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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梁巘是清乾隆年间六大书家之一。其书学米芾、苏轼、董其昌、李邕和“二王”等，而受李邕影响最大。梁巘用印组合方式及其变化有一定的规律性，署名习惯也有一个由繁到简、渐趋符号化的演进过程。在《梁巘全集》所收131件墨迹中，有29件应系伪作。
关键词：梁巘;李邕;《承晋斋积闻录》;用印组合方式;署名习惯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21）05-0077-09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21.05.011
梁巘，生年不详，字闻山，号松斋、断研主人，清代安徽亳州人。乾隆二十七年（1762）中举，历任咸安宫教习、湖北巴东县知县、寿春循理书院院长等职，卒于乾隆五十年（1785）七月。[1]28梁巘以擅书闻名，与梁同书、梁国治、王文治并称“三梁一王”，与孔继涑并称“南梁北孔”，著有《承晋斋积闻录》等。陈振濂《梁巘全集·序一》提出梁巘在书法史上最突出的贡献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他富于庙堂气的、中规中矩的行楷书，在他的一生中，这是根本。二是他的执笔法和技法理论研究。三是他尚帖的书法理论。[2]碑刻卷3-4梁巘书迹大多已失传，流传下来300多幅作品散藏于国内外多家博物馆和图书馆，有的被私人收藏。胡冰先生《梁巘书法》是国内第一套收集梁巘书作较全的书籍，[3]而吴磊先生《梁巘全集》则后出转精，无论是书作数量还是图版清晰度，都远远超过前者。
出于对乡贤梁巘的景仰之情，笔者对《梁巘全集》所收作品和梁巘《承晋斋积闻录》内容进行了梳理和研究，明晰了梁巘的书学渊源，发现梁巘用印组合方式及其变化有一定的规律性，其署名习惯也有一个由繁到简、渐趋符号化的演变过程。在此基础之上，对《梁巘全集》所收作品的真伪进行了考辨。
一、梁巘书学渊源
梁巘书学米芾、苏轼、董其昌、赵孟頫、李邕、张从申和“二王”等，临摹李邕书法最久，用功最深。其书学渊源和书法面貌大致如下：
第一，学米芾、苏轼、赵孟頫书。梁巘《承晋斋积闻录》曰：“吾少年学苏、米，意气轩举，多有欺人之概，晚年结构渐密，收束自然，往往近赵，而不知者以为降格。”[4]104又梁巘友人汪焘跋《梁巘临<淳化阁帖>册页》曰：“余与闻山交最久，所得书皆辛卯之前，苏、米居多。”[1]55按，辛卯年为乾隆三十六年（1771），距离梁巘卒年乾隆50年（1785）约十五年。梁巘晚年曾临苏轼《罗池庙享神辞帖》赠送弟子：“余购《金石录》数十年不得，乾隆己亥冬游广陵，于郃阳秦晋斋处借得。携归年余，欲录之而未暇也，门人萧生亦桥、王生鲁庵、许生春林，为余分抄数月而成。……乃为临东坡《罗池庙享神辞帖》一卷酬之，此则赠亦桥者也。”[4]128梁巘早年也学过赵孟頫书，只是自认为学得不好而已。其《承晋斋积闻录》曰：“余廿年前学赵松雪书不能似，近学李北海《云麾碑》，笔稍稍立得住，或以为似赵。盖松雪初学二王，晚年碑版，实脱胎于李。……壬寅秋，与张责万书屏有餘幅，并赘数语，以志吾愧。”[4]92-93壬寅年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梁巘“廿年前学赵松雪书”，时间当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之前。
第二，学董其昌书。汪焘跋《梁巘临<淳化閣>册页》曰：“闻山于书无所不窥，其初由香光而入，遂造北海之室。”[1]39说明梁巘学董其昌在学李邕之前，其学董书为学北海书奠定了基础。如梁巘《临董其昌<成道记碑>》立轴、《书姚旅<山家>》立轴、《书曹唐<小游仙诗>》立轴等，皆印证了其学董书的经历。《承晋斋积闻录》还记载了梁巘对董其昌《成道记碑》的理解：“董思白《成道记》，晚年书，结构遒紧而笔意多拙，亦间有飘处，细按之，一瘦笔书也。古人于书，大抵晚岁归于平淡，而浑含收敛，多若不经意不用力者，无复少年习气矣。”[4]35
