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主要是通过对亚欧会议这一对话机制中不对称性因素的分析来考察制约这一会议进程发展的原因。这些不对称性因素主要包括: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程度以及双向交流等问题。另外,我们应当看到,欧洲的发展模式对亚洲尤其是东亚区域合作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亚欧会议 不对称性因素 东亚区域合作
中图分类号:D8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1-138-02
一、前言
亚欧会议成立于1996年,是亚洲和欧洲之间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政府间论坛,经过了十四年的发展,它已经成为了包含了世界近六成人口的对话机制。它的发展起源于两个区域经济发展合作的需要,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霸权的一种抗衡的要求,它跨越了地区,价值观念,经济发展水平等一系列的差异,而形成的一种相互依存的体系。亚欧会议作为全球合作的一个重要代表,它增强了亚欧地区间的交流与文化并有利于亚欧双方在这个日益相互依存的全球化体系中共同发展,谋求和平,也为欧亚两大洲的相互依赖关系提供了一个更为牢固的纽带。但是应当认识到,“不对称性才是国际政治进程中相互依存政治的核心”,“谁能够左右相互依赖的对称性,谁就拥有了权力”。因此,从亚欧会议中存在的不对性因素的角度,可以为亚欧合作中存在的摩擦矛盾的原因分析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也为东亚区域合作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亚欧会议进程中的不对称性因素
(一)欧亚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对称
在基欧汉和奈的相互依赖理论中提到,经济的不对称也可被视为是获得政治权力的来源之一。经济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中同样会产生权力,而且这种权力会使一国在谈判中获得优势。通常依赖性较小的一方会将相互依赖关系作为筹码,然后在某些问题上与依赖性较大的一方讨价还价,或者借此影响其他问题的结果。正如在亚欧会议这一合作机制当中,尽管亚欧两大洲经贸合作不断加强,东亚快速持续稳定的经济发展已被誉为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但是,不难看出欧洲国家在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实力以及吸引外资的能力上仍明显强于亚洲国家,亚洲的脆弱性和敏感性更强,处于劣势地位;而欧洲国家正是由于其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使得其在亚欧会议中更容易利用经济问题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攫取更多的利益。就投资关系而言,如果A国对B国拥有很多投资,而B国对A国没有或很少有投资,那么可以认为B国在双边的经济相互依赖中处于不利或劣势地位,而A国居于有利地位。以亚欧双方的经济投资为例。近年来,基于加强对欧盟内部产业和产品保护的要求,欧盟国家设立了“金边股”制度,对来自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行配额限制和反倾销政策。由于在双方的经贸合作中,欧洲一直是亚洲国家的主要投资来源国和商品出口国,而亚洲国家在给欧洲提供廉价劳动力和丰富商品的同时投资较少。因此,一旦像“金边股”这种减少进口和资本投入的政策的出现,亚洲国家更容易产生经济、社会以及国家政治的动荡。
此外,这种经济的不对称性也常常被欧洲国家利用从而引起亚欧国家关系间其他方面的摩擦。处在发展阶段的亚洲国家大多面临着生存危机,获得个人权利的发展是要建立在集体权利发展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在亚欧会议进程中,欧洲常以“欧洲价值”和欧洲文化的先进论来评判亚洲国家的发展和方法,并试图将人权当作外交工具和制裁手段,如在欧盟与亚洲国家签订的所有协议中都包括了人权条款,以及在亚欧会议上欧盟国家极力主张‘社会条款’(最低工资标准,人权问题等),这种观念上的冲突尽管在亚欧关系的初期并未明显表现出来,但长此以往必然会使亚欧对话机制的进一步发展蒙上阴影。
