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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陈和丰的爷爷陈诚志去世。在家人眼里，这只是一个“平凡老实”的人。因为老人晚年脑萎缩，陈和丰与爷爷交流并不多。
直至整理遗物时，他打开一个旧盒子。这个90后大学生意外地发现，里面放着好些张爷爷手写的个人情况登记表：“1940年—1945年浙江温州家乡讨饭”，“1953年—1956年参军”，“1970年—1985年上海后方312长汽机班长”……
这些陌生的历史信息让这个上海大学历史系研一的年轻人惊喜不已，“这就是史料啊！”他所理解的历史学，就像一个拼图游戏，将琐碎的、零散的史料，运用史学方法，拼成一幅完整的、生动的画面。他决定将爷爷的历史从这些史料中挖掘出来，“就好像与过去的爷爷对话”。
与他做着类似工作的，还有更多的年轻人。他们把镜头对准自己的父辈、祖辈和故乡：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鄂温克族人，到底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参加抗美援朝的老兵走下战场后，如何继续自己的人生？山城重庆的老建筑群又折射了怎样的历史记忆？
了解自己家族的历史
2014年的秋天，陈和丰经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有威介绍，参加了“‘家·春秋’——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这个号称“中国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广、参与学校最多”的大学生历史记录计划，试图动员更多的年轻人和普通人从身边抢救历史记忆，唤起公众、社会、公共机构对历史的重视。
“如果中国最年轻、最具活力的一代——90后的大学生们都不去关注历史的话，那么历史将由谁去传承？”渠馨一向记者介绍这一历史影像计划。
作为新历史合作社“我的历史计划”的执行总监、“家·春秋”计划负责人，不止一个人问渠馨一，什么是“我的历史”。她简单答道：就是我们普通人的个人历史。“没有人在意普通人在时代中的挣扎彷徨。”渠馨一说，“其实我们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汇集起来就是一部家国史，能够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
爷爷陈诚志的一生是陈和丰想去讲述的故事，但做纪录片，需要寻找一个核心的故事点。对于这样一个历经清末、民国和新中国的家族来说，影响最为深刻的莫过一段16年的、刻有时代印记的历史——那是他的爷爷和奶奶由于参与小三线建设，和自己的两个孩子分居生活的16年。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白晓璇团队，也将镜头聚焦在“三线建设”这个对很多人来讲很陌生的词语。
当下，东西部、内地沿海平衡发展问题受到关注，“三线”这段被人忘却的历史也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2014年3月，全国三线建设研究会成立，我国的很多三线地区也成立了三线博物馆。
刚过去的寒假里，白晓璇和同学一同前往湖北襄阳，去挖掘和记录一个与代号为6618的三线厂密切相关的三线家庭的故事。
在这里，一个家庭，三代人，一个工厂，家国50年。望着老厂子弟学校围墙外残破的红砖房，白晓璇在想：“有多少学生会问起它的历史，又有多少人可以清晰地讲述关于它的历史呢？难道这段历史就应该这样被淹没吗？”
白晓璇团队制作的片子名字叫做《三线记忆——家国五十年》。而陈和丰所记录的故事，题目只有简单3个字——《凡人歌》。
我从哪里来
在《凡人歌》摄制过程中，陈和丰动员起一个“强大的团队”。他的奶奶、父亲、大伯以及众多亲戚朋友，都参与了进来。
他的父亲带着摄制团队前往位于安徽泾县乌溪乡荆竹坑的原312电厂所在地，那里是他爷爷奶奶离开上海、离开两个孩子后工作了16年的地方。那也是陈和丰的父亲度过了短暂的童年时光“魂牵梦绕的地方”。
“这次他真实地‘走进去’了。”陈和丰说，“那一刻父亲真是一下子变回了一个‘孩子’。”年过半百的父亲很是兴奋，当他走到山间一条小溪边，脸色变得有些凝重： “我小时候搬着小板凳跟着你爷爷，一起到那个水泵房值过班……丰，你捡两块小石头，我们带回去，下次扫墓的时候带给爷爷看看。”
有人这么形容三线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而三线人，也只是多半个世纪以来家国春秋的一个侧影。从这些90后记录的故事里，我们还能看到抗战、“文革”、大跃进、人民公社大背景下黑色的、白色的、或者彩色的故事。
