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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写下《乡愁》这首诗的台湾著名诗人、文学家余光中，2017年12月14日于台湾高雄医院病逝，享年89岁。
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1928年生于江苏南京，曾就读于金陵大学外语系。1949年他随父母迁居香港，次年赴台湾，后曾在美国求学和授课。1985年定居高雄市，曾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
1972年，20多年没有回过大陆的余光中思乡情切，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里花了20多分钟的时间写就《乡愁》。40多年来，这首诗不断引发全球华人共鸣，先后入选各个版本的教科书，时至今日依然是海峡两岸血脉相连的文化意象。它定义了中国人的一种情感模式：乡愁，是有关母亲、故乡和祖国的综合性情感，是一个民族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独特体验。
余光中走了，乡愁永远都在
一个现象级作品的出现，往往是因其以艺术性的手法巧妙地触及到了人们的心灵，或者打开了一段记忆，或者开启了一段叙事。《乡愁》的流行，也有着这样的逻辑。余光中生活的年代，正处于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颠沛流离是人生常态。余光中也是这样，他一生都在跋涉，走过很多地方，但不管走多远，不管走过多少地方，故乡只有一个，乡愁永远都在。
乡愁是具象的，也是抽象的；乡愁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乡愁才在人们心中始终挥之不去。作为诗歌，《乡愁》固然有其巧妙的表达，但最关键的，还是通过巧妙的表达架起了一座桥，抵达了人们的内心深处。也正是因为人们心中有着普遍的乡愁，所以《乡愁》这首诗才会打动这么多人。曾经的生活经历发育和充实了余光中的乡愁，但如果有可能，这样的经历谁也不想拥有。
优秀的作品，有着穿越一切的力量。德国前总理勃兰特说：“谁忘记历史，谁就会在灵魂上生病。”想想余光中那代人的经历，那是一个不堪回首的过去；正因为有着那样的时代背景，余光中那一代人的乡愁才那么沉重。那样的时代已经很远了，但人们在内心深处从来没有忘记。现在重温这段历史，并不是为了牢记仇恨，而是为了不让这段历史再次上演。擦清历史的镜子，抹去灰尘，以史为鉴，走好未来的路。不忘伤痛、铭记历史，才能迎来更加光辉的未来。
人们为什么传诵《乡愁》
40多年来，《乡愁》这首诗传唱不绝。但是说起来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余光中后来其实不太乐意在公众场合吟诵这首诗。也许是被人邀请多了，自己都觉得腻了，也许就是因为这首诗过于出名，遮蔽了他真正的诗歌成就。确实，余光中一生横跨文学四大领域，一手写诗一手写散文，同时还涉足文学评论和翻译。仅就诗歌领域而言，文学成就比《乡愁》更高的也不在少数。但无论哪一首，至今都没有超过《乡愁》的影响力。这从诗人的角度来看或是一种遗憾，但放在历史背景下，这却是时代使然、人心使然，是两岸长期隔绝后两地人们发自内心的情感诉求。
从朴素的个人情感来讲，乡愁是对故乡的一种怀念；从国家与社会的角度来讲，乡愁是期盼国家统一的一种呼吁。这首诗流行的时候，也是中国社会出现历史上最大规模人口流动迁徙的阶段，许多人从家乡出发外出打工、创业，一年难得回家一趟，难免思乡情切。后来，随着城乡大规模发展，许多人的故乡都变成了自己不认识的模样，这时候人们又不免勾起对昔日時光的追忆，产生浓烈的乡愁意识。这是社会变迁发展过程中，人们发自于生活经历、精神需求而自然产生的情感，也是如今一直提倡的“留得住绿水青山、系得住乡愁”的本义。只不过，这已经与诗人所经历的人生体验关系不大了。如今，诗人之魂已“还乡”，“乡愁”依然将传唱下去。但总有一天，这首诗将仅仅只是一种象征。
