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全民创业是近年來各大城市提出的战略目标之一。作为刚批准的“两型社会”建设综改试验区的核心城市——武汉，也提出了建创业之城的发展思路。在全面分析武汉全民创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后，冷静思索困绕我们的障碍性因素有哪些，重新调整思路，探索一条以民有、民营、民享为宗旨的全民创业的全新道路。
关键词：全民创业；武汉；经济活力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0-0132-02
1 “全民创业”机遇与挑战
1.1 武汉“全民创业”的机遇和优势
地处中国腹地的武汉，各种客观条件都适合它吸引投资和自主创业，鼓励全民创业将是武汉发展的重大机遇。
发展优势——2004年，中国社科院发布：武汉是中部地区最具综合竞争力的城市。2007年，武汉在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名中位居22位，比上年度上升三位。
政策优势——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来湖北视察时明确指出，湖北应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2007年12月，国务院批准武汉城市圈为“两型社会”综改试验区。
区位优势——以武汉为圆心，1000公里半径画圆，全国大中城市均坐落其中，被誉为进入中国内陆市场的“金钥匙”、“中国经济的地理中心”。
市场优势——武汉是中部地区的工业、金融、商业、科研和文化教育中心，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流通中心和货物集散地，商品可辐射湖南、江西、安徽、河南、四川周边五省近四亿人口。
1.2 武汉“全民创业”面临的严峻挑战
尽管武汉具备鼓励全民创业的各种优势，但近年来中小企业发展堪忧的困境反映了我们的创业步伐滞后、创业热情不高、创业成效不明显等问题。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的改革浪潮层出不迭，尤其作为“中国创业第一城”的温州，释放创业激情，拓展创业空间，造就了“温州奇迹”。温州民营企业占据99.5%以上，在三十年间生产总值从13.2亿元增至2157亿元，增加了162倍。随后，浙江省总结经验，提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战略思路，各地争相取经学习。在全国一片沸腾的追赶声中，武汉的发展步伐却明显滞后了，其“短腿”尤其表现在中小企业上。武汉中小企业的主要问题是经济总量小、数量少和质量不高。首先，纵观其它兄弟城市。五年前，武汉中小工业企业规模与沈阳、济南、成都、南京等不相上下，到了2006年，这几个城市过亿元“小企业”的企业户数比武汉多，其中南京多出211家。在工业总产值上，武汉与南京差距最大，少1092亿元；与成都差距最小，但差距也在200亿元以上。即使是与同处中部的郑州相比，也有明显差距。2003年，郑州中小企业工业总产值687亿元，比武汉少25.62亿元，过亿元“小企业”仅130户，比武汉少15户。2006年底，郑州中小企业工业总产值1897亿元，反超武汉近700亿元，“亿元小企业”528户，比武汉多出289户。其次，在全国的各种反映中小企业质量排名中更是少见武汉的踪迹：2006年民营企业500强中，湖北只有10家，仅占2%；2006年中国商标发展百强县、民营企业自主创新领军人物10强等，武汉均榜上无名。
武汉也适时提出“全民创业”的发展战略，希望将全民创业与招商引资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鼓励民间资本的投资，激励中小企业的涌现，激发经济的内生型活力。据统计，2008年前三个月，武汉中小企业共实现增加值378.06亿元，占全市GDP比重近五成。而国家发改委早前定出的目标是：“十一五”时期，要把中小企业创造的价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十五”末期的60%左右提高到65%左右，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因此，武汉通过“全民创业”实现预期的目标，还将面临严峻的事实。
2 “全民创业”障碍与困扰
2.1 缺乏创业动因
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经调查得出结论：基于生存需要的创业，仍然是当前创业的主导类型。实践证明，温州民间的自发创业，实为环境所迫，政府只是起服务和引导的作用。浙江省超过1/3欠发达乡镇集中在温州，“七山二水一分田”是温州欠缺自然资源的真实写照，为了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以家庭为单位的“民生经济”大量出现，也是温州创业的雏形。相比之下，自然资源优越的武汉在创业动因上明显不如温州。武汉自古就是“千湖之省”、“鱼米之乡”，千百年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活方式基本可以解决当地温饱问题。因而，缺乏以生存为需要的动因没有激起武汉人的创业热情。
