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被推崇为“圣贤”，只是因为他们的德性，未必拥有出众的才能和特殊的成就。像伯夷、叔齐还有孔门第一的颜回。除了能挨饿，真是看不出有什么了不得的本事
　　《三国演义》有一回说的是“煮酒论英雄”，那曹操指着刘备言道：“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着实把刘备吓了一跳，把筷子都掉地上去了——怕的是曹操如此器重，恐有意外之举。
　　那是小说。不过从真实的历史情形来说，汉魏之际，也正是一个崇尚英雄、喜欢评论究竟“谁为英雄”的年代。我曾检索各种文献，发现“英雄”一词尽管出现很早(始见于汉初的《韩诗外传》)，但使用率一向很低。而到了汉魏之际，却成为流行的概念。如《三国志》记诸葛亮两次论析天下大势，一为“隆中对”，一为赤壁大战前劝说孙权举兵拒曹，都言及天下“英雄”如何如何，可见“英雄”在政治人物的言谈中运用之频繁。这种语词史的变化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
　　中国历来对人物品格表示崇敬与褒扬的核心概念是“圣贤”，它代表着理想的人格。同时，一个圣贤人物体系，也构成描述中国历史的主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公认的“圣王”，既是历史的开创者，也是社会文化价值的奠定者。
　　构成“圣贤”品格的具体内涵虽是多方面的，譬如“圣”通常与超凡的智慧相联系，但毫无疑问，道德的完美才是首要的和根本的。有的^被推崇为“圣贤”，只是因为他们的德性，未必拥有出众的才能和特殊的成就。像伯夷、叔齐还有孔门第一的颜回，除了能挨饿，真是看不出有什么了不得的本事。
　　“英雄”则是一个不同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与“圣贤”正好是相对立的。汉魏之际专门讨论“英雄”的著作，有刘邵《人物志》，它对“英雄”最简明的定义，就是“文武茂异”，也就是才能卓杰；而王粲《英雄志》记述英雄事迹，则不仅有曹操、刘表、公孙瓒诸人，还包括曹操最重要的政敌袁绍集团的主要成员，甚至恶名昭著、久已败亡的董卓及其部下。可见“英雄”与否，只与才能有关，不包含道德意义上的褒贬。
　　所以“英雄”与“奸贼”能够形成组合，谓之“奸雄”。曹操当然是最有名的，而从《世说新语》的记载来看，魏晋时代特别受人们推重的英雄人物，大抵皆有与之相近的气质。譬如王敦，他与堂弟王导都是重建东晋王朝的核心人物，最后因为对皇室不满，举兵造反，成了“叛逆”。
　　又如桓温，一度完全掌控了东晋政权，如果不是死得早，改朝换代已是势不可免。桓温曾经以这样的话来自我勉励：“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就算不能流芳百世，难道还不能遗臭万年吗?这可真是惊世骇俗之言。
　　我并非特意要贬低德性的价值。不过，“德性”也者，常常反映着社会统治力量的意志，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这也是实情。而从崇敬圣贤到崇敬英雄，则显示了魏晋时代对人的智慧、勇敢精神和创造性才能的重视，也并非毫无积极意义。
　　还拿曹操来说事吧。乔玄是一个对曹操很欣赏的人，而《世说新语》记他对曹操的评语，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这意味着在曹操的个性中有一种不遵规度、勇于犯难冒险、难以约束的力量，在“治世”即太平年代，这种力量将会使他成為既存秩序的破坏者——“奸贼”。而在乱世，这种破坏性力量却又转化为创造性力量，使“奸贼”变成“英雄”。
　　在这种看似矛盾的评价中，隐涵着一个深刻的道理：在常态的社会中，尤其是在强调顺从尊长、约束个性的儒家文化传统中，人的自我实现的欲望和创造性才能是受到抑制的，这种欲望与才能愈是强大的人，就愈具有危险性。他们只有等到乱世，才能际会风云，以“英雄”的姿态卓然而出。
　　也不要认为以“英雄”自许之辈，便完全忽视“德性”的价值——这里有个对人对己的区别。曹操不就是用“不孝”的道德罪名，杀了在政治上对他不利的孔融吗?近世亦有从来不以金钱为意的大人物，耗穷天下，以快一已，却留下一件破睡袍，摇荡于风尘，供后人参观、讴歌。有一句老话，叫作“英雄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