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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秋冬，大陆时局混乱，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上腐败不堪，而中共百万雄师却从东北、平津、山东一路南下，即将饮马长江。在江南工商名城无锡的县城中，后来被毛泽东主席称为“中国民族资本家首户”的代表人物荣德生及其庞大的家族企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选择留在家乡，还是将工厂、资本迁移至海外发展。他的心情是复杂的，既不愿去国外做白华，还想为家乡发展继续出力，但对中共渡江后的经济政策却不甚清楚。
那么，易代之际的荣德生对于去留的具体考量有哪些，其背后的价值支撑是什么，最终结果究竟如何，本文将对这段历史一步步进行讨论与揭示。
荣德生的成长与无锡的经济地位
民族工商业巨子荣德生1875年出生在无锡县城郊区的荣巷，9岁入塾读书，在他父亲的安排下，15岁到上海的钱庄学习做生意。19岁随父至广东任三水县厘金局帮账。1899年，任广东河补抽税局总账房。1901年荣德生与兄荣宗敬等人集股在无锡合办保兴面粉厂，一年后改为茂新面粉厂并任经理。1905年与兄宗敬等7人集股在无锡创办振新纱厂，先后任经理、总经理。1915年4月起，荣氏兄弟联手先后在上海、无锡、汉口等地创办申新纺织一厂至九厂，荣德生兼任管理最佳的无锡申新三厂经理。至年，荣氏兄弟共拥有12家面粉厂和9家纱厂，有“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之称，成为中国资本最大的实业家之一。
抗战爆发后，哥哥荣宗敬因受到战乱的影响，于1938年2月在香港病世。荣德生主持的荣氏企业在抗战中依然在上海孤岛、危城武汉和内地宝鸡、重庆、成都等地坚持生产，支持抗战。1945年抗战结束后，一心想扩大企业规模，为战后经济恢复做出贡献的荣德生，一边积极着手恢复茂新、申新系统的企业，一边于是年11月，在无锡成立计划宏大的天元实业公司，并先后创办天元麻纺织厂、开源机器厂、江南大学。
荣氏兄弟年轻时在上海钱庄做学徒，“看到洋麦、洋粉进口无税”，“怵然于欧美经济政策侵略之繇”，认识到欲“塞漏卮于先机”，必须创办实业，而“衣食者，生民之命脉”，中国“欲望培其根而植其本，非多设面粉厂、纺织厂不为功”，遂于1900年集资创办无锡保兴面粉厂。荣宗敬晚年云，“吾创此基业，非以己也，为外人经济侵略之可畏。吾不忍坐视国家经济沦溺绝境，因尽吾一分忠实之心，作一分忠实之事业”，荣德生感慨其兄宗敬“一生营业，非恃有充实之资本，乃恃有充实之精神”。由上可见，荣氏兄弟办厂的价值取向是多重的，金钱不是其唯一的目标。这也符合1896年父亲荣熙泰病重期间，荣德生回乡探病，给他留下一生为之奋斗的家训：“治家立身，有余顾族及乡，如有能力，即尽力社会。以一身之余，即顾一家；一家之余，顾一族一乡，推而一县一府，皆所应为。”要实现父亲的期望，荣德生不仅要办好企业，而且要具备相当的有牺牲自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气质。
在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高涨的社会背景下走向成功的荣德生，自然受到成长环境的刺激，自称是个“事业迷”，办工业贡献社会是他一生的嗜好。荣德生一生最希望的就是有自由、安稳的营商环境，让他办厂兴业，以达到他“一人进厂，则举家可无冻馁；一地有厂，则各业皆能兴旺”之目的。
乡土资本家荣德生留锡的原因
1948年秋冬至1949年初，势如破竹的解放军渡江南下已是指日可待。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以工商巨子荣德生，以及无锡商会会长钱孙卿为首的无锡工商界人士，不论是出于对国民党经济政策和腐朽溃败的不满，还是因为对中共没有信心，他们都不得不重新面对时局，选择未来。
