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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替好友签署了一份“安乐死同意书”，却因此成了众人眼中的“凶手”，一夜之间她的世界崩溃塌陷，她得了创伤后应激心理障碍。她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不与包括父母在内的任何人说话。无路可退的她，决定在悬崖边与狮子决斗……
签署“安乐死同意书”
纪慈恩出生于山西太原，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大学生，她的命运逆转始于19岁那年。
2006年底，纪慈恩在荷兰留学多年的好姐妹默默回到老家，一回来就告诉纪慈恩自己已是肝癌晚期，还有半年的存活时间。默默每天用药量特大的止痛针，说话就会喘，几乎天天坐在轮椅上。阔别多年，纪慈恩不曾想到再见到默默竟是如此情景，当时她觉得天都塌了。
默默6岁时被离异的父母抛弃到孤儿院，7岁时被外婆领回抚养。后来她和大院里的纪慈恩成了好友，两个人整日腻在一起，度过了童年、少年的所有时光，直到默默去北京读大学。默默上了大学以后兼职做翻译，纪慈恩缺钱时默默都会给她。默默的外婆去世后，默默就很少再回老家。后来她有机会去荷兰做交换生，就一直留在了那里。在荷兰查出癌症后，预感不久于人世的默默回国处理后事，但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见她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纪慈恩。她希望纪慈恩去荷兰陪她度过人生中最后的日子。这个请求获得了纪慈恩全家的支持，二人一同返回了荷兰。
回到荷兰，默默的疼痛更加剧烈。当地医院规定每天能打两针杜冷丁，每一针可以止痛四五个小时。可默默只打一针，其余的时间就让纪慈恩和男朋友看着自己的痛苦。她用头撞墙，咬自己的胳膊，牙都能咬掉，要不然就用冷水冲自己。纪慈恩对于默默的抗拒治疗，十分不解，默默告诉她，有一种方法能够帮助自己彻底解脱，那就是安乐死。但是年轻的纪慈恩当场就否定了，她觉得会有转机，好死不如赖活着。
作为全球第一个实现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荷兰规定当病人身患的绝症，且遭受极度痛苦，在其本人意识清醒的情况下，经多位医生鉴定后，可实施安乐死。默默完全符合条件，只要她再给医院提供一份亲人或关系最亲密的人签署的“安乐死同意书”，就可以实现解脱。她能想到的亲人就是纪慈恩和自己交往8年的男友，她希望他们一起来签署自己的安乐死协议。
当时的纪慈恩只有19岁，默默的男朋友24岁，都不清楚安乐死是怎么回事，两个人就上网查资料。纪慈恩和默默的男友虽然理论上认为选择安乐死是对的，可情感上却无法接受。“她清醒的时候就跟我们讲道理，讲她的痛苦。我们就去找医生，医生不给我们任何建议，只说，现在还不是疼痛程度最大的时候，将来会更剧烈。可到底有多疼，医生也说不清楚。不清醒的时候，默默就说，不要让她恨我们，我们能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同意安乐死，我们不签字只是为了满足我们内心的需要，根本不是为她考虑。”在默默的哭泣和逼迫下，他们只有“签字”一个选择。
医生每天都来问，纪慈恩和默默的男朋友每天都说第二天，一直拖到第三天晚上，默默跟纪慈恩和男朋友做了最后的告别，决定第二天签字。那天早上纪慈恩到默默的病房时，默默的男朋友没有来，她去宿舍找，也不见他踪影，顿时就明白了默默的男朋友在故意回避。纪慈恩只好回到病房独自面对这个重大的决定。
纪慈恩拿起了她这一生中最沉重的一支笔。根据医院规定，安乐死需在签字当天进行。最后的时刻来临了，默默平静地叫纪慈恩离开病房。默默面容平静地跟她挥挥手，一面挥手还一面竖起两根手指，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对于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的眷恋。而在窗外注视着默默实施安乐死的每一秒，纪慈恩眼睛都舍不得眨一下，终于默默在纪慈恩的视线里安静地停止了呼吸。
