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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新中国第一位西方驻华记者
1956年，英格兰著名足球俱乐部托特纳姆热刺的铁杆球迷、29岁的大卫·齐德站在北京机场的到达大厅。为了这个时刻，他从伦敦坐飞机到香港，从香港坐火车到广州，从广州坐飞机并在中途转机3次以后，终于抵达了中国的皇城根下。
支撑他一路颠簸到达这里的，是关于这个古老国度的美好遐想，“中国是如此引人入胜，曾经那么鼎盛，后来那么衰败，这是为什么？人人都想了解她。”怀着一肚子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正式身份为英国路透新闻社驻华记者的大卫·齐德，当时发现自己的情况并不那么引人入胜。
“一起飞来的苏联和斯洛伐克记者已经被接走，我却完全没人搭理。我不知道去哪儿，天黑了下来，我几乎快哭了。” 终于找到一个能讲英语的机场工作人员！他最终找到错过接机时间的中方工作人员，终于来到位于北京崇文门的新侨饭店，他1956年至1958年之间的“家”。
他记得这个“家”附近有古老的明代城墙，“我经常去那里散步，可是现在已经被毁得差不多了。”崇文门附近的古城墙而今只剩下不长的一段，占领着二环路内、北京火车站南面寸土寸金的一块地皮。
英格兰人大卫·齐德，周恩来为之取名漆德卫，是1949年后西方首位派驻中国的记者，1956年至1958年生活在中国。2007年6月，80岁高龄的他受邀再次访华，庆祝新华社和路透社合作 50年。
机缘
两个机缘造就了漆德卫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之行。
1956年，新华社决定要往伦敦派驻一位记者，作为交换条件，英国获得了一个往中国派驻记者的名额。而已经在路透社工作6年的漆德卫，曾于1954年和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相遇。这次相遇，让他不仅获得了一个名字，还和中国的总理建立了足以让他获得来华签证的交情。
“周恩来的英语非常好，而且四十年代在重庆，已经见识过众多国际媒体在一起的情况了，所以很了解媒体的工作方式。若非正式场合，他都自己说英语，说得比他的翻译还好。”漆德卫说周恩来是他在政府里最重要的资源，更是他的朋友。
1956年，漆德卫来到北京后不久，适逢尼泊尔和中国的双边关系更上一层楼，他得到了一次参加两国签订友好边贸合作协议仪式的机会。穿梭于中南海的人群之中，漆德卫远远地看见刘少奇走了过来。
“看到刘少奇往我这个方向走了过来，我本能地往后一退，结果踩到了一个人的脚，我回头一看，毛泽东！”激动的漆德卫立刻结结巴巴地讲起仅会的几句中文：“Mao Zhu Xi Ni Hao! Wo Shi Ying Guo Ji Zhe, Wo Shi Lu Tou She Ji Zhe！（毛主席，我是英国记者，我是路透社记者！）”
“他看上去非常吃惊！”尽管这次“著名的踩脚事件”已经被很多媒体报道过，但漆德卫说起时依然两眼发光，“有人告诉我这之后，毛泽东决定让他的助手们也开始学习英语！”
在漆德卫看来，毛泽东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温良的农民”，“他来自农村，他看上去也确实是个农民”。
这是两年里漆德卫和毛泽东、乃至整个中国核心领导层的“最亲密接触”。大多数时间里，他无法和上层真正对话。
作为当时西方世界在中国唯一的记者，漆德卫一个人住在新侨饭店。这让他觉得非常“孤独”，其时大量西方记者都聚集在香港，通过听电台和读报纸来工作。而漆德卫就是他们远在内地的“消息树”，稍有风吹草动，那边都伸长了脖子，希望风能送来这棵树的半个果子或者一片叶子。
可是这棵树缺乏产果子的营养，“我得不到真正的新闻。这儿除了苏联和斯洛伐克记者，没有外国记者，我是唯一一个非共产主义国家记者。”
“那时候要搞到新闻真的很难。普通的中国人友好但是谨慎，都不愿意说太多。”于是翻中文报纸，在城里逛，成为漆德卫抓新闻最主要的方式，他找了一个助手帮他浏览每天的中文报纸，从中发现报道线索，而自行车则成为他主要的交通工具，他经常骑着它去王府井北京百货大楼旁边的照相馆冲洗照片。运气好时，中国外交部会半夜给他打电话，要向他发布“重要声明”。于是漆德卫就得从热被窝里爬出来，骑上自行车，穿越半个城去接受“其实不重要”的最新消息。
他喜欢报道政治，可是也不得不报道经济和文化内容。简而言之，他写关于中国一切的新闻稿，甚至包括罗马尼亚乒乓球队访华，英国芭蕾舞团访华等等。幸亏他在刚出道时当过两年体育记者，对如何写“软一些”的稿件还有一点经验。
