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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今天的新闻工作者，我有一个“论”，叫做“一重三有”。“一重”是重人格；“三有”是有作品、有理论、有影响。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价值多元、新技术革命、与世界接轨等等，伟大的时代潮流，给我们的社会生活、职业要求、道德规范和思想意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我以为我们的媒体、我们的新闻工作者面临着与以往许多年间都不同的、方方面面的、前所未有的考验。
重人格。这个问题之所以要特别地提出来，是因为实际生活中，我们的新闻队伍中，已经和正在出现各种各样人格缺失甚至很没有人格的人和事，在削弱、贬损、毁坏着新闻和新闻工作者名字的神圣性。
比较而言，新闻界如果堕落，其危害将烈于其他各界，因为新闻工作者是社会良知的体现和保证。如果记者的工作——我们手中的笔、我们的文字和出版物与金钱挂上钩甚至为金钱所引诱、所左右，那么社会良知的捍卫和光大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平民意识、人文关怀、良知呼吁，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已经出现了相当严重的缺失。强调人格意识的广大新闻工作者，就要清醒并坚守这崇高的精神阵地。
比如：中国的老百姓（农村的农民、城市的下岗职工，等等）很苦，是真正的弱势群体，那么，谁去关心他们？他们争取合法权益的时候谁去保护他们、支持他们？又比如：企业的局部利益与环境保护的全局利益是一对永久性的矛盾，而且往往总是“局部重要的前者”有着众多有力的支持者，而“更为重要的后者”却显得软弱无力，请问：谁来坚决地无私地捍卫这环境保护的全局利益呢？等等。大原则在前，我想新闻工作者理应当仁不让，责无旁贷。
人格云云，在涉及我们面对自身和社会两个方面的时候具体地体现出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利天下”（孟子·《尽心上》）这条古训我认为可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
有作品。这里的“作品”包括一篇篇文章、稿件，也包括一幅幅版面、一张张报纸、一期期刊物、一个个视听节目，总之是新闻工作者脑力劳动成果的外化体现。
一个有志于从事新闻事业的人，一定要使名字活在自己的作品上。这里有三层意思：一是“作品”，二是“自己的”，三是“活”。新闻工作者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空洞的话不顶用，要出东西，要出经过自己艰苦劳动而得来的东西，要出与以往相比、与他人相比不断有新内容的东西。
我30多年间，发表过各类作品（评论、杂文居多）2000多篇，真正有些分量、放得住的，我估计超不过10％——200篇，这是很令我惭愧的，但我不后悔，所谓“沙里淘金”，因为如果没有前头的2000篇，那就不可能有这后头的200篇。
今天提出“有作品”，还有一层新的含义：那就是随着因特网等科技的进步，原创成了问题，不少人投机取巧，找捷径，甚至从网上直接下载他人的东西，拼凑成所谓自己的东西，这无疑是一种非常可耻的行为。
还有一种新的倾向：多少年前，“一稿‘两’投”都是被反对和嘲笑的做法，而如今有的作者热衷于搞“急就章”、肤皮潦草——下载一个新闻加上几句议论就“来一篇”，通过电子邮件搞“群发”，一发就是几十家媒体，满天撒网，“广种薄收”，总可以碰上一两家能刊用，得到稿费的。这种做法，扰乱了媒体，此其一；贬低了作者自己的形象，此其二。
打个比方，市场经济了，你有一条鱼，你可以把它拿到任何一个你认为有钱可赚的市场上去卖，但不可以也不可能一条鱼同时放到2个3个乃至5个6个市场去！但是现实情况是：作者与媒体都无规矩，一方面都市报、晚报、时报几百家、上千家，比比皆是，用稿量很大，时评更有什么“即日稿”，媒体来不及认真仔细选择；另一方面又没有退稿制度，作者的道德建设等等如今更是谈不上，于是这种粗制滥造、“群发投稿”将难以消灭。
但是，这与真正有价值的“出作品”，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任何一个严肃的新闻工作者都不屑为之。
有理论。新闻工作者如同别的社会行当一样，要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总结和提高，那就要有“论”。
新闻工作者努力总结、条理出自己的“论”来，是理所当然的。这些理论可以不是最精当、最科学的，但确是自己的东西，我认为应当争取。
在30多年的杂文、评论写作、编辑实践中，我总结出了一些自己的“论”，比如：关于杂文、言论的“三功能论”（匕首、投枪、解剖刀，鼓点、红旗、冲锋号，书本、乐曲、软饮料）、“四要素论”（情感、哲理、文采、形象）、关于言论创作的“花环论”（到现实生活中去，撷取一朵又一朵、一片又一片带着露珠的鲜花和嫩叶，编织成理性的花环，再献给读者）、“味精论”（在言论写作中讲究知识和情趣）、“包子饺子论”（文章的样式避免总是论点－论据－结论“三段式”，要做到有变化，比如通信、评点、对话等等），以及关于文体问题的“陶冶论”（用优美的散文陶冶尖锐的杂文，用活泼的杂文陶冶严肃的评论）和“两化论”（杂文时评化则杂文死，时评杂文化则时评活）等等，这些“论”可能不那么准确、不那么深刻和理性，但带有我自己的特色，是我这个具体的“新闻人”、“报刊人”自己长期从事文字工作、编辑工作的经验提炼，甘苦自知且屡试不爽。
