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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戴震诗说著述宏富，成就较大，而目前对戴震诗说方面的研究仍存在一些值得继续探讨的地方。对目前存在的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可以认为戴震说诗时所看重的应为考证名物字义而并非探讨诗旨，戴震的说诗代表作《毛郑诗考正》并非宗毛宗郑之作，戴震在中晚年对朱熹学术并非全面痛诋。
关键词：戴震；诗说；问题探讨
中图分类号：1207.22 文献标识码：A
诗说在戴震经学中地位显赫，不过，目前对戴震诗说方面的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值得继续探讨，如考证名物字义与探讨诗旨在戴震诗说中的畸轻畸重问题，戴震在说诗代表作《毛郑诗考正》中的宗毛宗郑问题，以及戴震在中晚年对朱熹的学术取向问题等，历来不少论述有失公允，本文拟结合戴震诗说作品来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方家正之。
一
戴震诗说作品较多，他在这些作品中主要从考证名物字义与探讨诗旨两个方面进行说诗。有关考证名物字义与探讨诗旨在戴震诗说中的畸轻畸重问题，当今不少学者指出，戴震说诗时最为看重诗旨问题。不过，通过分析戴震诗说作品可以发现，此观点有欠稳妥，佐证有二。
一、戴震《毛诗补传·序》云：
今就全诗考其名物字义于各章之下，不以作诗之意衍其说。盖名物字义，前人或失之者，可以详核而知。古籍具在，有明证也。作诗之意，前人或失之者，非论其世、知其人，固难以臆见定也。姑以夫子之蔽夫《三百》者，各推而论之，以附于篇题后。
戴震认为考证名物字义具有可行性，而探讨诗旨较为棘手，因此，戴震在《毛诗补传》中对诗旨所采取的做法为：“姑以夫子之蔽夫《三百》者，各推而论之”，其中，“姑”应为姑且、暂且之意。由是言之，对诗旨之解，戴震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而他考证名物字义就要显得自信得多，由于探讨诗旨是历来解诗的一部分，因此戴震也就不想回避。
二、戴震著《毛诗补传》后不久，又从《毛诗补传》中“别录书内辨证成一秩”而成《毛郑诗考正》。《毛郑诗考正》中内容全为考证名物字义，未有一处直接考证诗旨，虽有少数处间接地探讨诗旨，但只是在考证名物字义的基础上附带论及。若戴震看重诗旨研究，那么《毛郑诗考正》中为何没有一处直接论述诗旨?因此。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戴震说诗时所看重的应为考证名物字义而并非探讨诗旨。此问题也可从梁启超对清代诗经学的如下论述中获得一些启示：
总括起来，清儒的诗学，训诂名物方面，我认为成绩很优良；诗旨方面，却不能满意，因为受毛序束缚太过了。但研究诗旨，却不能有何种特别的进步的方法，大约索性不去研究倒好。戴东原说：“就全诗考其字义名物于各章之下，不必以作诗之意衍其说。盖字义名物，前人或失之者，可以详核而知，古籍具在，有明证也。作诗之意，前人既失其传者，难以臆见定也。”我想，往后研究《诗经》的人，只好以东原这话自甘。
梁启超认为，清代诗经学的成绩体现在训诂名物上，由于没有先进的方法，清代诗经学者对诗旨就大约索性不做研究，并引戴震之语来说明，实际上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戴震说诗的重头戏应为考证名物字义。
