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共才子胡乔木已渐行渐远。然而，他那博学深思的学人情怀，缜密严谨的治学精神，以及对中共党史乃至对哲学、社会科学诸多学科的贡献和建树，却是学人们常说常新的话题。当年，“和他在延安相识，长期共事，断断续续，前后有五十多年”的杨尚昆，曾深情地写下《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一文，详尽地回忆他与胡乔木同为秘书身份的共事历程，借以缅怀胡乔木的秘书思想和秘书实践，讴歌胡乔木在党的秘书工作方面所作出的功绩。在杨尚昆看来，胡乔木“他个人已经同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融为一体了。这是一个终生用笔来为人民服务的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地，也是我们最应该学习乔木同志的地方”。作为胡乔木家乡的一名地方史志工作者，笔者有幸在他生前与之有过一段有关史志业务上的联系和交往，感触颇深。
幼承庭训，有着修志家源
胡乔木（1912—1992），原名胡鼎新，1912年6月1日生于江苏省盐城县张本庄（今盐城市盐都区龙冈镇张本村）。他的父亲胡启东因为追随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见证了这位民主革命先行者“革故鼎新”的壮举，遂为儿子取名为“鼎新”。
胡乔木的父亲胡启东，原名胡应庚，生于清朝光绪十一年（1885年），自幼勤奋好学，善文工诗，年轻时中过秀才，后来积极参加反清运动。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被推选为首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当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未成，窃取领导权的段祺瑞却又假冒共和，并利用日本“西原借款”贿选新的国会。胡启东等反段议员，拒绝段祺瑞的贿赂挽留，毅然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1922年，吴佩孚利用“法统重光”名义恢复旧国会，随后准备推举曹锟为大总统。胡启东与吴江籍议员王绍鏊等人，坚持先定宪法，后举总统，并共同组织宪社，以示决心。曹锟唆使军警，逼走大总统黎元洪，旋以5000银圆一票的代价收买国会议员。在部分议员屈从于威逼利诱的情形下，胡启东愤然离开北京。然而，当他抵达南京火车站时，又遭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部下的恐吓。面对特务亮出的匕首，胡启东不为所动，绝裾而去。终于，他因痛恶官场黑暗而告别宦途。
辗转返回盐城后，胡启东潜心致力于家乡的教育、水利及社会公益事业。1929年至1936年，胡启东在家乡主纂《续修盐城县志稿》14卷（人称《胡志》）。该志不仅在体例、内容上较前志有所创新，而且属文繁简适度，语言通俗流畅；一事之出，一典之来，必力求翔实，对人物的臧否尤为郑重，表现出编纂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其结构形式及许多篇章内容，深得方志学者的赏识。
胡乔木自幼能文善诗、才华出众，并且潜心好学、勤于思考，后又热衷于传统的地方文史和地方史志，这与父亲醉心文史、严谨修志的熏陶和影响不无关系。胡乔木的中学同窗乐怡然曾这样评说过胡启东、胡乔木父子：“胡老先生的道德文章和爱乡爱国的正气风范向为县人所敬佩。乔木幼承他父亲的训教与熏陶，养成了潜心读书的良好习惯，奠定了比较好的文史知识基础，并具有较强的组织文字的写作能力。乔木一生爱好诗文，富有‘杜甫式的’诗人气质和中国传统文人的优秀品德，当也是从他父亲那里一脉相承而成为自己的特色。”
求知与立志
少年时期，胡乔木即被他的小伙伴们戏称为“土包”“书痴”。说他“土”，是因为他总爱穿一身黑色的粗布衣裳，不像一些富家子弟讲究穿着，不断翻新；称他“痴”，是由于他读书过于用功，不但读老师教的书，还把父亲大量的藏书一本本地翻出来看。常常是晚饭之后，一人坐在小油灯下入迷地看到深夜。
胡乔木之所以那样博学多才，除了深受父亲的熏陶和影响之外，与他博览群书和酷爱藏书的习惯也是分不开的。生前，胡乔木住处最大的一间屋是藏书室，3米多高的大书架一排17个，整整齐齐共8大排计136个，加上办公室中的4个特大书架，共有140个，珍藏着他心爱的4万余册书籍。胡乔木逝世后，子女胡木英、胡石英遵其遗愿，将1.4万件档案资料和4万余册图书，分别捐赠给了中央档案馆、当代中国研究所和盐城市政府。盐城市图书馆内，现建有胡乔木同志藏书纪念馆。胡乔木的读书方法亦很独特，能同时交叉阅读诸如政治、哲学、自然科学、小说、剧本等五六本内容完全不同的书籍。他视这样的读书方式为“休息”。
