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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条件的爱在这世上是存在的，却未必是来自血缘、来自亲密。
1
桂生，是我的爷爷。八月桂花开的时候出生，所以叫桂生。在他六十岁的时候，气管炎已经到了咳嗽咳血的地步，家人觉得他可能差不多了。结果，他自己戒烟戒酒，活到了八十一岁，修成正果。
桂生出身贫家，又是家中幼子，无人照料。年少得天花，虽保住性命，却落下一脸麻子，因此找不到媳妇，做了很久的光棍。后来，奶奶带着父亲从无锡县城嫁过来，才算成了家。他心满意足，不久还生添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儿。可祸从天降，爱女三岁时得脑膜炎，未能医好而早夭。那年代的瘟疫频发，医疗条件难以应付，人只能听天由命，爷爷自己如是，爱女也如是。他终身少言寡语，低微求存，莫不与此相关。
爷爷好学聪明，也乐于助人，农工、木工、电工、无线电工、发电工、水利工，他样样精通，却没上过学堂，全凭好奇自学。因为能干，人民公社期间被选为小队长，到文革时候就变成了“当权派”，被人批斗。他从此看透了人情冷暖，不问世事，埋头干活。但只要谁家有难找他，他都乐意帮忙。
村里有一阵子经常停电，几经争取，村民凑钱购置了一台水力发电机，全权交给了爷爷管理。不负所托，他很快就摸熟了那台有个大铁轮的硕大机器。晚上一停电，漆黑一片，全村的狗都吠起来了。爷爷一个人拿着手电筒出门。不多久，家家户户就重新亮起了奶黄色的灯光。
给全村补给电灯，又到处帮人东修西补，在我心目中爷爷简直就是全村子的大英雄，但他却时常闷闷不乐，也见不到村民对他有什么尊崇的敬慕。母亲告诉我，原来，村里人常在背后指指点点，说爷爷没有后代，父亲并非他的亲生儿子。这样的指控，犹如皇位后继无人，是致命却无法抵抗的。这个小小的村子，扛着大大的礼教，带给我们一家人巨大的压力。
母亲对我说，“只要你爷爷不把你父亲、不把我们当外人，那些小人的闲言碎语就伤害不到我们。”
虽然不善言辞，爷爷却善于用行动来表达。那时候家里拮据，但每天不改，爷爷都会从市集买回豆浆、油条，外加一个苹果，带给他的孙子吃。母亲以此为证，认定爷爷对我们好，铭记在心底，对他格外尊敬。
2
其实，不止是好，爷爷对我的疼爱，简直到了溺爱的地步。
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例子，是小时候我做错事被父母训斥，爷爷从不赞成责罚，但却也不懂如何争辩，有好几次他将饭桌掀翻，以示抗议。有一次，因为好奇，我拆散了爷爷最心爱的无线电收音机，零件散落一地，他见到，不仅没有责骂，还展示给我看组装修复的过程。
读小学时，早上五点半就要起床赶路，走去镇上的学校，冬天太冷怕起不来，我就会和爷爷一起睡，他起得早，可叫醒我。而且，爷爷照例会到镇上的茶馆，吃酒喝茶听评弹，我可以趁机跟着一起去。
小镇离家远，步行要一小时，要走过田间小路，穿过一片坟地，要经过三条河、三个村。赶过冷风凛冽的早路，我跟爷爷终于来到茶馆。一碗香喷喷的葱油拌面端上来不够，再要一笼小笼包子，我吃得满心欢喜。在闹哄哄、热腾腾的茶馆里，一男一女端坐八仙桌两端，手抱琵琶，拉开嗓子，酥浓的苏州话一唱一和，飞来飞去，绕梁萦耳。
评彈是爷爷一生的所爱。茶馆里吃老酒时听，干活时打开收音机听，连睡觉也听着入睡。
对我而言，一大早跟爷爷去茶馆听评弹的记忆，像一枚再也寄不出去的秀美邮票，珍藏在记忆的抽屉。
3
从高中开始，我就离家在学校过寄宿生活。每次放假回家，爷爷都去车站早早等我，接到我，也不多说什么，径直用三轮车帮我把行李载回家。到了返校时，他再把行李早早拉到车站，等我上车后才离开。
我们的交谈通常很简单，他问，“在学校吃得好不好？学得好不好？”我答：“都很好。”他说，“那就好。”
到我工作有了收入，过年时给他一封红包，他听力衰退时给他买过一个助听器，这是作为孙子唯一给他的回赠。
