太多，要怪，就怪自己偏偏在这个时候看见那人脸上令人惊心的苍老。
然而每一次空手而归，他都会喝得不省人事，然后在半夜里和别人看不见的“人”争论。每当在月光下弹月琴，磨了匕首，像个心狠手辣的人一样出门，又踉踉跄跄、醉醺醺地回来。如此循环往复。
什么都没有发生改变，除了脸上的皱纹与在酒精的浸淹之下，即使没有喝酒也长期处于沉醉状态的身心。
作为一名十足的惹格，我曾在学校饱受煎熬，终于和学校相互唾弃、达成了永久的双向逃離。爸妈把那个被人们遗弃在一旁的小商店，拾掇出来，马马虎虎地在勉强站稳的货架摆上烟酒、饼干杂糖，火柴打火机，还有一些针头线脑什么的，让我当个掌柜。掌柜是假，跑堂是真，收了钱，要一分不少上交，且因为是掌柜，即使嘴馋，也是不能动那些糖的。世上哪有馋嘴的掌柜？掌柜决不嘴馋。于是，小朋友们买糖吃的时候，我只有默默地看着那一张张小嘴，佯装感受不到任何香甜味。拉里先生一眼就把我看穿了，他在给小孩们分糖吃的时候，也免不了要往窗台上搁一两颗，说：“来，爷们，请你吃颗糖。”
我望一眼糖，赶紧收回目光，目光很黏稠，我拖拽不干净，忙说：“我，我不……不要。你在我这里买的，要了，算怎么回事，我不要。”
拉里先生笑笑，说：“你不要，那我下回到别家的商店买来给你，你看这样可行？拿着吧，年轻人。”
这是个好理由。为了保住商店，保住掌柜，我愿意厚着脸皮吃了这颗糖。
和别的酒鬼不一样，他不爱和大伙一起喝酒，就算偶尔和他们坐在一起，你一口我一口地抿，他也格外安静，从不吵吵嚷嚷，更不可能借酒撒泼。人说玉米饭四季豆汤天生一对，煮了土豆不能缺了圆根萝卜，烟酒更是不分家，但拉里先生似乎不喜欢尼古丁的味道，光是喝酒，从不抽烟。抿完一口酒，他要很自然地擦一擦瓶嘴，才会将酒瓶递过去。很有礼貌。
在我眼里，拉里先生处处显得那么独特，就跟我，或者一只不寻常的鸟儿一样。
这也是难怪的，拉里先生毕竟是个音乐家，总会有他独特的魅力。和别的音乐家不同的是，这个音乐家非但没有靠音乐过上体面的生活，反而还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穷困。最潦倒的时候，他竟无法掏出一元钱来买半斤白酒喝，光是搓着手，缩着脖子，在我的商店窗口前踯躅。似乎在等待别的爱喝酒的人前来打酒，好蹭几口酒吃。又好像只是在等待酒瘾过去。事到如今，他是不能不喝酒的，他的手在发抖，抖得严重的时候就连瓶盖里的酒也嘬不到嘴，大半都会洒了去。
实在等不到打酒的人，拉里先生稳不住了，开始变得热情、健谈，爱开玩笑。他会主动与我搭讪，说说音乐，谈谈月琴，只要能引起我的兴趣，并有可能使我心情愉悦，任何话题他都乐意提起。他总归还是个心思细腻的人，老早的事了，依然记得我喜欢听他弹月琴曲，依然记得我曾惦念过他的月琴。
我并不是个认钱不认人的肤浅之人，更何况，拉里先生从来没有在想喝酒却没有钱的时候，像别的酒鬼那样，硬要赊账，我让其还清欠债再谈赊账的事，他们就要硬闯进门来，打着赊账的幌子，自己动手打酒喝。拉里先生足够尊重每一个人，不论他是老人还是小孩，疯子还是憨子。我从桌子底下拿出一个清洗得干干净净的空瓶子，再取下半斤的酒提子，给他舀酒。他见了，表现出极大的满足，蛋脸红扑扑的，搓着手，不断地说：“劳烦了，二两就好，二两就好。谢谢，谢谢。过两天手头宽裕了，立马给你送来。” 我提着鼻孔，神气地说：“那么大个人，二两酒哪儿够喝呢，半斤还不够你润喉呢，少啰嗦，拿着。”
他朝我点了又点头，脸始终埋得低低的，不敢抬起来正视我一个小孩。双手哆哆嗦嗦地接过酒，把嘴撅得长长的，对上瓶嘴。嘴唇也在发抖，玻璃瓶与牙齿敲打在一起，嘚嘚嘚地响。他那手爪，全不像活人的手，干瘦，乌黑，没有血色。喉上的筋直直绷着，似乎那层皮就快包不住，随时都有跳出来的危险。
一旦手中有钱，他会在第一时间重新出现在我的商店窗口，递过来两元钱，文绉绉地说：“小哥，奉还欠债，另，半斤白酒。劳烦了。”