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的发起人李远江，曾做过一个假设：如果把时间倒置60年，这个活动还有没有人参加，他表示很怀疑。“因为那个时候，民间记忆不是问题啊！”他说，“每一个人都是记录在案的，他的名字、家庭、大致经历都是记录在他们家族谱里面的。”
后来，民间记忆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在李远江看来，这与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不断的批判、反思有关系。从“破四旧”开始，我们的宗法传统就被看作该埋葬的东西，谁家藏了族谱，都应该消灭。
在“家·春秋”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的第一站，李远江被请来“现身说法”。14年前，李远江还是中学历史老师，刚刚开始使用新课程的教材，他就带着学生，去调查他们自己周边的历史。学生们做这件事情的认真程度，出乎李的意料。
“是不是我们的历史教育出了问题？书本中讲的都是高高在上的、遥远的精英人物的历史，这些历史跟孩子们没有直接的关系。”他讲道，“但是在调查自己祖辈的历史、自己生活街区的历史的时候，孩子们隐隐能感觉到，是在解答关于自己的疑问，这个疑问是人生三大问中的第一问——我从哪里来？”
反思就是改变和成长
1968年，国家号召工人开赴四川投身“大三线”工程建设，但由于陈和丰奶奶的哥哥曾读过私塾，被判定为“家庭成分不合格”，他爷爷被免去前往四川的资格。而后，安徽南部和浙江西部山区“小三线”建设也随之兴起。
“谁都不想去小三线，谁都不愿意离开上海，到山沟沟里去。”陈和丰的大伯对着镜头说，“所以领导没办法，只能‘吃吃’（上海方言，意为欺负）老实人。”那时候，陈和丰的爷爷作为党员，“甚至把领导对他的安排当作一种信任和荣誉”。当时领导对他承诺，等那边学校建好了，就可以把孩子接过去。 可没想到，这一等竟是16年。
从那以后，大伯就又当爹又当妈又当哥哥，两兄弟每天重复着简单的生活，但最怕的就是节日。一年中秋节晚上，隔壁邻居家不断传来喝酒喧闹的声音，他们兄弟俩不到8点便关灯躺下睡觉。半夜大伯被弟弟的抽泣声惊醒。“我想妈妈了。”大伯心头一酸，两人抱头痛哭。
首都师范大学的一个同学给渠馨一发过一条很长的微信，他说：“老师，即使得不到资助，我也会把这个作品做完，让更多的人知道三线人。”
渐渐地，“家·春秋”计划有了更多的参与者。北师大的老师和同学们，人民大学黑夜里发海报的小女生，无私分享经验的高校老师和学者，带着纪录片和小伙伴两次为大学生培训的导演……
计划进入行动后，这些90后大学生开始了自己的拍摄，而在拍摄过程中，年轻人们发现了自身的很多问题：没有很详细地了解中国上世纪的历史，有很多历史事件具体的年份时间都是模糊的;心思大多用在了如何做好一个纪录片，而忽略了如何去记录历史……他们从老人们嘴里听到了不一样的历史，发现原来历史是多元的。
“于是他们反思，这就是改变和成长。”渠馨一表示。
萌发的种子
陈和丰在爷爷病逝前，曾和父亲去看望老人，父亲问：“老陈，最近感觉怎么样？”爷爷轻描淡写地回答道：“三点水一个昆。” 从此，陈和丰的父亲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但是，为了不像父辈那样被人差来差去，陈和丰的父亲和大伯都深知只有读书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可以说，爷爷的经历对于他们两兄弟是一种刺激。”陈和丰觉得，爷爷那种坦然面对任何事情的心态，影响了儿子们日后的生活观念。
老人的整个一生作为一条暗线，贯穿在《凡人歌》这部讲述小三线建设下，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故事的片子中。“实际上，我想记录的就是我们这个平凡的家庭所默默传承的家族精神。”陈和丰说。
很多被推送的作品，年轻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诠释“家·春秋”。命运跌宕的年代可能无法亲身经历，但是人们可以从他们的讲述中感知每一个人背后所经历的历史。“可能微不足道，但说出来，就留下一个机会”，渠馨一说，“让后来的人知道，他们曾经经历什么才走到今天。”
事实上，作为发起人，唐建光并不希望做“太厚重”的历史。他眼中真正的历史，就在普通人中间。
在中国，作口述史的主体主要是民间组织，这让唐建光觉得“蛮了不起”。国内最早做口述史的民间机构之一，是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发起的永源公益基金会，做了有12年。该基金会也是“家·春秋”影像历史记录计划的发起方之一。
他们希望，“人人皆可记录”能够成为历史的另一种书写方式，用细节构建更丰盈的历史，让公众更好地感知时代、理解时代。而“家·春秋”，正是将主动权交给那些“不适应那种宏大的、虚假的、不关心个人话语方式”的年轻人。