有影响。一个人的作品如果发表出去之后石沉大海，毫无反响，那是不好的。影响大小的衡量标准，获奖是其一，产生积极的社会反响是其二。
一般而言，好的新闻作品应当而且能获得相应层次的奖项，比如省级的奖，专业性报刊的奖，全国省、区党报的奖，中国新闻奖等等。我们的现状是僧多粥少，新闻评奖现在仍有数量限制，一个人获得太多奖不可能，但如果搞了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新闻工作，连一个、几个像样的奖都没有拿到，那也就实在说不过去。
作品的影响，归根到底要反映在社会效果上。比如一篇正面典型的报道产生大的社会反响，一篇批评的报道或者评论有力地促进了一个地方、一个方面的某个甚至某些问题的解决等等，这就是社会效果好。有人常常把党政领导的批示和关注作为新闻作品的社会效果来评价，我看也可以，因为作品得到党政领导的批示和关注，说明你的作品在某个问题上引起了党政领导的注意，而领导者常常是从社会整体来分析问题的，于是这本身也就意味着相关的新闻作品对社会现实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说到“有影响”，我认为：新闻工作者的“影响力”，由作品、人格和实际社会工作三个方面构成。文章之外产生“影响力”的情况不应轻看，就是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不是通过稿子而是通过实际的思想工作或者协调工作促使某个甚至某些社会实际问题得到解决，尽管没有写成稿子，没有刊出稿子，却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其实，说到根本上，“刊出稿子”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解决问题吗？）如此，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对我们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信任度增强了，自然也就提高了我们的“影响力”。
从这个重要意义上讲，新闻工作者不仅是社会生活的报道者、评论者，而且是社会生活——改革、建设等等的实际参与者、工作者和促进者、推动者。
“一重三有”，易，也不易。如果我们坚定了一个信念，对我们所从事的新闻事业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又加强自己的学养和艰苦的实践，就“易”；如果被所谓的时代潮冲昏了头脑，心猿意马，精神恍惚，甚至“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那么重人格谈不上，有作品、有理论、有影响也就通通谈不上。
（作者为河北日报高级编辑、《杨柳青》专栏主笔、韬奋新闻奖获得者）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价值多元、新技术革命、与世界接轨等等，伟大的时代潮流，给我们的社会生活、职业要求、道德规范和思想意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我以为我们的媒体、我们的新闻工作者面临着与以往许多年间都不同的、方方面面的、前所未有的考验。
重人格。这个问题之所以要特别地提出来，是因为实际生活中，我们的新闻队伍中，已经和正在出现各种各样人格缺失甚至很没有人格的人和事，在削弱、贬损、毁坏着新闻和新闻工作者名字的神圣性。
比较而言，新闻界如果堕落，其危害将烈于其他各界，因为新闻工作者是社会良知的体现和保证。如果记者的工作——我们手中的笔、我们的文字和出版物与金钱挂上钩甚至为金钱所引诱、所左右，那么社会良知的捍卫和光大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平民意识、人文关怀、良知呼吁，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已经出现了相当严重的缺失。强调人格意识的广大新闻工作者，就要清醒并坚守这崇高的精神阵地。
比如：中国的老百姓（农村的农民、城市的下岗职工，等等）很苦，是真正的弱势群体，那么，谁去关心他们？他们争取合法权益的时候谁去保护他们、支持他们？又比如：企业的局部利益与环境保护的全局利益是一对永久性的矛盾，而且往往总是“局部重要的前者”有着众多有力的支持者，而“更为重要的后者”却显得软弱无力，请问：谁来坚决地无私地捍卫这环境保护的全局利益呢？等等。大原则在前，我想新闻工作者理应当仁不让，责无旁贷。
人格云云，在涉及我们面对自身和社会两个方面的时候具体地体现出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利天下”（孟子·《尽心上》）这条古训我认为可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
有作品。这里的“作品”包括一篇篇文章、稿件，也包括一幅幅版面、一张张报纸、一期期刊物、一个个视听节目，总之是新闻工作者脑力劳动成果的外化体现。
一个有志于从事新闻事业的人，一定要使名字活在自己的作品上。这里有三层意思：一是“作品”，二是“自己的”，三是“活”。新闻工作者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空洞的话不顶用，要出东西，要出经过自己艰苦劳动而得来的东西，要出与以往相比、与他人相比不断有新内容的东西。