我说：“不用这么急着还呀，我堂堂一掌柜，还做不了半斤白酒的主么！”
这些天我也有点火气，正准备跟上头——也就是父母和成年人们干一仗，造造反什么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嘛。我惹格也要抖擞抖擞精神，像水桶里的鱼儿一样蹦跶蹦跶，做一下反抗斗争。
拉里先生很焦灼，眼神定在我身边那桶酒上，希望我干脆点收了钱，早些把酒舀上来。不知道是不是冷，他又在瑟瑟地发抖，钱在手中严重地晃动着，他用恳求的声音说：“小哥，不是那个意思，小哥，请听我一言，你已经做过主了，但欠的还是要还的，世上没有欠债不还的道理。不管是酒钱……还是别的什么。”
我听这话有弦外之音，感到甚是欣慰。
说实话，我还是希望拉里先生能手刃仇人的。如果他手刃仇人后不需要伏法，依然活得好好的，那他能在三更手刃仇人，我希望他不要等到天亮。只是我听大人们讲，杀人要偿命，拉里先生如果要了那人的命，他自个儿也就活不成。我还是希望拉里先生能活在世上的。至于活在世上干什么，就跟那鱼儿、青蛙们一样，我也是不知道的。我想这应该属于十分复杂的问题，不要说我一个惹格了，就连那些自认为绝顶聪明的人，未必也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我希望拉里先生少点喝酒，喝酒伤身，并且如是说的时候，拉里先生却告诉我，他可能要离开了，要离开这个世界。
他告诉我说，发生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他看到的明明是一条狗，拦住他的去路，张大了嘴，朝他汪汪、汪汪吠叫，听到的，却是几个不知是妇女还是小孩尖厉的嬉笑声。一只小公鸡立在断壁上，昂首挺胸，直勾勾盯着他。他走近了，鸡却连眼珠子都不转动一下，更不打算迈腿走开。他伸出手，“嗤”一声轰赶。小公鸡还是没有什么反应，泥塑公鸡一样，只是眼神里跳出了几句轻蔑的话语：你想做什么？你能做什么？我可不怕你，你個断子绝孙的酒鬼拉里！
拉里先生退回来，那只鸡却动了，朝他叽叽咯咯，前俯后仰地大笑，仿佛在说，逗你玩呢，把你哄惨了吧，酒鬼拉里，我的表演还到位不？听说你从小也是个惹格，就跟商店里头坐着的那个呆头呆脑的小惹格是一副德行。恭喜你啊，从小惹格变成大惹格，又变成了老惹格！看看你那副糟老头子的模样，真为你感到悲哀！除了一副臭德行什么也没有，有人三番五次要为你安排工作，就因为他跟你仇家走得近而坚决拒绝吗？难道还有什么比肚子和漂亮的衣服更重要吗？你真是个怪人！
小公鸡扑通一声跳下来，斜仄着身子，将低垂蓬松的翅羽贴在腿上，绕着他，快速转圈，并发出急促的咯咯咯咯声。——天呐！它在干什么！这可是公鸡对母鸡的求偶方式，这只小公鸡居然把他当成了一只母鸡！拉里先生感到毛骨悚然，哑然失声，挥着手臂将它轰赶。然而，那只精力旺盛的小公鸡并不怵他，跟他逗上了。他冲上去将它轰赶，小公鸡暂且跑开;等他疲乏了，停下来，喘口顺当气，小公鸡又兴致勃勃地绕回来，再度挑衅。难道就连它也知道我拉里要断子绝孙、离开人世了么？苍天！
从那一天起，不但恶狗、小公鸡，就连牛犊、生马、劁猪，面对醉酒的拉里先生，脾性均有明显的变化，变得越来越像得势人家的后生们。从那一天起，拉里先生开始相信，他的魂魄，大概早已离开了他的肉体。从几年前他的精神状态变差，他的胃口长期不佳，他的肉体与皮囊严重脱离实际年龄率先老去，他就开始怀疑，他的魂魄已经离开了他的肉体。一副没有魂魄守护的肉身，大概就是这样，光棍不敬他，小孩不待见他，狗不怕他，就连小公鸡都要把他当成母鸡进行调戏。一个没有魂魄护身的人，是活不长的，据说，最长也活不过三年。
扳着手指头数下来，拉里先生发现，从他开始怀疑失去魂魄的那一年算起，今年正好是第三个年头。
拉里先生说，他要走了，他得进城，他要在离开这个世界前，和他们家的仇人做个最后的了断。