正如唐建光所说，当我们的年轻人都懂历史、知去向时，继往开来才有了更坚实的基础。“这些90后的孩子，就是我们看到的种子。”
直至整理遗物时，他打开一个旧盒子。这个90后大学生意外地发现，里面放着好些张爷爷手写的个人情况登记表：“1940年—1945年浙江温州家乡讨饭”，“1953年—1956年参军”，“1970年—1985年上海后方312长汽机班长”……
这些陌生的历史信息让这个上海大学历史系研一的年轻人惊喜不已，“这就是史料啊！”他所理解的历史学，就像一个拼图游戏，将琐碎的、零散的史料，运用史学方法，拼成一幅完整的、生动的画面。他决定将爷爷的历史从这些史料中挖掘出来，“就好像与过去的爷爷对话”。
与他做着类似工作的，还有更多的年轻人。他们把镜头对准自己的父辈、祖辈和故乡：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鄂温克族人，到底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参加抗美援朝的老兵走下战场后，如何继续自己的人生？山城重庆的老建筑群又折射了怎样的历史记忆？
了解自己家族的历史
2014年的秋天，陈和丰经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有威介绍，参加了“‘家·春秋’——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这个号称“中国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广、参与学校最多”的大学生历史记录计划，试图动员更多的年轻人和普通人从身边抢救历史记忆，唤起公众、社会、公共机构对历史的重视。
“如果中国最年轻、最具活力的一代——90后的大学生们都不去关注历史的话，那么历史将由谁去传承？”渠馨一向记者介绍这一历史影像计划。
作为新历史合作社“我的历史计划”的执行总监、“家·春秋”计划负责人，不止一个人问渠馨一，什么是“我的历史”。她简单答道：就是我们普通人的个人历史。“没有人在意普通人在时代中的挣扎彷徨。”渠馨一说，“其实我们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汇集起来就是一部家国史，能够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
爷爷陈诚志的一生是陈和丰想去讲述的故事，但做纪录片，需要寻找一个核心的故事点。对于这样一个历经清末、民国和新中国的家族来说，影响最为深刻的莫过一段16年的、刻有时代印记的历史——那是他的爷爷和奶奶由于参与小三线建设，和自己的两个孩子分居生活的16年。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白晓璇团队，也将镜头聚焦在“三线建设”这个对很多人来讲很陌生的词语。
当下，东西部、内地沿海平衡发展问题受到关注，“三线”这段被人忘却的历史也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2014年3月，全国三线建设研究会成立，我国的很多三线地区也成立了三线博物馆。
刚过去的寒假里，白晓璇和同学一同前往湖北襄阳，去挖掘和记录一个与代号为6618的三线厂密切相关的三线家庭的故事。
在这里，一个家庭，三代人，一个工厂，家国50年。望着老厂子弟学校围墙外残破的红砖房，白晓璇在想：“有多少学生会问起它的历史，又有多少人可以清晰地讲述关于它的历史呢？难道这段历史就应该这样被淹没吗？”
白晓璇团队制作的片子名字叫做《三线记忆——家国五十年》。而陈和丰所记录的故事，题目只有简单3个字——《凡人歌》。
我从哪里来
在《凡人歌》摄制过程中，陈和丰动员起一个“强大的团队”。他的奶奶、父亲、大伯以及众多亲戚朋友，都参与了进来。
他的父亲带着摄制团队前往位于安徽泾县乌溪乡荆竹坑的原312电厂所在地，那里是他爷爷奶奶离开上海、离开两个孩子后工作了16年的地方。那也是陈和丰的父亲度过了短暂的童年时光“魂牵梦绕的地方”。
“这次他真实地‘走进去’了。”陈和丰说，“那一刻父亲真是一下子变回了一个‘孩子’。”年过半百的父亲很是兴奋，当他走到山间一条小溪边，脸色变得有些凝重： “我小时候搬着小板凳跟着你爷爷，一起到那个水泵房值过班……丰，你捡两块小石头，我们带回去，下次扫墓的时候带给爷爷看看。”
有人这么形容三线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而三线人，也只是多半个世纪以来家国春秋的一个侧影。从这些90后记录的故事里，我们还能看到抗战、“文革”、大跃进、人民公社大背景下黑色的、白色的、或者彩色的故事。
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的发起人李远江，曾做过一个假设：如果把时间倒置60年，这个活动还有没有人参加，他表示很怀疑。“因为那个时候，民间记忆不是问题啊！”他说，“每一个人都是记录在案的，他的名字、家庭、大致经历都是记录在他们家族谱里面的。”
