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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是衔接亚洲和大洋洲，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枢纽地带，人口2.6亿，仅次于中国、印度、美国，居全球第四位，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首次向世界发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作为东南亚地区最大经济体和“海上丝绸之路”首倡之地，中国对印尼产能和基础设施合作潜力凸显，前景广阔。当然，对印尼投资合作在面临众多新机遇的同时，挑战和风险也依然存在，不容忽视。
一、当前对印尼投资合作面临重要机遇
（一）劳动人口优势体现未来发展潜力，超大经济规模决定区域影响力
印尼的人口优势不仅表现在总量居世界第四，是东盟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体现为劳动力年轻化，中产阶级占比很高。官方数据显示，印尼现有1.89亿劳动人口，其中87%的劳动人口处于最具创造力的15到59岁。另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一项调查，印尼当前中产阶级人数约为8800万，占该国总人口的35%；预计到2020年印尼中产阶级将增加至1.41亿人，占人口53%。2016年，印尼的经济总量达9881.3亿美元，占整个东盟十国经济总量的将近四成左右，已经成为区域内经济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报告指出，按购买力平价标准计算的经济总量，印度尼西亚已经超越英国、法国、韩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跻身世界前十大经济体，名列第八位。
（二）新政府改革成效显著，营商环境改善明显
佐科政府自2014年上台以来，大力推出一系列经济改革举措，着力打造亲商型政府，简化审批程序，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国内外投资；加速互联互通建设，建立海运物流网络，联动海陆交通，撬动地区经济；大力建设工业园区，推动制造业发展，改善产业结构；扩大免签国家范围，刺激旅游消费等。三年多来，新政府经改举措成效初显，在全球经济复苏艰难、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印尼连续三年的GDP增速均稳定维持5%左右，居全球前五位。同时，全国贫穷率也从2013年的13.3%下跌至2016年的10.7%；2016年失业率仅5.33%，为1999年以来最低水平。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从2013年至2017年，印尼在获得电力、获得贷款、纳税领域改革成效十分明显，营商环境的全球整体排名上升37位。
（三）推出“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对接“海上丝绸之路”，两国投资合作增长趋势良好
佐科政府强调“海洋立国”战略，提出打造“全球海洋支点”规划，将印尼的国家发展重心从陆地逐步转向海洋。该规划希望促进印尼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海上高速公路”，有效联通印尼上万个岛屿，以将印尼打造成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通衢。该战略与中国首倡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基本构想和利益诉求高度一致。一方面，印尼因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在历史上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集散和中转枢纽；另一方面，两者都强调以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来推动海洋相关产业的发展。此外，与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相比，印尼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不存在任何岛屿主权争端，为两国政府推动投资合作提供了很好互信基础。在此情况下，中国对印尼投资增长很快；自2012年起，印尼超过缅甸成为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第二大国，仅次于新加坡。从印尼角度来看，来自中国的投资在2016年增长迅猛，直接从2015年的第9位，增长成为仅次于新加坡和日本的第三大投资国；同时，2016年中国也成为印尼最大的国际旅游客源国。
（四）优先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中国产能合作潜力巨大
基础设施建设本届印尼政府的三大优先发展领域之一。过去三年中，佐科政府制定了一整套的方案，确认了印尼基础设施发展的优先项目，希望通过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推动减贫和缩小地区间差距。印尼官方编制的“2015—2019中期建设发展规划”中，计划在2020年之前建设2650公里公路、1000公里高速公路、3258公里铁路、24个大型港口、60个轮渡码头、15个现代化机场、14个工业园区、49个水库、33个水电站，并为约100万公顷农田建立灌溉系统，预计所需资金约4245亿美元。因此，印尼政府大力提倡PPP（公私合营）等模式，希望引入以中国企业为代表的外部资金和技术合作方。对照中国提出的国际产能合作相关规划或材料，可发现印尼的优先发展项目与中国期望输出的钢铁、有色、建材、化工、轻工、汽车、农业等富余优势产能，工程機械、船舶与海洋工程等优势装备，以及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产业可对接匹配的程度极高。一个想要一个愿给，双方未来开展产能合作的潜力和空间巨大。