(二)双向交流的不对称
在亚欧合作对话机制下,健康的双向交流(这其中包括了政府,市民社会的参与等多方面的交流活动)有利于各区域及其区域内部成员国的发展。但是由于受到国家参与合作机制的传统、意识等因素的影响,在亚欧会议机制下,各国参与的交流的程度、范围并不一致,并且这种不一致会逐步影响到亚欧会议机制向更为纵深的方向发展。这种双向交流的不对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这一不对称主要表现在双方参与国家的数量问题上。2004年以前欧洲国家就在成员数量上占据了优势(欧亚为16:10),随着欧盟的东扩以及亚欧会议的影响扩大,欧洲的这种优势进一步扩大(欧亚为28:17),少数派的亚洲成员加上缺少足够的亚洲内部协调机制,导致了在机制设计和诸多政策领域的讨论中亚洲国家必然处于劣势地位。一位中国公安部的官员给出一个例子,在其参与的一次亚欧会议活动中,由于欧方的代表多负责非法移民事务,会议讨论不得不以非法移民为重点,否则对话无法进行。
其次,这种双向交流的不对称也源于亚欧双方对亚欧会议的定位和期望值差异较大。尽管在这一对话机制启动之前亚欧都没有给于对方足够的重视,但是从1994年欧盟的亚洲政策出台以来,欧盟各国就加强了对亚洲国家的了解:一方面积极地利用亚欧会议的多重,多层参与机制,增进欧盟与亚洲国家在安全和政治领域的对话,提升欧盟在亚洲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欧盟积极鼓励其成员国政府之外的非政府部门,市民社会组织等积极参与(这正与欧盟在其内部推动的多层治理的政策不谋而合),扩大与亚洲国家沟通的渠道。相比较而言,亚洲政府长久以来对于亚欧会议这种论坛式的对话机制持保留的态度并且给予的关注度不够,导致其在亚欧会议上的政策目标,实施纲要等都比较模糊。这既影响了亚欧双方全方位合作的展开,也使得在会议议程中亚洲国家更容易跟随欧洲的步伐,从而自发采取与欧盟相似的立场,远没有达到提升自身影响和地位的最初目标。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影响因素就是非政府渠道的交流沟通。正如基欧汉和奈强调的,管理体系的各种亚组织实体越来越成为了“有关国家影响力的竞争者而非协调战略的工具”。强调市民社会的欧洲国家,其政府发动市民社会的参与以及其民众本身参与的热情都很高,更有利于组织丰富的非政府资源参与到政策的讨论中;而亚洲国家由于其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以及价值体系,面对政治问题,非政府的层面更容易产生政治参与的冷漠感,与欧洲的交往主要集中在政府渠道。而随着国际关系的进程的发展,非政府组织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这个主要行为体提出了挑战。正是通过推动市民社会组织以及跨国公司等的参与,欧洲国家利用这些渠道创造了更多的影响亚洲国家的机会。
(三)欧亚推进一体化程度的不对称
欧盟作为全球区域一体化的一个最为成功的模板,特别是其通过经济一体化、政治一体化等不同步骤逐渐实现了其内部的联合成功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一定的承认(尽管对其前景,仍有较多人保持着怀疑或者观望的态度)。基于这样的经验,欧盟也有意识地参与到全球范围内的多边制度建设中,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推广欧洲的制度规范。就欧盟层面而言,其内部的高度一体化更有可能协调欧洲单个国家的声音,在亚欧会议这一国际机制当中更有利于实现欧盟的利益。
相比较而言,尽管2008年12月5日,东盟国家通过了《东盟宪章》并首次明确写入建立东盟共同体的战略目标,但由于东亚国家内部市场经济发展并不完善,政治发展不平衡以及社会不稳定等方面的问题,使得东亚的一体化举步维艰,采取共同行动的可能性就降低,同时这也就意味着亚洲在亚欧相互依赖的关系中更不容易获得优势。