余光中 其人其事
年轻气盛冒犯梁实秋
梁实秋与余光中曾是师徒关系，梁实秋在写作上对余光中耐心指导，余光中也很尊敬梁实秋，但在20多岁的时候，年轻气盛的余光中却曾经冒犯过梁实秋。
一次，余光中准备出版诗集《舟子的悲歌》。出书前，余光中找到老师梁实秋，请他为自己的诗集作序。几天后，梁实秋交给余光中一首三段格律诗。余光中读后便傻眼了，老师的诗看起来和自己的诗集毫无关系。他越看越生气，竟然气势汹汹地赶到梁实秋家中，将诗作退还给梁实秋，并恼怒地说：“老师的诗应该不是专门为我的诗集而写的吧！”看着眼前吹胡子瞪眼的余光中，梁实秋这才明白自己的诗作质量不高，未得到学生的认可。他面带笑容，轻轻地说：“我的诗写得不好，这个我应该提前向你说明。这样，诗我收回。等到你的诗集出版后，我写一篇评论，算是对这件事的补偿，你看如何？”
梁实秋当时是文坛泰斗，为了让学生在文坛上站稳脚跟，梁实秋虽不善新诗，仍勉为其难为其赋诗一首，之后更向其道歉，极力推荐余光中。这件事对余光中的影响非常大，他每每回忆此事，无不感慨地说：“如果将恩师换成是我，我一定会河东狮吼，然后一脚将那个狂妄的青年踢出门。恩师是用自己的言行，为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做人课。”
乐做“啄木鸟”
2004年，余光中应邀来到上海，做客名人访谈类栏目《可凡倾听》。这次节目做得很成功，并且余光中还与主持人曹可凡成了好朋友。2011年，曹可凡的新书《悲欢自酬》出版在即，但序言还没写好，于是就想到了余光中，向他索序。余光中欣然答应了。不久，曹可凡就收到了余光中寄来的序文，同时还附有一封短笺：“曹先生：传上这篇读后感，迟奉为歉！寄给我的尊稿，校对潦草，有错别字，也有漏字，或年份，或细节有误。有的地方，引文与本文字体部分，极易相混。盼于付印前彻底改正！匆此即颂。”
曹可凡看了这封信后，连忙翻看自己的书稿，发现余光中用红笔将大大小小二百多处错误一一指正出来，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有些他一时也吃不准的地方，还提请曹可凡再校对相关原著文字。对此，曹可凡深感汗颜，这篇序文不知花费了余光中多少宝贵的时间，同时，他也被余光中的严谨、认真和执着所感动。后来，曹可凡了解到，余光中每次帮别人写序，都会仔细阅读书稿，把其中的重点圈注出来，并且还要将字里行间的讹误逐一校正。对此，余光中调侃说：“我难改‘啄木鸟’的天性，所以，在看书稿的同时，就顺便校对了一遍，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
做学问者要有个性
流沙河曾在中国诗坛笔走龙蛇，是饮誉海内外的大诗人，也是余光中的挚友。1996年8月，余光中应邀来四川大学讲学，流沙河全程相陪。两人在讲学间隙去诸葛武侯祠游览，当来到三国名将张飞塑像前时，他们发现解说牌上竟赫然写着“张飞字益德”。流沙河脱口而出：“读过《三国演义》的人，谁不知道张飞的字为翼德？作为海内外闻名的古迹，怎能犯如此低劣的错误呢？”余光中也随声附和：“确实不应该呀。”
余光中返台前，叮嘱流沙河一定将这件“小事”弄清楚。带着挚友的嘱托，流沙河几经奔波，终于从《三国志卷三十六·蜀书六·关张马黄赵传第六》上得到了答案：《三国志》出自西晋史学家陈寿之手，被公认为记载三国历史最早的史学著作，里面清晰记载着“张飞字益德”。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经艺术加工将“张飞字益德”改为了“张飞字翼德”。也就是说，武侯祠“张飞字益德”的介绍，完全出于对历史的尊重而并未出错。
流沙河赶紧去信将实情告知给余光中，写道：“当对一件事存有疑问时，切不可草率下结论。只有抛弃臆断，下功夫弄个明白，才可避免尴尬。”余光中回信道：“先生卓然而立的求真精神，令我敬佩，也让我感触颇深：做学问者要有个性，人云亦云断不可取。”