2.2 缺乏创业文化
明末清初，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黄金水道缔造了九省通衢的武汉，也造就了武汉人的独特文化和思维观念。其一，武汉人浓厚的“中心情结”使其缺乏冒险和开拓精神。武汉得“中”独厚，也为“中”字所累。身居商埠的武汉人习惯于人员与货物的频繁流通，习惯于守着自己的摊子、注视来往的商客，习惯于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的思维方式，束缚了自己的头脑和创业的热情。其二，武汉人“重官轻商”使其不屑自主创业。自张之洞在湖北实施新政后，武汉成为近代工业的发祥地，建国后又成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工业基地，在国家大规模的投入和资源统一调配的计划经济模式下，武汉持续国有经济比重大、民营经济薄弱，武汉人也习惯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习惯于依靠国家一系列扶持和保护性政策，习惯于“宁要国企铁饭碗，不可自寻金饭碗”。其三，武汉人的惯性思维使其缺乏创业能力。尽管武汉早在汉口从开埠时就成为全国商贸业的中心，武汉开始出现了早期的创业人。但是由于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等、靠、要”的思想模式，使创业者缺乏竞争意识和市场意识，小富即安的思想模式使创业者缺乏勇于冒险和吃苦精神，同时，在没有涌现大量优秀民营企业的前提下，自然也缺乏创业领军人物和创业家精神。
2.3 缺乏创业体制
国家政策环境的变化和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都缺乏为创业服务的体制。宏观上，自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推行了开放战略和区域开发战略。开放上，武汉从1992年才享受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区域开发上，国家先后实行沿海开放战略、西部开发战略、振兴东北战略等，直到2006年才正式出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2007年12月批准武汉城市圈为“两型社会”综改试验区，与提前享受优惠政策的地区相比晚了十余年之久，与其他同步享受优惠政策的地区相比，基本上也无优势可言。微观上，由于长期依靠国家外力的支持，使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一直停留在国有经济发展上，一旦外力撤出，国有企业和大企业竞争实力明显不足，仅依靠招商引资带来的成效肯定是不够的。然而，在依靠自己力量、挖掘自身资源、发挥固有优势、发展中小企业的机制上，缺乏政策的倾斜和支持，改革魄力不及沿海、江浙等地，发展步伐不及其他城市，造成了发展的“短腿”。
3 “全民创业”本质和核心
全民创业，不是重走九十年代“全民经商”、“全民下海”的老路，不能片面理解为增加企业数量、大力发展个私企业的经济。其本质是改变因循守旧的思维模式，立足最切合自己实际的根本，激发创新和创业的热情，吸引民间资本，促进经济内生型活力。核心是大力发展民本经济，即发展民有、民营、民享的经济。民有是经济形式，民营是管理体制，民享是根本目的。这就要求我们提倡的全民创业应具备三个特点：
一是让百姓和企业成为创造财富的主体。民众的首创精神不受自然资源优劣、外力支持多少的影响，它是激发地方经济活力的源泉。正如武汉全民创业“蓝皮书”，它是鼓励创业的热土，还要种植更多希望生长的种苗，才能真正实现热土的价值。吸引更多的种苗到这片土地上，形成激发广大劳动人民自我创业、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平等竞争为基本发展形式的经济，是最有生机和活力的经济。
二是民营为主是资源配置的最优方式。放手让老百姓自己解放自己、经营自己、发展自己、富裕自己，是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方式。民营经济由于体制灵活、生产成本相对较低、对市场的适应力强、反应速度快，对地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能有效解决地方就业、扩大内需等问题。
三是民享和民富的根本目的。“小河有水大河满”，富民才能强市。我们切不可因“成材心切”而“拔苗助长”，也不可因“收获心切”而“伸手摘桃”。通过全民创业，首先要让更多的老百姓富裕起来，让更多的企业家成长起来，让更多的创业经济活跃起来，政府财政才有源源不断的活水来。
胡锦涛总书记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武汉建“创业之城”的发展思路就是要按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精神，走一条最大限度依靠人民自己力量实现富民和共享的道路。因此，当务之急不是要形成“一哄而上”的创业壮举，而是要改变长期依赖“官本经济”的思维定势，根本转变经济发展和经济管理的观念，建立有利于政府和人民共同发展的制度体系，形成市场配置资源，人民创造财富，企业自主经营，政府搞好服务的良性发展格局。