1924年胡乔木考进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进入了他人生中无论是求知还是立志，都应当说是收获颇丰的季节。胡乔木在这里博览群书，修学储能，各学科知识迅速累积。升入高中后，胡乔木已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理学天赋和文学才华。其中，进入高三时的一篇《近代文艺观测》和毕业前的一首《别辞》，不仅表明了早年胡乔木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推崇与信奉，还展示了他向往“红色”，追求“光明”的心境。
胡乔木明确地提出，我们“需要如何的有伟大的真实的生命的宗教———这种宗教，不是幻的空疏的过去一切的旧的耶稣教、佛教、拜物教和拜金教，而是敢于以全人类的血肉为牺牲，以全人类的幸福为鹄的，将黑暗的昨天与混乱的今天勇敢的向明日的光明与快乐推进的新宗教———社会主义”。他坚定地表示：自己将不愿做“象牙塔里的学艺者们”，也不再“继续混在犬儒和宿命论者之群里”或“凄然底藏在时代地暗角里”；因为那样，“我底青年的心会要发霉”。
在清华大学从事学生运动，回到家乡的短暂历练是他实际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一次精心彩排
1930年夏，胡乔木考入了北平清华大学物理系（后改入历史系）。
北平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而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的清华大学，则是一所人才辈出的著名学府。融入北平并置身于梦寐以求的水木清华，胡乔木按照自己的人生设计，一面如饥似渴地读书求知，一面矢志不渝地追求光明。他与先他一年入学却小他一岁的同乡校友乔冠华，以及经济系同学、时任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曾迪先等人相识相知后，很快参加“左联”，并于当年12月加入共青团组织。1931年春，开始出任清华大学团支部书记，随后又任共青团北平市西郊区委书记，并主编革命刊物《北方青年》。至此，胡乔木已坚定地走上了一条革命道路。 1931年9月，胡乔木于清华大学求学只有一年的情况下，被调任为北平团市委委员兼专职宣传部长。随后，他因参与革命活动身份暴露，名字已被列上了北平市公安局的黑名单。
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翁文灏找胡乔木“诫勉”谈话：清华好比一座戏台。既然是戏台，各类角色都可登台表演。但是，如果戏台塌了，那就什么戏也演不成。你胡鼎新演的戏太危险，会搞砸清华这座戏台。作为校长，我只能提出两种方案供你选择：一是交出你的组织名单，保证不再进行危险的政治活动；二是离开清华。
显然，读书求知与追求革命，已不能并举而行，胡乔木只能选择离开清华。1932年3月，经组织同意，胡乔木“病休”离开北平。同年5月，经上海返回家乡盐城隐蔽，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此时的盐城在经历了1930年以“左”倾冒险形式出现的“八一”暴动失败和“双十事件”之后，中共盐城地下组织遭受了严重破坏，地下党的生存环境及斗争形势异常恶劣。也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白色恐怖下，1932年夏，胡乔木在盐城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是住在县志编修工作室附近的盐城贫儿院，胡乔木便以父亲续修县志总纂和姨父朱木香担任盐城贫儿院院长的便利条件，艰难地从事着盐城地下党的宣传工作，并且成功地创办起了旨在反封建独裁、争民主自由的进步文艺期刊。
这期间，由胡乔木实际主编的带有时事性质的文艺期刊《海霞》，犹如“海边激浪”所“跃出的一轮红日”，突然出现在世人面前。其观点鲜明的政论、主题明快的小说、文笔优美的散文、清新洒脱的诗歌、轻松自由的文艺评论，以及由他译写的外国名家名作，恰似一股迎面而来的清风，涤荡了进步青年们心中的迷茫和惶恐，使他们在阴暗的时局中看到了希望的霞光。
得益于父亲绪修县志总纂身份的庇护及其修志工作场所的便利，几乎与父亲朝夕相处的胡乔木，不仅充分领略了父亲勤于著述、严谨修志的作风，而且也真切感受到了父亲爱乡爱国、忧国忧民的情怀。父亲是树，父爱如山。父亲的才华，令他倍感自豪；父亲的言传身教，让他受益终生。对于父亲而言，儿子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正义之举，也让父亲甚感欣慰。
