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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未来我国经济的发展潜力与支持经济发展的要素保障条件，可以认为，“十三五”期间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和要素供给条件都没有发生转折性变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经济新常态的出现具有客观必然性，是发展条件与发展方式的整体性、系统性改变
经济新常态的出现，主要由国内外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所决定。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市场环境和市场需求水平的变化。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恰逢世界经济处于繁荣状态，依靠劳动力资源优势，外贸出口实现了持续高增长。2003-2007年，我国出口年均增长29.2%，是支持经济高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随着世界经济繁荣结束，我国外贸出口增速明显下降，2008-2014年，外贸出口年均增长8.57%，2015年出口总值下降2.8%。外需增速大幅度下降。从国内看，大城市主导的城镇化模式，日益制约着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抑制了内需的增长。在全国658个城市中，产业与人口过度集中于其中30多个大城市，这就过早出现了城镇承载力不足的问题，对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带来明显制约，从而对内需增长带来明显制约。
市场需求水平下降，必然使供给端的企业发展环境发生深刻改变。例如某行业原来的订单水平可以100%地满足其产能释放，随着需求水平降低，订单水平仅能支持70%产能的释放。这就必然导致企业围绕订单的竞争，必然把企业从关注生产的数量，转变到关注产品的质量与效益。当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时，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在需求水平下降的同时，需求的选择性在提高。一方面由于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转变，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收入水平提高以后，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提高。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改变了市场竞争的特点，从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成为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需求选择性提高，企业开始关注质量与效益，客观上都要求改变粗放、数量扩张的投资模式，创新投融资方式，要求要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效益。
在需求水平下降的同时，我国的生产要素相对优势也在发生变化。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必须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此外，资源环境约束加大，随着经济规模的持续较快扩大，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较快缩小，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从外部发展环境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综合以上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国内外市场条件、国内的生产要素供给条件、资源环境条件等多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正在推动中国经济从做得快、做得多向做得好、做得优、做得省的新模式转变，这就必然引起市场根据新的标准重新选择企业的活动。这会使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过剩产能和困难企业调整退出，不断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加快建立健全依法规范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适应发展环境与条件变化的转型调整过程，面临错综复杂的经济运行情况，从宏观调控方式看，既要稳需求、稳增长和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需要强调的是，经济新常态是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阶段性新特征，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从历史长过程看，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总是在不断形成，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这个长过程的一个阶段。这完全符合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规律。”决定经济新常态的主要因素，包括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经济的深刻调整，我国城镇化的矛盾等，为中国经济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效益型增长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随着世界经济逐步恢复增长，随着我国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持续推进，相关矛盾都可以逐步得到解决。因此，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未来我国经济的发展潜力主要来自以下方面：第一，城镇化。去年中国城镇化水平按照常住人口，达到了56.1%，按照户籍人口，则还不到37%。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一般都在70%以上，因此我国城镇化还将持续较快推进，今后还有大量的城镇人口持续增加，带来的住房、汽车等各种基本生活消费品的需求市场巨大。第二，产业升级。产业从中低端到中高端的升级，对中高端市场需求开拓能力将持续提高，随着人民群众收入持续提高，中高端市场需求的增长方兴未艾，因此产业升级拓展市场需求的潜力巨大。第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现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差50%以上，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其中包含的市场需求潜力巨大。第四，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包含了巨大发展潜力。比如，按照我国现行标准，还有7017万人口没有脱贫，如果按照联合国的贫困标准，目前还有2亿左右的贫困人口。今后大量的低收入、中低收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在全面小康的进程中将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这里面包含的需求潜力更是不可估量的。
此外，支持经济发展的要素保障条件依然较好。第一，人力资源保障比较充足。比如，现在劳动年龄人口超过9亿人，而全社会就业人口是7.7亿人，非农就业人口是5.45亿人，城镇就业人口是4亿人，都远低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表明劳动力供给保障是充足的。只要不断改善城市环境，不断提高城市包容开放的水平，劳动力资源就会被更充分地使用起来。另外，与教育水平提高相联系的人才红利潜力巨大。第二，从资金方面来看，国民总储蓄率保持在48%以上，目前人民币存款规模达到136万亿左右，支持生产建设的资金供给潜力非常大。第三，从技术方面来看，随着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各种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条件趋向改善，并且我国原始创新的步伐也在加快。综合这些情况，可以认为，“十三五”期间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和要素供给条件都没有发生转折性变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持续较快推进的历史进程没有改变。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在省部级干部研讨班开班式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6年1月19日。