有学者认为。戴震毕生的学术路线为“以字通词、以词通道”，由于考证名物字义属于戴震的以字通词部分，探讨诗旨属于戴震的以词通道部分，因此，戴震说诗时更为重视诗旨研究。笔者以为，戴震说诗时的考证名物字义属于以字通词固然不假。但探讨诗旨是否属于以词通道就值得推敲。因为戴震所言之道极为复杂，戴震本人都未曾清楚地表白，他所表达的只是诸如“道在六经”等这些较为宽泛的概念。既然考证名物字义与戴震所追逐的道并不一定直接挂上钩，那么考证名物字义是否显得意义不大?当然不是。其一，考证名物字义对戴震而言极为重要。戴震“自少时家贫，不获亲师”，也并非场屋高手，诸因素对戴震的学术发展较为不利。戴震由一名默默无闻、甚至有些迂腐的年轻书生(三十七岁参加乡试时，考官欲令出门下，他竟不知避忌置之，发展到鼎鼎有名的大学者，完全依赖于本人极为扎实、极为深厚的学术功底，而这种学术功底就是考据学。梁启超认为戴震的学术精华为言理之作，余皆筌蹄耳(笔者按：梁氏所言之“余”包括戴震所有的考据学作品)，不著不足为轻，这种蠹生于木还食其木的观点，并非持平之论。其二，考证名物字义对说诗也至关重要。孔子曾提出学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虽然解诗之鹄的是为了获求诗旨，但理解诗旨应以名物字义为津筏，离开它来求诗旨实为缘木求鱼。因此，历来说诗者都很重视名物字义的考释，清代焦循曾提出：“训诂之不明，则诗辞不可解，必通其辞而诗人之旨可绎而思也。”闻一多认为：“一首诗全篇都明白，只剩一个字，仅仅一个字没有看懂，也许那一个字就是篇中最要紧的字，诗的好坏，关键全在它。所以，每读一首诗，必须把那里每个字的意义都追问透彻，不许存下丝毫的疑惑——这态度在原则上总是不错的。”当代学者向熹主张：“《诗经》语言研究是基础，十分重要。不把《诗经》里的字、词、句真正弄懂，其他往往不免隔靴搔痒。”因此，历代不少说诗者都很重视名物字义的考释，这方面的著作也层出不穷。
二
要判断《毛郑诗考正》是否为宗毛宗郑之作，就应将戴震在《毛郑诗考正》中对毛《传》与郑《笺》的解经取向作仔细梳理。《毛郑诗考正》是挑选《毛诗补传》中的部分内容进一步考订而成，在著述体例上为散论式，即逐条罗列值得考证的内容进行考证。戴震考证时多所征引毛《传》、郑《笺》之说，而他在征引的每一条内容中都对毛《传》或郑《笺》作了取舍。如戴震有时对毛《传》或郑《笺》的合理观点进行肯定。《周南·关雎》二章，戴震同意《传》对“流”的训释：
《传》：“流，求也。”震按：义本《尔雅》。考诗意，谓荇菜生流水之次，有洁濯之美，可以当求取耳。《大雅·下武》首章，戴震同意《笺》对“下”的训释：
《笺》云：“下，犹后也。”震按：自上世数而下，故“下”有“后”义，“下武”，谓继承步武，故曰“世有哲王”。《国语》：“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注》亦云：“下，后也。”屈原《离骚》之赋曰“及前王之踵武”。戴震有时对《传》或《笺》的有误之说加以修订，《小雅·十月之交》八章，戴震认为《传》误解“悠悠”与“里”之义：
《传》：“悠悠，忧也。里，居也。疼，病也。”震按：悠悠，长也。里，如《云汉》篇云“如何里”之“里”。古字“里”、“悝”通。忧也。言忧之长至于甚病。
《邶风·雄雉》四章，戴震认为《笺》误解“君子”之义：
震按：上言“展矣君子”，既妇人谓夫之称，此君子不当如《笺》说为众君子。盖“百尔君子”谓凡所为之在君子者也。道远不来，今既不知君子之德行矣，然念其平日之不忮不求，有素履可信者如是，则亦焉往不善乎?又美之而以自慰也。