4
爷爷的过世，相当利落，但在他看来却拖泥带水。
有一天早晨，母亲发现爷爷的三轮车还停在家门口，也就意味着爷爷没去茶馆。母亲觉得奇怪，到房里探望，爷爷躺在床上，因为脑溢血，奄奄一息。母亲立刻叫人送去医院急救。医生说，再晚一会儿就救不回来了。
可醒来后，爷爷生气地说：“为什么要把我救醒？本来就这么干干脆脆走，多好啊！何必要再来医院受苦。”
话虽如此，急救后，爷爷多活了三个月，全家人陪着他走最后一段路。我从外地赶回去，见他最后一面。仿佛有感应，在我回去的第二天，爷爷就过世了。亲戚都说，爷爷是等我回去见最后一面才肯走。
在农村的习俗里，人的自然离世，是不吃不喝三日，最后排泄一次就是临走的征兆。照例，亲人也最后一次为他洁身送別，尽最后的孝道。
我最后见到的爷爷，面容清瘦，皮包骨头，说话咿咿呀呀，眼睛偶尔微微睁开，手指颤动比划。可在家人为爷爷洁身挪动身体时，我看到的身体仿若有光泽。就在一剎那，有一种窥见灵魂闪烁的触动。死亡并非传闻中那般的恐怖，是生命完成的最后一步。
5
爷爷桂生让我懂得，无条件的爱在这世上是存在的，却未必是来自血缘、来自亲密。不幸的事情不断发生，不如意再无法逆转，也可以不信人间只信人。
王冰摘自“腾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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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生，是我的爷爷。八月桂花开的时候出生，所以叫桂生。在他六十岁的时候，气管炎已经到了咳嗽咳血的地步，家人觉得他可能差不多了。结果，他自己戒烟戒酒，活到了八十一岁，修成正果。
桂生出身贫家，又是家中幼子，无人照料。年少得天花，虽保住性命，却落下一脸麻子，因此找不到媳妇，做了很久的光棍。后来，奶奶带着父亲从无锡县城嫁过来，才算成了家。他心满意足，不久还生添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儿。可祸从天降，爱女三岁时得脑膜炎，未能医好而早夭。那年代的瘟疫频发，医疗条件难以应付，人只能听天由命，爷爷自己如是，爱女也如是。他终身少言寡语，低微求存，莫不与此相关。
爷爷好学聪明，也乐于助人，农工、木工、电工、无线电工、发电工、水利工，他样样精通，却没上过学堂，全凭好奇自学。因为能干，人民公社期间被选为小队长，到文革时候就变成了“当权派”，被人批斗。他从此看透了人情冷暖，不问世事，埋头干活。但只要谁家有难找他，他都乐意帮忙。
村里有一阵子经常停电，几经争取，村民凑钱购置了一台水力发电机，全权交给了爷爷管理。不负所托，他很快就摸熟了那台有个大铁轮的硕大机器。晚上一停电，漆黑一片，全村的狗都吠起来了。爷爷一个人拿着手电筒出门。不多久，家家户户就重新亮起了奶黄色的灯光。
给全村补给电灯，又到处帮人东修西补，在我心目中爷爷简直就是全村子的大英雄，但他却时常闷闷不乐，也见不到村民对他有什么尊崇的敬慕。母亲告诉我，原来，村里人常在背后指指点点，说爷爷没有后代，父亲并非他的亲生儿子。这样的指控，犹如皇位后继无人，是致命却无法抵抗的。这个小小的村子，扛着大大的礼教，带给我们一家人巨大的压力。
母亲对我说，“只要你爷爷不把你父亲、不把我们当外人，那些小人的闲言碎语就伤害不到我们。”
虽然不善言辞，爷爷却善于用行动来表达。那时候家里拮据，但每天不改，爷爷都会从市集买回豆浆、油条，外加一个苹果，带给他的孙子吃。母亲以此为证，认定爷爷对我们好，铭记在心底，对他格外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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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止是好，爷爷对我的疼爱，简直到了溺爱的地步。