责编/杨鹏峰 美编/李祥峰
经济新常态的出现具有客观必然性，是发展条件与发展方式的整体性、系统性改变
经济新常态的出现，主要由国内外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所决定。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市场环境和市场需求水平的变化。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恰逢世界经济处于繁荣状态，依靠劳动力资源优势，外贸出口实现了持续高增长。2003-2007年，我国出口年均增长29.2%，是支持经济高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随着世界经济繁荣结束，我国外贸出口增速明显下降，2008-2014年，外贸出口年均增长8.57%，2015年出口总值下降2.8%。外需增速大幅度下降。从国内看，大城市主导的城镇化模式，日益制约着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抑制了内需的增长。在全国658个城市中，产业与人口过度集中于其中30多个大城市，这就过早出现了城镇承载力不足的问题，对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带来明显制约，从而对内需增长带来明显制约。
市场需求水平下降，必然使供给端的企业发展环境发生深刻改变。例如某行业原来的订单水平可以100%地满足其产能释放，随着需求水平降低，订单水平仅能支持70%产能的释放。这就必然导致企业围绕订单的竞争，必然把企业从关注生产的数量，转变到关注产品的质量与效益。当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时，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在需求水平下降的同时，需求的选择性在提高。一方面由于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转变，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收入水平提高以后，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提高。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改变了市场竞争的特点，从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成为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需求选择性提高，企业开始关注质量与效益，客观上都要求改变粗放、数量扩张的投资模式，创新投融资方式，要求要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效益。
在需求水平下降的同时，我国的生产要素相对优势也在发生变化。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必须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此外，资源环境约束加大，随着经济规模的持续较快扩大，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较快缩小，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从外部发展环境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综合以上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国内外市场条件、国内的生产要素供给条件、资源环境条件等多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正在推动中国经济从做得快、做得多向做得好、做得优、做得省的新模式转变，这就必然引起市场根据新的标准重新选择企业的活动。这会使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过剩产能和困难企业调整退出，不断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加快建立健全依法规范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适应发展环境与条件变化的转型调整过程，面临错综复杂的经济运行情况，从宏观调控方式看，既要稳需求、稳增长和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需要强调的是，经济新常态是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阶段性新特征，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从历史长过程看，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总是在不断形成，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这个长过程的一个阶段。这完全符合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规律。”决定经济新常态的主要因素，包括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经济的深刻调整，我国城镇化的矛盾等，为中国经济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效益型增长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随着世界经济逐步恢复增长，随着我国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持续推进，相关矛盾都可以逐步得到解决。因此，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未来我国经济的发展潜力主要来自以下方面：第一，城镇化。去年中国城镇化水平按照常住人口，达到了56.1%，按照户籍人口，则还不到37%。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一般都在70%以上，因此我国城镇化还将持续较快推进，今后还有大量的城镇人口持续增加，带来的住房、汽车等各种基本生活消费品的需求市场巨大。第二，产业升级。产业从中低端到中高端的升级，对中高端市场需求开拓能力将持续提高，随着人民群众收入持续提高，中高端市场需求的增长方兴未艾，因此产业升级拓展市场需求的潜力巨大。第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现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差50%以上，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其中包含的市场需求潜力巨大。第四，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包含了巨大发展潜力。比如，按照我国现行标准，还有7017万人口没有脱贫，如果按照联合国的贫困标准，目前还有2亿左右的贫困人口。今后大量的低收入、中低收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在全面小康的进程中将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这里面包含的需求潜力更是不可估量的。
此外，支持经济发展的要素保障条件依然较好。第一，人力资源保障比较充足。比如，现在劳动年龄人口超过9亿人，而全社会就业人口是7.7亿人，非农就业人口是5.45亿人，城镇就业人口是4亿人，都远低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表明劳动力供给保障是充足的。只要不断改善城市环境，不断提高城市包容开放的水平，劳动力资源就会被更充分地使用起来。另外，与教育水平提高相联系的人才红利潜力巨大。第二，从资金方面来看，国民总储蓄率保持在48%以上，目前人民币存款规模达到136万亿左右，支持生产建设的资金供给潜力非常大。第三，从技术方面来看，随着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各种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条件趋向改善，并且我国原始创新的步伐也在加快。综合这些情况，可以认为，“十三五”期间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和要素供给条件都没有发生转折性变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持续较快推进的历史进程没有改变。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在省部级干部研讨班开班式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6年1月19日。
责编/杨鹏峰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