戴震有时在同一条中既对《传》或《笺》的合理观点进行肯定，又对《传》或《笺》的有误说解加以修订，即同一条中同意与修订兼有，《大雅·生民》五章，戴震训“方”时对《传》与《笺》作了修订，训“苞”时从《传》与《笺》之说，训“种”时从《笺》之说： 《传》：“方，极亩也。苞，本也。种，杂种也。衰，长也。发，尽发也。不荣而实日秀。颖，垂颖也。栗，其实栗果然。”《笺》云：“方，齐等也。苞，亦茂也。种，生不杂也。衰，枝叶长也。发，发管时也。粟，成就也。”震按：“实方”当与《大田》篇“既方”互考。“方”皆读为“房”，谷实外稃甲谓之“房”。“既房”，言既生稃甲时，“实房”，言生意欲萌未解稃甲时，即所谓“实函斯活”也。“实苞”，当与诗中凡言“苞”者互考，皆丛生丰致根相连错之谓。今方言犹呼丛为本，与《传》合。《尔雅》云：“苞，丰也。”“苞，缜也。”“如竹箭日苞。”义互相足。《鸨羽》篇《笺》云：“缜者，根相迫迮桐致也。”孙炎云：“物丛生日苞，齐人名日缜。”“实苞”，即所谓“绎绎其达”时也。“种”当如《笺》说。
笔者曾对《毛郑诗考正》中的取舍情况做过统计(为便于操作，笔者对戴震《毛郑诗考正》中征引《传》或《笺》的每一条内容进行统计)，结果如下：
由上表可见，戴震在征引《传》的113条内容中，有45条同意《传》之说，64条修订《传》之说，4条同意与修订兼有；在征引《笺》的79条内容中，有40条同意《笺》之说，36条修订《笺》之说，3条同意与修订兼有。由于《毛郑诗考正》在征引《传》、《笺》时褒贬几为参半，因此，《毛郑诗考正》并非宗毛宗郑之作，若为宗毛宗郑之作，那么即使不奉毛、郑为圭臬而不越雷池半步，至少也是从毛、郑者十之八、九。而从上述梳理中可见，戴震对毛、郑的态度可谓不偏不倚，既能肯定确说又能修订误说，继承与批判几乎均衡。陈澧认为戴震治诗时“不拘守毛、郑，亦不拘守朱《传》，戴氏之学可谓无偏党矣”，郑中孚在为《毛郑诗考正》写提要时云：“是书于毛《传》、郑《笺》无所专主，多自以己意考证。”此二说不谋而合，洵为的论。而当今有些学者论及此问题时，既未对《毛郑诗考正》这一作品作仔细梳理，又未目睹诸如清人对《毛郑诗考正》的评价性资料，因而得出了《毛郑诗考正》为宗毛宗郑之作这种不察之论。
三
若将《毛诗补传》与《杲溪诗经补注》相较(由于《杲溪诗经补注》仅存《周南》、《召南》二卷，因此，只能对此二卷内容加以比较)，可以发现戴震对朱熹的态度有显著变化，表现有二：一，《杲溪诗经补注》引用朱熹之说的次数比《毛诗补传》显著增多，《毛诗补传》中《周南》、《召南》共引用《诗集传》9次(《周南》7次，《召南》2次)，同意或作为异说并存的有5次，反对的有3次，作为印证材料的有1次；《杲溪诗经补注》中《周南》、《召南》共引用《诗集传》36次(《周南》16次，《召南》20次)，比《毛诗补传》多出27次，同意或作为异说并存的有10次，吸收《诗集传》之说并有所发展的有7次，反对的有18次，作为印证材料的有1次。二，《杲溪诗经补注》注释的最大特点是：“是书采辑毛《传》、郑《笺》、朱《传》三家之说于经文之下，而自为说以发明之。”戴震将《传》、《笺》以及《诗集传》并列时，多有取舍，如《周南·螽斯》三章云：
毛《传》曰：“揖揖，会聚也。蛰蛰，和集也。”《集传》曰：“蛰蛰，亦多意。”震按：毛《传》是也。《周南·兔置》首章云：
震按：毛、郑以“肃肃兔置”为其人之不忘恭敬，《集传》以为置之整饬，《集传》是也。《周南·麟趾》首章云：
震按：振振，容仪之盛也。郑《笺》谓公子“有似于麟”。《集传》以麟喻文王后妃之仁，以趾喻公子。《笺》说是也。