“我那时候太年轻，也太天真……如果那时我有现在的知识和见识……情况会很不一样。”漆德卫说。在朋友的带领下，漆德卫发现鼓楼有一家蒙古餐馆非常地道，他也热爱前门大街的全聚德烤鸭，尽管他一脸痛惜地批评“那里现在太可怕了，全是旅游者”，但一旦说起来，又不由得喜滋滋起来，“今天晚上我还是会去那里吃饭”。他依然抱有天真的热情，每见到一个中国人，他都要问“你从哪里来？”要是说出一个他熟悉的地名，比如“哈尔滨”，他会兴奋地叫：“我去过那里！1956年那里发过大水！”
采访溥仪
1956年，漆德卫的助手在报上发现了关于溥仪的报道。“消息称溥仪参加了1956年的审判，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外界第一次听到关于溥仪的新闻。我马上跟外交部联系。”不久，漆德卫启程前往东北。一天早上，导游通知他当天下午采访溥仪，“这真是一个惊喜！”
“溥仪看上去很脏，非常悲伤，而且紧张。在他身后的墙上，挂着巨大的毛泽东头像。”漆德卫试图用英语和溥仪交谈，也打算和溥仪聊聊他早年的家庭教师——英国人庄士敦，但末代皇帝“看上去不愿意聊这个”。在四五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这次采访进行了45分钟，“始终不能聊我真正感兴趣的话题”。最终，漆德卫根据这次采访，形成了500字的报道。篇幅不长，但已经足够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
1958年，漆德卫离开中国的时候，“反右运动已经有些苗头了，我一个朋友在‘百花争鸣’的阶段对我说：‘别信这个’。”
回到伦敦后，漆德卫成为路透社亚洲新闻部的负责人。1968年，当越南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时，英国新闻协会成立英国新闻联合社（PA），漆德卫入主旗舰街85号，担任PA的主编，一干就是18年。1986年才从这一职位上退休，被誉为“PA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编辑之一”。
他依然和中国朋友们保持着联系。1980年代末风潮又起时，一个北京的老朋友对他说：“现在我最好生病进医院。哈哈，结果他就真的生病进了医院！”作为一个地道的英国人，漆德卫有一口温柔正统的伦敦腔，也拥有英式冷静和自嘲。
他曾在面试新记者时，抛出一个问题——“什么叫客观”，他最喜欢的答案是“保持中立”。这也是他对自己的定位，“我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更不是中间派。他们我都不喜欢，我是个人主义者，总是很反叛，喜欢不停质疑。”1999年，漆德卫获得“英国媒体大奖”终身成就奖。
1956年，英格兰著名足球俱乐部托特纳姆热刺的铁杆球迷、29岁的大卫·齐德站在北京机场的到达大厅。为了这个时刻，他从伦敦坐飞机到香港，从香港坐火车到广州，从广州坐飞机并在中途转机3次以后，终于抵达了中国的皇城根下。
支撑他一路颠簸到达这里的，是关于这个古老国度的美好遐想，“中国是如此引人入胜，曾经那么鼎盛，后来那么衰败，这是为什么？人人都想了解她。”怀着一肚子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正式身份为英国路透新闻社驻华记者的大卫·齐德，当时发现自己的情况并不那么引人入胜。
“一起飞来的苏联和斯洛伐克记者已经被接走，我却完全没人搭理。我不知道去哪儿，天黑了下来，我几乎快哭了。” 终于找到一个能讲英语的机场工作人员！他最终找到错过接机时间的中方工作人员，终于来到位于北京崇文门的新侨饭店，他1956年至1958年之间的“家”。
他记得这个“家”附近有古老的明代城墙，“我经常去那里散步，可是现在已经被毁得差不多了。”崇文门附近的古城墙而今只剩下不长的一段，占领着二环路内、北京火车站南面寸土寸金的一块地皮。
英格兰人大卫·齐德，周恩来为之取名漆德卫，是1949年后西方首位派驻中国的记者，1956年至1958年生活在中国。2007年6月，80岁高龄的他受邀再次访华，庆祝新华社和路透社合作 50年。
机缘
两个机缘造就了漆德卫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之行。
1956年，新华社决定要往伦敦派驻一位记者，作为交换条件，英国获得了一个往中国派驻记者的名额。而已经在路透社工作6年的漆德卫，曾于1954年和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相遇。这次相遇，让他不仅获得了一个名字，还和中国的总理建立了足以让他获得来华签证的交情。
“周恩来的英语非常好，而且四十年代在重庆，已经见识过众多国际媒体在一起的情况了，所以很了解媒体的工作方式。若非正式场合，他都自己说英语，说得比他的翻译还好。”漆德卫说周恩来是他在政府里最重要的资源，更是他的朋友。
1956年，漆德卫来到北京后不久，适逢尼泊尔和中国的双边关系更上一层楼，他得到了一次参加两国签订友好边贸合作协议仪式的机会。穿梭于中南海的人群之中，漆德卫远远地看见刘少奇走了过来。