第三，学李邕、徐浩、张从申书。梁巘还由米芾上溯李邕，其《承晋斋积闻录》曰：“米海岳行法多出自李括州，余即以米行法临《云麾碑》。从流溯源，自是得门而入。”[4]92梁巘对李邕书法评价很高：“唐碑行书，的数李北海《云麾碑》，王缙、苏灵芝诸人皆不及也。北海逸气生动，通身贯注，裴休所谓书中仙手者也，且有英雄盖世之概。王、苏等如战斗者，只顾得自己身耳。”[4]69-70梁巘临李邕书数量尤多，如清代张穆《李思训碑跋》曰：“吾家松斋书最多，其临《思训碑》者，亦不下数十册。”[5]620其间梁巘虽然也学过徐浩和张从申，但其最推崇的、学习最久、临摹最多的仍数李邕书。其《承晋斋积闻录》曰：“徐季海《不空和尚碑》石有断处，缺二十余字。余向见董文敏公有临此碑全文，因取添注于旁，文遂无不可读者。《不空碑》规矩准绳好过张从申，而其硬处还有不及从申者，终是李北海强过诸公也。”[4]21细审其书迹，从乾隆四十年（1775）梁巘书《循理书院碑记》，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重修报恩寺碑》，再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书《玻璃泉记》，梁巘学李邕书的水平已日益成熟，其对学李邕书的成就颇为自信：“寿凤《报恩寺碑》劈实健劲，泗州《玻璃泉记》沉着苍劲，二碑皆学李北海《麓山寺》，故气魄亦与之相近。”[4]96
第四，学“二王”书。梁巘《承晋斋积闻录》曰：“学书须临唐碑，到极劲健时，然后归到晋人，则神韵中自俱骨气，否则一派圆软，便写成软弱字矣。”[4]111从其书法实践看，学习李邕、张从申等所书唐碑为其回归“二王”奠定了基础。梁巘曰：“李北海书全凭气力，拓开间架。若《兰亭》《半截碑》，力大无穷，看去却极静，此北海所以不及也。然初必从北海、欧、褚入手，拓开气力，极足极满，然后收到《兰亭》《半截碑》上。”[4]79梁巘晚年对王羲之《兰亭序》的理解渐趋深刻。梁氏曰：“吾近日尝喜看《兰亭》。”[4]92“吾向尝临《兰亭》，然终不甚解其所以佳，近日临欧、李既久，方知《兰亭》之紧，非他书所能及。”[4]92 《梁巘全集》所收作品中，早期主要是董其昌书法面貌，然数量不多。中晚期临摹之作所占比例较大，精品较多。其自作行书，或似苏，或似赵，或似颜，或似“二王”，而更多呈现为李邕书法面貌。草书则明显受到王羲之的影响。
二、梁巘用印组合方式及其变化
梁巘印章主要有“景华书屋”“松斋”“梁巘之印”“梁巘私印”等。启首钤“景华书屋”印，款后通常钤两枚印章，上方钤姓名章（“梁巘之印”或“梁巘私印”），下方钤印斋号章（“松斋”），少数情况下，款后只钤盖一枚姓名章。梁巘用印有几种常见的组合方式，笔者曾有专文讨论。[6]172-175兹将相关文字转换成图表，并对原来的观点略加补充，以便进一步说明问题（表1）。
此外，有一组印章，篆文也是“景华书屋”“梁巘私印”“松斋”，钤于《节书苏轼<唐氏六家书后>》中堂（阜阳博物馆藏）、《节书黄伯思<东观余论>》中堂两种（阜阳博物馆、山东博物馆藏）、《节书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立轴（开封市博物馆藏）、《书杨万里<木樨芙蓉盛开>》立轴（私人藏）共5件作品中（图1）。这组印章与上面提到的几种皆不相同，且书作水平较梁巘真迹逊色不少，故而有可能系临仿者所为，或出于代笔之手。又，关于梁巘代笔，有据可考为霍邱王秩群。王潜刚《清人书评》：“邑人索书者坌集，不能遍应。先曾祖辄代书之，钤印持去，人不能识也。”[7]85当然，梁巘或许还有其他代笔人，因资料所限，暂不可考。
三、梁巘署名习惯的演进
从《梁巘全集》所收墨迹看，梁巘署名经历一个由繁到简、由流美到老辣的演进过程。“梁巘”的“巘”字，起初中间有一个横折笔画，大约乾隆四十年（1775）时简化成一点。至于“闻山梁巘 ”四个字，在早期署名中，“闻”“山”二字往往断开书写，且“闻”字中间一笔有转折，这个时段大约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秋之间。在中后期署名中，“闻”字的竖折与“山”字的竖画往往简省成一竖，且“闻山梁巘 ”四字通常为一笔书，趋于符号化。这个时段大约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月至乾隆五十年（1785）之间。当然，在变化时段之间，往往有个过渡期。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也曾专题讨论过，[6]175由于篇幅所限，未能充分论述，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这里也用图表形式加以呈现（表2）。
