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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沿海地区陆续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西南、西北成为抗战的大后方。由于抗战的需要和发展，云、贵、川、陕、甘等大后方公路交通运输急剧发展，战争的进行使得国民政府对汽油的需求量急剧增长。由于日军切断了中国和外界的交通要道，为了稳定后方交通运输和军工生产，增强对抗战前线的支持力，国民政府积极寻求汽油替代品，酒精（即乙醇，其化学式为C2H5OH）成为替代品首选，于是在这一特殊时期，酒精工业迅速兴起。
1938年5月22日，国民政府颁布《液体燃料管理规则》，明确指出：“为减少国外油料输入及救济恐慌起见，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随时布令各省、市管理机关，实行国产酒精及植物油掺合代用办法。”并要求将20%～30%的酒精掺于汽油中，供汽车使用。后因汽油来源愈加困难，到1941年即要求行驶汽车尽量利用酒精、煤炭、木炭及其他国产替代燃料，一般车辆遂直接采用酒精为燃料。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中国丧失了从海上进口物资的主要渠道。1942年5月，中国西南唯一的国际陆运线——滇缅公路亦被日军阻断，抗战所需燃料供应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造成国民政府军需、运输上的极度困难，迫使其在国内大量生产酒精替代汽油，酒精厂也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
动力酒精是指浓度在90%以上，可以代替汽油作为燃料使用的酒精。经实验证明，酒精的燃烧值仅次于汽油，且成本适中，供给量最多也最稳妥，是解决战时燃料问题的首选。
战前中国酒精工业发展水平落后，全国仅有9家规模较大的酒精生产厂，大都集中在东南沿海，年产量500万加仑（按英制换算：1加仑酒精约等于4.5升或4公斤）。
当时生产的酒精尚未用作燃料，一部分掺合高粱酒作为饮料，另一部分作为医疗用品。随着战场的败退，东南沿海相继沦陷，该9家酒精厂相继停工，动力燃料问题的紧迫性被提上议事日程。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提出要“妥筹燃料及动力供给”。国民政府计划在1939年至1941年三年间，拟投资1679万元美金、710万元国币，在后方各省设立四川第一酒精厂（内江）、四川第二酒精厂（资中）、四川第三酒精厂（简阳）、云南酒精厂（昆明）、贵州酒精厂（遵义）、甘肃酒精厂（兰州）等。
战时酒精工业分为国营和民营。国营酒精厂以资源委员会、军政部交通司、兵工署开办的为主，其余大部分为民营企业。后方酒精业的建设以资源委员会投资设厂首开其端。
战时酒精工业的开端
1936年，陕西省政府拨款60万元，贷款30万元，另融资60万元，全部资本共计150万元，在咸阳北门外建成陕西酒精厂。
1937年，资源委员会首先接办了亏损严重的陕西酒精厂。1938年奉命转交国民政府经济部，于同年12月迁移到四川资中，更名为资中酒精厂（即四川第二酒精厂）。
1938年春，资源委员会又在内江创办四川酒精厂（即四川第一酒精厂），当年8月生产出第一批酒精。此后资源委员会又先后创办简阳、泸县、开远、遵义、兰州各酒精厂。此外，军政部交通司和后方勤务部还分别设立盘县、安顺、纳溪、宣汉等酒精厂。滇越铁路被封锁后，液体燃料供应困难，四川民营各厂风起云涌，资中、内江一带成为全国酒精工业的中心，国防、中川、西川、中兴、蜀华、泰昌等数十家酒精厂先后开办。1943年是酒精工业的黄金时期。至1944年底，全国的酒精厂共有306家，年产量达2400万加仑以上。到1945年3月底，经济部核准登记的酒精厂还有297家。
四川酒精工业举足轻重的地位
酒精作为一种重要的燃料，在抗战时期的交通、军工、动力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酒精工业因此倍受国民政府关注。四川系战时大后方酒精工业的主要基地，一度繁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抗战所需动力燃料的匮乏。酒精生产具有原料来源广泛、技术要求不高等优点，加之四川盛产甘蔗和优越的区域位置，所以首先在四川建立酒精厂。