4 “全民创业”现实途径
武汉提出“全民创业”战略并推出“蓝皮书”，宣传创业政策，降低创业门槛，提供创业服务，给予创业指导，这是非常及时和必须的。从武汉的实际情况出发，除了优惠的创业政策外，当务之急还需要关注深层次的问题，即如何建立一个全新的以发展民本经济为基础的创业服务机制。
首先，区域定位要创新。“要想富，先修路”、“坐商不如行商”，这些老话只能说明一个事实，要想通过创业开辟更多的市场、增加更多人员和货物的流量，前提是降低交通成本，便捷交通体系，合理区域定位，使武汉成为更多地区的经济腹地。虽然我们拥有独具其中的地理优势，但是随着各地交通设施的发展、经济依赖程度的增强，使武汉不能满足固有的位置，而应该让更多的创业者愿意外出淘金或来汉投资。因此，在“两型社会”试验区内，我们应尽快形成3小时省域经济圈交通体系；在试验区外，我们不能“因圈自封”，应尽快融入各经济区，尤其在长江经济带、鄂豫经济区中扮演重要角色。这就需要大力发展沿江铁路建设、航运交通，使武汉在全国“四横四纵”的交通体系中都占据重要位置，真正做到承东启西，接南纳北，内畅外联，辐射全国。
其次，发展思路要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武汉是依靠“官本经济”发展的，要跳出旧的思维惯性，建立符合创业体系的发展思路。一是要建立创业文化，树立创业人物。要建立一种文化，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引导。诸如武昌户部巷就是通过政府扶持走出的特色“小巷经济”：仅147米长的小街，靠着盘弄170余种汉味早点小吃，5年诞生出10余位百万富翁。在户部巷成立初期，武昌区先后筹资1000多万元营造了小巷复古环境，完善周边文化、停车、卫生等配套的功能，对创业人员免费培训并给予3年免税期。成功之后，对这种“汉派”创业模式应总结经验，对成功的品牌应培植壮大，对成功的创业人物更应该推广宣传，在全社会开展“武汉创业：我能行”、“聚集汉派创业人”等主题活动。二是要发展创业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济。武汉的全民创业将围绕现代都市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开展，笔者认为尤其应该在农业经济上多做文章，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理论上，全国创业研究中心调查结果，农业和工业加工业的致富水平最高。实际上，武汉自然资源上的优越给农村创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仅以闻名的“精武鸭脖”为例，拥有全国的销售市场，但生产所用主要原材料生鸭脖，却95％以上来自省外，这个产值超过2个亿。原本具有河网密布的养鸭优势，但是由于没有龙头养殖企业的带动，形成了千家万户散养的现状，让本可以在家门口赚到的钱让省外赚走。因此，在发展创业经济上，政府除了给予科技企业、新型企业、环保企业等更多扶持外，还应从最实际的优势出发，大力发展农村创业经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转移农村巨大剩余劳动力。三是扩大创业支持，提供创业保障。武汉五部门推出了64条创业新政，为全民创业提供了有效途径，建议可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如金融方面，除提供信贷支持外，还可考虑设立种子基金等计划；社保部门，可考虑建立创业者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子女就学、医疗保障体系等解决创业者后顾之忧等。
第三，管理职能要创新。在全民创业的初期，政府应发挥重要的引导职能，充当“发令员”、“指挥官”，同时也是“服务员”；在成长和成熟期，政府则应退居其后，仅充当“服务员”、“协调员”即可。结合武汉正处于初期的现状，我们的政府充当了“发令员”——提出了发展战略，扮演了“指挥官”——制定创业新政和创业目录，接下来就是始终如一的当好“服务员”。这就要求政府在两方面做到职能创新。一是管理视角创新。各职能服务部门、执法部门应把投资者当“上帝”，视创业者为衣食父母，不论地域、不看身份、不管大小，谁创业就支持谁，众星拱月地为创业者服务。二是管理方式创新。服务面更宽，服务量更大，服务职能更多，都不允许政府大包大揽，只能建立“小政府、大社會”的管理模式，将部分政府服务职能外包，大力发展中介组织，创新管理模式。
最后，形成富民与强市的良性循环机制。“政府赚环境，企业赚金钱。”一方面，民富开辟了市强的源泉。民富涵盖了税源，优化了产业结构，提高了城市知名度。另一方面，市强为民富创造了条件。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使财政有能力拿出资金用于城乡公共设施的建设，为群众多办企业、办大企业营造了更加良好的创业环境。
参考文献
［1］赵启正.浦东逻辑:浦东开发与经济全球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2］千庆兰.中国地区制造业竞争力新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3］赵宏.环渤海经济圈产业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4］赵延忱.民富论:创业线路图［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