人生全面崩盘
在荷兰社工的帮助下，纪慈恩处理了默默的一切后事，把骨灰带回中国。回到家乡，她整日撕心裂肺地痛哭。她原本以为这已经是人生中最沉重的经历，不料命运的一个巨大的黑洞正在前方等待着她。
2007年1月，在默默的追悼会上，当默默生前的同学得知是纪慈恩签署安乐死，提早结束了默默的生命时，会场立刻骚动起来。大家的目光转向了纪慈恩，有人说你不觉得你太忘恩负义了吗？她对你那么好。接着第二个人说，你以后一定会得到报应。第三个人说你不得好死啊。第四个人说默默本来还可以多活几个月的，你是凶手，是你杀了她。后面还有人说什么，纪慈恩已经听不见了，她被来势汹汹的责难当场吓傻，以至于失去了为自己辩解的能力。
回到家纪慈恩直接进了自己的房间，再也没有说话。不但不说话，纪慈恩也不出自己房间半步。她不敢看到光，只有在黑暗里才有安全感。她家的窗帘是双层的，一层是很深颜色的布，一层是纱，她全部拉上。她有时候低头坐在床上，有时候坐在地上。吃饭是她妈妈给她送进来，甚至连上厕所都不敢出房间。
“整件事情就像群殴，你给一刀，他给一刀，并不知道哪一刀是致命伤，最后共同造成这个结果。回国的时候，我可能已经接近崩溃了，如果面对的是大家友善的安慰，也许结果会不一样。”纪慈恩说。
纪慈恩坐在地上，不断地自问为什么是我。一晃一年，她的状态没有任何好转，她没开口说过一句话，除了看病从不出门。同学沈洋得知了纪慈恩的情况后，主动提出带她到北京散散心。基于对沈洋的信任，也想离开这压抑之地的纪慈恩答应了。到了北京纪慈恩才发现，他们去的是一所孤儿院。
纪慈恩第一眼看到了一个小女孩，她被小女孩的那双眼睛给吸引住了。女孩用一双大大的眼睛盯着她。虽然她们没有说话，但是那双眼睛融化了她。女孩一个人在那儿静静地玩儿，她走过去，看着女孩玩儿，女孩对她笑了笑，她忽然觉得自己在这个孩子面前很安全。
后来保育员阿姨告诉她，那个女孩是在3个月大的时候被遗弃的，有个阿姨捡到她，一直养到她5岁，后来实在养不起才送到福利院，所以她很孤僻。也许是缘分使然，每次纪慈恩去孤儿院，女孩都喜欢坐在她旁边，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只是乖乖地坐在她的旁边。她也不说什么，看见女孩就笑，她们像是两个被这个世界抛弃的孩子，她经常来这里度过一整天的时间。不知道是第几次，女孩开口说话的时候，纪慈恩就去回应她，慢慢地也开始说话了。因为之前有一年没有说话，她声带很难发声，说话有点像半聋哑人那种感觉，不能完全发出声来，有些撕裂。 在悬崖边和狮子决斗
能够说话并不代表痊愈，沈洋建议纪慈恩做康复治疗。这次治疗一下子将所有被封存记忆的伤口重新撕扯开，“从说第一句话开始我就在哭，根本听不清自己在说什么。一开始坐在椅子上说，后来就靠着暖气管坐在地上，一边说一边撞暖气管。说到荷兰那一段实在说不下去了，我头上流着血趴在地上求着医生不要让我再说了。”陪同纪慈恩来的哥哥实在看不下去，决定中断治疗，把她带走了。这一次回忆刺激了纪慈恩，她产生了自杀的倾向，在北京的医院里住了半个月才回到家乡。
回到家里，纪慈恩重新躲进了她那个逼仄的小世界里。生了这样一场大病，从小带她的姥姥很心疼，每天都来看望她。冬天的一天，姥姥来看她的时候因为大雪路滑摔了一跤。她从门缝里向外张望，想察看动静，一瞬间发现妈妈的头发白了很多，姥姥也老了很多，她关上门哭着问自己：“你是不是只能如此？你是不是只能让你的家人去面对这样一个你？”那个时候就像在悬崖边和狮子决斗，要么你死要么我活，一定得战胜自己。她主动给医生发短信，说要回去治疗。
此后，纪慈恩咬牙挺过了50多次治疗，复述了5个月，说得最痛苦的时候就撞暖气管或桌子，这样会好受一点。就这样，从命运悬崖的底部一点一点徒手攀爬，终于从崩溃的边缘走了回来。在医院做康复鉴定的时候，医生称赞纪慈恩说这是一个奇迹，这么严重的状况只用了两年就康复得如此之好。纪慈恩当时就哭了。
做慈善是彻底痊愈的良方
2009年，结束了心理治疗半年之后，纪慈恩搬到了云南大理生活，过了欣赏苍山洱海景色的新鲜劲儿之后，就找到下关的福利院做义工。每周一、三、五她从早到晚都待在福利院里。福利院里的孩子都是因为先天性疾病而被父母遗弃的，照顾他们要比照顾健康的孩子付出更多。纪慈恩主要负责两个孩子：一个是脑瘫孩子的康复训练，在拱桥形状的复健装置上引导孩子一遍一遍地走路;一个是因为从小生活在暴力环境而得了精神分裂症的孩子，他从早笑到晚，几乎一刻不停，如果不清楚的人看到会害怕，可他非常黏纪慈恩，总是走过来抱住她。