四、梁巘书法伪作
通过对梁巘书法渊源、用印组合方式、署名习惯的梳理，笔者发现《梁巘书法》和《梁巘全集》所收墨迹中存在不少伪作。本文以《梁巘全集》所收131件梁巘墨迹为主要研究依据（表3）。
此外，还有几件存疑之作，如安徽博物院藏《行书“镂管冰壶”七言联》，有的笔画轮廓光滑，有的笔画粘成块状，笔道不清，署名缺少梁巘斩截之气，梁巘通常将三枚印章组合使用，而此作仅有一枚，且似粘贴上去的，故此作或应为钩填之作。又如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节书于慎行<笔麈>》立轴，用笔和结体太单调，笔墨韵致不足。
结 语
从书学渊源看，梁巘书学米芾、苏轼、董其昌、赵孟頫、李邕、张从申和“二王”等。从印章和署款看，梁巘用印组合方式及其变化有一定的规律性，其署名习惯也有一个由繁到简、渐趋符号化的演进过程。本文以《梁巘全集》所收131幅梁巘墨迹为依据，指出其中有29件伪作，并略陈理由，旨在去伪存真，还原梁巘书法本来面目，从而进一步促进梁巘书法研究。当然，以上只是笔者一孔之见，不当之处，还请专家批评斧正。
参考文献：
[1] 张朝阳.梁巘评传[M].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19.
[2] 吴磊.梁巘全集[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
[3] 胡冰.梁巘书法[M].香港：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10.
[4] 梁巘.承晋斋积闻录[M].洪丕谟，点校.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4.
[5] 李放.皇清书史[M]//周骏富.清代传记叢刊（艺林类）第23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
[6] 熊言安.梁巘用印组合方式和署名习惯[J].中国书法，2021（05）.
[7] 王潜刚.清人书评[A].民国石印巾箱本.
（责任编辑：涂 艳 杨 飞）
关键词：梁巘;李邕;《承晋斋积闻录》;用印组合方式;署名习惯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21）05-0077-09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21.05.011
梁巘，生年不详，字闻山，号松斋、断研主人，清代安徽亳州人。乾隆二十七年（1762）中举，历任咸安宫教习、湖北巴东县知县、寿春循理书院院长等职，卒于乾隆五十年（1785）七月。[1]28梁巘以擅书闻名，与梁同书、梁国治、王文治并称“三梁一王”，与孔继涑并称“南梁北孔”，著有《承晋斋积闻录》等。陈振濂《梁巘全集·序一》提出梁巘在书法史上最突出的贡献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他富于庙堂气的、中规中矩的行楷书，在他的一生中，这是根本。二是他的执笔法和技法理论研究。三是他尚帖的书法理论。[2]碑刻卷3-4梁巘书迹大多已失传，流传下来300多幅作品散藏于国内外多家博物馆和图书馆，有的被私人收藏。胡冰先生《梁巘书法》是国内第一套收集梁巘书作较全的书籍，[3]而吴磊先生《梁巘全集》则后出转精，无论是书作数量还是图版清晰度，都远远超过前者。
出于对乡贤梁巘的景仰之情，笔者对《梁巘全集》所收作品和梁巘《承晋斋积闻录》内容进行了梳理和研究，明晰了梁巘的书学渊源，发现梁巘用印组合方式及其变化有一定的规律性，其署名习惯也有一个由繁到简、渐趋符号化的演变过程。在此基础之上，对《梁巘全集》所收作品的真伪进行了考辨。
一、梁巘书学渊源
梁巘书学米芾、苏轼、董其昌、赵孟頫、李邕、张从申和“二王”等，临摹李邕书法最久，用功最深。其书学渊源和书法面貌大致如下：