“看到刘少奇往我这个方向走了过来，我本能地往后一退，结果踩到了一个人的脚，我回头一看，毛泽东！”激动的漆德卫立刻结结巴巴地讲起仅会的几句中文：“Mao Zhu Xi Ni Hao! Wo Shi Ying Guo Ji Zhe, Wo Shi Lu Tou She Ji Zhe！（毛主席，我是英国记者，我是路透社记者！）”
“他看上去非常吃惊！”尽管这次“著名的踩脚事件”已经被很多媒体报道过，但漆德卫说起时依然两眼发光，“有人告诉我这之后，毛泽东决定让他的助手们也开始学习英语！”
在漆德卫看来，毛泽东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温良的农民”，“他来自农村，他看上去也确实是个农民”。
这是两年里漆德卫和毛泽东、乃至整个中国核心领导层的“最亲密接触”。大多数时间里，他无法和上层真正对话。
作为当时西方世界在中国唯一的记者，漆德卫一个人住在新侨饭店。这让他觉得非常“孤独”，其时大量西方记者都聚集在香港，通过听电台和读报纸来工作。而漆德卫就是他们远在内地的“消息树”，稍有风吹草动，那边都伸长了脖子，希望风能送来这棵树的半个果子或者一片叶子。
可是这棵树缺乏产果子的营养，“我得不到真正的新闻。这儿除了苏联和斯洛伐克记者，没有外国记者，我是唯一一个非共产主义国家记者。”
“那时候要搞到新闻真的很难。普通的中国人友好但是谨慎，都不愿意说太多。”于是翻中文报纸，在城里逛，成为漆德卫抓新闻最主要的方式，他找了一个助手帮他浏览每天的中文报纸，从中发现报道线索，而自行车则成为他主要的交通工具，他经常骑着它去王府井北京百货大楼旁边的照相馆冲洗照片。运气好时，中国外交部会半夜给他打电话，要向他发布“重要声明”。于是漆德卫就得从热被窝里爬出来，骑上自行车，穿越半个城去接受“其实不重要”的最新消息。
他喜欢报道政治，可是也不得不报道经济和文化内容。简而言之，他写关于中国一切的新闻稿，甚至包括罗马尼亚乒乓球队访华，英国芭蕾舞团访华等等。幸亏他在刚出道时当过两年体育记者，对如何写“软一些”的稿件还有一点经验。
“我那时候太年轻，也太天真……如果那时我有现在的知识和见识……情况会很不一样。”漆德卫说。在朋友的带领下，漆德卫发现鼓楼有一家蒙古餐馆非常地道，他也热爱前门大街的全聚德烤鸭，尽管他一脸痛惜地批评“那里现在太可怕了，全是旅游者”，但一旦说起来，又不由得喜滋滋起来，“今天晚上我还是会去那里吃饭”。他依然抱有天真的热情，每见到一个中国人，他都要问“你从哪里来？”要是说出一个他熟悉的地名，比如“哈尔滨”，他会兴奋地叫：“我去过那里！1956年那里发过大水！”
采访溥仪
1956年，漆德卫的助手在报上发现了关于溥仪的报道。“消息称溥仪参加了1956年的审判，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外界第一次听到关于溥仪的新闻。我马上跟外交部联系。”不久，漆德卫启程前往东北。一天早上，导游通知他当天下午采访溥仪，“这真是一个惊喜！”
“溥仪看上去很脏，非常悲伤，而且紧张。在他身后的墙上，挂着巨大的毛泽东头像。”漆德卫试图用英语和溥仪交谈，也打算和溥仪聊聊他早年的家庭教师——英国人庄士敦，但末代皇帝“看上去不愿意聊这个”。在四五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这次采访进行了45分钟，“始终不能聊我真正感兴趣的话题”。最终，漆德卫根据这次采访，形成了500字的报道。篇幅不长，但已经足够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
1958年，漆德卫离开中国的时候，“反右运动已经有些苗头了，我一个朋友在‘百花争鸣’的阶段对我说：‘别信这个’。”
回到伦敦后，漆德卫成为路透社亚洲新闻部的负责人。1968年，当越南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时，英国新闻协会成立英国新闻联合社（PA），漆德卫入主旗舰街85号，担任PA的主编，一干就是18年。1986年才从这一职位上退休，被誉为“PA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编辑之一”。
他依然和中国朋友们保持着联系。1980年代末风潮又起时，一个北京的老朋友对他说：“现在我最好生病进医院。哈哈，结果他就真的生病进了医院！”作为一个地道的英国人，漆德卫有一口温柔正统的伦敦腔，也拥有英式冷静和自嘲。
他曾在面试新记者时，抛出一个问题——“什么叫客观”，他最喜欢的答案是“保持中立”。这也是他对自己的定位，“我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更不是中间派。他们我都不喜欢，我是个人主义者，总是很反叛，喜欢不停质疑。”1999年，漆德卫获得“英国媒体大奖”终身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