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1928年生于江苏南京，曾就读于金陵大学外语系。1949年他随父母迁居香港，次年赴台湾，后曾在美国求学和授课。1985年定居高雄市，曾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
1972年，20多年没有回过大陆的余光中思乡情切，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里花了20多分钟的时间写就《乡愁》。40多年来，这首诗不断引发全球华人共鸣，先后入选各个版本的教科书，时至今日依然是海峡两岸血脉相连的文化意象。它定义了中国人的一种情感模式：乡愁，是有关母亲、故乡和祖国的综合性情感，是一个民族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独特体验。
余光中走了，乡愁永远都在
一个现象级作品的出现，往往是因其以艺术性的手法巧妙地触及到了人们的心灵，或者打开了一段记忆，或者开启了一段叙事。《乡愁》的流行，也有着这样的逻辑。余光中生活的年代，正处于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颠沛流离是人生常态。余光中也是这样，他一生都在跋涉，走过很多地方，但不管走多远，不管走过多少地方，故乡只有一个，乡愁永远都在。
乡愁是具象的，也是抽象的；乡愁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乡愁才在人们心中始终挥之不去。作为诗歌，《乡愁》固然有其巧妙的表达，但最关键的，还是通过巧妙的表达架起了一座桥，抵达了人们的内心深处。也正是因为人们心中有着普遍的乡愁，所以《乡愁》这首诗才会打动这么多人。曾经的生活经历发育和充实了余光中的乡愁，但如果有可能，这样的经历谁也不想拥有。
优秀的作品，有着穿越一切的力量。德国前总理勃兰特说：“谁忘记历史，谁就会在灵魂上生病。”想想余光中那代人的经历，那是一个不堪回首的过去；正因为有着那样的时代背景，余光中那一代人的乡愁才那么沉重。那样的时代已经很远了，但人们在内心深处从来没有忘记。现在重温这段历史，并不是为了牢记仇恨，而是为了不让这段历史再次上演。擦清历史的镜子，抹去灰尘，以史为鉴，走好未来的路。不忘伤痛、铭记历史，才能迎来更加光辉的未来。
人们为什么传诵《乡愁》
40多年来，《乡愁》这首诗传唱不绝。但是说起来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余光中后来其实不太乐意在公众场合吟诵这首诗。也许是被人邀请多了，自己都觉得腻了，也许就是因为这首诗过于出名，遮蔽了他真正的诗歌成就。确实，余光中一生横跨文学四大领域，一手写诗一手写散文，同时还涉足文学评论和翻译。仅就诗歌领域而言，文学成就比《乡愁》更高的也不在少数。但无论哪一首，至今都没有超过《乡愁》的影响力。这从诗人的角度来看或是一种遗憾，但放在历史背景下，这却是时代使然、人心使然，是两岸长期隔绝后两地人们发自内心的情感诉求。
从朴素的个人情感来讲，乡愁是对故乡的一种怀念；从国家与社会的角度来讲，乡愁是期盼国家统一的一种呼吁。这首诗流行的时候，也是中国社会出现历史上最大规模人口流动迁徙的阶段，许多人从家乡出发外出打工、创业，一年难得回家一趟，难免思乡情切。后来，随着城乡大规模发展，许多人的故乡都变成了自己不认识的模样，这时候人们又不免勾起对昔日時光的追忆，产生浓烈的乡愁意识。这是社会变迁发展过程中，人们发自于生活经历、精神需求而自然产生的情感，也是如今一直提倡的“留得住绿水青山、系得住乡愁”的本义。只不过，这已经与诗人所经历的人生体验关系不大了。如今，诗人之魂已“还乡”，“乡愁”依然将传唱下去。但总有一天，这首诗将仅仅只是一种象征。