二、当前对印尼投资合作仍存潜在风险
（一）政策稳定性、连续性和政府的实施能力仍需时间检验
印尼实施的是总统内阁制；总统作为国家元首，通过全国选民直选产生；国会也由选举产生，是制衡总统行政权力的重要工具。这种源于西方的竞选体制在印尼的运作受政党和专业集团的影响很大。目前的议会主要由以前总统梅加瓦蒂为首的执政党斗争派民主党和前总统候选人普拉博沃领导的反对党大印尼运动党轮流把持；佐科政府改革得到梅加瓦蒂支持，但因触动保守派利益，一直遭到普拉博沃为代表旧势力的反对和阻挠。
另一方面，尽管印尼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预算增长很快，但仍远远无法满足规划建设需要。2017年印尼政府预算中有920亿美元专项拨款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是预算增速最快的领域，相比2014年增长了117.7%。但是，世界银行研究显示，目前印尼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基建支出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印尼需要在2020年前将该比率提高到4.7%；未来五年印尼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达5000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资金缺口对政府的吸引外部资金参与、落实相关政策规划的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
（二）区域发展极不均衡，企业投资隐性成本偏高
印尼国内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情况十分突出。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和巴厘岛所在的西部地区集中了全国82%人口，综合基础设施相对较为完善；加里曼丹岛、苏拉威西岛、努沙登加拉群岛、马鲁古群岛和巴布亚岛等东部地区地域广阔，但只分布了全国18%的人口，且经济发展水平远不如西部地区，相关基础设施配套十分薄弱。值得注意的是，佐科政府已经宣布的245个国家级的计划项目，大部分都位于相对不发达的东部地区；尤其拟重点发展的14个经济特区和诸多港口等，都分布在经济基础最好的爪哇岛之外。这就对企业提出了项目投资之外的相关配套投资需求。例如，以中国企业投资较为集中的矿产行业为例，由于政策规定原矿不能直接出口，为将原矿从远离城镇的工矿运输至加工地，企业往往不得不出资修建道，据测算，2016年，印尼的物流成本占了生产总值的25%。在印尼多数地区都存在电力供应能力不足问题，投资企业需要自备发电厂，综合投资成本与门槛较高。此外，印尼的腐败问题较为严重，企业生产经营过程面临的非制度性门槛很多，投资隐性成本偏高。 （三）面临与更早进入印尼的跨国资本和企业的激烈竞争
地处海上十字路口的东南亚历来是全球大国战略的必争之地，作为东南亚核心地带的印尼更是如此；中国的积极参与挑战了现有的势力范围分布，来自中国的投资必须直面与欧、美、日等在印尼市场深耕多年的传统投资大国的竞争。根据印尼官方统计数，2016年新加坡对印尼投资92亿美元，占印尼吸收外资的32%；日本投资54亿美元，约占19%；中国投资约27亿美元，占9%左右。新加坡作为地域面积狭小、紧邻印尼的东南亚投资大国，成为印尼第一大国并不意外；相比而言，日本投资是中国投资的最大竞争对手。日本自二战后就与印度尼西亚保持广泛而深入的合作；两国官方关系密切，往来频繁。近几年日本一直稳居印尼外资来源国前两位，在2013年还一度超过新加坡，成为印尼的最大外资来源国。日本与中国均积极参与印尼基础设施建设相关项目，印尼很多重大的基础设施项目的主要投标方都是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企业。例如雅万高铁最终就是在中日两个方案中反复角逐；虽然最终中方胜出，但日本也获得了雅加达到泗水中速铁路改建等项目。日本企业也积极布局参与印尼的港口通道建设、城市排水系统建设、高速公路建设等项目，与中国企业构成最直接的竞争关系。
（四）活跃的激进宗教势力和特殊的排华传统带来潜在隐患
印尼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占全国人口的80%，是全球穆斯林最多的国家；强硬派穆斯林和伊斯兰激进组织在全国的影响力一直很大，其中不乏极少数组织严密、破坏力极强的宗教极端主义组织，这是导致印尼恐怖袭击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佐科上台后，坚定维护世俗化和多元主义，并下令解散激进组织“伊斯兰解放党”，向强硬派穆斯林组织“伊斯兰捍卫者阵线”领袖里齐克发出通缉令，情况才相对好转。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到印尼投资时，必须特别警惕部分组织或地区潜存的反华排华传统。
三、新时期推动对印尼产能与基础设施合作的建议
在稳步推进“一带一路”与国际产能合作的新时期，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重点推动对印尼产能与基础设施合作。一是以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为先导，围绕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领域，重点推动中国企业参与印尼铁路、公路、港口建设，以及水电、热电及相关装备制造领域的投资合作。二是以港口工业园区建设为抓手，鼓励中国企业抱团出海，以产业集聚、共建共享降低在印尼不发达地区的综合投资成本，提高与地方政府的议价能力，推进相关产业链的全面布局。三是以服务能力建设为核心，完善政府对企业至印尼投资的指导和监督，支持建立相关投资促进机构，加强对赴印尼投资的咨询、规划和培训，提前建立应急情况处理机制。四是以促进两国民间互信为目标，积极推进两国教育、文化等各领域交流合作，建立多层次的民间交往体系，为经济领域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谢琳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副研究员）