在任何的政治制度中,开放的参与机会都不能等同于平等的参与机会。亚欧会议的发展进程更多突出了欧盟国家的影响力,亚欧会议所确立的合作方式也放大了欧洲和东亚两个地区之间原本存在的不对称关系。以亚欧会议的合作机制的设计方案为例。尽管亚欧会议作为一个“非机制化”或者可以称作是“正在机制化过程中”的一个合作机制,它并没有建立基于亚欧两个地区的一种普遍的“亚欧规范”,但是就它现存的制度结构中,处处充斥着欧盟组织机构的制度模式:亚欧会议确立的三根支柱的会议机制;欧盟鼓励“以知识为基础的政策讨论”,坚持在亚欧会议内实施分领域的会议机制以及保持亚欧会议非正式论坛的性质,扩大了欧盟成员国在具体合作领域的知识优势,增加了其实施内部共同准则的灵活性。特别是欧盟由于近几十年的发展,积累了足够的多边区域合作的经验和习惯以及较为成熟的合作模式,可以更加灵活地适应亚欧对话机制。相反,由于亚洲国家普遍缺乏地区合作的经验,相互之间的政策不透明,也没有达成一种共同行动的意识,使得在亚欧会议的实际运行中,更有利于欧洲国家利用集团优势,主导亚欧会议的进程。这种亚欧一体化的差异也影响到亚欧会议的具体进程,小组相对的一体化水平的趋同和差异将决定谈判的实力,因此可能会导致区域与区域谈判进程中出现一些严重的僵局。
综上所述,随着亚欧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在不断地加深,亚欧会议仍然存在着广阔的前景,但是在现在这一阶段的亚欧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性因素,总体而言欧盟处于优势地位。基于这种不对称的状态,欧盟在亚欧会议进程中获取了一定的权力并且利用这一对话机制作为了自己施展影响力的某个场所,隐蔽地将“欧洲模式”及其民主制度向亚洲国家传递。因此为了亚欧会议能够更为平等合理地发展,就亚洲国家而言在注重国家内部经济实力发展的同时,也必须积极地思考和研究这些不对称性因素影响以及机制本身存在的缺陷,为真正意义上的互利合作的对话机制的形成而努力。
三、对亚洲区域合作的启示
随着亚太经济的蓬勃发展,亚太地区也涌现出了许多区域性的国际组织,他们在政治和经济等诸多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东亚经济是世界三大区域(欧洲、北美、东亚)中最有经济活力与前途的地区,但集团化程度却很低,成为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潮流中的“空白点”和“孤岛”。这种低集团化的劣势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东亚国家在亚欧会议上权力的取得,更加无法达到像欧洲那样通过自己的国际机制的影响力来实现国家以及欧盟的利益,同时通过“这个过程里,[通过弱小国家或新生国家的社会化],有关的规则和观念被从一方传递到另一方”从而实现影响其他国家的基本政策取向的效果。
因此就亚洲的区域合作而言,必须从亚欧会议的榜样力量——“欧洲模式”那里得到一定的启示。首先,亚洲的合作基本也应当参照欧洲模式,从低到高,从经济的合作启动,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政治和文化的共同体,形成共有的观念和意识;其次,借鉴法德和解对欧洲一体化推动的例子,东亚的主要大国之间特别是中日之间就东亚的合作模式达成一种共识,因为只有大国之间这种集体身份的认同,才能更有利于在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另外,由于东亚自身的种种特点,因此在构建东亚的区域合作制度方面不可能完全照搬欧洲的模式,东亚的模式的构建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在先形成东亚小区域合作的基础上逐渐扩大到整个东亚地区。如,东盟为主导的东亚合作等等;同时因为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差异较大,在形成东亚的合作机制过程中,必须提供更加宽松的机制空间和更多领域合作发展的可能。最后,东亚地区的合作必须坚持在东亚地区范围内及与美国建立一种合作机制的基础上考虑东亚共同体的构建的问题。在国家的互动中,东亚应当能够因为未来合作的需要和共同利益的增多以及“东亚意识”的构建从而形成在国际上更具有影响力的“东亚模式”。
注释: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2-96页.
[美]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页.
宋国友.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不对称性:基于数据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3).第35页.
张浚.从亚欧会进程看发展国际关系的“欧洲模式”.欧洲研究前沿报告.2007年版.第145页,第136页.
[挪威]依弗·B·诺伊曼,[丹麦]奥勒韦·弗尔主编.肖锋,石泉译.未来国际思想大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页,第150页.