跟这些特殊的孩子待在一起，对纪慈恩来讲，不是献爱心做好事，而是生活的一部分。她还决定收养在北京的孤儿院里遇见的那个女孩，等纪慈恩达到收养女孩的年龄时。她渐渐地发现“爱”与她想象的不同。以前，她认为只有她才能给女孩幸福，可后来她接受了现实：女孩的病太严重了，好的心理辅导，一个健全的家庭，是她给不了的。最终她为女孩找到了一对善良的美国夫妇，他们家其他的孩子都已成人，他们会对她呵护万分。
走的那天，女孩躲在房间里一直哭。她以为女孩害怕不可知的未来，没想到女孩却说，如果我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回报你了。她的心疼得发颤，一个小孩子的成长远远超过了成年人的想象。她抱着女孩说：“孩子，你回报我的方式就是用我爱你的方式去爱天底下所有人。”女孩趴在她怀里使劲地点头。
除了去孤儿院，纪慈恩也到临终关怀医院里去陪伴老人。在养老院里频繁见证生命的谢幕，让她对死亡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孤儿院帮我开始了崭新的生活，而临终关怀让我治愈了我过去的生活，我消除了对死亡的恐惧。”
迄今为止，作为专业志愿者的纪慈恩做过2500个小时的临终关怀服务，陪伴30多位老人走过死亡。2014年9月，她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创办一个死亡体验工作坊，通过模拟飞机失事、火化仪式、追悼会等图景，来试图帮助人们正视死亡，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从而寻找和反思生命的价值。
2015年初的一天，纪慈恩躺在默默逝去的病床上，她心情平静不起波澜，也没有感受到多少痛苦，唯一的感觉是想念。她闭上眼睛，记忆就像电影的片段那样逐一回放。虽然很不容易，但她接受了自己的苦难，接受了命运的不公，在挺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后，现在她真正地跟它握手言和了。
编辑 / 杨世莹
签署“安乐死同意书”
纪慈恩出生于山西太原，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大学生，她的命运逆转始于19岁那年。
2006年底，纪慈恩在荷兰留学多年的好姐妹默默回到老家，一回来就告诉纪慈恩自己已是肝癌晚期，还有半年的存活时间。默默每天用药量特大的止痛针，说话就会喘，几乎天天坐在轮椅上。阔别多年，纪慈恩不曾想到再见到默默竟是如此情景，当时她觉得天都塌了。
默默6岁时被离异的父母抛弃到孤儿院，7岁时被外婆领回抚养。后来她和大院里的纪慈恩成了好友，两个人整日腻在一起，度过了童年、少年的所有时光，直到默默去北京读大学。默默上了大学以后兼职做翻译，纪慈恩缺钱时默默都会给她。默默的外婆去世后，默默就很少再回老家。后来她有机会去荷兰做交换生，就一直留在了那里。在荷兰查出癌症后，预感不久于人世的默默回国处理后事，但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见她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纪慈恩。她希望纪慈恩去荷兰陪她度过人生中最后的日子。这个请求获得了纪慈恩全家的支持，二人一同返回了荷兰。
回到荷兰，默默的疼痛更加剧烈。当地医院规定每天能打两针杜冷丁，每一针可以止痛四五个小时。可默默只打一针，其余的时间就让纪慈恩和男朋友看着自己的痛苦。她用头撞墙，咬自己的胳膊，牙都能咬掉，要不然就用冷水冲自己。纪慈恩对于默默的抗拒治疗，十分不解，默默告诉她，有一种方法能够帮助自己彻底解脱，那就是安乐死。但是年轻的纪慈恩当场就否定了，她觉得会有转机，好死不如赖活着。