他把那把月琴交到我的手中，说：“如果等到秋天过去我还没回来，它就是你的了。”
时令明显已经是深秋，看那窸窸窣窣飘落到地上的枯叶就知道，听那挂在阴云底下，要哭不哭的秋雨就知道。许多时候，从县城下来的客车冒着粗重的白气，停在公路边，看着人们拖家带口跳下车来，带着笑容提起行李，高调地走过，和路上的人们幸福地谈笑着，我就在想，如果那个头戴呢子狩猎帽、上嘴唇胡须浓黑，让我想起来《超级玛丽》里用脑袋顶砖墙，顶出一朵蘑菇就能长大的人，就是拉里先生，和拉里先生一家人的话，我也愿意用脑袋在什么地方撞出一朵什么来，让自己的智商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傻掉一半。可惜，那些看起来很幸福的人，个个都不是拉里先生。
不需要等到秋天过去，拉里先生就回来了。
他破衣烂衫，蓬头垢面，活生生成了个乞丐的模样。他不是坐客车回来的。他说他没有车票，又不打算白费口舌求人，于是就靠双腿走了回来。不知道他走了多少天，反正鞋子都走烂了——或者它原本就是烂的，不过在我眼里，它分明就是走烂的。如果不是听出他的声音，我差点没有认出是他。
拉里先生告诉我，他到了市里，没能找到那家人的住址。盘缠快要用尽的时候，终于找到了，那家人却没人在家。打听得知，去了市中心的医院。他找到医院。手里握着藏在披毡里面的匕首，走进医院。见那人老成了一把骨头，都快认不出来了。不需要使用任何武器，只要伸手轻轻一碰，估计就能让他像一把脆生生的野草那样，变成一把灰，还未来得及看一眼，就已经消散在风中。病房里没有其他人，就他一个，吊着点滴，奄奄一息，明显是在等待死神的降临。看到拉里先生进来，那人并不惊慌，而是微微地朝他点了点头，那意思是说，你来了。就好像他来晚了一样。那人尝试着说话，却说不出口，只有喉结在苦涩地蠕动。努力几番，不再尝试，认命地闭上了双眼，两颗眼泪慢慢地溢出来。 拉里先生明显不是死神，他说他退了出来。
这就对了，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拉里先生会干出一件大事，更何况是杀人。平日里，看见不懂事的小孩用石头砸毛毛虫，撕蜻蜓的翅膀，或者给一只蚂蚁分尸，拉里先生见了，都会去制止说：“孩子们啊，它活它的，你们干什么要人家的性命。快快住手吧，谁再这样，下回我就不给他糖吃了。”
有时遇到娇惯的孩子，会说：“谁稀罕你个酒鬼手里的糖？我就偏要踩扁它，看你能怎样！”
拉里先生说：“就算你不稀罕糖，我也不能把你怎样，你就不想一想，在命运面前，我们人类也好比这些蚂蚁吗？”
小孩冲他扮鬼脸，转过身去，撅起屁股来摇晃并用手拍打屁股，表示对这番话以及拉里先生持轻蔑到极限的态度。一根手指头，就轻易把蚂蚁在地上碾得粉碎。
拉里先生酸着脸，偏过头不去看。不但蚂蚁虫子，就连人们常宰的鸡，常杀的猪、羊、牛，拉里先生都无法下手。磨了刀，把它摁在地上，手却哆哆嗦嗦，不敢捅下去。人们都取笑他，拿他寻开心，说勇士的基因怎么会有女人的特性，一点儿也不像他爷爷和他爸爸的后代，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一把夺了他手中的刀，就听到一声惨叫。拉里先生有时也吃点肉，但他自己从来不动手杀猪，也不宰鸡。他原来养鸡来帮自己对付生活，到了后面，连鸡也不养了，说是养大了卖给别人宰，可怜。人们都说，他这是彻彻底底疯掉了，自己都没法可怜可怜自己，却要可怜什么鸡啊蚂蚁的，真是天大的笑话。
拉里先生告诉我，他从医院退出来以后，跟了一个人上来，这人我小惹格也认识。就是梳着大背头的吉斯，人们都叫他书记，说话停顿的时候不加个“啊”，就没有办法把话接下去。这些年拉里先生总在他手里领取一点微薄的援助资金。他告诉拉里先生，其实那点资金，是他那仇人给的。不但吉斯手里的资金，上一任、上上一任书记手里的资金，也一直都是那人出的资。吉斯手里还拿着一个黄皮信封，鼓鼓囊囊的，说是一点心意。这是那个人的遗嘱之一，他托吉斯交到拉里先生手中。