[意]科拉多·列塔著.《亚欧会议的未来》翻译组译.亚欧会议的未来.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
李文主编.亚洲政治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页.
关键词亚欧会议 不对称性因素 东亚区域合作
中图分类号:D8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1-138-02
一、前言
亚欧会议成立于1996年,是亚洲和欧洲之间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政府间论坛,经过了十四年的发展,它已经成为了包含了世界近六成人口的对话机制。它的发展起源于两个区域经济发展合作的需要,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霸权的一种抗衡的要求,它跨越了地区,价值观念,经济发展水平等一系列的差异,而形成的一种相互依存的体系。亚欧会议作为全球合作的一个重要代表,它增强了亚欧地区间的交流与文化并有利于亚欧双方在这个日益相互依存的全球化体系中共同发展,谋求和平,也为欧亚两大洲的相互依赖关系提供了一个更为牢固的纽带。但是应当认识到,“不对称性才是国际政治进程中相互依存政治的核心”,“谁能够左右相互依赖的对称性,谁就拥有了权力”。因此,从亚欧会议中存在的不对性因素的角度,可以为亚欧合作中存在的摩擦矛盾的原因分析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也为东亚区域合作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亚欧会议进程中的不对称性因素
(一)欧亚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对称
在基欧汉和奈的相互依赖理论中提到,经济的不对称也可被视为是获得政治权力的来源之一。经济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中同样会产生权力,而且这种权力会使一国在谈判中获得优势。通常依赖性较小的一方会将相互依赖关系作为筹码,然后在某些问题上与依赖性较大的一方讨价还价,或者借此影响其他问题的结果。正如在亚欧会议这一合作机制当中,尽管亚欧两大洲经贸合作不断加强,东亚快速持续稳定的经济发展已被誉为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但是,不难看出欧洲国家在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实力以及吸引外资的能力上仍明显强于亚洲国家,亚洲的脆弱性和敏感性更强,处于劣势地位;而欧洲国家正是由于其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使得其在亚欧会议中更容易利用经济问题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攫取更多的利益。就投资关系而言,如果A国对B国拥有很多投资,而B国对A国没有或很少有投资,那么可以认为B国在双边的经济相互依赖中处于不利或劣势地位,而A国居于有利地位。以亚欧双方的经济投资为例。近年来,基于加强对欧盟内部产业和产品保护的要求,欧盟国家设立了“金边股”制度,对来自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行配额限制和反倾销政策。由于在双方的经贸合作中,欧洲一直是亚洲国家的主要投资来源国和商品出口国,而亚洲国家在给欧洲提供廉价劳动力和丰富商品的同时投资较少。因此,一旦像“金边股”这种减少进口和资本投入的政策的出现,亚洲国家更容易产生经济、社会以及国家政治的动荡。
此外,这种经济的不对称性也常常被欧洲国家利用从而引起亚欧国家关系间其他方面的摩擦。处在发展阶段的亚洲国家大多面临着生存危机,获得个人权利的发展是要建立在集体权利发展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在亚欧会议进程中,欧洲常以“欧洲价值”和欧洲文化的先进论来评判亚洲国家的发展和方法,并试图将人权当作外交工具和制裁手段,如在欧盟与亚洲国家签订的所有协议中都包括了人权条款,以及在亚欧会议上欧盟国家极力主张‘社会条款’(最低工资标准,人权问题等),这种观念上的冲突尽管在亚欧关系的初期并未明显表现出来,但长此以往必然会使亚欧对话机制的进一步发展蒙上阴影。
(二)双向交流的不对称
