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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公益事业是近代地方社会的重要活动领域。民国时期，浙江省仙居县慈善公益事业出现了新的变化和新的气象，对处于近代化进程中的仙居社会来说，既改善了特定群体的生存状态，又稳定了地方社会秩序，也拓展了民间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在推进仙居社会由传统走向近代的结构性变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更进一步说，近代慈善公益事业扮演着调节社会的重要角色，成为推动仙居社会向前发展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动力。慈善文化是一地慈善事业得以长盛不衰的内在动力，今天我们研究民国时期的浙江省仙居县慈善公益事业，有助于重新恢复和了解历史的本来面目，并给今人以全新的感知和启迪。
新旧交融之善举——官办慈善
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旧中国，仙居县历经北洋军阀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两个统治时期。地方政府所采取的若干“善政”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官办慈善事业的发展。
历史上的仙居是一个灾荒多发之地，十年九荒，地瘠民贫。民国时期，政府在赈济灾黎方面着力颇多，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民国23年（1934），该县长期无雨，田干地燥，水源断绝，农作物亦多枯槁，黄豆结而不实，番薯、玉米大半枯死，遭此奇灾，人心惶急，饥民载道，待哺嗷嗷。县政府呈请上级拨款15万元，开筑仙居公路，以工代赈。民国32年（1943），该县遭受水灾，秋间，以飓为虐，收成大减，晚禾则虫害蔓延，蚀耗尤多，受灾农民，为数极多，政府主导下的“仙居赈济会”发放赈款3万元，难民医药救济费1万元，寒衣救济款1万元。民国34年（1945）5月，“全县提拨积谷1000石，办理春赈”。民国34年（1945）11月7日，为庆祝抗战胜利，政府豁免当年田赋。民国35年（1946）8月，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浙江分署，核拨盂溪水堤东门外护桥工赈面粉71吨。11月又拨横溪溪头村九郎溪围垦防洪堤工赈面粉12.7吨。民国36年（1947），全县旱灾严重，受灾10余乡镇，面积3.5万亩，收成仅及一半。再加病灾水稻6万亩，减产5成5。县政府据情转请省政府电拨赈款4000万元。冬令期间，县里和各乡镇自筹棉衣救济约600人，全县30个乡、每乡20人。
民国时期，在创办综合型救助机构方面，地方政府迈出了重要一步，尽管有限的救助与巨大的救助需求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民国17年（1928）12月，仙居县救济院正式设立，属官办的多功能型慈善机构。政府委派王镇雄为院长、徐仁采为副院长，并逐年购置田地，不动产基金达2万元，年支出经费2000元。每年收容、救济150人左右。至民国37年（1948），收容人数为166人，其中男71人、女95人。县救济院分设育婴、残废、施诊、施棺4所，以育婴所为主要业务单位。残废所具体负责收容、救济残废者；施诊所主要聘请民间医师义务施诊；施棺所则对赤贫、露尸者给以薄棺埋葬。县救济院至1949年解放时，不宣而散，落幕在历史的风雨中，剩下的3名孤婴由人民政府出钱寄养。1950年5月，房屋36间，田265亩、地1亩、山8亩，年收入租谷3.5万斤，由政府作统一处理。
与此同时，政府还建立了几类单一型慈善公益机构。民国17年（1928）8月27日，仙居县戒烟院于南峰山成立，王道望任院长。翌年2月28日撤消，历时半年，计有120人戒绝成功。民国34年（1945）7月10日，仙居县儿童福利基金会成立，聘请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县长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为委员，并发动各乡镇募集基金，当年募得善款27526.5元。