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例子，是小时候我做错事被父母训斥，爷爷从不赞成责罚，但却也不懂如何争辩，有好几次他将饭桌掀翻，以示抗议。有一次，因为好奇，我拆散了爷爷最心爱的无线电收音机，零件散落一地，他见到，不仅没有责骂，还展示给我看组装修复的过程。
读小学时，早上五点半就要起床赶路，走去镇上的学校，冬天太冷怕起不来，我就会和爷爷一起睡，他起得早，可叫醒我。而且，爷爷照例会到镇上的茶馆，吃酒喝茶听评弹，我可以趁机跟着一起去。
小镇离家远，步行要一小时，要走过田间小路，穿过一片坟地，要经过三条河、三个村。赶过冷风凛冽的早路，我跟爷爷终于来到茶馆。一碗香喷喷的葱油拌面端上来不够，再要一笼小笼包子，我吃得满心欢喜。在闹哄哄、热腾腾的茶馆里，一男一女端坐八仙桌两端，手抱琵琶，拉开嗓子，酥浓的苏州话一唱一和，飞来飞去，绕梁萦耳。
评彈是爷爷一生的所爱。茶馆里吃老酒时听，干活时打开收音机听，连睡觉也听着入睡。
对我而言，一大早跟爷爷去茶馆听评弹的记忆，像一枚再也寄不出去的秀美邮票，珍藏在记忆的抽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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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中开始，我就离家在学校过寄宿生活。每次放假回家，爷爷都去车站早早等我，接到我，也不多说什么，径直用三轮车帮我把行李载回家。到了返校时，他再把行李早早拉到车站，等我上车后才离开。
我们的交谈通常很简单，他问，“在学校吃得好不好？学得好不好？”我答：“都很好。”他说，“那就好。”
到我工作有了收入，过年时给他一封红包，他听力衰退时给他买过一个助听器，这是作为孙子唯一给他的回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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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的过世，相当利落，但在他看来却拖泥带水。
有一天早晨，母亲发现爷爷的三轮车还停在家门口，也就意味着爷爷没去茶馆。母亲觉得奇怪，到房里探望，爷爷躺在床上，因为脑溢血，奄奄一息。母亲立刻叫人送去医院急救。医生说，再晚一会儿就救不回来了。
可醒来后，爷爷生气地说：“为什么要把我救醒？本来就这么干干脆脆走，多好啊！何必要再来医院受苦。”
话虽如此，急救后，爷爷多活了三个月，全家人陪着他走最后一段路。我从外地赶回去，见他最后一面。仿佛有感应，在我回去的第二天，爷爷就过世了。亲戚都说，爷爷是等我回去见最后一面才肯走。
在农村的习俗里，人的自然离世，是不吃不喝三日，最后排泄一次就是临走的征兆。照例，亲人也最后一次为他洁身送別，尽最后的孝道。
我最后见到的爷爷，面容清瘦，皮包骨头，说话咿咿呀呀，眼睛偶尔微微睁开，手指颤动比划。可在家人为爷爷洁身挪动身体时，我看到的身体仿若有光泽。就在一剎那，有一种窥见灵魂闪烁的触动。死亡并非传闻中那般的恐怖，是生命完成的最后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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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桂生让我懂得，无条件的爱在这世上是存在的，却未必是来自血缘、来自亲密。不幸的事情不断发生，不如意再无法逆转，也可以不信人间只信人。
王冰摘自“腾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