胡乔木在家乡的这一短暂历练，是他实际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一次精心彩排。这为他后来亮相于红都延安，并很快出任毛泽东秘书和中央政治局秘书，为他日后施展拳脚于延安、西柏坡、北平城，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实际长时间地执掌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胡乔木本人也十分看重这一起点生涯。许多年后，在他审读盐城地方党史稿本和盐城地方志志稿所作的多处批注中，在他接受家乡史志人员访谈时的交谈中，随处都可以感受到他的那份专注、留恋和回味。
只是，盐城这个舞台还小。胡乔木在此彩排的时间也实在是短，不到两年。1933年8月，因入党介绍人、时任中共盐城县委书记的嵇荫根的被捕变节，中共盐城地下组织再次遭到严重破坏。形势严峻，胡乔木必须迅即离开。经姨父和父亲的周旋、安排，胡乔木在与搜捕人员即将擦肩而过之时，迅即翻墙而去，巧妙地藏身于邻家床下。随后，稍事收拾便悄然南下。
在浙江大学从事学生运动，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宣传工作
来到上海，胡乔木稍作安顿，立刻向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朱自清求援，希望通过他的周旋，能让自己回清华继续学业。他试图再次将求学读书与追求革命结合起来。朱自清很快回函：重返清华已无可能，但可转学浙江大学。
1933年10月，胡乔木持朱自清设法开出的转学证明，经考试合格后，正式转入浙大外文系二年级英语专业学习。
在中断了两年大学学业之后，胡乔木终于又回到了此前为自己所设计的人生轨道上来。
十分有趣的是，浙大外文系这一届的英语专业，包括胡乔木在内，只有3名学生。所以，平时英语专业的一些必修课，常常会出现“先生讲，三生听”的场面。胡乔木创办宣传壁报，成立秘密读书会，组织大家阅读马列主义外文原著，适时地组织和领导学生运动。
然而，读书求知与从事革命活动，实在是难以并立而行。与当年在清华时的情形一样，浙大的这个戏台，自然也无法容纳胡乔木这类“危险角色”的登台表演。1934年底，由于频繁地在《国立浙江大学校刊》上发表进步诗文和译作，并因参与领导反对校长郭任远的学潮，胡乔木被浙大视为“赤色分子”开除出校。
1935年2月，胡乔木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组织部部长的王翰（原名陈延庆，盐城人。先后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监察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司法部顾问等职）取得联系。经王翰介绍，胡乔木于同年5月重新加入中共。这次重新入党，实质上是重新接上了他的组织关系。不久，升任社联常委、宣传部长。同年7月，调任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简称“文总”）中共党团成员、宣传部长。11月，由中央文委决定，出任文总党团书记。1936年2月，文总解散，改任中共江苏省临时委员会（简称“江苏临委”）委员、宣传部长。
有了此前在清华和北平、在盐城和浙大组织学运、从事党的地下宣传工作的历练和经验，胡乔木的才学以及组织协调能力和应对复杂环境、处理突发事件的宏观驾驭能力，得到了充分展示。
1935年5月，胡乔木发表于社联《盟报》上的《评红军是不可消灭的》文章，反响很大。同年，他针对国民党亲日派徐道邻的《敌乎，友乎？》谬论，发表于《知识》创刊号上的《友乎，敌乎？！》一文，被主编钱亦石评价为“像个老手笔”。他的另一篇文章，即发表于1936年2月25日《时事新报》的《每周文学》上的，关于萧军《八月的乡村》的书评，竟然引来了张春桥以狄克为笔名发表在3月15日《大晚报》副刊《大地》上的，旨在攻击鲁迅的批驳文章。鲁迅一眼看穿了这个假左派的反动本质，随即写下《三月的租界》予以痛斥。
在随后发生的“两个口号”之争（“两个口号”之争，即以周扬为代表的“国防文学”与以鲁迅为代表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争论）中，胡乔木坚定地认为：周扬号召各阶层、各派别作家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创作出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其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但“国防文学”的口号具有片面性，容易使作者忽视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鲁迅的口号，符合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为此，他与邓洁、王翰、钱俊瑞等人一起，不赞同周扬等人对鲁迅采取攻击态度，并且努力地协调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鲁迅对胡乔木代表江苏临委所做的工作，曾给予了充分肯定。