显然，工商“首户”荣德生之个人选择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对于其他观察风向的无锡中小企业主、甚至包括沪宁线的工商业者来说，是最重要的风向标。
在笔者看来，荣德生为首的，包括程敬堂、钱孙卿、薛明剑等无锡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愿去国离乡的具体原因，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方面，爱国为民为家乡出力，是他们自小就受到的传统熏陶。他们开工厂做生意，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和家族发财致富，更重要的是能为普通百姓提供一份工作，为家乡、国家做点事情，正如荣德生父亲荣熙泰的遗训“治家立身，有余顾族及乡，如有能力，即尽力社会”。
就荣德生个人来看，他虽然是工商巨子，但发财后的目标并非追求豪华生活，其日常起居很简朴。对于家乡无锡的地方事业，如修桥铺路，投资办学却花费巨大。“德生六十岁时，私斥巨资”，于1934年建成蠡湖宝界大桥，“桥长有六十大洞，宽广可汽车对驶”。就此来说，荣德生是开办现代机器工厂的资本家，但更是无锡的乡土资本家。
1944年抗战胜利在望，喜欢善举的荣德生对战后复兴计划很多，但其核心是“积极办厂”，他认为设厂兴业，经济发展，是解决“举家可无冻馁、各业皆能兴旺”的根本之策，故而当时荣德生虽已70岁，但他仍说，“余年虽老，雄心未死，惜世局未平，不能大举创业，他日时若健，此志不改”。而一旦搬厂离去故土，就不能为家乡的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将失去提升中国工业力量的可能，更谈不上再次“大举创业”以抵抗“欧美经济政策侵略之繇”，实现其“事业迷”的理想了。
荣氏的好友程敬堂从16岁开始“习绸布业”，一辈子“殚心实业辟衡茅”，就是要实现其“衣被万家”的工业梦想，如果一旦离开大陆，何来“衣被万家”。而钱孙卿作为长期统领无锡商会的会长，一旦离开无锡资本家群体，将会失去用武之地，没有服务对象而无事可干。显然，迁厂迁资所引发的结果，将完全与他们做事业的目标、人生的价值追求相悖。因而1948年11月荣德生阻止申三拆锭迁台时，公开声明，“余表示决心留在祖国，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要求将正在拆运的机器“已拆卸者装上，已下船者搬回”，“当时虽有人劝余，政局不稳定，宜审慎考虑，为自己打算者，余不听”。
笔者认为荣德生不愿意迁厂的直接原因是爱乡爱国，如果迁厂关门，仅申新三厂就将有“3000多职工”会失业，靠他们养家糊口的数万家属亦会生活困顿。“迁厂即破财”的观点固然有抗战期间公益铁工厂搬厂机器散落，导致企业损失大半的历史教训在前，但在此时亦是荣德生的人生智慧，他以这个理由来应对和堵住要他迁厂的各方的嘴，则是最合适的说法了。 荣德生为家乡出力是有长久的计划和多面的考虑的，“有余顾族及乡”并非只是表现在易代之际搬迁企业上，这点从《人道须知》一书的出版即可管窥一二。2015年是荣德生诞辰140周年，荣智健为了纪念先祖，重新刊印了由陈文源教授点校的《人道须知》赠送社会各界。这本书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荣德生焦虑于当时社会只重视人才教育，而忽视公民教育而编写的。荣氏深知，“缘幼童入学，一秉天性，而各有长短厚薄之不齐，端赖学校课本，教师训言，教之导之，使短者引之以长，薄者培之以厚”，然后才能够“基本稳固，他日循正轨以至成材，家可以齐，国可以治”。为此特请专人编写出《人道须知》，内容为阐明传统美德和倡导道德修身，先后刊印三版，免费捐赠给中小学生和各界人士，以弘扬道德文化，并鼓励翻印。