第一，学米芾、苏轼、赵孟頫书。梁巘《承晋斋积闻录》曰：“吾少年学苏、米，意气轩举，多有欺人之概，晚年结构渐密，收束自然，往往近赵，而不知者以为降格。”[4]104又梁巘友人汪焘跋《梁巘临<淳化阁帖>册页》曰：“余与闻山交最久，所得书皆辛卯之前，苏、米居多。”[1]55按，辛卯年为乾隆三十六年（1771），距离梁巘卒年乾隆50年（1785）约十五年。梁巘晚年曾临苏轼《罗池庙享神辞帖》赠送弟子：“余购《金石录》数十年不得，乾隆己亥冬游广陵，于郃阳秦晋斋处借得。携归年余，欲录之而未暇也，门人萧生亦桥、王生鲁庵、许生春林，为余分抄数月而成。……乃为临东坡《罗池庙享神辞帖》一卷酬之，此则赠亦桥者也。”[4]128梁巘早年也学过赵孟頫书，只是自认为学得不好而已。其《承晋斋积闻录》曰：“余廿年前学赵松雪书不能似，近学李北海《云麾碑》，笔稍稍立得住，或以为似赵。盖松雪初学二王，晚年碑版，实脱胎于李。……壬寅秋，与张责万书屏有餘幅，并赘数语，以志吾愧。”[4]92-93壬寅年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梁巘“廿年前学赵松雪书”，时间当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之前。
第二，学董其昌书。汪焘跋《梁巘临<淳化閣>册页》曰：“闻山于书无所不窥，其初由香光而入，遂造北海之室。”[1]39说明梁巘学董其昌在学李邕之前，其学董书为学北海书奠定了基础。如梁巘《临董其昌<成道记碑>》立轴、《书姚旅<山家>》立轴、《书曹唐<小游仙诗>》立轴等，皆印证了其学董书的经历。《承晋斋积闻录》还记载了梁巘对董其昌《成道记碑》的理解：“董思白《成道记》，晚年书，结构遒紧而笔意多拙，亦间有飘处，细按之，一瘦笔书也。古人于书，大抵晚岁归于平淡，而浑含收敛，多若不经意不用力者，无复少年习气矣。”[4]35
第三，学李邕、徐浩、张从申书。梁巘还由米芾上溯李邕，其《承晋斋积闻录》曰：“米海岳行法多出自李括州，余即以米行法临《云麾碑》。从流溯源，自是得门而入。”[4]92梁巘对李邕书法评价很高：“唐碑行书，的数李北海《云麾碑》，王缙、苏灵芝诸人皆不及也。北海逸气生动，通身贯注，裴休所谓书中仙手者也，且有英雄盖世之概。王、苏等如战斗者，只顾得自己身耳。”[4]69-70梁巘临李邕书数量尤多，如清代张穆《李思训碑跋》曰：“吾家松斋书最多，其临《思训碑》者，亦不下数十册。”[5]620其间梁巘虽然也学过徐浩和张从申，但其最推崇的、学习最久、临摹最多的仍数李邕书。其《承晋斋积闻录》曰：“徐季海《不空和尚碑》石有断处，缺二十余字。余向见董文敏公有临此碑全文，因取添注于旁，文遂无不可读者。《不空碑》规矩准绳好过张从申，而其硬处还有不及从申者，终是李北海强过诸公也。”[4]21细审其书迹，从乾隆四十年（1775）梁巘书《循理书院碑记》，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重修报恩寺碑》，再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书《玻璃泉记》，梁巘学李邕书的水平已日益成熟，其对学李邕书的成就颇为自信：“寿凤《报恩寺碑》劈实健劲，泗州《玻璃泉记》沉着苍劲，二碑皆学李北海《麓山寺》，故气魄亦与之相近。”[4]96
第四，学“二王”书。梁巘《承晋斋积闻录》曰：“学书须临唐碑，到极劲健时，然后归到晋人，则神韵中自俱骨气，否则一派圆软，便写成软弱字矣。”[4]111从其书法实践看，学习李邕、张从申等所书唐碑为其回归“二王”奠定了基础。梁巘曰：“李北海书全凭气力，拓开间架。若《兰亭》《半截碑》，力大无穷，看去却极静，此北海所以不及也。然初必从北海、欧、褚入手，拓开气力，极足极满，然后收到《兰亭》《半截碑》上。”[4]79梁巘晚年对王羲之《兰亭序》的理解渐趋深刻。梁氏曰：“吾近日尝喜看《兰亭》。”[4]92“吾向尝临《兰亭》，然终不甚解其所以佳，近日临欧、李既久，方知《兰亭》之紧，非他书所能及。”[4]92 《梁巘全集》所收作品中，早期主要是董其昌书法面貌，然数量不多。中晚期临摹之作所占比例较大，精品较多。其自作行书，或似苏，或似赵，或似颜，或似“二王”，而更多呈现为李邕书法面貌。草书则明显受到王羲之的影响。
二、梁巘用印组合方式及其变化
梁巘印章主要有“景华书屋”“松斋”“梁巘之印”“梁巘私印”等。启首钤“景华书屋”印，款后通常钤两枚印章，上方钤姓名章（“梁巘之印”或“梁巘私印”），下方钤印斋号章（“松斋”），少数情况下，款后只钤盖一枚姓名章。梁巘用印有几种常见的组合方式，笔者曾有专文讨论。[6]172-175兹将相关文字转换成图表，并对原来的观点略加补充，以便进一步说明问题（表1）。