一、当前对印尼投资合作面临重要机遇
（一）劳动人口优势体现未来发展潜力，超大经济规模决定区域影响力
印尼的人口优势不仅表现在总量居世界第四，是东盟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体现为劳动力年轻化，中产阶级占比很高。官方数据显示，印尼现有1.89亿劳动人口，其中87%的劳动人口处于最具创造力的15到59岁。另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一项调查，印尼当前中产阶级人数约为8800万，占该国总人口的35%；预计到2020年印尼中产阶级将增加至1.41亿人，占人口53%。2016年，印尼的经济总量达9881.3亿美元，占整个东盟十国经济总量的将近四成左右，已经成为区域内经济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报告指出，按购买力平价标准计算的经济总量，印度尼西亚已经超越英国、法国、韩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跻身世界前十大经济体，名列第八位。
（二）新政府改革成效显著，营商环境改善明显
佐科政府自2014年上台以来，大力推出一系列经济改革举措，着力打造亲商型政府，简化审批程序，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国内外投资；加速互联互通建设，建立海运物流网络，联动海陆交通，撬动地区经济；大力建设工业园区，推动制造业发展，改善产业结构；扩大免签国家范围，刺激旅游消费等。三年多来，新政府经改举措成效初显，在全球经济复苏艰难、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印尼连续三年的GDP增速均稳定维持5%左右，居全球前五位。同时，全国贫穷率也从2013年的13.3%下跌至2016年的10.7%；2016年失业率仅5.33%，为1999年以来最低水平。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从2013年至2017年，印尼在获得电力、获得贷款、纳税领域改革成效十分明显，营商环境的全球整体排名上升37位。
（三）推出“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对接“海上丝绸之路”，两国投资合作增长趋势良好
佐科政府强调“海洋立国”战略，提出打造“全球海洋支点”规划，将印尼的国家发展重心从陆地逐步转向海洋。该规划希望促进印尼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海上高速公路”，有效联通印尼上万个岛屿，以将印尼打造成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通衢。该战略与中国首倡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基本构想和利益诉求高度一致。一方面，印尼因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在历史上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集散和中转枢纽；另一方面，两者都强调以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来推动海洋相关产业的发展。此外，与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相比，印尼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不存在任何岛屿主权争端，为两国政府推动投资合作提供了很好互信基础。在此情况下，中国对印尼投资增长很快；自2012年起，印尼超过缅甸成为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第二大国，仅次于新加坡。从印尼角度来看，来自中国的投资在2016年增长迅猛，直接从2015年的第9位，增长成为仅次于新加坡和日本的第三大投资国；同时，2016年中国也成为印尼最大的国际旅游客源国。
（四）优先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中国产能合作潜力巨大
基础设施建设本届印尼政府的三大优先发展领域之一。过去三年中，佐科政府制定了一整套的方案，确认了印尼基础设施发展的优先项目，希望通过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推动减贫和缩小地区间差距。印尼官方编制的“2015—2019中期建设发展规划”中，计划在2020年之前建设2650公里公路、1000公里高速公路、3258公里铁路、24个大型港口、60个轮渡码头、15个现代化机场、14个工业园区、49个水库、33个水电站，并为约100万公顷农田建立灌溉系统，预计所需资金约4245亿美元。因此，印尼政府大力提倡PPP（公私合营）等模式，希望引入以中国企业为代表的外部资金和技术合作方。对照中国提出的国际产能合作相关规划或材料，可发现印尼的优先发展项目与中国期望输出的钢铁、有色、建材、化工、轻工、汽车、农业等富余优势产能，工程機械、船舶与海洋工程等优势装备，以及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产业可对接匹配的程度极高。一个想要一个愿给，双方未来开展产能合作的潜力和空间巨大。
二、当前对印尼投资合作仍存潜在风险
（一）政策稳定性、连续性和政府的实施能力仍需时间检验