在这本书的序言里，与荣德生相知最真的薛明剑曾有如此评价：“德生先生，当经营事业之余，尝思国家之富强，事业之发展，全恃乎教育。”（《人道须知》，第5页。）
第二方面，荣德生为首一些爱乡资本家内心是不愿到国外去当“白华”的，对于自己家庭成员的成长和培养很关心，对家庭和睦、子孙满堂的重视超过对享受物质财富的追求。1949年时，荣德生74岁、程敬堂64岁、钱孙卿62岁，都到了耳顺古稀之年，且三人家中都儿孙满堂。有子女侍奉照顾，享受天伦之乐，百年终寿故乡，这是自古以来中国老年人最普通基本的愿望。
荣德生向来对家庭添丁及培养子女极为重视。《乐农自订行年纪事》每年必以家中人口增加的情况来开篇，如1934年纪事开篇是“长房三孙智鑫生，二房四孙智祥生”，1943年则是“三房生一男，名智俭，已望子矣。两年中，三、四、五房均生子，房房均有，为之快慰”。1927年，他就为自己的子女专门在梅园豁然洞设立读书处，1941年计划战后另创的“天元公司”，计划“余任总经理，七个儿子副之”。
商会会长钱孙卿，在去留问题上的考虑上与荣德生是相似的。笔者在不同时间地点采访过的钱孙卿的后代都曾不约而同地说，“钱孙卿就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无锡”。抗战初期，抱着“不有留者，何有去者”之识见的钱孙卿就表示，“守土的士兵，可以奉命撤退，而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祖宗丘墓所在，怎能弃之如遗？”现在最困难的家国沦陷时期都已过去了，还用担心同为中国人的中共来解放无锡么？而一旦到海外成为寓公，他再无法以“商民保姆”为家乡人服务。
第三方面，乡土资本家们对国民党已经失望，对共产党提出的“发展生产、劳资两利”方针抱以希望，期望政权更替之后，未来能在无锡开设更多工厂，发展地方经济，服务家乡人民。
在荣德生坚持不搬厂的决定下，1949年2月日，主持上海总管理处的荣尔仁由“申新二、三、五厂总处致上海区分处代电：上海区经协理鉴：密。迩今时局动荡，本总管理处今后方针，以维持原有局面为原则。过去决定迁往广州、台湾、香港之各厂物资，应一律从早出售或搬回；其他如各厂之对外投资，亦应设法清理或出让而资减轻负担。用特电达，仰即迅予妥善遵办，并将办理情形详报备查为要。”荣尔仁此举，既有受其父的影响，也是他自己举棋不定的反复，不过其客观后果是遏制住了荣氏家族的迁厂迁机器的势头，为荣氏企业保存了解放后复原生产的实力。
对于抗战后中共解放区的经济模式和经济政策，荣德生等资本家上层人物除了秘密地从中共地下党员高山、薛禹谷、杨汗等人的介绍，以及阅读《新民主主义论》这些文章得到消息外，他们并非一无所知。在其阵营中，荣氏集团的薛明剑、章剑慧是对中共解放区的经济较有研究的。1946年，章剑慧请张锡昌（原《中国农村》主编）在上海建立了经济研究室，编写资料，介绍解放区的工商政策，寄给上海工商界人士，对稳定人心，迎接解放，起到不小的作用。再如对于中共宣传的“公私两利，劳资两利”的政策，1949年3月中旬，由薛明剑控制的《江苏工业会会务通讯》，公开发表了《解放区之工业政策》一文，对于苏皖边区和冀中解放区以“公私两利，劳资两利”来制定“工时与工资”的现象，文章表示肯定，认为这样做，“既规定提高工人工资，保证工人的一定程度生活，又保证工人遵守工厂规则，劳动纪律，使资方又有一定利润可得”。文章对此持非常同情的态度，并进一步强调：“工时与工资的规定恰当与否，同时也影响工人的工作情绪与工人生活，这是关系劳资双方必需适当处理的问题”。这种观点与薛明剑一直主持的“劳工自治”、荣德生的“优容之道”有暗渠相通，其实质就是调和劳资矛盾，这与薛氏在解放前就对“公私两利，劳资两利”的政策抱以接受态度是吻合的。