民国时期，仙居县地方政府在注重传统救助的同时，在形式方面有了新的探索和实践，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造血型”救助。民国3年（1914），仙居县成立了第一个官办贫民习艺生产机构——仙居县第一平民习艺所。该机构至民国18年（1929）结束，整整开办了15年，开设有雕琢、混竹、细木、织布4科，聘请名师执教，培养了不少艺徒。习艺所学员定额为100人，学习时间3年，学员每月有工资三四角银元。平民习艺所的创办，帮助民众掌握一门实用技术，实现自养自立，也是社会救助的重要措施之一。而且，这种教养兼施的做法也符合当代社会慈善救济的思想，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种有益的创举。
日趋活跃之善举——民间慈善
在财匮力绌、举步维艰的旧中国，仙居县地方政府救济能力毕竟有限，为此民间慈善起到了巨大的弥补作用，极大地舒缓了民众的困境，崇善、向善、行善的良好社会风尚依然广行于仙乡大地。
积谷备荒，自古有之，乃仙居县民间固有之良好风气。在水旱频繁、谷贵民病的年代，义仓积谷每逢荒歉之岁便赈济贫民，或平粜支持贫者度荒。民国17年（1928），内政部颁发《义仓管理规则》，仙居县经核查共有义仓35所，存谷12538.8石，当年贷出3026.6石，实存9512.2石。1949年，人民政权建立后，对全县所有义仓积谷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理，全县积谷100万斤左右，临解放时被国民党政府提去大部，留下的仅约15万斤。
民国时期，铺路造桥仍然是民间比较盛行的善举。民国元年（1912），一外县道士“募化筹款”，在“县西南40里”主持建造梯云桥，即后来俗称的“岩湖大桥”，历时三年完工，桥长60.8米，高7.2米，宽4.6米，为5孔石拱桥。同年，湫山乡绅沈老钟，“助田10亩”，主持修建永济桥，该桥“跨四都坑，傍净乐寺”，工程历时8年落成，桥长63米，高7米，宽3.5米，为7孔半圆拱石结构。民国13年（1924），在“县西南50里”的田市谷岙村，李熙春发起修建望星桥，“李助田7亩，银元千余，粮食55箩，并远至金华、上海等地捐募”。为修桥，李熙春“十年无暇顾农事”。该桥全长64米，高8米，宽3.5米，为5孔块石半圆结构。此外，民国时期，全县有路廊（或称凉亭）513座，路廊中大多有专人烧茶供行人饮用；有渡口45处，“义渡”之举屡见不鲜，船只、渡工多靠乡绅或周边乐善好施者集资解决。在交通尚未发达的年代，“义渡”方便了民众的出行，也是乡绅平民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社会治理的反映。 伴随着社会新思潮的兴起，这一时期，仙居县个人集资、捐资创办私立学校广为盛行。以民国28年（1939）为例，全县共有小学182所，其中私立小学86所，占47%。据载，民国22年（1933），黄埔六期毕业生沈策怀抱“实业救国、教育为本”的理想，利用平日节省下来的饷银，于回乡探亲期间，在横溪下沈村捐资创办了“江下小学”。1935年沈策从南京回家更名为“新生小学”，新建了校舍，亲任董事长兼名誉校长，并带来由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题写的“新生小学”和“蒙以养正”二块红底金字校牌匾额。学生有本县、缙云、东阳、温州等地500多人。民国26年（1937）抗战爆发，由台州旅杭同乡会创办的杭州市私立民生初级中学迁至县内横溪羊草山。民国36年（1947）7月，李镜渠、杨凤梧、李思尹等西乡名流捐资在原民生中学旧址创办私立正谊初级中学。抗战期间，曾任北伐军第六师上校工兵营长、埠头乡十都英村人张刚任杭州民生中学董事会董事，在家乡独资创办乐育小学，又解囊襄助修缮榆溪乡小学和私立民生初级中学，发展家乡教育事业。
