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8日，北京时间23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娜迪亚在美国华盛顿的国家新闻俱乐部召开发布会，这是她获奖之后首次亮相，“正义并不意味着杀光ISIS，而是让他们在法庭上受审，承认罪行。”她用库尔德语说。
　　作为英文翻译，未婚夫陪着她来到各国媒体前。这时，她已经平静许多，她家人对挪威《晚邮报》表示，得知获奖当天，她曾不知所措，“只是哭”，以至于无法说话。
　　三天前，25岁的娜迪亚成为伊拉克历史上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目前已在德国定居三年。
　　“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她被ISIS（伊斯兰国）杀害了。”在获奖声明中，娜迪亚说。天人永隔，是她的心结，她总共被ISIS夺走44名家人，雅兹迪族也一度被逼入种族灭绝的绝境，“至今还有1300名妇女和儿童被囚禁”。
　　获奖后，她的推特粉丝突破10万，她需要关注，但她更清楚，“只有同情不会改变世界”。
　　这个奖项照出了她所代表的苦难者的困境。如今，一个本来渐渐淡出公众视线的群体，再次为人关注，雅兹迪族战争性暴力受害者，是她们的共同标签。

“他们把我们当成动物”

　　灼热的风吹过尼尼微平原，雅兹迪人已在此生息数千年。他们属于库尔德族，说库尔德语。然而，伊拉克库尔德族多数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雅兹迪人则自有一套信仰。
　　娜迪亚和22岁的同胞巴夏尔所在的Kocho村，位于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以西的辛贾尔地区。娜迪亚曾憧憬当一名历史老师，或开一家美容院，但在2014年仲夏，席卷她家乡的ISIS，摧毁了她的世界、家庭和梦想。
　　ISIS一开始攻下摩苏尔时，前伊拉克国会议员Ameena Saeed Hasan认为，她的35万族胞会是安全的，“ISIS为什么会去辛贾尔？既没有石油也没其他资源。”
　　她错了。ISIS看中的是女人，性也是一种战争工具。
　　2014年8月3日凌晨2时，辛贾尔沦陷，两辆装满ISIS武装分子的白色丰田皮卡车不期而至，包围了Kocho村，他们声称，不会伤害村民。
　　2014年8月3日这一天，成了许多村庄生死的分水岭。很多雅兹迪人往山区逃，但位于辛贾尔最南部的Kocho村离山区很远，他们无处可逃。
　　2014年8月3日到15日期间，武装分子只是包围Kocho村，并没有闯入家中。娜迪亚的家人们也曾有过幻想，相信自己会像基督徒一样被对待，此前，ISIS允许基督徒和什叶派穆斯林带家当细软离开。
　　被围困的日子里，她从电视上看到，ISIS在屠杀其他村的雅兹迪族人，而即使成功逃出的族人，也在山区死于饥饿和干渴。“ISIS不将雅兹迪族人视为人，他们把我们当成动物”，随后那些不堪回首的遭遇让娜迪亚逐渐明白。
　　她想尽办法求生，联络不同机构，一遍遍拨号求援，但电话的另一端，一次次传回的是不确定或推诿。希望化为泡影。

　　2014年8月15日，一大队手持AK-47的黑衣人命令所有Kocho村民在学校集合，女性被单独隔离。
　　這是巴夏尔最后一次看到她的父亲和两个兄弟，10分钟后，巴夏尔听到了密集的枪响。而娜迪亚目睹了这血腥一刻，她是大家族里最小的妹妹，她8名哥哥中，有6人被子弹击中后脑勺。
　　这一天，在Kocho村，312名男子列成整齐长队被屠杀，这些年轻农夫的血，浸透了他们世代耕耘的土地。
　　作为战利品，娜迪亚和巴夏尔被挟持，登上前往摩苏尔的巴士。
　　在土路上颠簸前行中，ISIS武装分子开始对她们动手动脚、亲吻乃至于性侵，窗外日光明亮，车内黑暗翻滚。
　　如同灌满机油的精密机器，ISIS的奴隶体系此时开始高速运转。
　　超过1300名受害者，或坐或蜷缩在大理石地板上，一座昔日的婚礼场所沦为ISIS性奴批发地。三名武装分子持登记簿逐一统计，姓名、年纪、家乡、婚否、是否有孩子，甚至被逼问上一次月经，以排除她们怀孕的可能性——按照伊斯兰教法，如果奴隶怀孕，不能与她性交。
　　娜迪亚的噩梦，在一步步逼近。2015年2月，她接受VICE媒体采访时回忆，被囚在ISIS总部多日后，她和另外60名姑娘被分到两间房里等待交易。
　　在ISIS的性奴交易体系里，除了个人，还有批发商，一张张枯坐在破败舞厅里的性奴照片，被批发商制作成广告散发。娜迪亚回忆道，伊斯兰法庭主持性奴销售，ISIS武装分子在那儿能看到成册的性奴照片。
　　性奴不只被买卖，还会被当成奖品。叙利亚ISIS于2015年6月19日在推特宣称，《古兰经》背诵大赛，前三名的奖品都是女奴一名。
　　娜迪亚如愿被那个矮小男人带走，而巴夏尔则被一名40岁沙特男子以100英镑买走。这只是噩梦的开始。