综上所述，1947—1949年，在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与军队节节败退的历史背景下，爱国爱乡是无锡乡土大资本家们没有迁厂的核心原因。而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如果不离开家乡，他们的余生能否过得很有盼头呢？在中共统治下，他们还能有多少“控产权”呢？是否有机会继续为家乡做更大贡献呢？面对这些未知数，资本家们最需要做的是：摸清中共的对资本家的政策底线，搞清楚未来统治无锡的政治人物的意图，再做最后的决定和选择，这不仅是为他们以后的人生做出抉择，也是为这个以工商著称的江南名城做选择。
钱钟汉的苏北之行与荣氏之抉择
对于荣德生们的担心，中共在山东、苏北地区的领导陈毅、陈丕显、管文蔚等人，通过地下人员的工作也是有所知的。为了做好统战工作，数枝来自中共阵营的橄榄枝，在此时也从不同方向悄悄伸向了这些翘首以盼的资本家们。先后有奉命从上海调回无锡江南大学工作的薛禹谷、无锡城工委书记高山、华中二地委打入无锡县政府的杨汗等地下党员，从多个方面对薛明剑、荣德生、钱孙卿等人展开统战工作。
1949年2月17日，受荣德生之托，无锡商会会长钱孙卿的次子钱钟汉不顾生命危险，代表接受中共邀请，作为荣德生的私人特使，与袁鹤皋等一起代表无锡工商界北渡长江，赴苏北观察中共新解放区的情况，并与中共华中区的领导进行了首次政治交往，以为无锡大资本家对解放大军渡江后的去留问题提供参考。钱钟汉经扬州等地到高邮，后又只身赴淮阴中共解放区做“探春”之旅，一路了解苏北解放后城乡的状况，2月18日到扬州后，观察到“刚解放不久”的扬州“大街上看到行人熙熙攘攘，一片安定欢乐的景象”，与江南“愁云笼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钱钟汉去拜访父亲钱孙卿的朋友“扬州著名绅商周谷人”，周说扬州解放后“解放军的纪律严明和对老百姓的爱护，是历来军队所未有的；共产党对工商业也确实是保护的”。
钱钟汉到达淮阴后，先后与中共华中工委管文蔚、陈丕显、包厚昌、杨帆等领导同志进行了三次谈话，最后就无锡资本家配合无锡“解放的具体事情”达成协议，具体为：“1、国民党逃跑时，由他们（地方人士）维持社会秩序；2、所有工厂都要保护好，不准破坏；3、我军过江时不能多带粮食，部队所需的2万担粮食，请无锡商界负责筹集；4、旧的机关工作人员不要跑，保护好文件等资料，俟我军过江后移交人民政府”。
钱钟汉离淮之前，陈丕显还征询他对“党的希望和意见”，钱钟汉说国民党让“老百姓受尽了苦难”，希望“共产党在打定江山以后，一定要争气，一定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陈、管二人听完“相视而笑”，并表示说，“请钱先生放心，我们共产党决不会辜负朋友们的期望，决不会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共产党的事业，中国人民革命的事业只会一天天兴旺，决不会垮台。我们对此是有足够信心的”。经过对新解放区的观察，及与中共领导人的谈话，钱钟汉虽然也产生了“共产党进了大城市是否也能够管好大工业”的疑问，但毕竟解放区与原来国民党谣言中的形象并不相符，他“心里的种种顾虑打消了，高高兴兴回无锡去了”。
钱钟汉回锡后，将中共华中区领导管文蔚的口信：“荣氏的要求是符合党的政策精神的，是一定会办到的”，带给了无锡的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少量扩散给了无锡、上海社会的上层工商界精英人士，由之最终促成了以荣德生等为首的，包括程敬堂、薛明剑、钱孙卿等锡籍工商界主流人物，做出留在大陆的历史选择。他们最终决定不仅是自己留在国内，而且包括一家老小，以及大量工厂和资金都留下来，继续生产，为乡梓造福利。