我30多年间，发表过各类作品（评论、杂文居多）2000多篇，真正有些分量、放得住的，我估计超不过10％——200篇，这是很令我惭愧的，但我不后悔，所谓“沙里淘金”，因为如果没有前头的2000篇，那就不可能有这后头的200篇。
今天提出“有作品”，还有一层新的含义：那就是随着因特网等科技的进步，原创成了问题，不少人投机取巧，找捷径，甚至从网上直接下载他人的东西，拼凑成所谓自己的东西，这无疑是一种非常可耻的行为。
还有一种新的倾向：多少年前，“一稿‘两’投”都是被反对和嘲笑的做法，而如今有的作者热衷于搞“急就章”、肤皮潦草——下载一个新闻加上几句议论就“来一篇”，通过电子邮件搞“群发”，一发就是几十家媒体，满天撒网，“广种薄收”，总可以碰上一两家能刊用，得到稿费的。这种做法，扰乱了媒体，此其一；贬低了作者自己的形象，此其二。
打个比方，市场经济了，你有一条鱼，你可以把它拿到任何一个你认为有钱可赚的市场上去卖，但不可以也不可能一条鱼同时放到2个3个乃至5个6个市场去！但是现实情况是：作者与媒体都无规矩，一方面都市报、晚报、时报几百家、上千家，比比皆是，用稿量很大，时评更有什么“即日稿”，媒体来不及认真仔细选择；另一方面又没有退稿制度，作者的道德建设等等如今更是谈不上，于是这种粗制滥造、“群发投稿”将难以消灭。
但是，这与真正有价值的“出作品”，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任何一个严肃的新闻工作者都不屑为之。
有理论。新闻工作者如同别的社会行当一样，要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总结和提高，那就要有“论”。
新闻工作者努力总结、条理出自己的“论”来，是理所当然的。这些理论可以不是最精当、最科学的，但确是自己的东西，我认为应当争取。
在30多年的杂文、评论写作、编辑实践中，我总结出了一些自己的“论”，比如：关于杂文、言论的“三功能论”（匕首、投枪、解剖刀，鼓点、红旗、冲锋号，书本、乐曲、软饮料）、“四要素论”（情感、哲理、文采、形象）、关于言论创作的“花环论”（到现实生活中去，撷取一朵又一朵、一片又一片带着露珠的鲜花和嫩叶，编织成理性的花环，再献给读者）、“味精论”（在言论写作中讲究知识和情趣）、“包子饺子论”（文章的样式避免总是论点－论据－结论“三段式”，要做到有变化，比如通信、评点、对话等等），以及关于文体问题的“陶冶论”（用优美的散文陶冶尖锐的杂文，用活泼的杂文陶冶严肃的评论）和“两化论”（杂文时评化则杂文死，时评杂文化则时评活）等等，这些“论”可能不那么准确、不那么深刻和理性，但带有我自己的特色，是我这个具体的“新闻人”、“报刊人”自己长期从事文字工作、编辑工作的经验提炼，甘苦自知且屡试不爽。
有影响。一个人的作品如果发表出去之后石沉大海，毫无反响，那是不好的。影响大小的衡量标准，获奖是其一，产生积极的社会反响是其二。
一般而言，好的新闻作品应当而且能获得相应层次的奖项，比如省级的奖，专业性报刊的奖，全国省、区党报的奖，中国新闻奖等等。我们的现状是僧多粥少，新闻评奖现在仍有数量限制，一个人获得太多奖不可能，但如果搞了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新闻工作，连一个、几个像样的奖都没有拿到，那也就实在说不过去。
作品的影响，归根到底要反映在社会效果上。比如一篇正面典型的报道产生大的社会反响，一篇批评的报道或者评论有力地促进了一个地方、一个方面的某个甚至某些问题的解决等等，这就是社会效果好。有人常常把党政领导的批示和关注作为新闻作品的社会效果来评价，我看也可以，因为作品得到党政领导的批示和关注，说明你的作品在某个问题上引起了党政领导的注意，而领导者常常是从社会整体来分析问题的，于是这本身也就意味着相关的新闻作品对社会现实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说到“有影响”，我认为：新闻工作者的“影响力”，由作品、人格和实际社会工作三个方面构成。文章之外产生“影响力”的情况不应轻看，就是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不是通过稿子而是通过实际的思想工作或者协调工作促使某个甚至某些社会实际问题得到解决，尽管没有写成稿子，没有刊出稿子，却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其实，说到根本上，“刊出稿子”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解决问题吗？）如此，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对我们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信任度增强了，自然也就提高了我们的“影响力”。
从这个重要意义上讲，新闻工作者不仅是社会生活的报道者、评论者，而且是社会生活——改革、建设等等的实际参与者、工作者和促进者、推动者。
“一重三有”，易，也不易。如果我们坚定了一个信念，对我们所从事的新闻事业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又加强自己的学养和艰苦的实践，就“易”；如果被所谓的时代潮冲昏了头脑，心猿意马，精神恍惚，甚至“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那么重人格谈不上，有作品、有理论、有影响也就通通谈不上。
（作者为河北日报高级编辑、《杨柳青》专栏主笔、韬奋新闻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