战时酒精生产以1938年9月建成的在内江酒精厂为开端，随后迅速发展。至1942年，四川省酒精厂增至115家，达到鼎盛时期。据《新华日报》报道：四川酒精产量从1940年的400万加仑，1941年的500万加仑，迅速激增至l942年的800万加仑。抗战期间全川共计生产酒精2180万加仑。而经济部统计的全国酒精产量：1940年为455万加仑，1941年为540万加仑，1942年为784万加仑……从1938～1944年全国共生产酒精3386万加仑。两相比较，统计数字虽略有出入，但客观反映出战时酒精工业发展的一般趋势，也足以说明四川酒精工业在战时液体燃料生产中的主导地位。
1942年全川酒精产量800万加仑，这一数字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因为1938年在交通方面，仅西北、西南两公路局，年需汽油就约为400万加仑。在汽油进口大量减少，大后方交通仍能维持不断者，就在于能用酒精代替汽油作为动力燃料。当时就有“一滴燃料一滴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可见，酒精在战时液体燃料的供求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大后方对液体燃料的需求。所以，抗战时的四川酒精工业对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1938年10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批工厂从东南沿海迁至武汉，后内迁川渝。1939年10月，上海国民酒精厂从武汉迁四川，一分为二，分别到内江、纳溪建第一燃料厂和第二燃料厂。
1940年12月20日，军政部在纳溪新乐乡石龙岩征用土地建成“亚二酒精厂”，对内称军政部第二燃料厂或军政部第二酒精厂。 负责建厂的总指挥是张道藩的乘龙快婿、国军上校高永祥。他所率领的军用酒精制造团队中，有动力室主任曹浩森中校、蒸馏室主任林继祥中校（工程师），试验室主任汤文佑中校（工程师）、营造室主任陈衍少校、蒸煮室主任刘培钥少校等校级军官12人，尉官20余人。其中不少骨干是从德国、美国化工专业深造回国的技术人才，属于正规军一个团级建制的单位。
该燃料基地内设动力、营造、蒸煮、发酵、蒸馏、试验、储藏、事务、会计、医务等十个科室，并在纳溪安富镇、重庆化龙桥设办事处。酒精厂对外是军事单位，由驻纳溪学兵总队派一个排的士兵负责保卫警戒，当时有员工约400人。军政部长何应钦、七十六军军长李延年、军政部交通司长王景禄、学兵总队长李忍涛等要员曾先后到厂视察其生产情况。1944年3月，军政部长白崇禧在纳溪接见学兵总队校级以上军官和酒精厂工程技术人员，希望该厂多生产前线急需的高浓度酒精。
1941年2月，该燃料厂基建完成，由重庆建筑公司包建厂房和机器安装。在此期间，厂长高永祥与工程技术人员分别对员工进行技术培训，教授酒精制造原理，讲述工艺流程及其用途。1941年4月投产后，酒精浓度由75%上升到95%。后军政部交通司下达生产“无水酒精”（即飞机燃料）指令，经多次试验浓度达98%，不仅为军用飞机提供燃料，也为重庆国府专机提供替代燃料，特别是中国远征军的汽车使用酒精作燃料，运送官兵奔赴中缅前线，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军政部选址泸县、纳溪生产酒精替代汽油，首先是因为川南是白酒的生产基地。千百年传统的酿造工艺得以传承，酒质好、产量大，是提炼高浓度酒精的原料;二是泸、纳地区含糖成分的农副产品多，如高粱、包谷、番薯、甘蔗、野生芦杆、木屑等经过酒典的糖化和酵母发酵之后就可以生产酒精。亚二酒精厂投产后，日产达2500加仑，全部由军政部交通司统一配给军队作燃料。
泸县罗汉场的兵工署23兵工厂、泸县金川酒精厂（原鱼台酒厂）、刘航琛办的沱江实业酒精厂，月产量达6万加仑。据资料记载：23兵工厂提炼的酒精纯度达96%。为研制防化武器的原料，保障学兵总队的需要，金川酒精厂和沱江实业酒精厂是以本地白酒和收购周边县市的白酒为原料，提炼的酒精浓度更纯、更高，成为军政部直属酒精厂之外产量最大的地方酒精基地。
云贵酒精工业的辅助补充
大后方酒精工厂主要集中在天府之国的四川，云南、贵州分列其次。
在抗战中期，西南联大工学院化工系主任苏国桢，在富滇新银行的投资支持下，创建了恒通酒精厂，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汽油严重缺乏而出现的燃料短缺问题。