逃脱和重生

　　性、纵欲，成为ISIS的招聘广告。人权律师Jacqueline Isaac说，在极度保守的穆斯林社会，随意性交和约会都被禁止，而在ISIS，这些戒条通通被以宗教的名义规避。 　　拒绝强奸的娜迪亚被烟头烫过，被枪指着头恐吓过。但是耻辱的事还是发生了。
　　“我再也无法承受更多性侵和虐待。”娜迪亚回忆道，“主人”命令娜迪亚衣不遮体，穿上暴露的衣装。第一次逃跑时，她被守卫发现，主人把她扔进满是守卫的房间，遭轮奸直至昏厥。“他们持续侵犯我的身体，直到我昏过去。”在接受BBC采访时忆起往事，她痛哭不已。
　　她做好了去死的准备，“我要求武装分子杀了我，可他们只想拿我们当性奴。”她挥之不去的噩梦，就是被凌辱时，还被迫跟着祈祷，背诵《古兰经》。
　　在被ISIS掳走前，这些女子有各自不同的人生，落入魔窟后，她们只剩共同的命运：泄欲工具。
　　娜迪亚终究从自杀的念头中拔出来了，她要活。一天，趁“主人”不在家，她撬开门锁，第二次逃跑，在摩苏尔的街头徘徊，寻找一个避难所。
　　“摩苏尔200万人，我不再相信谁会帮助我。”恐惧横亘在她面前，3个月的磨难，自由就在眼前。她站在一扇门前，命运全靠这次选择，开门的那个人是否愿意帮她，或者把她移交回ISIS？
　　开门的是天使。一个穆斯林家庭帮她躲藏，最终她靠着假证件一路过关，到了安全区，“他们无偿帮我，从没提过钱。”
　　不是每个人都像娜迪亚一样幸运。NGO德国-伊拉克联合救援组织创始人Mirza Danniyi说，ISIS建立的电子数据库，将奴隶像财产那样登记。如果有人逃走的话，ISIS的检查站、武装分子就会全面戒备。
　　巴夏尔的逃亡之路，比娜迪亚更艰难，她比娜迪亚晚一年半逃出，失败四次，仍然屡败屡逃。
　　在第三次逃跑失败后，巴夏尔被卖给了一个ISIS头目。巴夏尔的最后一个“主人”是一名外科医生，这时她获得一台手机，借此联系上了叔叔，叔叔为她向走私犯支付了7500美元的酬劳。
　　奔向自由之旅从不是坦途。迎着星光，巴夏尔带着娜迪亚的外甥女Katherine上路，赶往库尔德控制区。凌晨4时，Katherine踏上了地雷，当场丧命，巴夏尔也身负重伤。所幸，库尔德士兵发现了丧失知觉的巴夏尔，将她送往医院，医生移除了她的右眼，她脸部皮肤也因爆炸融化，永远留下了追逐自由的代价，“只要能逃离ISIS，就算失去双眼也值得。”
　　获救并不意味着摆脱厄运。ISIS宣称，“她们不会被社区接纳”。根据库尔德族宗教教规，不容许婚前性行为，即使因奸成孕也不可以堕胎。很多被害者担忧被未来的丈夫和家人遗弃，冒险做人流或修复处女膜手术，乃至于选择自杀。

“我个人的生命暂停了”