在亚欧合作对话机制下,健康的双向交流(这其中包括了政府,市民社会的参与等多方面的交流活动)有利于各区域及其区域内部成员国的发展。但是由于受到国家参与合作机制的传统、意识等因素的影响,在亚欧会议机制下,各国参与的交流的程度、范围并不一致,并且这种不一致会逐步影响到亚欧会议机制向更为纵深的方向发展。这种双向交流的不对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这一不对称主要表现在双方参与国家的数量问题上。2004年以前欧洲国家就在成员数量上占据了优势(欧亚为16:10),随着欧盟的东扩以及亚欧会议的影响扩大,欧洲的这种优势进一步扩大(欧亚为28:17),少数派的亚洲成员加上缺少足够的亚洲内部协调机制,导致了在机制设计和诸多政策领域的讨论中亚洲国家必然处于劣势地位。一位中国公安部的官员给出一个例子,在其参与的一次亚欧会议活动中,由于欧方的代表多负责非法移民事务,会议讨论不得不以非法移民为重点,否则对话无法进行。
其次,这种双向交流的不对称也源于亚欧双方对亚欧会议的定位和期望值差异较大。尽管在这一对话机制启动之前亚欧都没有给于对方足够的重视,但是从1994年欧盟的亚洲政策出台以来,欧盟各国就加强了对亚洲国家的了解:一方面积极地利用亚欧会议的多重,多层参与机制,增进欧盟与亚洲国家在安全和政治领域的对话,提升欧盟在亚洲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欧盟积极鼓励其成员国政府之外的非政府部门,市民社会组织等积极参与(这正与欧盟在其内部推动的多层治理的政策不谋而合),扩大与亚洲国家沟通的渠道。相比较而言,亚洲政府长久以来对于亚欧会议这种论坛式的对话机制持保留的态度并且给予的关注度不够,导致其在亚欧会议上的政策目标,实施纲要等都比较模糊。这既影响了亚欧双方全方位合作的展开,也使得在会议议程中亚洲国家更容易跟随欧洲的步伐,从而自发采取与欧盟相似的立场,远没有达到提升自身影响和地位的最初目标。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影响因素就是非政府渠道的交流沟通。正如基欧汉和奈强调的,管理体系的各种亚组织实体越来越成为了“有关国家影响力的竞争者而非协调战略的工具”。强调市民社会的欧洲国家,其政府发动市民社会的参与以及其民众本身参与的热情都很高,更有利于组织丰富的非政府资源参与到政策的讨论中;而亚洲国家由于其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以及价值体系,面对政治问题,非政府的层面更容易产生政治参与的冷漠感,与欧洲的交往主要集中在政府渠道。而随着国际关系的进程的发展,非政府组织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这个主要行为体提出了挑战。正是通过推动市民社会组织以及跨国公司等的参与,欧洲国家利用这些渠道创造了更多的影响亚洲国家的机会。
(三)欧亚推进一体化程度的不对称
欧盟作为全球区域一体化的一个最为成功的模板,特别是其通过经济一体化、政治一体化等不同步骤逐渐实现了其内部的联合成功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一定的承认(尽管对其前景,仍有较多人保持着怀疑或者观望的态度)。基于这样的经验,欧盟也有意识地参与到全球范围内的多边制度建设中,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推广欧洲的制度规范。就欧盟层面而言,其内部的高度一体化更有可能协调欧洲单个国家的声音,在亚欧会议这一国际机制当中更有利于实现欧盟的利益。
相比较而言,尽管2008年12月5日,东盟国家通过了《东盟宪章》并首次明确写入建立东盟共同体的战略目标,但由于东亚国家内部市场经济发展并不完善,政治发展不平衡以及社会不稳定等方面的问题,使得东亚的一体化举步维艰,采取共同行动的可能性就降低,同时这也就意味着亚洲在亚欧相互依赖的关系中更不容易获得优势。
在任何的政治制度中,开放的参与机会都不能等同于平等的参与机会。亚欧会议的发展进程更多突出了欧盟国家的影响力,亚欧会议所确立的合作方式也放大了欧洲和东亚两个地区之间原本存在的不对称关系。以亚欧会议的合作机制的设计方案为例。尽管亚欧会议作为一个“非机制化”或者可以称作是“正在机制化过程中”的一个合作机制,它并没有建立基于亚欧两个地区的一种普遍的“亚欧规范”,但是就它现存的制度结构中,处处充斥着欧盟组织机构的制度模式:亚欧会议确立的三根支柱的会议机制;欧盟鼓励“以知识为基础的政策讨论”,坚持在亚欧会议内实施分领域的会议机制以及保持亚欧会议非正式论坛的性质,扩大了欧盟成员国在具体合作领域的知识优势,增加了其实施内部共同准则的灵活性。特别是欧盟由于近几十年的发展,积累了足够的多边区域合作的经验和习惯以及较为成熟的合作模式,可以更加灵活地适应亚欧对话机制。相反,由于亚洲国家普遍缺乏地区合作的经验,相互之间的政策不透明,也没有达成一种共同行动的意识,使得在亚欧会议的实际运行中,更有利于欧洲国家利用集团优势,主导亚欧会议的进程。这种亚欧一体化的差异也影响到亚欧会议的具体进程,小组相对的一体化水平的趋同和差异将决定谈判的实力,因此可能会导致区域与区域谈判进程中出现一些严重的僵局。