1949年大陆政权易代之际，中国民族工业首户的代表人物——荣德生最终选择了留在家乡，等待解放军渡江解放苏南，准备将来与中共一起合作建设和发展新无锡。这可谓是“事业迷”荣氏一生中“个人英雄主义”气质最重要的一次表现，这样的选择，一如他自己早年悬挂在梅园诵豳堂的一幅左宗棠的对联所述：“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向高处立，就平处坐，从宽处行。”
那么，易代之际的荣德生对于去留的具体考量有哪些，其背后的价值支撑是什么，最终结果究竟如何，本文将对这段历史一步步进行讨论与揭示。
荣德生的成长与无锡的经济地位
民族工商业巨子荣德生1875年出生在无锡县城郊区的荣巷，9岁入塾读书，在他父亲的安排下，15岁到上海的钱庄学习做生意。19岁随父至广东任三水县厘金局帮账。1899年，任广东河补抽税局总账房。1901年荣德生与兄荣宗敬等人集股在无锡合办保兴面粉厂，一年后改为茂新面粉厂并任经理。1905年与兄宗敬等7人集股在无锡创办振新纱厂，先后任经理、总经理。1915年4月起，荣氏兄弟联手先后在上海、无锡、汉口等地创办申新纺织一厂至九厂，荣德生兼任管理最佳的无锡申新三厂经理。至年，荣氏兄弟共拥有12家面粉厂和9家纱厂，有“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之称，成为中国资本最大的实业家之一。
抗战爆发后，哥哥荣宗敬因受到战乱的影响，于1938年2月在香港病世。荣德生主持的荣氏企业在抗战中依然在上海孤岛、危城武汉和内地宝鸡、重庆、成都等地坚持生产，支持抗战。1945年抗战结束后，一心想扩大企业规模，为战后经济恢复做出贡献的荣德生，一边积极着手恢复茂新、申新系统的企业，一边于是年11月，在无锡成立计划宏大的天元实业公司，并先后创办天元麻纺织厂、开源机器厂、江南大学。
荣氏兄弟年轻时在上海钱庄做学徒，“看到洋麦、洋粉进口无税”，“怵然于欧美经济政策侵略之繇”，认识到欲“塞漏卮于先机”，必须创办实业，而“衣食者，生民之命脉”，中国“欲望培其根而植其本，非多设面粉厂、纺织厂不为功”，遂于1900年集资创办无锡保兴面粉厂。荣宗敬晚年云，“吾创此基业，非以己也，为外人经济侵略之可畏。吾不忍坐视国家经济沦溺绝境，因尽吾一分忠实之心，作一分忠实之事业”，荣德生感慨其兄宗敬“一生营业，非恃有充实之资本，乃恃有充实之精神”。由上可见，荣氏兄弟办厂的价值取向是多重的，金钱不是其唯一的目标。这也符合1896年父亲荣熙泰病重期间，荣德生回乡探病，给他留下一生为之奋斗的家训：“治家立身，有余顾族及乡，如有能力，即尽力社会。以一身之余，即顾一家；一家之余，顾一族一乡，推而一县一府，皆所应为。”要实现父亲的期望，荣德生不仅要办好企业，而且要具备相当的有牺牲自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气质。
在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高涨的社会背景下走向成功的荣德生，自然受到成长环境的刺激，自称是个“事业迷”，办工业贡献社会是他一生的嗜好。荣德生一生最希望的就是有自由、安稳的营商环境，让他办厂兴业，以达到他“一人进厂，则举家可无冻馁；一地有厂，则各业皆能兴旺”之目的。
乡土资本家荣德生留锡的原因
1948年秋冬至1949年初，势如破竹的解放军渡江南下已是指日可待。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以工商巨子荣德生，以及无锡商会会长钱孙卿为首的无锡工商界人士，不论是出于对国民党经济政策和腐朽溃败的不满，还是因为对中共没有信心，他们都不得不重新面对时局，选择未来。
显然，工商“首户”荣德生之个人选择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对于其他观察风向的无锡中小企业主、甚至包括沪宁线的工商业者来说，是最重要的风向标。