作为全球第一个实现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荷兰规定当病人身患的绝症，且遭受极度痛苦，在其本人意识清醒的情况下，经多位医生鉴定后，可实施安乐死。默默完全符合条件，只要她再给医院提供一份亲人或关系最亲密的人签署的“安乐死同意书”，就可以实现解脱。她能想到的亲人就是纪慈恩和自己交往8年的男友，她希望他们一起来签署自己的安乐死协议。
当时的纪慈恩只有19岁，默默的男朋友24岁，都不清楚安乐死是怎么回事，两个人就上网查资料。纪慈恩和默默的男友虽然理论上认为选择安乐死是对的，可情感上却无法接受。“她清醒的时候就跟我们讲道理，讲她的痛苦。我们就去找医生，医生不给我们任何建议，只说，现在还不是疼痛程度最大的时候，将来会更剧烈。可到底有多疼，医生也说不清楚。不清醒的时候，默默就说，不要让她恨我们，我们能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同意安乐死，我们不签字只是为了满足我们内心的需要，根本不是为她考虑。”在默默的哭泣和逼迫下，他们只有“签字”一个选择。
医生每天都来问，纪慈恩和默默的男朋友每天都说第二天，一直拖到第三天晚上，默默跟纪慈恩和男朋友做了最后的告别，决定第二天签字。那天早上纪慈恩到默默的病房时，默默的男朋友没有来，她去宿舍找，也不见他踪影，顿时就明白了默默的男朋友在故意回避。纪慈恩只好回到病房独自面对这个重大的决定。
纪慈恩拿起了她这一生中最沉重的一支笔。根据医院规定，安乐死需在签字当天进行。最后的时刻来临了，默默平静地叫纪慈恩离开病房。默默面容平静地跟她挥挥手，一面挥手还一面竖起两根手指，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对于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的眷恋。而在窗外注视着默默实施安乐死的每一秒，纪慈恩眼睛都舍不得眨一下，终于默默在纪慈恩的视线里安静地停止了呼吸。
人生全面崩盘
在荷兰社工的帮助下，纪慈恩处理了默默的一切后事，把骨灰带回中国。回到家乡，她整日撕心裂肺地痛哭。她原本以为这已经是人生中最沉重的经历，不料命运的一个巨大的黑洞正在前方等待着她。
2007年1月，在默默的追悼会上，当默默生前的同学得知是纪慈恩签署安乐死，提早结束了默默的生命时，会场立刻骚动起来。大家的目光转向了纪慈恩，有人说你不觉得你太忘恩负义了吗？她对你那么好。接着第二个人说，你以后一定会得到报应。第三个人说你不得好死啊。第四个人说默默本来还可以多活几个月的，你是凶手，是你杀了她。后面还有人说什么，纪慈恩已经听不见了，她被来势汹汹的责难当场吓傻，以至于失去了为自己辩解的能力。
回到家纪慈恩直接进了自己的房间，再也没有说话。不但不说话，纪慈恩也不出自己房间半步。她不敢看到光，只有在黑暗里才有安全感。她家的窗帘是双层的，一层是很深颜色的布，一层是纱，她全部拉上。她有时候低头坐在床上，有时候坐在地上。吃饭是她妈妈给她送进来，甚至连上厕所都不敢出房间。
“整件事情就像群殴，你给一刀，他给一刀，并不知道哪一刀是致命伤，最后共同造成这个结果。回国的时候，我可能已经接近崩溃了，如果面对的是大家友善的安慰，也许结果会不一样。”纪慈恩说。
纪慈恩坐在地上，不断地自问为什么是我。一晃一年，她的状态没有任何好转，她没开口说过一句话，除了看病从不出门。同学沈洋得知了纪慈恩的情况后，主动提出带她到北京散散心。基于对沈洋的信任，也想离开这压抑之地的纪慈恩答应了。到了北京纪慈恩才发现，他们去的是一所孤儿院。
纪慈恩第一眼看到了一个小女孩，她被小女孩的那双眼睛给吸引住了。女孩用一双大大的眼睛盯着她。虽然她们没有说话，但是那双眼睛融化了她。女孩一个人在那儿静静地玩儿，她走过去，看着女孩玩儿，女孩对她笑了笑，她忽然觉得自己在这个孩子面前很安全。
后来保育员阿姨告诉她，那个女孩是在3个月大的时候被遗弃的，有个阿姨捡到她，一直养到她5岁，后来实在养不起才送到福利院，所以她很孤僻。也许是缘分使然，每次纪慈恩去孤儿院，女孩都喜欢坐在她旁边，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只是乖乖地坐在她的旁边。她也不说什么，看见女孩就笑，她们像是两个被这个世界抛弃的孩子，她经常来这里度过一整天的时间。不知道是第几次，女孩开口说话的时候，纪慈恩就去回应她，慢慢地也开始说话了。因为之前有一年没有说话，她声带很难发声，说话有点像半聋哑人那种感觉，不能完全发出声来，有些撕裂。 在悬崖边和狮子决斗