类情况可列表如下：
有时，《呆溪诗经补注》对《传》、《笺》与《诗集传》的部分内容加以肯定，如《召南·小星》首章，《杲溪诗经补注》先征引毛《传》、郑《笺》以及朱熹《诗集传》来进行说解，后加按语：“上二言，《集传》是也。下三言，毛、郑是也。”
上述这些情况均有力凸现出一个重要事实——朱熹在戴震《果溪诗经补注》中的地位有了陡升，其地位可与《传》、《笺》相颉颃。据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记载，《杲溪诗经补注》为戴震四十四岁时所作，戴震此时已迈人中晚年时期，可见戴震中晚年在解经上并非弃朱熹于不顾。
戴震曾著有《中庸补注》，据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记载，该作为癸未以前所为，癸未年戴震四十一岁，因此，《中庸补注》与《罘溪诗经补注》的著述时间较为接近，均为戴震中晚年作品(《中庸补注》为戴震言理之作，不会离癸未年太远)。值得注意的是，戴震在《中庸补注》中主要引用郑玄之说，众所周知，朱熹诗说虽在《诗经》学史上地位显赫，但与《四书集注》相较又有轩轾之分，因为南宋理宗以后中国社会数百年的主导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朱熹《四书集注》的阐发、组织与传播。按理说，戴震著《中庸补注》应该会吸纳朱熹《四书集注》中《中庸集注》的说解，可恰恰相反的是，戴震在《中庸补注》中对朱熹的《中庸集注》置若罔闻，这与戴震在同时期作品《杲溪诗经补注》中对朱熹的重视态度迥乎不同。有力彰显出戴震中晚年对朱熹的态度呈现出多面性——在义理学方面对朱熹弃之不理，在义理学外的其它经学方面则较为重视，因此，戴震中晚年反对朱熹具有选择性，并非全面痛诋。业师杨应芹先生曾对此问题做过精辟论述，他指出：戴震对朱熹的学术批判，主要在于唯心主义的认识观与理欲观两个方面。就上论可见，此语深中肯綮。
责任编辑 吴 勇
关键词：戴震；诗说；问题探讨
中图分类号：1207.22 文献标识码：A
诗说在戴震经学中地位显赫，不过，目前对戴震诗说方面的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值得继续探讨，如考证名物字义与探讨诗旨在戴震诗说中的畸轻畸重问题，戴震在说诗代表作《毛郑诗考正》中的宗毛宗郑问题，以及戴震在中晚年对朱熹的学术取向问题等，历来不少论述有失公允，本文拟结合戴震诗说作品来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方家正之。
一
戴震诗说作品较多，他在这些作品中主要从考证名物字义与探讨诗旨两个方面进行说诗。有关考证名物字义与探讨诗旨在戴震诗说中的畸轻畸重问题，当今不少学者指出，戴震说诗时最为看重诗旨问题。不过，通过分析戴震诗说作品可以发现，此观点有欠稳妥，佐证有二。
一、戴震《毛诗补传·序》云：
今就全诗考其名物字义于各章之下，不以作诗之意衍其说。盖名物字义，前人或失之者，可以详核而知。古籍具在，有明证也。作诗之意，前人或失之者，非论其世、知其人，固难以臆见定也。姑以夫子之蔽夫《三百》者，各推而论之，以附于篇题后。
戴震认为考证名物字义具有可行性，而探讨诗旨较为棘手，因此，戴震在《毛诗补传》中对诗旨所采取的做法为：“姑以夫子之蔽夫《三百》者，各推而论之”，其中，“姑”应为姑且、暂且之意。由是言之，对诗旨之解，戴震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而他考证名物字义就要显得自信得多，由于探讨诗旨是历来解诗的一部分，因此戴震也就不想回避。
