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杭州市人大正在审议的《杭州市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草案）》部分条款引发公众热议。在这部管理条例里，杭州拟出台规定：鼓励具备急救专业技能的公民对危、急、重症病员实施紧急现场救护，其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不追究有关法律责任。杭州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有关规定给予其奖励表彰。
　　经历过彭宇案的悲怆和小悦悦事件的无奈，以及举不胜举的“不扶老人”案例，“冷漠”早已成为了国人的一个标签。在众多论者那里，这似乎永远是只关乎道德的命题，除了呼吁，对于似乎注定要堕落的公德早已无计可施。然而，道德的命题，从来都不只关乎道德。笔者相信，只要法律制度真正能够保护那些“好心人”，道德的标杆自然有人去当。
　　杭州拟出台“减轻或免去救人不当致死者的责任”条款，在笔者看来，就是在公德沦丧的当下最需要出台的一个条款。再加上又规定了相关部门“可以根据有关规定给予其奖励表彰”的内容，笔者认为这既会为好心人免去部分后顾之忧—如被讹或被敲诈的命运。毫无疑问，这就是在为弘扬正能量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关于“好心人免责条款”，西方社会早已设立。必须要讲那个2004年发生在美国加州的著名案例。一位叫亚历山德拉的年轻女子发生车祸被卡在车里动弹不得。另外一名叫丽莎的女子将其救出，但由于丽莎没有专业的施救技能，导致了亚历山德拉车祸后瘫痪。之后亚历山德拉将丽莎告上法庭，称丽莎救助疏忽导致她瘫痪，所以丽莎要为她的瘫痪负责。2009年，加州议会以75∶0票通过“好心人免责条款”，条款宣布了类似丽莎这样的案例：因救助他人的疏忽导致其受到伤害的情况下，得以免责。很快美国其他州和西方许多国家也都有了类似于此的法案。
　　道德的问题，并非无解，关键要看是否有相应的制度来保全、认可或表彰好人所做的一切，至少不能让好人有被讹的危险。然而，当下，公众对于彭宇案留下的后遗症仍然心有余悸，司法不能保护好人的现状会让好人在好事面前退缩。更多的人会在“损失最小化”的心理面前，丧失做好事的欲望和初衷。更加上，看病这事在我国着实是一座不容易翻过的大山，面对高昂的医药费，不选择做好人也可能是一种现实无奈。
　　此前，通过了类似“好心人免责条款”的城市，只有深圳。去年2月份，《深圳经济特区助人行为保护条例》正式通过，其中明确规定了“在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当认为救助人不是侵权行为人，而是好心施救人；只要救助人尽到通常注意义务的，不对救助不成功的后果承担责任”的内容。现在我们又将要在杭州看到这样的条款面世，这自然是公众所乐见和期待的。
　　“好心人免责条款”是唤回公德的前提之一。道德从来都不是孤立的，道德和法律，并非完全绝缘。尤其在这个容易被道德绑架的时代，更多的人喜欢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大谈别人道德的所谓问题，而不会设想自己如果出现在那时那地的紧要关头，有没有去救小悦悦或扶起老人的勇气。从法律角度改善道德，才能保障公共道德的灵魂不死。
　　“好心人免责条款”的立法举动，值得肯定，也值得各个地方效仿。这样的立法，对于公德的回归尤其是纾解救助老弱伤残的命题，有着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读者 王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