贵州自古以来就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省份，并且有悠久的酿酒历史，这对生产酒精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国民政府的重视，抗战时期贵州农作物产量有了很大提高，为贵州制造酒精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
贵州最早创办的酒精工厂是资源委员会下属的国营遵义酒精厂。1940年，资源委员会派员到贵州调查制造酒精原料，因遵义为黔省粮食生产大县，于是先在遵义筹设贵州最大的酒精厂。1942年5月，遵义酒精厂利用陕西酒精厂蒸煮及糖化设备进行酒精生产，以玉米为原料生产酒精。该厂刚成立时，因贵州省政府禁用玉米酿酒，致使不能顺利开工，该厂先于地方上收购的土酒蒸制酒精，两月内开工仅7天，共产酒精3000余加仑，经资源委员会与贵州省政府商议，同意为遵义酒精厂提供玉米原料，该厂才得以正常生产。酒精产量逐年增加：1941年为1.7万加仑，1942年为9万加仑，1943年为30万加仑，1944年为32万加仑，1945年达75万加仑。
此外，贵州民营酒精厂也纷纷开办，其中以遵义兴华酒精厂较突出。遵义兴华酒精厂于1942年10月建厂，有遵义绥阳蒲老场和遵义鸭溪两个分厂。主要设备有锡制分馏塔、白铁分馏塔各1部，铁制锅炉部，月产酒精1万加仑，是民营酒精厂中实力较强的企业。
1942年至1943年是贵州省创办酒精厂最多的时期。根据资料统计：1943年贵州省有54家酒精厂，年产酒精220万加仑，仅次于四川和云南，排名全国第三位。
其他地区酒精厂
江西省规模较大的酒精厂是民生酒精厂，建于赣县七里镇，1941年投产，次年改名为赣县酒精厂，经理为陶品三，曾任上海酒精厂工程师。该厂主要生产设备有蒸馏塔、分流塔和150马力沪产蒸汽机各l台。该厂采用糖蜜制造酒精，成本低，原料来源充足。赣县酒精厂在产糖区设立了办事处，酒精的原料主要从南康、赣县的蟠龙、大庾、宁都大批运来，储藏在8个800加仑的酒精槽中。
抗战时期，江西的糖蜜每担仅值50元，制成酒精后售价为360元，是普通糖蜜售价的7.2倍。可见，设立酒精工厂获利巨大。由于抗战的战略需要和巨大利润的刺激，国家和民营资本纷纷投资酒精工业。一时间，赣南酒精工厂在产糖丰富区域兴建起来。至1944年，江西赣南有大小酒精厂16家，赣南酒精厂的大量创设，推动了赣南现代工业的发展。所产的酒精不仅满足了省内燃料供应，而且还能支援东南前线抗战所需。
大后方酒精工业是战时经济的产物，是国民政府在液体燃料严重缺乏时催生的结果。在抗战相持阶段，酒精工业的发展，保障了后方的交通运输和军需民用，积极有效地支援了抗战，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贵航技师学院党群工作部/周继厚）
1938年5月22日，国民政府颁布《液体燃料管理规则》，明确指出：“为减少国外油料输入及救济恐慌起见，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随时布令各省、市管理机关，实行国产酒精及植物油掺合代用办法。”并要求将20%～30%的酒精掺于汽油中，供汽车使用。后因汽油来源愈加困难，到1941年即要求行驶汽车尽量利用酒精、煤炭、木炭及其他国产替代燃料，一般车辆遂直接采用酒精为燃料。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中国丧失了从海上进口物资的主要渠道。1942年5月，中国西南唯一的国际陆运线——滇缅公路亦被日军阻断，抗战所需燃料供应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造成国民政府军需、运输上的极度困难，迫使其在国内大量生产酒精替代汽油，酒精厂也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
动力酒精是指浓度在90%以上，可以代替汽油作为燃料使用的酒精。经实验证明，酒精的燃烧值仅次于汽油，且成本适中，供给量最多也最稳妥，是解决战时燃料问题的首选。
战前中国酒精工业发展水平落后，全国仅有9家规模较大的酒精生产厂，大都集中在东南沿海，年产量500万加仑（按英制换算：1加仑酒精约等于4.5升或4公斤）。
当时生产的酒精尚未用作燃料，一部分掺合高粱酒作为饮料，另一部分作为医疗用品。随着战场的败退，东南沿海相继沦陷，该9家酒精厂相继停工，动力燃料问题的紧迫性被提上议事日程。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提出要“妥筹燃料及动力供给”。国民政府计划在1939年至1941年三年间，拟投资1679万元美金、710万元国币，在后方各省设立四川第一酒精厂（内江）、四川第二酒精厂（资中）、四川第三酒精厂（简阳）、云南酒精厂（昆明）、贵州酒精厂（遵义）、甘肃酒精厂（兰州）等。