印尼实施的是总统内阁制；总统作为国家元首，通过全国选民直选产生；国会也由选举产生，是制衡总统行政权力的重要工具。这种源于西方的竞选体制在印尼的运作受政党和专业集团的影响很大。目前的议会主要由以前总统梅加瓦蒂为首的执政党斗争派民主党和前总统候选人普拉博沃领导的反对党大印尼运动党轮流把持；佐科政府改革得到梅加瓦蒂支持，但因触动保守派利益，一直遭到普拉博沃为代表旧势力的反对和阻挠。
另一方面，尽管印尼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预算增长很快，但仍远远无法满足规划建设需要。2017年印尼政府预算中有920亿美元专项拨款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是预算增速最快的领域，相比2014年增长了117.7%。但是，世界银行研究显示，目前印尼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基建支出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印尼需要在2020年前将该比率提高到4.7%；未来五年印尼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达5000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资金缺口对政府的吸引外部资金参与、落实相关政策规划的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
（二）区域发展极不均衡，企业投资隐性成本偏高
印尼国内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情况十分突出。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和巴厘岛所在的西部地区集中了全国82%人口，综合基础设施相对较为完善；加里曼丹岛、苏拉威西岛、努沙登加拉群岛、马鲁古群岛和巴布亚岛等东部地区地域广阔，但只分布了全国18%的人口，且经济发展水平远不如西部地区，相关基础设施配套十分薄弱。值得注意的是，佐科政府已经宣布的245个国家级的计划项目，大部分都位于相对不发达的东部地区；尤其拟重点发展的14个经济特区和诸多港口等，都分布在经济基础最好的爪哇岛之外。这就对企业提出了项目投资之外的相关配套投资需求。例如，以中国企业投资较为集中的矿产行业为例，由于政策规定原矿不能直接出口，为将原矿从远离城镇的工矿运输至加工地，企业往往不得不出资修建道，据测算，2016年，印尼的物流成本占了生产总值的25%。在印尼多数地区都存在电力供应能力不足问题，投资企业需要自备发电厂，综合投资成本与门槛较高。此外，印尼的腐败问题较为严重，企业生产经营过程面临的非制度性门槛很多，投资隐性成本偏高。 （三）面临与更早进入印尼的跨国资本和企业的激烈竞争
地处海上十字路口的东南亚历来是全球大国战略的必争之地，作为东南亚核心地带的印尼更是如此；中国的积极参与挑战了现有的势力范围分布，来自中国的投资必须直面与欧、美、日等在印尼市场深耕多年的传统投资大国的竞争。根据印尼官方统计数，2016年新加坡对印尼投资92亿美元，占印尼吸收外资的32%；日本投资54亿美元，约占19%；中国投资约27亿美元，占9%左右。新加坡作为地域面积狭小、紧邻印尼的东南亚投资大国，成为印尼第一大国并不意外；相比而言，日本投资是中国投资的最大竞争对手。日本自二战后就与印度尼西亚保持广泛而深入的合作；两国官方关系密切，往来频繁。近几年日本一直稳居印尼外资来源国前两位，在2013年还一度超过新加坡，成为印尼的最大外资来源国。日本与中国均积极参与印尼基础设施建设相关项目，印尼很多重大的基础设施项目的主要投标方都是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企业。例如雅万高铁最终就是在中日两个方案中反复角逐；虽然最终中方胜出，但日本也获得了雅加达到泗水中速铁路改建等项目。日本企业也积极布局参与印尼的港口通道建设、城市排水系统建设、高速公路建设等项目，与中国企业构成最直接的竞争关系。
（四）活跃的激进宗教势力和特殊的排华传统带来潜在隐患
印尼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占全国人口的80%，是全球穆斯林最多的国家；强硬派穆斯林和伊斯兰激进组织在全国的影响力一直很大，其中不乏极少数组织严密、破坏力极强的宗教极端主义组织，这是导致印尼恐怖袭击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佐科上台后，坚定维护世俗化和多元主义，并下令解散激进组织“伊斯兰解放党”，向强硬派穆斯林组织“伊斯兰捍卫者阵线”领袖里齐克发出通缉令，情况才相对好转。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到印尼投资时，必须特别警惕部分组织或地区潜存的反华排华传统。
三、新时期推动对印尼产能与基础设施合作的建议
在稳步推进“一带一路”与国际产能合作的新时期，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重点推动对印尼产能与基础设施合作。一是以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为先导，围绕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领域，重点推动中国企业参与印尼铁路、公路、港口建设，以及水电、热电及相关装备制造领域的投资合作。二是以港口工业园区建设为抓手，鼓励中国企业抱团出海，以产业集聚、共建共享降低在印尼不发达地区的综合投资成本，提高与地方政府的议价能力，推进相关产业链的全面布局。三是以服务能力建设为核心，完善政府对企业至印尼投资的指导和监督，支持建立相关投资促进机构，加强对赴印尼投资的咨询、规划和培训，提前建立应急情况处理机制。四是以促进两国民间互信为目标，积极推进两国教育、文化等各领域交流合作，建立多层次的民间交往体系，为经济领域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谢琳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