关键词：全民创业；武汉；经济活力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0-0132-02
1 “全民创业”机遇与挑战
1.1 武汉“全民创业”的机遇和优势
地处中国腹地的武汉，各种客观条件都适合它吸引投资和自主创业，鼓励全民创业将是武汉发展的重大机遇。
发展优势——2004年，中国社科院发布：武汉是中部地区最具综合竞争力的城市。2007年，武汉在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名中位居22位，比上年度上升三位。
政策优势——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来湖北视察时明确指出，湖北应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2007年12月，国务院批准武汉城市圈为“两型社会”综改试验区。
区位优势——以武汉为圆心，1000公里半径画圆，全国大中城市均坐落其中，被誉为进入中国内陆市场的“金钥匙”、“中国经济的地理中心”。
市场优势——武汉是中部地区的工业、金融、商业、科研和文化教育中心，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流通中心和货物集散地，商品可辐射湖南、江西、安徽、河南、四川周边五省近四亿人口。
1.2 武汉“全民创业”面临的严峻挑战
尽管武汉具备鼓励全民创业的各种优势，但近年来中小企业发展堪忧的困境反映了我们的创业步伐滞后、创业热情不高、创业成效不明显等问题。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的改革浪潮层出不迭，尤其作为“中国创业第一城”的温州，释放创业激情，拓展创业空间，造就了“温州奇迹”。温州民营企业占据99.5%以上，在三十年间生产总值从13.2亿元增至2157亿元，增加了162倍。随后，浙江省总结经验，提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战略思路，各地争相取经学习。在全国一片沸腾的追赶声中，武汉的发展步伐却明显滞后了，其“短腿”尤其表现在中小企业上。武汉中小企业的主要问题是经济总量小、数量少和质量不高。首先，纵观其它兄弟城市。五年前，武汉中小工业企业规模与沈阳、济南、成都、南京等不相上下，到了2006年，这几个城市过亿元“小企业”的企业户数比武汉多，其中南京多出211家。在工业总产值上，武汉与南京差距最大，少1092亿元；与成都差距最小，但差距也在200亿元以上。即使是与同处中部的郑州相比，也有明显差距。2003年，郑州中小企业工业总产值687亿元，比武汉少25.62亿元，过亿元“小企业”仅130户，比武汉少15户。2006年底，郑州中小企业工业总产值1897亿元，反超武汉近700亿元，“亿元小企业”528户，比武汉多出289户。其次，在全国的各种反映中小企业质量排名中更是少见武汉的踪迹：2006年民营企业500强中，湖北只有10家，仅占2%；2006年中国商标发展百强县、民营企业自主创新领军人物10强等，武汉均榜上无名。
武汉也适时提出“全民创业”的发展战略，希望将全民创业与招商引资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鼓励民间资本的投资，激励中小企业的涌现，激发经济的内生型活力。据统计，2008年前三个月，武汉中小企业共实现增加值378.06亿元，占全市GDP比重近五成。而国家发改委早前定出的目标是：“十一五”时期，要把中小企业创造的价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十五”末期的60%左右提高到65%左右，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因此，武汉通过“全民创业”实现预期的目标，还将面临严峻的事实。
2 “全民创业”障碍与困扰
2.1 缺乏创业动因
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经调查得出结论：基于生存需要的创业，仍然是当前创业的主导类型。实践证明，温州民间的自发创业，实为环境所迫，政府只是起服务和引导的作用。浙江省超过1/3欠发达乡镇集中在温州，“七山二水一分田”是温州欠缺自然资源的真实写照，为了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以家庭为单位的“民生经济”大量出现，也是温州创业的雏形。相比之下，自然资源优越的武汉在创业动因上明显不如温州。武汉自古就是“千湖之省”、“鱼米之乡”，千百年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活方式基本可以解决当地温饱问题。因而，缺乏以生存为需要的动因没有激起武汉人的创业热情。
2.2 缺乏创业文化