在笔者看来，荣德生为首的，包括程敬堂、钱孙卿、薛明剑等无锡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愿去国离乡的具体原因，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方面，爱国为民为家乡出力，是他们自小就受到的传统熏陶。他们开工厂做生意，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和家族发财致富，更重要的是能为普通百姓提供一份工作，为家乡、国家做点事情，正如荣德生父亲荣熙泰的遗训“治家立身，有余顾族及乡，如有能力，即尽力社会”。
就荣德生个人来看，他虽然是工商巨子，但发财后的目标并非追求豪华生活，其日常起居很简朴。对于家乡无锡的地方事业，如修桥铺路，投资办学却花费巨大。“德生六十岁时，私斥巨资”，于1934年建成蠡湖宝界大桥，“桥长有六十大洞，宽广可汽车对驶”。就此来说，荣德生是开办现代机器工厂的资本家，但更是无锡的乡土资本家。
1944年抗战胜利在望，喜欢善举的荣德生对战后复兴计划很多，但其核心是“积极办厂”，他认为设厂兴业，经济发展，是解决“举家可无冻馁、各业皆能兴旺”的根本之策，故而当时荣德生虽已70岁，但他仍说，“余年虽老，雄心未死，惜世局未平，不能大举创业，他日时若健，此志不改”。而一旦搬厂离去故土，就不能为家乡的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将失去提升中国工业力量的可能，更谈不上再次“大举创业”以抵抗“欧美经济政策侵略之繇”，实现其“事业迷”的理想了。
荣氏的好友程敬堂从16岁开始“习绸布业”，一辈子“殚心实业辟衡茅”，就是要实现其“衣被万家”的工业梦想，如果一旦离开大陆，何来“衣被万家”。而钱孙卿作为长期统领无锡商会的会长，一旦离开无锡资本家群体，将会失去用武之地，没有服务对象而无事可干。显然，迁厂迁资所引发的结果，将完全与他们做事业的目标、人生的价值追求相悖。因而1948年11月荣德生阻止申三拆锭迁台时，公开声明，“余表示决心留在祖国，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要求将正在拆运的机器“已拆卸者装上，已下船者搬回”，“当时虽有人劝余，政局不稳定，宜审慎考虑，为自己打算者，余不听”。
笔者认为荣德生不愿意迁厂的直接原因是爱乡爱国，如果迁厂关门，仅申新三厂就将有“3000多职工”会失业，靠他们养家糊口的数万家属亦会生活困顿。“迁厂即破财”的观点固然有抗战期间公益铁工厂搬厂机器散落，导致企业损失大半的历史教训在前，但在此时亦是荣德生的人生智慧，他以这个理由来应对和堵住要他迁厂的各方的嘴，则是最合适的说法了。 荣德生为家乡出力是有长久的计划和多面的考虑的，“有余顾族及乡”并非只是表现在易代之际搬迁企业上，这点从《人道须知》一书的出版即可管窥一二。2015年是荣德生诞辰140周年，荣智健为了纪念先祖，重新刊印了由陈文源教授点校的《人道须知》赠送社会各界。这本书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荣德生焦虑于当时社会只重视人才教育，而忽视公民教育而编写的。荣氏深知，“缘幼童入学，一秉天性，而各有长短厚薄之不齐，端赖学校课本，教师训言，教之导之，使短者引之以长，薄者培之以厚”，然后才能够“基本稳固，他日循正轨以至成材，家可以齐，国可以治”。为此特请专人编写出《人道须知》，内容为阐明传统美德和倡导道德修身，先后刊印三版，免费捐赠给中小学生和各界人士，以弘扬道德文化，并鼓励翻印。
在这本书的序言里，与荣德生相知最真的薛明剑曾有如此评价：“德生先生，当经营事业之余，尝思国家之富强，事业之发展，全恃乎教育。”（《人道须知》，第5页。）