战时酒精工业分为国营和民营。国营酒精厂以资源委员会、军政部交通司、兵工署开办的为主，其余大部分为民营企业。后方酒精业的建设以资源委员会投资设厂首开其端。
战时酒精工业的开端
1936年，陕西省政府拨款60万元，贷款30万元，另融资60万元，全部资本共计150万元，在咸阳北门外建成陕西酒精厂。
1937年，资源委员会首先接办了亏损严重的陕西酒精厂。1938年奉命转交国民政府经济部，于同年12月迁移到四川资中，更名为资中酒精厂（即四川第二酒精厂）。
1938年春，资源委员会又在内江创办四川酒精厂（即四川第一酒精厂），当年8月生产出第一批酒精。此后资源委员会又先后创办简阳、泸县、开远、遵义、兰州各酒精厂。此外，军政部交通司和后方勤务部还分别设立盘县、安顺、纳溪、宣汉等酒精厂。滇越铁路被封锁后，液体燃料供应困难，四川民营各厂风起云涌，资中、内江一带成为全国酒精工业的中心，国防、中川、西川、中兴、蜀华、泰昌等数十家酒精厂先后开办。1943年是酒精工业的黄金时期。至1944年底，全国的酒精厂共有306家，年产量达2400万加仑以上。到1945年3月底，经济部核准登记的酒精厂还有297家。
四川酒精工业举足轻重的地位
酒精作为一种重要的燃料，在抗战时期的交通、军工、动力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酒精工业因此倍受国民政府关注。四川系战时大后方酒精工业的主要基地，一度繁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抗战所需动力燃料的匮乏。酒精生产具有原料来源广泛、技术要求不高等优点，加之四川盛产甘蔗和优越的区域位置，所以首先在四川建立酒精厂。
战时酒精生产以1938年9月建成的在内江酒精厂为开端，随后迅速发展。至1942年，四川省酒精厂增至115家，达到鼎盛时期。据《新华日报》报道：四川酒精产量从1940年的400万加仑，1941年的500万加仑，迅速激增至l942年的800万加仑。抗战期间全川共计生产酒精2180万加仑。而经济部统计的全国酒精产量：1940年为455万加仑，1941年为540万加仑，1942年为784万加仑……从1938～1944年全国共生产酒精3386万加仑。两相比较，统计数字虽略有出入，但客观反映出战时酒精工业发展的一般趋势，也足以说明四川酒精工业在战时液体燃料生产中的主导地位。
1942年全川酒精产量800万加仑，这一数字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因为1938年在交通方面，仅西北、西南两公路局，年需汽油就约为400万加仑。在汽油进口大量减少，大后方交通仍能维持不断者，就在于能用酒精代替汽油作为动力燃料。当时就有“一滴燃料一滴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可见，酒精在战时液体燃料的供求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大后方对液体燃料的需求。所以，抗战时的四川酒精工业对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1938年10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批工厂从东南沿海迁至武汉，后内迁川渝。1939年10月，上海国民酒精厂从武汉迁四川，一分为二，分别到内江、纳溪建第一燃料厂和第二燃料厂。
1940年12月20日，军政部在纳溪新乐乡石龙岩征用土地建成“亚二酒精厂”，对内称军政部第二燃料厂或军政部第二酒精厂。 负责建厂的总指挥是张道藩的乘龙快婿、国军上校高永祥。他所率领的军用酒精制造团队中，有动力室主任曹浩森中校、蒸馏室主任林继祥中校（工程师），试验室主任汤文佑中校（工程师）、营造室主任陈衍少校、蒸煮室主任刘培钥少校等校级军官12人，尉官20余人。其中不少骨干是从德国、美国化工专业深造回国的技术人才，属于正规军一个团级建制的单位。
该燃料基地内设动力、营造、蒸煮、发酵、蒸馏、试验、储藏、事务、会计、医务等十个科室，并在纳溪安富镇、重庆化龙桥设办事处。酒精厂对外是军事单位，由驻纳溪学兵总队派一个排的士兵负责保卫警戒，当时有员工约400人。军政部长何应钦、七十六军军长李延年、军政部交通司长王景禄、学兵总队长李忍涛等要员曾先后到厂视察其生产情况。1944年3月，军政部长白崇禧在纳溪接见学兵总队校级以上军官和酒精厂工程技术人员，希望该厂多生产前线急需的高浓度酒精。