余光中 其人其事
年轻气盛冒犯梁实秋
梁实秋与余光中曾是师徒关系，梁实秋在写作上对余光中耐心指导，余光中也很尊敬梁实秋，但在20多岁的时候，年轻气盛的余光中却曾经冒犯过梁实秋。
一次，余光中准备出版诗集《舟子的悲歌》。出书前，余光中找到老师梁实秋，请他为自己的诗集作序。几天后，梁实秋交给余光中一首三段格律诗。余光中读后便傻眼了，老师的诗看起来和自己的诗集毫无关系。他越看越生气，竟然气势汹汹地赶到梁实秋家中，将诗作退还给梁实秋，并恼怒地说：“老师的诗应该不是专门为我的诗集而写的吧！”看着眼前吹胡子瞪眼的余光中，梁实秋这才明白自己的诗作质量不高，未得到学生的认可。他面带笑容，轻轻地说：“我的诗写得不好，这个我应该提前向你说明。这样，诗我收回。等到你的诗集出版后，我写一篇评论，算是对这件事的补偿，你看如何？”
梁实秋当时是文坛泰斗，为了让学生在文坛上站稳脚跟，梁实秋虽不善新诗，仍勉为其难为其赋诗一首，之后更向其道歉，极力推荐余光中。这件事对余光中的影响非常大，他每每回忆此事，无不感慨地说：“如果将恩师换成是我，我一定会河东狮吼，然后一脚将那个狂妄的青年踢出门。恩师是用自己的言行，为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做人课。”
乐做“啄木鸟”
2004年，余光中应邀来到上海，做客名人访谈类栏目《可凡倾听》。这次节目做得很成功，并且余光中还与主持人曹可凡成了好朋友。2011年，曹可凡的新书《悲欢自酬》出版在即，但序言还没写好，于是就想到了余光中，向他索序。余光中欣然答应了。不久，曹可凡就收到了余光中寄来的序文，同时还附有一封短笺：“曹先生：传上这篇读后感，迟奉为歉！寄给我的尊稿，校对潦草，有错别字，也有漏字，或年份，或细节有误。有的地方，引文与本文字体部分，极易相混。盼于付印前彻底改正！匆此即颂。”
曹可凡看了这封信后，连忙翻看自己的书稿，发现余光中用红笔将大大小小二百多处错误一一指正出来，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有些他一时也吃不准的地方，还提请曹可凡再校对相关原著文字。对此，曹可凡深感汗颜，这篇序文不知花费了余光中多少宝贵的时间，同时，他也被余光中的严谨、认真和执着所感动。后来，曹可凡了解到，余光中每次帮别人写序，都会仔细阅读书稿，把其中的重点圈注出来，并且还要将字里行间的讹误逐一校正。对此，余光中调侃说：“我难改‘啄木鸟’的天性，所以，在看书稿的同时，就顺便校对了一遍，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
做学问者要有个性
流沙河曾在中国诗坛笔走龙蛇，是饮誉海内外的大诗人，也是余光中的挚友。1996年8月，余光中应邀来四川大学讲学，流沙河全程相陪。两人在讲学间隙去诸葛武侯祠游览，当来到三国名将张飞塑像前时，他们发现解说牌上竟赫然写着“张飞字益德”。流沙河脱口而出：“读过《三国演义》的人，谁不知道张飞的字为翼德？作为海内外闻名的古迹，怎能犯如此低劣的错误呢？”余光中也随声附和：“确实不应该呀。”
余光中返台前，叮嘱流沙河一定将这件“小事”弄清楚。带着挚友的嘱托，流沙河几经奔波，终于从《三国志卷三十六·蜀书六·关张马黄赵传第六》上得到了答案：《三国志》出自西晋史学家陈寿之手，被公认为记载三国历史最早的史学著作，里面清晰记载着“张飞字益德”。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经艺术加工将“张飞字益德”改为了“张飞字翼德”。也就是说，武侯祠“张飞字益德”的介绍，完全出于对历史的尊重而并未出错。
流沙河赶紧去信将实情告知给余光中，写道：“当对一件事存有疑问时，切不可草率下结论。只有抛弃臆断，下功夫弄个明白，才可避免尴尬。”余光中回信道：“先生卓然而立的求真精神，令我敬佩，也让我感触颇深：做学问者要有个性，人云亦云断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