二、戴震著《毛诗补传》后不久，又从《毛诗补传》中“别录书内辨证成一秩”而成《毛郑诗考正》。《毛郑诗考正》中内容全为考证名物字义，未有一处直接考证诗旨，虽有少数处间接地探讨诗旨，但只是在考证名物字义的基础上附带论及。若戴震看重诗旨研究，那么《毛郑诗考正》中为何没有一处直接论述诗旨?因此。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戴震说诗时所看重的应为考证名物字义而并非探讨诗旨。此问题也可从梁启超对清代诗经学的如下论述中获得一些启示：
总括起来，清儒的诗学，训诂名物方面，我认为成绩很优良；诗旨方面，却不能满意，因为受毛序束缚太过了。但研究诗旨，却不能有何种特别的进步的方法，大约索性不去研究倒好。戴东原说：“就全诗考其字义名物于各章之下，不必以作诗之意衍其说。盖字义名物，前人或失之者，可以详核而知，古籍具在，有明证也。作诗之意，前人既失其传者，难以臆见定也。”我想，往后研究《诗经》的人，只好以东原这话自甘。
梁启超认为，清代诗经学的成绩体现在训诂名物上，由于没有先进的方法，清代诗经学者对诗旨就大约索性不做研究，并引戴震之语来说明，实际上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戴震说诗的重头戏应为考证名物字义。
有学者认为。戴震毕生的学术路线为“以字通词、以词通道”，由于考证名物字义属于戴震的以字通词部分，探讨诗旨属于戴震的以词通道部分，因此，戴震说诗时更为重视诗旨研究。笔者以为，戴震说诗时的考证名物字义属于以字通词固然不假。但探讨诗旨是否属于以词通道就值得推敲。因为戴震所言之道极为复杂，戴震本人都未曾清楚地表白，他所表达的只是诸如“道在六经”等这些较为宽泛的概念。既然考证名物字义与戴震所追逐的道并不一定直接挂上钩，那么考证名物字义是否显得意义不大?当然不是。其一，考证名物字义对戴震而言极为重要。戴震“自少时家贫，不获亲师”，也并非场屋高手，诸因素对戴震的学术发展较为不利。戴震由一名默默无闻、甚至有些迂腐的年轻书生(三十七岁参加乡试时，考官欲令出门下，他竟不知避忌置之，发展到鼎鼎有名的大学者，完全依赖于本人极为扎实、极为深厚的学术功底，而这种学术功底就是考据学。梁启超认为戴震的学术精华为言理之作，余皆筌蹄耳(笔者按：梁氏所言之“余”包括戴震所有的考据学作品)，不著不足为轻，这种蠹生于木还食其木的观点，并非持平之论。其二，考证名物字义对说诗也至关重要。孔子曾提出学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虽然解诗之鹄的是为了获求诗旨，但理解诗旨应以名物字义为津筏，离开它来求诗旨实为缘木求鱼。因此，历来说诗者都很重视名物字义的考释，清代焦循曾提出：“训诂之不明，则诗辞不可解，必通其辞而诗人之旨可绎而思也。”闻一多认为：“一首诗全篇都明白，只剩一个字，仅仅一个字没有看懂，也许那一个字就是篇中最要紧的字，诗的好坏，关键全在它。所以，每读一首诗，必须把那里每个字的意义都追问透彻，不许存下丝毫的疑惑——这态度在原则上总是不错的。”当代学者向熹主张：“《诗经》语言研究是基础，十分重要。不把《诗经》里的字、词、句真正弄懂，其他往往不免隔靴搔痒。”因此，历代不少说诗者都很重视名物字义的考释，这方面的著作也层出不穷。
二