能够说话并不代表痊愈，沈洋建议纪慈恩做康复治疗。这次治疗一下子将所有被封存记忆的伤口重新撕扯开，“从说第一句话开始我就在哭，根本听不清自己在说什么。一开始坐在椅子上说，后来就靠着暖气管坐在地上，一边说一边撞暖气管。说到荷兰那一段实在说不下去了，我头上流着血趴在地上求着医生不要让我再说了。”陪同纪慈恩来的哥哥实在看不下去，决定中断治疗，把她带走了。这一次回忆刺激了纪慈恩，她产生了自杀的倾向，在北京的医院里住了半个月才回到家乡。
回到家里，纪慈恩重新躲进了她那个逼仄的小世界里。生了这样一场大病，从小带她的姥姥很心疼，每天都来看望她。冬天的一天，姥姥来看她的时候因为大雪路滑摔了一跤。她从门缝里向外张望，想察看动静，一瞬间发现妈妈的头发白了很多，姥姥也老了很多，她关上门哭着问自己：“你是不是只能如此？你是不是只能让你的家人去面对这样一个你？”那个时候就像在悬崖边和狮子决斗，要么你死要么我活，一定得战胜自己。她主动给医生发短信，说要回去治疗。
此后，纪慈恩咬牙挺过了50多次治疗，复述了5个月，说得最痛苦的时候就撞暖气管或桌子，这样会好受一点。就这样，从命运悬崖的底部一点一点徒手攀爬，终于从崩溃的边缘走了回来。在医院做康复鉴定的时候，医生称赞纪慈恩说这是一个奇迹，这么严重的状况只用了两年就康复得如此之好。纪慈恩当时就哭了。
做慈善是彻底痊愈的良方
2009年，结束了心理治疗半年之后，纪慈恩搬到了云南大理生活，过了欣赏苍山洱海景色的新鲜劲儿之后，就找到下关的福利院做义工。每周一、三、五她从早到晚都待在福利院里。福利院里的孩子都是因为先天性疾病而被父母遗弃的，照顾他们要比照顾健康的孩子付出更多。纪慈恩主要负责两个孩子：一个是脑瘫孩子的康复训练，在拱桥形状的复健装置上引导孩子一遍一遍地走路;一个是因为从小生活在暴力环境而得了精神分裂症的孩子，他从早笑到晚，几乎一刻不停，如果不清楚的人看到会害怕，可他非常黏纪慈恩，总是走过来抱住她。
跟这些特殊的孩子待在一起，对纪慈恩来讲，不是献爱心做好事，而是生活的一部分。她还决定收养在北京的孤儿院里遇见的那个女孩，等纪慈恩达到收养女孩的年龄时。她渐渐地发现“爱”与她想象的不同。以前，她认为只有她才能给女孩幸福，可后来她接受了现实：女孩的病太严重了，好的心理辅导，一个健全的家庭，是她给不了的。最终她为女孩找到了一对善良的美国夫妇，他们家其他的孩子都已成人，他们会对她呵护万分。
走的那天，女孩躲在房间里一直哭。她以为女孩害怕不可知的未来，没想到女孩却说，如果我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回报你了。她的心疼得发颤，一个小孩子的成长远远超过了成年人的想象。她抱着女孩说：“孩子，你回报我的方式就是用我爱你的方式去爱天底下所有人。”女孩趴在她怀里使劲地点头。
除了去孤儿院，纪慈恩也到临终关怀医院里去陪伴老人。在养老院里频繁见证生命的谢幕，让她对死亡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孤儿院帮我开始了崭新的生活，而临终关怀让我治愈了我过去的生活，我消除了对死亡的恐惧。”
迄今为止，作为专业志愿者的纪慈恩做过2500个小时的临终关怀服务，陪伴30多位老人走过死亡。2014年9月，她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创办一个死亡体验工作坊，通过模拟飞机失事、火化仪式、追悼会等图景，来试图帮助人们正视死亡，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从而寻找和反思生命的价值。
2015年初的一天，纪慈恩躺在默默逝去的病床上，她心情平静不起波澜，也没有感受到多少痛苦，唯一的感觉是想念。她闭上眼睛，记忆就像电影的片段那样逐一回放。虽然很不容易，但她接受了自己的苦难，接受了命运的不公，在挺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后，现在她真正地跟它握手言和了。
编辑 / 杨世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