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吸引我入迷，我就读，不能吸引我，就扔掉。对我而言，读书的第一要义是读着过瘾。因为，只有这样读书，我才能记得住、才能消化吸收。
　　我最早接触的书是《野火春风斗古城》和《红岩》——那个年代，大家都读这些书。“文革”时期，我则想方设法去找一些世界名著来读。大学毕业，尤其是做企业之后，我确实读了很多书。但是，从始至终我只欣赏两位作者：一位是金庸先生，一位是二月河先生。
　　“金庸先生的14部书写得非常好”。听了我这样的描述，一位在中国人民大学读文学研究专业的朋友反驳说：“这种表达不准确。将来，这几部书一定会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有同样的地位”。金庸的作品是否能够达到这么高的艺术水平，尽管现在还很难说，但至今的大量盗版足以说明其价值。
　　另外，我对二月河先生的“皇帝三部曲”情有独钟。个人认为，《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可谓传世之作。《乾隆皇帝》则稍微散了一点儿。当然，这并不影响它的价值，文学处理也相当之妙。
　　相比之下，我倒觉得一些被热炒的书并不好看。写巴菲特的书翻翻就行了，既不经典也没有太多的享受——那些事儿读了书也不能照做。艾柯卡、德鲁克……很多管理大师的书，即便是回忆或总结，也是发于一时，我觉得读这些还没有读冯仑的书更有意思，还不如去看杜鲁门回忆录、艾森豪威尔回忆录。
　　对这些书我反而不太在意。从这个角度说，在被奉为管理大师的彼得·德鲁克面前，我也是管理大师——因为我没有看他的书就把慧聪做出来了。所以，管理是适合于不同的国情、社会和人文条件的东西，约束性很强，其中并没有太多应该死命去学的东西。因此，大师的书我会翻，但不会模仿或者背书中的东西，没有用。
　　经济学、法律等系统科学则是例外，这些基础理论必须要好好读。上学的时候，萨默尔逊的书我看了很多遍，很多内容都背过。
　　我读书速度快，除非遇到特别好的地方，一般不会去仔细地琢磨。但是好书要反复看。这就像是吃涮羊肉，爱吃的人不会吃一次就不再吃了，而是会多吃几次，而且越吃越有味。
　　我从没有把书看作是不得不读、用来学习的工具，那样就太枯燥了。我始终觉得读书是一种消遣和娱乐，不享受我就不读。
　　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我一向坚持企业家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就好，养成读书的习惯就好。其实，很多企业家没有读过什么书，王永庆、李嘉诚就是如此。但是，即便好读，企业家也千万不能总是读那些管理学、经济学的书。因为企业家不是被书本教育出来的，被书本教育出来的是教授、学者，是职业经理人。企业家读什么书应该由自己说了算。如果读的书相同，企业家不就可以批量生产了吗?
　　读书是为了让人与众不同，如果按照同样的规则读书，那读书就变成宗教纲领了。因此，我很少给员工推荐书——他们是80后甚至是90后的人，两代人不可能按照特定的规则去读同样的书。就和我们有的人爱吃甜、有的人爱吃辣一样，如果我给他们推荐，或者让他们之间互相推荐，他们肯定不想看，这样读书就变成了形式主义。
　　我个人并不认为与员工分享读书感受会有利于企业文化的统一。一来，企业文化能够统一吗?我打一个问号。二来，我不认为仅仅靠一个老板的努力就能够建立起企业的文化。三来，就算是我给每个人发一本《毛选》，读完之后大家的理解也不会相同。差了二三十岁的人看两类书，是很正常的文化人文现象。相反，看同样的书，才证明这个社会没有进步。
　　只要是书中有用的东西我肯定很快就“忘”了，因为我会把它变成一种理解、内化，理解就是忘记，不理解才需要死记硬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