第二方面，荣德生为首一些爱乡资本家内心是不愿到国外去当“白华”的，对于自己家庭成员的成长和培养很关心，对家庭和睦、子孙满堂的重视超过对享受物质财富的追求。1949年时，荣德生74岁、程敬堂64岁、钱孙卿62岁，都到了耳顺古稀之年，且三人家中都儿孙满堂。有子女侍奉照顾，享受天伦之乐，百年终寿故乡，这是自古以来中国老年人最普通基本的愿望。
荣德生向来对家庭添丁及培养子女极为重视。《乐农自订行年纪事》每年必以家中人口增加的情况来开篇，如1934年纪事开篇是“长房三孙智鑫生，二房四孙智祥生”，1943年则是“三房生一男，名智俭，已望子矣。两年中，三、四、五房均生子，房房均有，为之快慰”。1927年，他就为自己的子女专门在梅园豁然洞设立读书处，1941年计划战后另创的“天元公司”，计划“余任总经理，七个儿子副之”。
商会会长钱孙卿，在去留问题上的考虑上与荣德生是相似的。笔者在不同时间地点采访过的钱孙卿的后代都曾不约而同地说，“钱孙卿就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无锡”。抗战初期，抱着“不有留者，何有去者”之识见的钱孙卿就表示，“守土的士兵，可以奉命撤退，而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祖宗丘墓所在，怎能弃之如遗？”现在最困难的家国沦陷时期都已过去了，还用担心同为中国人的中共来解放无锡么？而一旦到海外成为寓公，他再无法以“商民保姆”为家乡人服务。
第三方面，乡土资本家们对国民党已经失望，对共产党提出的“发展生产、劳资两利”方针抱以希望，期望政权更替之后，未来能在无锡开设更多工厂，发展地方经济，服务家乡人民。
在荣德生坚持不搬厂的决定下，1949年2月日，主持上海总管理处的荣尔仁由“申新二、三、五厂总处致上海区分处代电：上海区经协理鉴：密。迩今时局动荡，本总管理处今后方针，以维持原有局面为原则。过去决定迁往广州、台湾、香港之各厂物资，应一律从早出售或搬回；其他如各厂之对外投资，亦应设法清理或出让而资减轻负担。用特电达，仰即迅予妥善遵办，并将办理情形详报备查为要。”荣尔仁此举，既有受其父的影响，也是他自己举棋不定的反复，不过其客观后果是遏制住了荣氏家族的迁厂迁机器的势头，为荣氏企业保存了解放后复原生产的实力。
对于抗战后中共解放区的经济模式和经济政策，荣德生等资本家上层人物除了秘密地从中共地下党员高山、薛禹谷、杨汗等人的介绍，以及阅读《新民主主义论》这些文章得到消息外，他们并非一无所知。在其阵营中，荣氏集团的薛明剑、章剑慧是对中共解放区的经济较有研究的。1946年，章剑慧请张锡昌（原《中国农村》主编）在上海建立了经济研究室，编写资料，介绍解放区的工商政策，寄给上海工商界人士，对稳定人心，迎接解放，起到不小的作用。再如对于中共宣传的“公私两利，劳资两利”的政策，1949年3月中旬，由薛明剑控制的《江苏工业会会务通讯》，公开发表了《解放区之工业政策》一文，对于苏皖边区和冀中解放区以“公私两利，劳资两利”来制定“工时与工资”的现象，文章表示肯定，认为这样做，“既规定提高工人工资，保证工人的一定程度生活，又保证工人遵守工厂规则，劳动纪律，使资方又有一定利润可得”。文章对此持非常同情的态度，并进一步强调：“工时与工资的规定恰当与否，同时也影响工人的工作情绪与工人生活，这是关系劳资双方必需适当处理的问题”。这种观点与薛明剑一直主持的“劳工自治”、荣德生的“优容之道”有暗渠相通，其实质就是调和劳资矛盾，这与薛氏在解放前就对“公私两利，劳资两利”的政策抱以接受态度是吻合的。
综上所述，1947—1949年，在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与军队节节败退的历史背景下，爱国爱乡是无锡乡土大资本家们没有迁厂的核心原因。而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如果不离开家乡，他们的余生能否过得很有盼头呢？在中共统治下，他们还能有多少“控产权”呢？是否有机会继续为家乡做更大贡献呢？面对这些未知数，资本家们最需要做的是：摸清中共的对资本家的政策底线，搞清楚未来统治无锡的政治人物的意图，再做最后的决定和选择，这不仅是为他们以后的人生做出抉择，也是为这个以工商著称的江南名城做选择。