民国时期，仙居县涌现出了一批乡土名医，他们医术高超，救死扶伤，造福四方。如：管山中医李云林，擅长内科，“五省联帅”孙传芳和浙江省长夏超曾赠予“积卫宣劳”挂匾一块。杨府中医王连璧，有祖传伤科秘方不下百种，闻名台州六县，得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是乃仁术”和县长刘风“活人济世”挂匾各一块。城关南门人王莲生14岁中秀才，无意仕宦，而致力于为人治病解痛，行医不分贵贱，常赠贫苦病人以药资，“四方以疾迎，候者无虚日”，县长刘风赠其“县医国手”的金字匾额。寺前中医朱来山善用消、补、清三法，精制膏药，以诊治毒疖疥疮著称四乡，远闻温州、临海一带。
同期，仙居县在民间行善方面也有了新的实践。民国16年（1927）春，城关水孔头村王施教“捐资50元、助田1亩”为基金，倡议筹设书报阅览处，搜集图书、订阅报纸以备民众阅览。同时，佥呈县府进行社会募捐，并请派员筹设。县府经协商决定筹设县立图书馆，择定文明楼为馆址，王施教为馆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施教为仙居县“现代图书馆之父”。又据1987年版《仙居县民政志》记载，民国24年（1935），管铎、王成斌等人创办“同善社”，以讲究静坐、修生养性、买物放生、劝人行善为宗旨。民国26年（1937）上半年，附设“仙居县溺婴救生所”，后称“仙居县孤苦婴孩养育所”，在临海大田庄购田200余亩，每年的租谷收入作为救生弃婴的经费。
弥足可贵之善举——旅外乡贤
在民不聊生、苦难深重的旧中国，仙居县旅外乡贤始终情系桑梓，以己之力最大可能地慷慨解囊，解故土之燃眉，有力地彰显了人间大爱，演绎了真挚醇厚的浓浓乡情。
民国13年（1924）9月，知县许芝龙倡议创办县立仙居初级中学，该县旅沪实业家方体荣和徐海龙分别出资3000银元和1000银元作为学校的办学基金。民国23年（1934），为抢救历代乡贤文献发起的刊印《仙居丛书》募捐，方体荣又慨助300银元。1950年12月，县人民政府筹建火电厂，派员到上海筹募资金，当时上海受到台湾蒋军飞机轰炸和海上封锁，生意清淡，方体荣仍捐资500元，并在上海协助洽购发电机和其他电器材料，帮助聘请电机技工，为该县有史以来第一次用电照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民国18年（1929）5至6月，全县大旱无雨，禾苗枯萎，人心惶惶，四处祈雨，终不可得。7月螟虫、浮尘子为害，捕之不尽，驱之无法。9月又遭受烈风暴雨，灾情严重（台州6县均受灾），被称之为“台属奇灾”。旅户乡贤闻知后，忧心如焚，奔走呼号，多方商讨赈救事宜，会同上海知名社会人士发起成立“上海台灾急振会”，呼吁市民募捐赈济台州灾民，仙居县难民广为受益。据载，参与这一善举的有不少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曾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曾任浙江都督的屈映光，著名居士王一亭，“海上闻人”虞洽卿、王晓籁等。
民国23年（1934）7月，仙居旅沪同乡会成立，会员约100余人，宗旨是谋求相互关照和同乡的福利。县长刘风曾为之题词——“光映桑梓”。当时，旅沪同乡会做得深具人心的一件善举——帮扶将客死上海人员的尸骸运送回仙居归葬。据民国《台州筹备分所捐助簿》记载：“查吾台停留上海名册分所灵柩，各县均已有人管理，按时运返本邑安葬。唯吾仙尚无人顾及，常被案散于异乡，于情于理，实属可怜。缘王芝和等人拟发起募捐筹划其事，希各父老同胞慨解义囊，俾异乡孤骨得运还故土，则生者死者皆感恩无际矣。”王芝和，为当时旅沪之商旅，其祖父王炳钦为清末之贡生，《光绪仙居县志》曾记载“在北门外，平屋七间，同治二年，贡生王钦炳建，为穷民停棺之所，复捐田十亩地八亩，岁守租息，为择地掩埋之费焉。”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慨叹，祖孙二人，所居年代不同，所处身份不同，但所行仁义之举却同，仙居幸甚！史籍又载，民国31年（1942）7月，仙居县旅沪工商业者募捐救赈款1.6万元，在城区、南峰、东岭等12乡镇办理平粜救济，受赈者达2400户。
民国38年（1947），仙居旅杭同乡会成立，有房屋10多间，会员500多人，会长为官路寺前万人万连兴。经费来源主要靠会员自愿募捐和每人每月2角金圆券的会费。主要业务在帮助会员解决贫、病困难的同时，“对仙居籍流落杭州街头无法回乡的人解决一宿两餐和回家的路费”。