1941年2月，该燃料厂基建完成，由重庆建筑公司包建厂房和机器安装。在此期间，厂长高永祥与工程技术人员分别对员工进行技术培训，教授酒精制造原理，讲述工艺流程及其用途。1941年4月投产后，酒精浓度由75%上升到95%。后军政部交通司下达生产“无水酒精”（即飞机燃料）指令，经多次试验浓度达98%，不仅为军用飞机提供燃料，也为重庆国府专机提供替代燃料，特别是中国远征军的汽车使用酒精作燃料，运送官兵奔赴中缅前线，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军政部选址泸县、纳溪生产酒精替代汽油，首先是因为川南是白酒的生产基地。千百年传统的酿造工艺得以传承，酒质好、产量大，是提炼高浓度酒精的原料;二是泸、纳地区含糖成分的农副产品多，如高粱、包谷、番薯、甘蔗、野生芦杆、木屑等经过酒典的糖化和酵母发酵之后就可以生产酒精。亚二酒精厂投产后，日产达2500加仑，全部由军政部交通司统一配给军队作燃料。
泸县罗汉场的兵工署23兵工厂、泸县金川酒精厂（原鱼台酒厂）、刘航琛办的沱江实业酒精厂，月产量达6万加仑。据资料记载：23兵工厂提炼的酒精纯度达96%。为研制防化武器的原料，保障学兵总队的需要，金川酒精厂和沱江实业酒精厂是以本地白酒和收购周边县市的白酒为原料，提炼的酒精浓度更纯、更高，成为军政部直属酒精厂之外产量最大的地方酒精基地。
云贵酒精工业的辅助补充
大后方酒精工厂主要集中在天府之国的四川，云南、贵州分列其次。
在抗战中期，西南联大工学院化工系主任苏国桢，在富滇新银行的投资支持下，创建了恒通酒精厂，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汽油严重缺乏而出现的燃料短缺问题。
贵州自古以来就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省份，并且有悠久的酿酒历史，这对生产酒精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国民政府的重视，抗战时期贵州农作物产量有了很大提高，为贵州制造酒精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
贵州最早创办的酒精工厂是资源委员会下属的国营遵义酒精厂。1940年，资源委员会派员到贵州调查制造酒精原料，因遵义为黔省粮食生产大县，于是先在遵义筹设贵州最大的酒精厂。1942年5月，遵义酒精厂利用陕西酒精厂蒸煮及糖化设备进行酒精生产，以玉米为原料生产酒精。该厂刚成立时，因贵州省政府禁用玉米酿酒，致使不能顺利开工，该厂先于地方上收购的土酒蒸制酒精，两月内开工仅7天，共产酒精3000余加仑，经资源委员会与贵州省政府商议，同意为遵义酒精厂提供玉米原料，该厂才得以正常生产。酒精产量逐年增加：1941年为1.7万加仑，1942年为9万加仑，1943年为30万加仑，1944年为32万加仑，1945年达75万加仑。
此外，贵州民营酒精厂也纷纷开办，其中以遵义兴华酒精厂较突出。遵义兴华酒精厂于1942年10月建厂，有遵义绥阳蒲老场和遵义鸭溪两个分厂。主要设备有锡制分馏塔、白铁分馏塔各1部，铁制锅炉部，月产酒精1万加仑，是民营酒精厂中实力较强的企业。
1942年至1943年是贵州省创办酒精厂最多的时期。根据资料统计：1943年贵州省有54家酒精厂，年产酒精220万加仑，仅次于四川和云南，排名全国第三位。
其他地区酒精厂
江西省规模较大的酒精厂是民生酒精厂，建于赣县七里镇，1941年投产，次年改名为赣县酒精厂，经理为陶品三，曾任上海酒精厂工程师。该厂主要生产设备有蒸馏塔、分流塔和150马力沪产蒸汽机各l台。该厂采用糖蜜制造酒精，成本低，原料来源充足。赣县酒精厂在产糖区设立了办事处，酒精的原料主要从南康、赣县的蟠龙、大庾、宁都大批运来，储藏在8个800加仑的酒精槽中。
抗战时期，江西的糖蜜每担仅值50元，制成酒精后售价为360元，是普通糖蜜售价的7.2倍。可见，设立酒精工厂获利巨大。由于抗战的战略需要和巨大利润的刺激，国家和民营资本纷纷投资酒精工业。一时间，赣南酒精工厂在产糖丰富区域兴建起来。至1944年，江西赣南有大小酒精厂16家，赣南酒精厂的大量创设，推动了赣南现代工业的发展。所产的酒精不仅满足了省内燃料供应，而且还能支援东南前线抗战所需。
大后方酒精工业是战时经济的产物，是国民政府在液体燃料严重缺乏时催生的结果。在抗战相持阶段，酒精工业的发展，保障了后方的交通运输和军需民用，积极有效地支援了抗战，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贵航技师学院党群工作部/周继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