此外，有一组印章，篆文也是“景华书屋”“梁巘私印”“松斋”，钤于《节书苏轼<唐氏六家书后>》中堂（阜阳博物馆藏）、《节书黄伯思<东观余论>》中堂两种（阜阳博物馆、山东博物馆藏）、《节书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立轴（开封市博物馆藏）、《书杨万里<木樨芙蓉盛开>》立轴（私人藏）共5件作品中（图1）。这组印章与上面提到的几种皆不相同，且书作水平较梁巘真迹逊色不少，故而有可能系临仿者所为，或出于代笔之手。又，关于梁巘代笔，有据可考为霍邱王秩群。王潜刚《清人书评》：“邑人索书者坌集，不能遍应。先曾祖辄代书之，钤印持去，人不能识也。”[7]85当然，梁巘或许还有其他代笔人，因资料所限，暂不可考。
三、梁巘署名习惯的演进
从《梁巘全集》所收墨迹看，梁巘署名经历一个由繁到简、由流美到老辣的演进过程。“梁巘”的“巘”字，起初中间有一个横折笔画，大约乾隆四十年（1775）时简化成一点。至于“闻山梁巘 ”四个字，在早期署名中，“闻”“山”二字往往断开书写，且“闻”字中间一笔有转折，这个时段大约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秋之间。在中后期署名中，“闻”字的竖折与“山”字的竖画往往简省成一竖，且“闻山梁巘 ”四字通常为一笔书，趋于符号化。这个时段大约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月至乾隆五十年（1785）之间。当然，在变化时段之间，往往有个过渡期。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也曾专题讨论过，[6]175由于篇幅所限，未能充分论述，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这里也用图表形式加以呈现（表2）。
四、梁巘书法伪作
通过对梁巘书法渊源、用印组合方式、署名习惯的梳理，笔者发现《梁巘书法》和《梁巘全集》所收墨迹中存在不少伪作。本文以《梁巘全集》所收131件梁巘墨迹为主要研究依据（表3）。
此外，还有几件存疑之作，如安徽博物院藏《行书“镂管冰壶”七言联》，有的笔画轮廓光滑，有的笔画粘成块状，笔道不清，署名缺少梁巘斩截之气，梁巘通常将三枚印章组合使用，而此作仅有一枚，且似粘贴上去的，故此作或应为钩填之作。又如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节书于慎行<笔麈>》立轴，用笔和结体太单调，笔墨韵致不足。
结 语
从书学渊源看，梁巘书学米芾、苏轼、董其昌、赵孟頫、李邕、张从申和“二王”等。从印章和署款看，梁巘用印组合方式及其变化有一定的规律性，其署名习惯也有一个由繁到简、渐趋符号化的演进过程。本文以《梁巘全集》所收131幅梁巘墨迹为依据，指出其中有29件伪作，并略陈理由，旨在去伪存真，还原梁巘书法本来面目，从而进一步促进梁巘书法研究。当然，以上只是笔者一孔之见，不当之处，还请专家批评斧正。
参考文献：
[1] 张朝阳.梁巘评传[M].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19.
[2] 吴磊.梁巘全集[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
[3] 胡冰.梁巘书法[M].香港：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10.
[4] 梁巘.承晋斋积闻录[M].洪丕谟，点校.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4.
[5] 李放.皇清书史[M]//周骏富.清代传记叢刊（艺林类）第23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
[6] 熊言安.梁巘用印组合方式和署名习惯[J].中国书法，2021（05）.
[7] 王潜刚.清人书评[A].民国石印巾箱本.
（责任编辑：涂 艳 杨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