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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部署，乡村的振兴以乡村树立起自己的价值，并被重新认可为标志。以艺术介入乡村、服务乡村，敏感的总是艺术家和社会工作者，他们也成为这项运动最初的实践者和有力的推动者。
当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达成“城市的问题来自乡村”共识，通过艺术发展出土地与人之间新的连结，一座座包含艺术化的乡村重构就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作为乡村建设的一种艺术实验，无论是“许村计划”“碧山计划”还是各地艺术复兴乡村的实践，是一条没有多少成功案例可资借鉴和仿效的寂寞之路——但至少，我们读到了乡村振兴的民间样板和想象，看到了农人可能的尊严、职业、创造与坚守。
乡村与土地可以被理解为艺术家的一片实验场
乡村与城市，两个似乎很中性的词，却有着不同的指向：前者让人感到宁静、悠闲，但也会想到落后、愚昧：后者则充斥着喧嚣、躁动，但也意味着现代、文明。
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在由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等，如今人们的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情感关系也有了变化，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已经造成群体性焦虑，而我们也都成了“追故乡的人”。
“诗人笔下美丽的田园生活”不一定只能在“艺术家的想象和作品里”。就像在日本經北川富朗等人改造和复兴的越后妻有、濑户内，它们原本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如今却已成为亚洲甚至世界的“诗与远方”了。而近几年一些敏锐的艺术家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始了他们的“艺术介入”和“艺术乡建”。
艺术家蔡玉水自2009年隐居到济南长清双泉镇， “我希望用艺术改变乡村，让现代农村直接跨过农家乐的低级形式，进入艺术小镇的高级阶段。”“我+一个乡村就是艺术乡村，我+一个城市可能就是一个诗意城市，你走到哪儿，艺术就在哪儿。”
八零后年轻人牟昌非在自己的家乡——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高里街道牟家院村——发起了“乡村戏剧节”，这两年，乡村戏剧节组委会通过调配内外资源，吸引外界和本村居民共同参与“戏剧节”这项新的乡村公共活动。通过戏剧这种与人的关系可谓最直接的艺术形式，发展出土地与人之间新的连结。
本土之外，当年艺术策展人左靖和艺术家欧宁主持的“碧山共同体计划”、艺术家渠岩主持的“许村计划”，以碧山、许村作为艺术乡建“一南一北”的经典案例，凸显了两者的样本意义和示范效应。
当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达成某种共识在于“城市的问题来自乡村”，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从光鲜亮丽的城市艺术中心走出来，或者抱着以艺术影响乡村的志愿，或者带着去国还乡的梦想，用艺术的火种，去追寻中国文明复兴的路径。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罗杨评价道：“艺术唤醒了已经被遗忘的事物，并使它们延伸到未来。那些同人们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紧密相关的生活方式、地方文化和其中孕育、传递的文化与情感也再度得到挖掘，重新被阐释。”
“‘火’已经点起来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018年，中央政府提出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当艺术家们试图用艺术的方式为乡村文化“招魂”，借此来修复残破的心灵故乡，不能不说是一种对先贤遗志的追索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等一批知识分子为了救济农村、改造农村，做了不少积极尝试。抗日战争之前，乡建运动已蔚为大观，惜乎后来为战乱所断。
梁漱溟先生提出乡建理论的一个背景是：在近代化进程中，中国乡村是一个不断被破坏的过程，如何挽救乡村的衰落、衰败？他提出了乡村建设运动，并且提出了知识分子应该解决一般劳苦大众的问题，知识分子应该（主动）走向民间、走向田园，为中国文化保护做出应有的贡献。
“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先行者梁漱溟似乎早就拿捏到了乡村振兴的命脉——乡村振兴不单单是物质层面的救助与重建，更重要的是人和其内在精神文化的振兴。
然而，“尽管知识分子每一次到农村去，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这样的影响大都是‘雨过地皮湿’。”让学者钱理群产生疑问的是，“几乎知识分子每一代人的下乡，都要面对前一代人所面临的几乎相同的问题，即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落后与贫穷状况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又是为什么？”
这是摆在所有想要“到农村去”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一道难题。
知识分子欧宁曾表示，“不论民国时代，还是今天，乡村建设作为一种民间自发运动，它的空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它能否获得更大的社会空间，取决于它与政治的微妙关系。乡村建设需要资金扶持，无论是投靠资本，还是依附政府，都与它的独立态度相悖，而靠动员民智民力，则其路漫漫，需要长时间的坚持。”
作为乡村建设的一种艺术实验，无论是“许村计划”“碧山计划”还是各地艺术村落的建设，起步之初大都步履维艰，而到现在也依然是蹒跚而行，参与者们践行“造梦”的足迹，“孵化”出一个又一个让人闻之好奇、观之难忘的展览和活动。但与策划 展览、举办艺术活动等短期行为不同的是，乡村建设实在是一条没有多少成功案例可资借鉴和仿效的寂寞之路。
乡村文化保护与发展志愿者协会（RCRA）联合发起人蒋好书，提出一个问题，“‘火’已经点起来了，你是要让‘火’随便蔓延，还是要有具体的方向？……是要做一名艺术家，一个隐士，浪子，还是一个按时交税的人？”