幼承庭训，有着修志家源
胡乔木（1912—1992），原名胡鼎新，1912年6月1日生于江苏省盐城县张本庄（今盐城市盐都区龙冈镇张本村）。他的父亲胡启东因为追随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见证了这位民主革命先行者“革故鼎新”的壮举，遂为儿子取名为“鼎新”。
胡乔木的父亲胡启东，原名胡应庚，生于清朝光绪十一年（1885年），自幼勤奋好学，善文工诗，年轻时中过秀才，后来积极参加反清运动。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被推选为首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当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未成，窃取领导权的段祺瑞却又假冒共和，并利用日本“西原借款”贿选新的国会。胡启东等反段议员，拒绝段祺瑞的贿赂挽留，毅然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1922年，吴佩孚利用“法统重光”名义恢复旧国会，随后准备推举曹锟为大总统。胡启东与吴江籍议员王绍鏊等人，坚持先定宪法，后举总统，并共同组织宪社，以示决心。曹锟唆使军警，逼走大总统黎元洪，旋以5000银圆一票的代价收买国会议员。在部分议员屈从于威逼利诱的情形下，胡启东愤然离开北京。然而，当他抵达南京火车站时，又遭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部下的恐吓。面对特务亮出的匕首，胡启东不为所动，绝裾而去。终于，他因痛恶官场黑暗而告别宦途。
辗转返回盐城后，胡启东潜心致力于家乡的教育、水利及社会公益事业。1929年至1936年，胡启东在家乡主纂《续修盐城县志稿》14卷（人称《胡志》）。该志不仅在体例、内容上较前志有所创新，而且属文繁简适度，语言通俗流畅；一事之出，一典之来，必力求翔实，对人物的臧否尤为郑重，表现出编纂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其结构形式及许多篇章内容，深得方志学者的赏识。
胡乔木自幼能文善诗、才华出众，并且潜心好学、勤于思考，后又热衷于传统的地方文史和地方史志，这与父亲醉心文史、严谨修志的熏陶和影响不无关系。胡乔木的中学同窗乐怡然曾这样评说过胡启东、胡乔木父子：“胡老先生的道德文章和爱乡爱国的正气风范向为县人所敬佩。乔木幼承他父亲的训教与熏陶，养成了潜心读书的良好习惯，奠定了比较好的文史知识基础，并具有较强的组织文字的写作能力。乔木一生爱好诗文，富有‘杜甫式的’诗人气质和中国传统文人的优秀品德，当也是从他父亲那里一脉相承而成为自己的特色。”
求知与立志
少年时期，胡乔木即被他的小伙伴们戏称为“土包”“书痴”。说他“土”，是因为他总爱穿一身黑色的粗布衣裳，不像一些富家子弟讲究穿着，不断翻新；称他“痴”，是由于他读书过于用功，不但读老师教的书，还把父亲大量的藏书一本本地翻出来看。常常是晚饭之后，一人坐在小油灯下入迷地看到深夜。
胡乔木之所以那样博学多才，除了深受父亲的熏陶和影响之外，与他博览群书和酷爱藏书的习惯也是分不开的。生前，胡乔木住处最大的一间屋是藏书室，3米多高的大书架一排17个，整整齐齐共8大排计136个，加上办公室中的4个特大书架，共有140个，珍藏着他心爱的4万余册书籍。胡乔木逝世后，子女胡木英、胡石英遵其遗愿，将1.4万件档案资料和4万余册图书，分别捐赠给了中央档案馆、当代中国研究所和盐城市政府。盐城市图书馆内，现建有胡乔木同志藏书纪念馆。胡乔木的读书方法亦很独特，能同时交叉阅读诸如政治、哲学、自然科学、小说、剧本等五六本内容完全不同的书籍。他视这样的读书方式为“休息”。
1924年胡乔木考进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进入了他人生中无论是求知还是立志，都应当说是收获颇丰的季节。胡乔木在这里博览群书，修学储能，各学科知识迅速累积。升入高中后，胡乔木已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理学天赋和文学才华。其中，进入高三时的一篇《近代文艺观测》和毕业前的一首《别辞》，不仅表明了早年胡乔木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推崇与信奉，还展示了他向往“红色”，追求“光明”的心境。