综上所述,随着亚欧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在不断地加深,亚欧会议仍然存在着广阔的前景,但是在现在这一阶段的亚欧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性因素,总体而言欧盟处于优势地位。基于这种不对称的状态,欧盟在亚欧会议进程中获取了一定的权力并且利用这一对话机制作为了自己施展影响力的某个场所,隐蔽地将“欧洲模式”及其民主制度向亚洲国家传递。因此为了亚欧会议能够更为平等合理地发展,就亚洲国家而言在注重国家内部经济实力发展的同时,也必须积极地思考和研究这些不对称性因素影响以及机制本身存在的缺陷,为真正意义上的互利合作的对话机制的形成而努力。
三、对亚洲区域合作的启示
随着亚太经济的蓬勃发展,亚太地区也涌现出了许多区域性的国际组织,他们在政治和经济等诸多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东亚经济是世界三大区域(欧洲、北美、东亚)中最有经济活力与前途的地区,但集团化程度却很低,成为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潮流中的“空白点”和“孤岛”。这种低集团化的劣势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东亚国家在亚欧会议上权力的取得,更加无法达到像欧洲那样通过自己的国际机制的影响力来实现国家以及欧盟的利益,同时通过“这个过程里,[通过弱小国家或新生国家的社会化],有关的规则和观念被从一方传递到另一方”从而实现影响其他国家的基本政策取向的效果。
因此就亚洲的区域合作而言,必须从亚欧会议的榜样力量——“欧洲模式”那里得到一定的启示。首先,亚洲的合作基本也应当参照欧洲模式,从低到高,从经济的合作启动,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政治和文化的共同体,形成共有的观念和意识;其次,借鉴法德和解对欧洲一体化推动的例子,东亚的主要大国之间特别是中日之间就东亚的合作模式达成一种共识,因为只有大国之间这种集体身份的认同,才能更有利于在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另外,由于东亚自身的种种特点,因此在构建东亚的区域合作制度方面不可能完全照搬欧洲的模式,东亚的模式的构建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在先形成东亚小区域合作的基础上逐渐扩大到整个东亚地区。如,东盟为主导的东亚合作等等;同时因为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差异较大,在形成东亚的合作机制过程中,必须提供更加宽松的机制空间和更多领域合作发展的可能。最后,东亚地区的合作必须坚持在东亚地区范围内及与美国建立一种合作机制的基础上考虑东亚共同体的构建的问题。在国家的互动中,东亚应当能够因为未来合作的需要和共同利益的增多以及“东亚意识”的构建从而形成在国际上更具有影响力的“东亚模式”。
注释: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2-96页.
[美]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页.
宋国友.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不对称性:基于数据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3).第35页.
张浚.从亚欧会进程看发展国际关系的“欧洲模式”.欧洲研究前沿报告.2007年版.第145页,第136页.
[挪威]依弗·B·诺伊曼,[丹麦]奥勒韦·弗尔主编.肖锋,石泉译.未来国际思想大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页,第150页.
[意]科拉多·列塔著.《亚欧会议的未来》翻译组译.亚欧会议的未来.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
李文主编.亚洲政治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