要判断《毛郑诗考正》是否为宗毛宗郑之作，就应将戴震在《毛郑诗考正》中对毛《传》与郑《笺》的解经取向作仔细梳理。《毛郑诗考正》是挑选《毛诗补传》中的部分内容进一步考订而成，在著述体例上为散论式，即逐条罗列值得考证的内容进行考证。戴震考证时多所征引毛《传》、郑《笺》之说，而他在征引的每一条内容中都对毛《传》或郑《笺》作了取舍。如戴震有时对毛《传》或郑《笺》的合理观点进行肯定。《周南·关雎》二章，戴震同意《传》对“流”的训释：
《传》：“流，求也。”震按：义本《尔雅》。考诗意，谓荇菜生流水之次，有洁濯之美，可以当求取耳。《大雅·下武》首章，戴震同意《笺》对“下”的训释：
《笺》云：“下，犹后也。”震按：自上世数而下，故“下”有“后”义，“下武”，谓继承步武，故曰“世有哲王”。《国语》：“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注》亦云：“下，后也。”屈原《离骚》之赋曰“及前王之踵武”。戴震有时对《传》或《笺》的有误之说加以修订，《小雅·十月之交》八章，戴震认为《传》误解“悠悠”与“里”之义：
《传》：“悠悠，忧也。里，居也。疼，病也。”震按：悠悠，长也。里，如《云汉》篇云“如何里”之“里”。古字“里”、“悝”通。忧也。言忧之长至于甚病。
《邶风·雄雉》四章，戴震认为《笺》误解“君子”之义：
震按：上言“展矣君子”，既妇人谓夫之称，此君子不当如《笺》说为众君子。盖“百尔君子”谓凡所为之在君子者也。道远不来，今既不知君子之德行矣，然念其平日之不忮不求，有素履可信者如是，则亦焉往不善乎?又美之而以自慰也。
戴震有时在同一条中既对《传》或《笺》的合理观点进行肯定，又对《传》或《笺》的有误说解加以修订，即同一条中同意与修订兼有，《大雅·生民》五章，戴震训“方”时对《传》与《笺》作了修订，训“苞”时从《传》与《笺》之说，训“种”时从《笺》之说： 《传》：“方，极亩也。苞，本也。种，杂种也。衰，长也。发，尽发也。不荣而实日秀。颖，垂颖也。栗，其实栗果然。”《笺》云：“方，齐等也。苞，亦茂也。种，生不杂也。衰，枝叶长也。发，发管时也。粟，成就也。”震按：“实方”当与《大田》篇“既方”互考。“方”皆读为“房”，谷实外稃甲谓之“房”。“既房”，言既生稃甲时，“实房”，言生意欲萌未解稃甲时，即所谓“实函斯活”也。“实苞”，当与诗中凡言“苞”者互考，皆丛生丰致根相连错之谓。今方言犹呼丛为本，与《传》合。《尔雅》云：“苞，丰也。”“苞，缜也。”“如竹箭日苞。”义互相足。《鸨羽》篇《笺》云：“缜者，根相迫迮桐致也。”孙炎云：“物丛生日苞，齐人名日缜。”“实苞”，即所谓“绎绎其达”时也。“种”当如《笺》说。
笔者曾对《毛郑诗考正》中的取舍情况做过统计(为便于操作，笔者对戴震《毛郑诗考正》中征引《传》或《笺》的每一条内容进行统计)，结果如下：
由上表可见，戴震在征引《传》的113条内容中，有45条同意《传》之说，64条修订《传》之说，4条同意与修订兼有；在征引《笺》的79条内容中，有40条同意《笺》之说，36条修订《笺》之说，3条同意与修订兼有。由于《毛郑诗考正》在征引《传》、《笺》时褒贬几为参半，因此，《毛郑诗考正》并非宗毛宗郑之作，若为宗毛宗郑之作，那么即使不奉毛、郑为圭臬而不越雷池半步，至少也是从毛、郑者十之八、九。而从上述梳理中可见，戴震对毛、郑的态度可谓不偏不倚，既能肯定确说又能修订误说，继承与批判几乎均衡。陈澧认为戴震治诗时“不拘守毛、郑，亦不拘守朱《传》，戴氏之学可谓无偏党矣”，郑中孚在为《毛郑诗考正》写提要时云：“是书于毛《传》、郑《笺》无所专主，多自以己意考证。”此二说不谋而合，洵为的论。而当今有些学者论及此问题时，既未对《毛郑诗考正》这一作品作仔细梳理，又未目睹诸如清人对《毛郑诗考正》的评价性资料，因而得出了《毛郑诗考正》为宗毛宗郑之作这种不察之论。