明末清初，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黄金水道缔造了九省通衢的武汉，也造就了武汉人的独特文化和思维观念。其一，武汉人浓厚的“中心情结”使其缺乏冒险和开拓精神。武汉得“中”独厚，也为“中”字所累。身居商埠的武汉人习惯于人员与货物的频繁流通，习惯于守着自己的摊子、注视来往的商客，习惯于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的思维方式，束缚了自己的头脑和创业的热情。其二，武汉人“重官轻商”使其不屑自主创业。自张之洞在湖北实施新政后，武汉成为近代工业的发祥地，建国后又成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工业基地，在国家大规模的投入和资源统一调配的计划经济模式下，武汉持续国有经济比重大、民营经济薄弱，武汉人也习惯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习惯于依靠国家一系列扶持和保护性政策，习惯于“宁要国企铁饭碗，不可自寻金饭碗”。其三，武汉人的惯性思维使其缺乏创业能力。尽管武汉早在汉口从开埠时就成为全国商贸业的中心，武汉开始出现了早期的创业人。但是由于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等、靠、要”的思想模式，使创业者缺乏竞争意识和市场意识，小富即安的思想模式使创业者缺乏勇于冒险和吃苦精神，同时，在没有涌现大量优秀民营企业的前提下，自然也缺乏创业领军人物和创业家精神。
2.3 缺乏创业体制
国家政策环境的变化和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都缺乏为创业服务的体制。宏观上，自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推行了开放战略和区域开发战略。开放上，武汉从1992年才享受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区域开发上，国家先后实行沿海开放战略、西部开发战略、振兴东北战略等，直到2006年才正式出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2007年12月批准武汉城市圈为“两型社会”综改试验区，与提前享受优惠政策的地区相比晚了十余年之久，与其他同步享受优惠政策的地区相比，基本上也无优势可言。微观上，由于长期依靠国家外力的支持，使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一直停留在国有经济发展上，一旦外力撤出，国有企业和大企业竞争实力明显不足，仅依靠招商引资带来的成效肯定是不够的。然而，在依靠自己力量、挖掘自身资源、发挥固有优势、发展中小企业的机制上，缺乏政策的倾斜和支持，改革魄力不及沿海、江浙等地，发展步伐不及其他城市，造成了发展的“短腿”。
3 “全民创业”本质和核心
全民创业，不是重走九十年代“全民经商”、“全民下海”的老路，不能片面理解为增加企业数量、大力发展个私企业的经济。其本质是改变因循守旧的思维模式，立足最切合自己实际的根本，激发创新和创业的热情，吸引民间资本，促进经济内生型活力。核心是大力发展民本经济，即发展民有、民营、民享的经济。民有是经济形式，民营是管理体制，民享是根本目的。这就要求我们提倡的全民创业应具备三个特点：
一是让百姓和企业成为创造财富的主体。民众的首创精神不受自然资源优劣、外力支持多少的影响，它是激发地方经济活力的源泉。正如武汉全民创业“蓝皮书”，它是鼓励创业的热土，还要种植更多希望生长的种苗，才能真正实现热土的价值。吸引更多的种苗到这片土地上，形成激发广大劳动人民自我创业、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平等竞争为基本发展形式的经济，是最有生机和活力的经济。
二是民营为主是资源配置的最优方式。放手让老百姓自己解放自己、经营自己、发展自己、富裕自己，是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方式。民营经济由于体制灵活、生产成本相对较低、对市场的适应力强、反应速度快，对地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能有效解决地方就业、扩大内需等问题。
三是民享和民富的根本目的。“小河有水大河满”，富民才能强市。我们切不可因“成材心切”而“拔苗助长”，也不可因“收获心切”而“伸手摘桃”。通过全民创业，首先要让更多的老百姓富裕起来，让更多的企业家成长起来，让更多的创业经济活跃起来，政府财政才有源源不断的活水来。
胡锦涛总书记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武汉建“创业之城”的发展思路就是要按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精神，走一条最大限度依靠人民自己力量实现富民和共享的道路。因此，当务之急不是要形成“一哄而上”的创业壮举，而是要改变长期依赖“官本经济”的思维定势，根本转变经济发展和经济管理的观念，建立有利于政府和人民共同发展的制度体系，形成市场配置资源，人民创造财富，企业自主经营，政府搞好服务的良性发展格局。
4 “全民创业”现实途径
武汉提出“全民创业”战略并推出“蓝皮书”，宣传创业政策，降低创业门槛，提供创业服务，给予创业指导，这是非常及时和必须的。从武汉的实际情况出发，除了优惠的创业政策外，当务之急还需要关注深层次的问题，即如何建立一个全新的以发展民本经济为基础的创业服务机制。