后来，民间记忆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在李远江看来，这与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不断的批判、反思有关系。从“破四旧”开始，我们的宗法传统就被看作该埋葬的东西，谁家藏了族谱，都应该消灭。
在“家·春秋”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的第一站，李远江被请来“现身说法”。14年前，李远江还是中学历史老师，刚刚开始使用新课程的教材，他就带着学生，去调查他们自己周边的历史。学生们做这件事情的认真程度，出乎李的意料。
“是不是我们的历史教育出了问题？书本中讲的都是高高在上的、遥远的精英人物的历史，这些历史跟孩子们没有直接的关系。”他讲道，“但是在调查自己祖辈的历史、自己生活街区的历史的时候，孩子们隐隐能感觉到，是在解答关于自己的疑问，这个疑问是人生三大问中的第一问——我从哪里来？”
反思就是改变和成长
1968年，国家号召工人开赴四川投身“大三线”工程建设，但由于陈和丰奶奶的哥哥曾读过私塾，被判定为“家庭成分不合格”，他爷爷被免去前往四川的资格。而后，安徽南部和浙江西部山区“小三线”建设也随之兴起。
“谁都不想去小三线，谁都不愿意离开上海，到山沟沟里去。”陈和丰的大伯对着镜头说，“所以领导没办法，只能‘吃吃’（上海方言，意为欺负）老实人。”那时候，陈和丰的爷爷作为党员，“甚至把领导对他的安排当作一种信任和荣誉”。当时领导对他承诺，等那边学校建好了，就可以把孩子接过去。 可没想到，这一等竟是16年。
从那以后，大伯就又当爹又当妈又当哥哥，两兄弟每天重复着简单的生活，但最怕的就是节日。一年中秋节晚上，隔壁邻居家不断传来喝酒喧闹的声音，他们兄弟俩不到8点便关灯躺下睡觉。半夜大伯被弟弟的抽泣声惊醒。“我想妈妈了。”大伯心头一酸，两人抱头痛哭。
首都师范大学的一个同学给渠馨一发过一条很长的微信，他说：“老师，即使得不到资助，我也会把这个作品做完，让更多的人知道三线人。”
渐渐地，“家·春秋”计划有了更多的参与者。北师大的老师和同学们，人民大学黑夜里发海报的小女生，无私分享经验的高校老师和学者，带着纪录片和小伙伴两次为大学生培训的导演……
计划进入行动后，这些90后大学生开始了自己的拍摄，而在拍摄过程中，年轻人们发现了自身的很多问题：没有很详细地了解中国上世纪的历史，有很多历史事件具体的年份时间都是模糊的;心思大多用在了如何做好一个纪录片，而忽略了如何去记录历史……他们从老人们嘴里听到了不一样的历史，发现原来历史是多元的。
“于是他们反思，这就是改变和成长。”渠馨一表示。
萌发的种子
陈和丰在爷爷病逝前，曾和父亲去看望老人，父亲问：“老陈，最近感觉怎么样？”爷爷轻描淡写地回答道：“三点水一个昆。” 从此，陈和丰的父亲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但是，为了不像父辈那样被人差来差去，陈和丰的父亲和大伯都深知只有读书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可以说，爷爷的经历对于他们两兄弟是一种刺激。”陈和丰觉得，爷爷那种坦然面对任何事情的心态，影响了儿子们日后的生活观念。
老人的整个一生作为一条暗线，贯穿在《凡人歌》这部讲述小三线建设下，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故事的片子中。“实际上，我想记录的就是我们这个平凡的家庭所默默传承的家族精神。”陈和丰说。
很多被推送的作品，年轻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诠释“家·春秋”。命运跌宕的年代可能无法亲身经历，但是人们可以从他们的讲述中感知每一个人背后所经历的历史。“可能微不足道，但说出来，就留下一个机会”，渠馨一说，“让后来的人知道，他们曾经经历什么才走到今天。”
事实上，作为发起人，唐建光并不希望做“太厚重”的历史。他眼中真正的历史，就在普通人中间。
在中国，作口述史的主体主要是民间组织，这让唐建光觉得“蛮了不起”。国内最早做口述史的民间机构之一，是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发起的永源公益基金会，做了有12年。该基金会也是“家·春秋”影像历史记录计划的发起方之一。
他们希望，“人人皆可记录”能够成为历史的另一种书写方式，用细节构建更丰盈的历史，让公众更好地感知时代、理解时代。而“家·春秋”，正是将主动权交给那些“不适应那种宏大的、虚假的、不关心个人话语方式”的年轻人。
正如唐建光所说，当我们的年轻人都懂历史、知去向时，继往开来才有了更坚实的基础。“这些90后的孩子，就是我们看到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