胡乔木明确地提出，我们“需要如何的有伟大的真实的生命的宗教———这种宗教，不是幻的空疏的过去一切的旧的耶稣教、佛教、拜物教和拜金教，而是敢于以全人类的血肉为牺牲，以全人类的幸福为鹄的，将黑暗的昨天与混乱的今天勇敢的向明日的光明与快乐推进的新宗教———社会主义”。他坚定地表示：自己将不愿做“象牙塔里的学艺者们”，也不再“继续混在犬儒和宿命论者之群里”或“凄然底藏在时代地暗角里”；因为那样，“我底青年的心会要发霉”。
在清华大学从事学生运动，回到家乡的短暂历练是他实际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一次精心彩排
1930年夏，胡乔木考入了北平清华大学物理系（后改入历史系）。
北平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而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的清华大学，则是一所人才辈出的著名学府。融入北平并置身于梦寐以求的水木清华，胡乔木按照自己的人生设计，一面如饥似渴地读书求知，一面矢志不渝地追求光明。他与先他一年入学却小他一岁的同乡校友乔冠华，以及经济系同学、时任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曾迪先等人相识相知后，很快参加“左联”，并于当年12月加入共青团组织。1931年春，开始出任清华大学团支部书记，随后又任共青团北平市西郊区委书记，并主编革命刊物《北方青年》。至此，胡乔木已坚定地走上了一条革命道路。 1931年9月，胡乔木于清华大学求学只有一年的情况下，被调任为北平团市委委员兼专职宣传部长。随后，他因参与革命活动身份暴露，名字已被列上了北平市公安局的黑名单。
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翁文灏找胡乔木“诫勉”谈话：清华好比一座戏台。既然是戏台，各类角色都可登台表演。但是，如果戏台塌了，那就什么戏也演不成。你胡鼎新演的戏太危险，会搞砸清华这座戏台。作为校长，我只能提出两种方案供你选择：一是交出你的组织名单，保证不再进行危险的政治活动；二是离开清华。
显然，读书求知与追求革命，已不能并举而行，胡乔木只能选择离开清华。1932年3月，经组织同意，胡乔木“病休”离开北平。同年5月，经上海返回家乡盐城隐蔽，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此时的盐城在经历了1930年以“左”倾冒险形式出现的“八一”暴动失败和“双十事件”之后，中共盐城地下组织遭受了严重破坏，地下党的生存环境及斗争形势异常恶劣。也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白色恐怖下，1932年夏，胡乔木在盐城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是住在县志编修工作室附近的盐城贫儿院，胡乔木便以父亲续修县志总纂和姨父朱木香担任盐城贫儿院院长的便利条件，艰难地从事着盐城地下党的宣传工作，并且成功地创办起了旨在反封建独裁、争民主自由的进步文艺期刊。
这期间，由胡乔木实际主编的带有时事性质的文艺期刊《海霞》，犹如“海边激浪”所“跃出的一轮红日”，突然出现在世人面前。其观点鲜明的政论、主题明快的小说、文笔优美的散文、清新洒脱的诗歌、轻松自由的文艺评论，以及由他译写的外国名家名作，恰似一股迎面而来的清风，涤荡了进步青年们心中的迷茫和惶恐，使他们在阴暗的时局中看到了希望的霞光。
得益于父亲绪修县志总纂身份的庇护及其修志工作场所的便利，几乎与父亲朝夕相处的胡乔木，不仅充分领略了父亲勤于著述、严谨修志的作风，而且也真切感受到了父亲爱乡爱国、忧国忧民的情怀。父亲是树，父爱如山。父亲的才华，令他倍感自豪；父亲的言传身教，让他受益终生。对于父亲而言，儿子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正义之举，也让父亲甚感欣慰。
胡乔木在家乡的这一短暂历练，是他实际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一次精心彩排。这为他后来亮相于红都延安，并很快出任毛泽东秘书和中央政治局秘书，为他日后施展拳脚于延安、西柏坡、北平城，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实际长时间地执掌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胡乔木本人也十分看重这一起点生涯。许多年后，在他审读盐城地方党史稿本和盐城地方志志稿所作的多处批注中，在他接受家乡史志人员访谈时的交谈中，随处都可以感受到他的那份专注、留恋和回味。