三
若将《毛诗补传》与《杲溪诗经补注》相较(由于《杲溪诗经补注》仅存《周南》、《召南》二卷，因此，只能对此二卷内容加以比较)，可以发现戴震对朱熹的态度有显著变化，表现有二：一，《杲溪诗经补注》引用朱熹之说的次数比《毛诗补传》显著增多，《毛诗补传》中《周南》、《召南》共引用《诗集传》9次(《周南》7次，《召南》2次)，同意或作为异说并存的有5次，反对的有3次，作为印证材料的有1次；《杲溪诗经补注》中《周南》、《召南》共引用《诗集传》36次(《周南》16次，《召南》20次)，比《毛诗补传》多出27次，同意或作为异说并存的有10次，吸收《诗集传》之说并有所发展的有7次，反对的有18次，作为印证材料的有1次。二，《杲溪诗经补注》注释的最大特点是：“是书采辑毛《传》、郑《笺》、朱《传》三家之说于经文之下，而自为说以发明之。”戴震将《传》、《笺》以及《诗集传》并列时，多有取舍，如《周南·螽斯》三章云：
毛《传》曰：“揖揖，会聚也。蛰蛰，和集也。”《集传》曰：“蛰蛰，亦多意。”震按：毛《传》是也。《周南·兔置》首章云：
震按：毛、郑以“肃肃兔置”为其人之不忘恭敬，《集传》以为置之整饬，《集传》是也。《周南·麟趾》首章云：
震按：振振，容仪之盛也。郑《笺》谓公子“有似于麟”。《集传》以麟喻文王后妃之仁，以趾喻公子。《笺》说是也。
类情况可列表如下：
有时，《呆溪诗经补注》对《传》、《笺》与《诗集传》的部分内容加以肯定，如《召南·小星》首章，《杲溪诗经补注》先征引毛《传》、郑《笺》以及朱熹《诗集传》来进行说解，后加按语：“上二言，《集传》是也。下三言，毛、郑是也。”
上述这些情况均有力凸现出一个重要事实——朱熹在戴震《果溪诗经补注》中的地位有了陡升，其地位可与《传》、《笺》相颉颃。据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记载，《杲溪诗经补注》为戴震四十四岁时所作，戴震此时已迈人中晚年时期，可见戴震中晚年在解经上并非弃朱熹于不顾。
戴震曾著有《中庸补注》，据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记载，该作为癸未以前所为，癸未年戴震四十一岁，因此，《中庸补注》与《罘溪诗经补注》的著述时间较为接近，均为戴震中晚年作品(《中庸补注》为戴震言理之作，不会离癸未年太远)。值得注意的是，戴震在《中庸补注》中主要引用郑玄之说，众所周知，朱熹诗说虽在《诗经》学史上地位显赫，但与《四书集注》相较又有轩轾之分，因为南宋理宗以后中国社会数百年的主导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朱熹《四书集注》的阐发、组织与传播。按理说，戴震著《中庸补注》应该会吸纳朱熹《四书集注》中《中庸集注》的说解，可恰恰相反的是，戴震在《中庸补注》中对朱熹的《中庸集注》置若罔闻，这与戴震在同时期作品《杲溪诗经补注》中对朱熹的重视态度迥乎不同。有力彰显出戴震中晚年对朱熹的态度呈现出多面性——在义理学方面对朱熹弃之不理，在义理学外的其它经学方面则较为重视，因此，戴震中晚年反对朱熹具有选择性，并非全面痛诋。业师杨应芹先生曾对此问题做过精辟论述，他指出：戴震对朱熹的学术批判，主要在于唯心主义的认识观与理欲观两个方面。就上论可见，此语深中肯綮。
责任编辑 吴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