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一个持久的话题，事关他的议论以及藉由他的文字进入现实所发生的联想，自他1936年去世迄今，从来没有中断过，可是，他生前丰富的表情，自从一面上书“民族魂”三字的大旗加诸其身以后，就顺理成章地被勒紧为固定的一种了——眉头紧锁，就差双手握拳了；头发根根竖起，理所当然被解释成对反动派的无所畏惧。鲁迅的这一种死后被创造出来的表情，1949年以后，通过权力的扩音器，向人民不断阐释，过度阐释，成为国家记忆的一部分。而在参与创造鲁迅的人当中，不仅有政治人物，也有鲁迅曾经的论敌，还有后来多如牛毛的所谓鲁迅研究专家，他们共同将鲁迅的眉毛加粗，头发弄直，额头涂亮，还给他贴上了胸毛。鲁迅就这样被抽去了血液，成为一个越来越远离他的亲人、朋友和读者的抽象的政治符号。
　　终于有一天，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这个被你们称作鲁迅的人不是真正的鲁迅，鲁迅先生不是这个样子的。他给我们展示了一张鲁迅的照片，一张大笑着的鲁迅照片。原来鲁迅先生还会笑的，面对一个眼角眉梢都是笑的鲁迅（请注意，这张照片摄于1936年10月8日，去世前11天），我笑不出来。
　　不仅如此，这个人还动用个人私密的记忆，告诉我们：鲁迅兴致好的时候，“一进门就轻快地在地板上打旋子，一路转到桌子前，一屁股坐在桌面上，手里端支烟，嬉笑言谈”。原来鲁迅不仅会笑，表情丰富，烟抽得一塌糊涂，还会夸张地运用肢体动作，并非一味地端坐凝神，满腔怒火，笔笔见血，刀刀封喉。这个截然不同的鲁迅：他与朋友亲近，爱开玩笑，一有风吹草动，就施展属蛇的禀赋，躲入租界避祸。这个被尊为大先生的小个子绍兴男人，说来或许你还不信，他会不断地上当，比如，“上进化论的当，上革命的当，上年轻人的当，上左翼的当”，那么，这个“一再欣然上当”的鲁迅是另一个鲁迅吗？
　　当然不是。鲁迅只有一个。这个鲁迅，正是1927年后定居在上海虹口某一条弄堂、享受师生恋的鲁迅；有一副好相貌，还好玩得要命的鲁迅——后面这两个特征，正是陈丹青先生在鲁迅博物馆“笑谈大先生”的关节点。讲鲁迅，讲他长得好看和好玩，绝口不提“横眉冷对”，也不谈什么“孺子牛”。
　　从“笑谈”开始，丹青先生一连讲了7次他念想中的大先生，既讲“鲁迅与死亡”、“文学与拯救”这样的大题目，也讲鲁迅为什么选择在上海居住这样貌似市井的问题；讲民国文人鲁迅，也讲鲁迅文学风格自然延伸的版画趣味。这七讲鲁迅，焦点其实只有一个——追问并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把他从意识形态之花花绿绿的打扮中剥离出来，回归其素朴和本真，即回到一个常识的、有血有肉还好玩的鲁迅——这才会激发出我们对鲁迅本人真正的喜爱。可怜，正如丹青先生所言，我们经过“半个世纪的洗脑，弄得本来应该知道的事情，变得不知道，本来蛮清楚的是非，变得不清楚，本来很普通的常识，变得很稀罕”了；同样，1949年以来，“独尊鲁迅的后果，不是我们只知道鲁迅，不知道其他人，而是我们连鲁迅也不知道，也要来问”了。
　　半个多世纪了，贴在鲁迅胸口的假胸毛需要扯去，作为民国文人的鲁迅先生，还原、求真是必须的；不仅如此，中国现代史的还原同样是必须的；作为历史语境中的我们个人，也迫切需要一个自我的还原。我想这才是丹青先生七讲鲁迅生发的深意，理由再清楚不过——“我们几代人早已被塑造为另一群物种。我们的思维模式、话语习惯、价值判断及无数生存细节，几乎无法与鲁迅及他的同代人衔接对应。我们的困难不是不认识鲁迅，而是不认识我们自己”，不认识自己也就不认识这个民族，废墟上的一代人，被洗脑，被扭曲，不进行自我的还原，实在难担大任。
　　但是，如何还原？综合丹青先生的七次讲演，作为一个纸上的听众，我以为很简单，四个字：回归常识。这“常识”一词，不知道鲁迅先生爱不爱用，他二弟周作人倒是经常唠叨着的，“常识分开来说，不外人情与物理，前者可以说是健全的道德，后者是正确的智识，合起来就可称之曰智慧……”。但我读“七讲鲁迅”，觉得我们时代需要回归的这个“常识”，实在没有他们周家人的那一个高标准严要求。这所谓的常识，其实是小民百姓都知道、存于心中、却没有也不敢大声说出来的一个基本事实，就像《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小孩儿，他说皇帝没穿衣服，他光着屁股呢——那么清楚的一个事实。孩子的指认，不过是对一个“没穿衣服的皇帝”的事实指认——据此而论，丹青先生也不过说出了事关鲁迅的一些基本常识。当然，他不仅鲜明地说了，而且说得那么好，这让我惊讶。但是，普遍地指认并说出常识，在鲁迅逝世七十多年后的今天，竟是如此之艰难，这才真的成了一个问题了。
　　回归常识，谈鲁迅，或者推而广之，谈现代史的还原，等等，都源于一种良知的呼唤。丹青先生七讲鲁迅，不仅有他向来喜爱的大先生的个人魅力在起作用，还有老人家在喊出“救救孩子”之后对这些“被救孩子”的期待，所以他说：“要还原鲁迅和无数历史人物，有待于‘我们’发生根本的变化。”
　　这个“我们”，就是鲁迅期待过的那一群被救的“孩子”吗？
　　真是直指人心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