乡村的振兴，当以乡村树立起自己的价值，并被重新认可为标志，一座座包含艺术化的乡村都在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当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达成“城市的问题来自乡村”共识，通过艺术发展出土地与人之间新的连结，一座座包含艺术化的乡村重构就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作为乡村建设的一种艺术实验，无论是“许村计划”“碧山计划”还是各地艺术复兴乡村的实践，是一条没有多少成功案例可资借鉴和仿效的寂寞之路——但至少，我们读到了乡村振兴的民间样板和想象，看到了农人可能的尊严、职业、创造与坚守。
乡村与土地可以被理解为艺术家的一片实验场
乡村与城市，两个似乎很中性的词，却有着不同的指向：前者让人感到宁静、悠闲，但也会想到落后、愚昧：后者则充斥着喧嚣、躁动，但也意味着现代、文明。
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在由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等，如今人们的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情感关系也有了变化，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已经造成群体性焦虑，而我们也都成了“追故乡的人”。
“诗人笔下美丽的田园生活”不一定只能在“艺术家的想象和作品里”。就像在日本經北川富朗等人改造和复兴的越后妻有、濑户内，它们原本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如今却已成为亚洲甚至世界的“诗与远方”了。而近几年一些敏锐的艺术家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始了他们的“艺术介入”和“艺术乡建”。
艺术家蔡玉水自2009年隐居到济南长清双泉镇， “我希望用艺术改变乡村，让现代农村直接跨过农家乐的低级形式，进入艺术小镇的高级阶段。”“我+一个乡村就是艺术乡村，我+一个城市可能就是一个诗意城市，你走到哪儿，艺术就在哪儿。”
八零后年轻人牟昌非在自己的家乡——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高里街道牟家院村——发起了“乡村戏剧节”，这两年，乡村戏剧节组委会通过调配内外资源，吸引外界和本村居民共同参与“戏剧节”这项新的乡村公共活动。通过戏剧这种与人的关系可谓最直接的艺术形式，发展出土地与人之间新的连结。
本土之外，当年艺术策展人左靖和艺术家欧宁主持的“碧山共同体计划”、艺术家渠岩主持的“许村计划”，以碧山、许村作为艺术乡建“一南一北”的经典案例，凸显了两者的样本意义和示范效应。
当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达成某种共识在于“城市的问题来自乡村”，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从光鲜亮丽的城市艺术中心走出来，或者抱着以艺术影响乡村的志愿，或者带着去国还乡的梦想，用艺术的火种，去追寻中国文明复兴的路径。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罗杨评价道：“艺术唤醒了已经被遗忘的事物，并使它们延伸到未来。那些同人们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紧密相关的生活方式、地方文化和其中孕育、传递的文化与情感也再度得到挖掘，重新被阐释。”
“‘火’已经点起来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018年，中央政府提出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当艺术家们试图用艺术的方式为乡村文化“招魂”，借此来修复残破的心灵故乡，不能不说是一种对先贤遗志的追索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等一批知识分子为了救济农村、改造农村，做了不少积极尝试。抗日战争之前，乡建运动已蔚为大观，惜乎后来为战乱所断。
梁漱溟先生提出乡建理论的一个背景是：在近代化进程中，中国乡村是一个不断被破坏的过程，如何挽救乡村的衰落、衰败？他提出了乡村建设运动，并且提出了知识分子应该解决一般劳苦大众的问题，知识分子应该（主动）走向民间、走向田园，为中国文化保护做出应有的贡献。
“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先行者梁漱溟似乎早就拿捏到了乡村振兴的命脉——乡村振兴不单单是物质层面的救助与重建，更重要的是人和其内在精神文化的振兴。
然而，“尽管知识分子每一次到农村去，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这样的影响大都是‘雨过地皮湿’。”让学者钱理群产生疑问的是，“几乎知识分子每一代人的下乡，都要面对前一代人所面临的几乎相同的问题，即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落后与贫穷状况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又是为什么？”
这是摆在所有想要“到农村去”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一道难题。
知识分子欧宁曾表示，“不论民国时代，还是今天，乡村建设作为一种民间自发运动，它的空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它能否获得更大的社会空间，取决于它与政治的微妙关系。乡村建设需要资金扶持，无论是投靠资本，还是依附政府，都与它的独立态度相悖，而靠动员民智民力，则其路漫漫，需要长时间的坚持。”
作为乡村建设的一种艺术实验，无论是“许村计划”“碧山计划”还是各地艺术村落的建设，起步之初大都步履维艰，而到现在也依然是蹒跚而行，参与者们践行“造梦”的足迹，“孵化”出一个又一个让人闻之好奇、观之难忘的展览和活动。但与策划 展览、举办艺术活动等短期行为不同的是，乡村建设实在是一条没有多少成功案例可资借鉴和仿效的寂寞之路。
乡村文化保护与发展志愿者协会（RCRA）联合发起人蒋好书，提出一个问题，“‘火’已经点起来了，你是要让‘火’随便蔓延，还是要有具体的方向？……是要做一名艺术家，一个隐士，浪子，还是一个按时交税的人？”
乡村的振兴，当以乡村树立起自己的价值，并被重新认可为标志，一座座包含艺术化的乡村都在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