　　2015年，当德国其他州还在为百万难民争辩不休时，巴登·符登堡邦率先同意为雅兹迪妇女提供治疗和庇护，德国的21座城市为这些苦难的女人敞开胸怀。
　　娜迪亚和姐姐双双登记。
　　Kizilhan是这项跨国安置计划的执行人。10个月里，他率领15人团队，走遍Dohuk附近24个难民营，光他本人，就访谈了1403名雅兹迪族受害者。Kizilhan说，三项条件决定了谁是幸运儿：曾被ISIS绑架、遭受过严重的心理创伤、在德国能有相应的治疗条件。
　　“这计划是德国史上头一回，一个州政府在国际事务上独立于柏林中央政府决策。”Mirza Danniyi说，他负责的NGO协助州政府安置上千受害妇孺。
　　2015年2月，娜迪亚在难民营首次接受媒体采访，让雅兹迪女性遭遇的惨况得以曝光。此后，在难民营待了将近一年后，娜迪亚和姐姐获得难民庇护资格，去德国接受治疗。
　　“至今在迁往德国的妇女们中，无一例自杀。她们已经得救，她们向往活得更好。”Kizilhan说，1100多名受害者被安置到德国的三个州，接受2到3年的治疗后，如果她们想留在德国，便将获得无限制的居留权。
　　娜迪亚选择了为她们站出来，不惜一再自揭伤疤，指证ISIS暴行。在NGO雅兹达帮助下，2015年12月，她在联合国安理会现场证言;2016年5月，在世界人道峰会上演讲;随后获得2016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2016年9月，被联合国任命为“贩运人口幸存者尊严问题”亲善大使，这是联合国第一次为暴行幸存者授此殊荣。
　　这意味着，她要在公众场合反复重温噩梦。2016年3月9日，她在联合国证言，“我身心俱疲，就像许多出面控诉的雅兹迪女孩一样，为了追求正义公理，我个人的生命暂停了，我没有专心自我康复，或设法在德国重建生活，我们的决定附带着很大的代价。”
　　娜迪亚的揪心遭遇，上了世界各地的头条，她成了雅兹迪族最著名的代言人，四海奔波，请求国际社会解救族人。目前，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有超过30万雅兹迪人，大部分居住在难民营，只有7万人返回家乡，“而辛贾尔还有45个万人坑未被清理”。

“雅兹迪人等不了了”

　　这是一场漫长且自讨苦吃的抗争。
　　“可悲的是，大多数领导人表示同情并提供口頭支持，但很少采取实质性行动。政治的限制，导致他们无所作为。”她在基金会官网上如此阐述创建“辛贾尔行动基金”的初衷，各国领导人缺乏意愿，让她对向国际社会求援的挫败感增加了。
　　所幸，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在阿拉穆丁协助下，娜迪亚对当年施暴于她的ISIS和其指挥官提出起诉。阿拉穆丁是好莱坞影星乔治·克鲁尼的妻子，她是一名国际人权律师，自2016年以来，一直担任娜迪亚和其他雅兹迪幸存者的法律顾问，为雅兹迪人权益奔走。“我2015年认识她时，她一直哭，表现得非常柔弱。”阿拉穆丁回忆，如今，这两个并肩的战友，正“寻求把ISIS送上国际法庭，以战犯身份受审，追究他们对雅兹迪人犯下的罪行，包括危害人类罪、种族灭绝、性奴役、招募儿童兵以及其他战争罪”。
　　安理会于2017年9月21日一致通过第2379（2017）号决议，对“伊斯兰国”针对雅兹迪人的种族清洗罪行进行国际调查。
　　第一次亮相联合国的那个月，2015年12月，娜迪亚开通推特，这儿成了她和公众对话最直接的平台。她在推特展示每天的工作成果。
　　渡往光明彼岸之旅，暗礁密布。2017年1月，协助加拿大政府跨国安置ISIS性奴的NGO雅兹达被库尔德当局关闭，原因是“涉足政治活动”。“（关闭）让超过600名雅兹迪族女性陷入治疗中断的困境，如果没有我们的治疗专家，很多人会选择自杀。”雅兹达执行主席Murad Ismael说。
　　所幸，不到半个月，库尔德当局解除了对雅兹达的禁令，声称是“误解”。
　　这场波折昭示着，受害者的命运并不因获救而走向光明，地区政治、宗族陋见、利益捆绑，无一不给她们的重生路投射着阴影。

　　娜迪亚的自传《最后一个女孩》于2017年出版，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2018年8月19日，在那个血色八月过去4年后，娜迪亚踏上新的人生路：和阿比德订婚。
　　娜迪亚的生活有了更多的可能性，雅兹迪族的未来还悬而未决，至今还有1300名妇孺被囚禁，20多万人流离失所。
　　（刘佳荐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