当然正如我所愿，拉里先生没有接那个信封。
没有盘缠了，饿得天旋地转，到了夜里，拉里先生就蜷縮在披毡里，睡在大街边上。他以为，他会就这么死在大街边。然而他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脆弱，又醒了过来。醒来的时候，发现天很蓝，阳光很好，空气很绿，光鲜亮丽的人们来来往往，从他眼前走过。他被人们当成了乞丐。人们终归还是善良的，有人在他面前放了馒头、零钱。
拉里先生两眼湿答答地把那些施舍收起来。
回来后第二天，拉里先生就走了。走了的意思，也许是去了另外一个世界，离开了人世，也许又不是。至于怎么走的，恐怕没人知晓。临行前，他向我索要了一斤白酒，说是路上喝。我还以为天冷了，他要上山顶迎太阳去。于是问他：“拉里先生，你又要上山顶迎接太阳吗？”
他冲我咧嘴笑笑，说：“是的，爷们，迎接太阳。不过这回，恐怕要比上山顶还要远一些。”
我说：“是吗，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他说：“我也说不太清，大概是梦一样的地方吧。”
我不知道梦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就问他：“这个地方在哪里呢，我怎么没听说过？”
“你还小呢。你这么聪明，长大后一定会听说的。至于在哪里，恐怕我也不知道。”
听到有人说我聪明，我怎么就那么想笑呢，只是拉里先生说的太过认真了，我不好意思笑。
人们在金沙江江边的沙滩上，发现了那个瓶酒。里面的酒已经被他喝光，一滴不剩。酒瓶旁边，是那一把刀把上裹着红布，坠着红布条的匕首。刀鞘上有斑斑的锈迹，也有可能是血迹，恕我这个惹格傻傻分不清。
我回想起那天，拉里先生对我说的一句话。他说，作为人，他还是没有原谅他，但是作为众生，他已经宽恕他了。
一如既往，我还是听不懂拉里先生的话，但我猜想，他口中的他，就是那个仇人。
又一个秋天快要过去，秋风横着竖着斜着乱舞，败叶在天幕上翻着滚着躺着飞窜。我裹着厚厚的棉衣，把双手插进暖烘烘的袖管里，坐在那个飘满了败叶的小商店里头，打着盹，守候生意，也守候一个和拉里先生一样的客人。货柜上的月琴，很久没有碰过，慢慢在这个尘土飞扬的商店里，积上了厚厚的灰。弦也断了一根。我发现这把月琴一旦离开拉里先生，就彻底失去了往日的光辉，不过是一把黯然、无趣的老古董，甚至使我怀疑，它到底还是不是那一把在拉里先生手中，散发着光芒的、活生生的月琴。如今的它，当柴火烧都嫌灰大，就是一把朽木。对于这样的变化，似乎除了无奈，就剩下徒劳的感慨了。这使我感到很沮丧。
冬天也跟着飘进眼帘里来了。雪花像筛子底下的荞麦面粉，在空中纷纷乱乱，相互穿梭、追逐，或者说是在调情。窗外积雪越堆越厚，渐渐淹没枯枝败叶，还有行人、鸟兽的脚印，皑皑的大地变得十分平坦，没有任何伤痕。我又想起在课本上学到的第二句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往年这个时候，无论手头有没有现钱，拉里先生都会哈着白气，搓着手，来到我面前的窗口，红着脸说，小哥，来二两酒，不喝两口实在是抵挡不住这寒气。虽然他又是跺脚又是搓手又是哈气，可仍然显得格外得体、有礼貌。我不免要吊着，好好打趣他一番，再把酒给他打上。然而今年下雪天，广袤无垠的纯白大地上，除了纷纷扬扬的雪花，还有一间摇摇欲坠的小屋，就剩下对着小窗打盹的我，一个人也没有，拉里先生更不会再出现。
不要说冬天了，即使等到冰消雪融，万物复苏的时候，拉里先生也没有再复苏。我想，他大概已经不属于万物了吧。
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