首先，区域定位要创新。“要想富，先修路”、“坐商不如行商”，这些老话只能说明一个事实，要想通过创业开辟更多的市场、增加更多人员和货物的流量，前提是降低交通成本，便捷交通体系，合理区域定位，使武汉成为更多地区的经济腹地。虽然我们拥有独具其中的地理优势，但是随着各地交通设施的发展、经济依赖程度的增强，使武汉不能满足固有的位置，而应该让更多的创业者愿意外出淘金或来汉投资。因此，在“两型社会”试验区内，我们应尽快形成3小时省域经济圈交通体系；在试验区外，我们不能“因圈自封”，应尽快融入各经济区，尤其在长江经济带、鄂豫经济区中扮演重要角色。这就需要大力发展沿江铁路建设、航运交通，使武汉在全国“四横四纵”的交通体系中都占据重要位置，真正做到承东启西，接南纳北，内畅外联，辐射全国。
其次，发展思路要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武汉是依靠“官本经济”发展的，要跳出旧的思维惯性，建立符合创业体系的发展思路。一是要建立创业文化，树立创业人物。要建立一种文化，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引导。诸如武昌户部巷就是通过政府扶持走出的特色“小巷经济”：仅147米长的小街，靠着盘弄170余种汉味早点小吃，5年诞生出10余位百万富翁。在户部巷成立初期，武昌区先后筹资1000多万元营造了小巷复古环境，完善周边文化、停车、卫生等配套的功能，对创业人员免费培训并给予3年免税期。成功之后，对这种“汉派”创业模式应总结经验，对成功的品牌应培植壮大，对成功的创业人物更应该推广宣传，在全社会开展“武汉创业：我能行”、“聚集汉派创业人”等主题活动。二是要发展创业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济。武汉的全民创业将围绕现代都市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开展，笔者认为尤其应该在农业经济上多做文章，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理论上，全国创业研究中心调查结果，农业和工业加工业的致富水平最高。实际上，武汉自然资源上的优越给农村创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仅以闻名的“精武鸭脖”为例，拥有全国的销售市场，但生产所用主要原材料生鸭脖，却95％以上来自省外，这个产值超过2个亿。原本具有河网密布的养鸭优势，但是由于没有龙头养殖企业的带动，形成了千家万户散养的现状，让本可以在家门口赚到的钱让省外赚走。因此，在发展创业经济上，政府除了给予科技企业、新型企业、环保企业等更多扶持外，还应从最实际的优势出发，大力发展农村创业经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转移农村巨大剩余劳动力。三是扩大创业支持，提供创业保障。武汉五部门推出了64条创业新政，为全民创业提供了有效途径，建议可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如金融方面，除提供信贷支持外，还可考虑设立种子基金等计划；社保部门，可考虑建立创业者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子女就学、医疗保障体系等解决创业者后顾之忧等。
第三，管理职能要创新。在全民创业的初期，政府应发挥重要的引导职能，充当“发令员”、“指挥官”，同时也是“服务员”；在成长和成熟期，政府则应退居其后，仅充当“服务员”、“协调员”即可。结合武汉正处于初期的现状，我们的政府充当了“发令员”——提出了发展战略，扮演了“指挥官”——制定创业新政和创业目录，接下来就是始终如一的当好“服务员”。这就要求政府在两方面做到职能创新。一是管理视角创新。各职能服务部门、执法部门应把投资者当“上帝”，视创业者为衣食父母，不论地域、不看身份、不管大小，谁创业就支持谁，众星拱月地为创业者服务。二是管理方式创新。服务面更宽，服务量更大，服务职能更多，都不允许政府大包大揽，只能建立“小政府、大社會”的管理模式，将部分政府服务职能外包，大力发展中介组织，创新管理模式。
最后，形成富民与强市的良性循环机制。“政府赚环境，企业赚金钱。”一方面，民富开辟了市强的源泉。民富涵盖了税源，优化了产业结构，提高了城市知名度。另一方面，市强为民富创造了条件。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使财政有能力拿出资金用于城乡公共设施的建设，为群众多办企业、办大企业营造了更加良好的创业环境。
参考文献
［1］赵启正.浦东逻辑:浦东开发与经济全球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2］千庆兰.中国地区制造业竞争力新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3］赵宏.环渤海经济圈产业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4］赵延忱.民富论:创业线路图［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