只是，盐城这个舞台还小。胡乔木在此彩排的时间也实在是短，不到两年。1933年8月，因入党介绍人、时任中共盐城县委书记的嵇荫根的被捕变节，中共盐城地下组织再次遭到严重破坏。形势严峻，胡乔木必须迅即离开。经姨父和父亲的周旋、安排，胡乔木在与搜捕人员即将擦肩而过之时，迅即翻墙而去，巧妙地藏身于邻家床下。随后，稍事收拾便悄然南下。
在浙江大学从事学生运动，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宣传工作
来到上海，胡乔木稍作安顿，立刻向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朱自清求援，希望通过他的周旋，能让自己回清华继续学业。他试图再次将求学读书与追求革命结合起来。朱自清很快回函：重返清华已无可能，但可转学浙江大学。
1933年10月，胡乔木持朱自清设法开出的转学证明，经考试合格后，正式转入浙大外文系二年级英语专业学习。
在中断了两年大学学业之后，胡乔木终于又回到了此前为自己所设计的人生轨道上来。
十分有趣的是，浙大外文系这一届的英语专业，包括胡乔木在内，只有3名学生。所以，平时英语专业的一些必修课，常常会出现“先生讲，三生听”的场面。胡乔木创办宣传壁报，成立秘密读书会，组织大家阅读马列主义外文原著，适时地组织和领导学生运动。
然而，读书求知与从事革命活动，实在是难以并立而行。与当年在清华时的情形一样，浙大的这个戏台，自然也无法容纳胡乔木这类“危险角色”的登台表演。1934年底，由于频繁地在《国立浙江大学校刊》上发表进步诗文和译作，并因参与领导反对校长郭任远的学潮，胡乔木被浙大视为“赤色分子”开除出校。
1935年2月，胡乔木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组织部部长的王翰（原名陈延庆，盐城人。先后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监察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司法部顾问等职）取得联系。经王翰介绍，胡乔木于同年5月重新加入中共。这次重新入党，实质上是重新接上了他的组织关系。不久，升任社联常委、宣传部长。同年7月，调任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简称“文总”）中共党团成员、宣传部长。11月，由中央文委决定，出任文总党团书记。1936年2月，文总解散，改任中共江苏省临时委员会（简称“江苏临委”）委员、宣传部长。
有了此前在清华和北平、在盐城和浙大组织学运、从事党的地下宣传工作的历练和经验，胡乔木的才学以及组织协调能力和应对复杂环境、处理突发事件的宏观驾驭能力，得到了充分展示。
1935年5月，胡乔木发表于社联《盟报》上的《评红军是不可消灭的》文章，反响很大。同年，他针对国民党亲日派徐道邻的《敌乎，友乎？》谬论，发表于《知识》创刊号上的《友乎，敌乎？！》一文，被主编钱亦石评价为“像个老手笔”。他的另一篇文章，即发表于1936年2月25日《时事新报》的《每周文学》上的，关于萧军《八月的乡村》的书评，竟然引来了张春桥以狄克为笔名发表在3月15日《大晚报》副刊《大地》上的，旨在攻击鲁迅的批驳文章。鲁迅一眼看穿了这个假左派的反动本质，随即写下《三月的租界》予以痛斥。
在随后发生的“两个口号”之争（“两个口号”之争，即以周扬为代表的“国防文学”与以鲁迅为代表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争论）中，胡乔木坚定地认为：周扬号召各阶层、各派别作家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创作出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其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但“国防文学”的口号具有片面性，容易使作者忽视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鲁迅的口号，符合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为此，他与邓洁、王翰、钱俊瑞等人一起，不赞同周扬等人对鲁迅采取攻击态度，并且努力地协调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鲁迅对胡乔木代表江苏临委所做的工作，曾给予了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