钱钟汉的苏北之行与荣氏之抉择
对于荣德生们的担心，中共在山东、苏北地区的领导陈毅、陈丕显、管文蔚等人，通过地下人员的工作也是有所知的。为了做好统战工作，数枝来自中共阵营的橄榄枝，在此时也从不同方向悄悄伸向了这些翘首以盼的资本家们。先后有奉命从上海调回无锡江南大学工作的薛禹谷、无锡城工委书记高山、华中二地委打入无锡县政府的杨汗等地下党员，从多个方面对薛明剑、荣德生、钱孙卿等人展开统战工作。
1949年2月17日，受荣德生之托，无锡商会会长钱孙卿的次子钱钟汉不顾生命危险，代表接受中共邀请，作为荣德生的私人特使，与袁鹤皋等一起代表无锡工商界北渡长江，赴苏北观察中共新解放区的情况，并与中共华中区的领导进行了首次政治交往，以为无锡大资本家对解放大军渡江后的去留问题提供参考。钱钟汉经扬州等地到高邮，后又只身赴淮阴中共解放区做“探春”之旅，一路了解苏北解放后城乡的状况，2月18日到扬州后，观察到“刚解放不久”的扬州“大街上看到行人熙熙攘攘，一片安定欢乐的景象”，与江南“愁云笼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钱钟汉去拜访父亲钱孙卿的朋友“扬州著名绅商周谷人”，周说扬州解放后“解放军的纪律严明和对老百姓的爱护，是历来军队所未有的；共产党对工商业也确实是保护的”。
钱钟汉到达淮阴后，先后与中共华中工委管文蔚、陈丕显、包厚昌、杨帆等领导同志进行了三次谈话，最后就无锡资本家配合无锡“解放的具体事情”达成协议，具体为：“1、国民党逃跑时，由他们（地方人士）维持社会秩序；2、所有工厂都要保护好，不准破坏；3、我军过江时不能多带粮食，部队所需的2万担粮食，请无锡商界负责筹集；4、旧的机关工作人员不要跑，保护好文件等资料，俟我军过江后移交人民政府”。
钱钟汉离淮之前，陈丕显还征询他对“党的希望和意见”，钱钟汉说国民党让“老百姓受尽了苦难”，希望“共产党在打定江山以后，一定要争气，一定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陈、管二人听完“相视而笑”，并表示说，“请钱先生放心，我们共产党决不会辜负朋友们的期望，决不会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共产党的事业，中国人民革命的事业只会一天天兴旺，决不会垮台。我们对此是有足够信心的”。经过对新解放区的观察，及与中共领导人的谈话，钱钟汉虽然也产生了“共产党进了大城市是否也能够管好大工业”的疑问，但毕竟解放区与原来国民党谣言中的形象并不相符，他“心里的种种顾虑打消了，高高兴兴回无锡去了”。
钱钟汉回锡后，将中共华中区领导管文蔚的口信：“荣氏的要求是符合党的政策精神的，是一定会办到的”，带给了无锡的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少量扩散给了无锡、上海社会的上层工商界精英人士，由之最终促成了以荣德生等为首的，包括程敬堂、薛明剑、钱孙卿等锡籍工商界主流人物，做出留在大陆的历史选择。他们最终决定不仅是自己留在国内，而且包括一家老小，以及大量工厂和资金都留下来，继续生产，为乡梓造福利。
1949年大陆政权易代之际，中国民族工业首户的代表人物——荣德生最终选择了留在家乡，等待解放军渡江解放苏南，准备将来与中共一起合作建设和发展新无锡。这可谓是“事业迷”荣氏一生中“个人英雄主义”气质最重要的一次表现，这样的选择，一如他自己早年悬挂在梅园诵豳堂的一幅左宗棠的对联所述：“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向高处立，就平处坐，从宽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