共赴国难之善举——抗战劳军
在饱受屈辱、山河破碎的旧中国，淳朴善良、坚忍不拔的仙居人民还为抗日救国贡献了自己的宝贵力量，可谓是“位卑未敢忘忧国。”
民国32年（1943）1月31日，全县各乡镇募得麻糍、年糕、馒头2800多斤，慰问驻境之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突击总队（代号为“雷波部队”，常以小部队深入敌占区袭扰）及其他驻军。同年4月10日，县政府择地南峰山西边山脚，隆重安葬在新昌黄坦之役阵亡的百余名抗日将士之灵柩，并举行追悼会，以慰英灵。
同年9月，仙居县政府奉令发动“一县一机（飞机）”募资活动。时为全国性献机募捐运动，当时省政府给该县配额法币25万元。在唇亡齿寒、不做亡国奴的爱国感召下，仙居县上下同仇敌忾，踊跃捐款，实募大洋260784元，仅用2个月时间就提前并超额完成了这一“政治任务”，开创了历次劳军献金的最高纪录，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抗战。据记载，当时涌现出了卖豆浆的张洪康独献100元、卖馄饨的张伯介独献50元等感人事例。无疑，这些小人物在大时代里奉献了自己的拳拳爱国心。民国33年（1944）2月8日，时为征属节，又逢元宵节，仙居县政府在公共体育场隆重召开纪念大会，与会者有征属民众及各机关、团体、学校共千余人。会后，分队慰问并赠送年糕、馒头2670斤。同时，奉命筹募慰劳金15.8万元，慰劳驻军及荣军。
据县志记载，为有效对出征抗战的军人家属进行优抚，仙居县于民国32年（1943）7月12日，专门设立了“仙居县征属慰劳会”，负责筹集慰劳金。据统计，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仙居先后开展了“七七献金”、“七七献银”、“寒衣捐”、“春礼劳军”、“征兵募鞋袜”、“救国公债”、“抗卫经费”等多项募捐活动。不过，从另一侧面解读，多如牛毛的募捐活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仙居人民的负担。据载，民国28年（1939）至民国32年（1943），在物价飞涨、法币贬值的情况下，5年间拨发出征军人安家费24.31于万元，征属优待金4.75余万元，征属生活救济费3200多元，征属慰问费2300多元，征属死亡埋葬费300多元。
新旧交融之善举——官办慈善
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旧中国，仙居县历经北洋军阀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两个统治时期。地方政府所采取的若干“善政”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官办慈善事业的发展。
历史上的仙居是一个灾荒多发之地，十年九荒，地瘠民贫。民国时期，政府在赈济灾黎方面着力颇多，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民国23年（1934），该县长期无雨，田干地燥，水源断绝，农作物亦多枯槁，黄豆结而不实，番薯、玉米大半枯死，遭此奇灾，人心惶急，饥民载道，待哺嗷嗷。县政府呈请上级拨款15万元，开筑仙居公路，以工代赈。民国32年（1943），该县遭受水灾，秋间，以飓为虐，收成大减，晚禾则虫害蔓延，蚀耗尤多，受灾农民，为数极多，政府主导下的“仙居赈济会”发放赈款3万元，难民医药救济费1万元，寒衣救济款1万元。民国34年（1945）5月，“全县提拨积谷1000石，办理春赈”。民国34年（1945）11月7日，为庆祝抗战胜利，政府豁免当年田赋。民国35年（1946）8月，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浙江分署，核拨盂溪水堤东门外护桥工赈面粉71吨。11月又拨横溪溪头村九郎溪围垦防洪堤工赈面粉12.7吨。民国36年（1947），全县旱灾严重，受灾10余乡镇，面积3.5万亩，收成仅及一半。再加病灾水稻6万亩，减产5成5。县政府据情转请省政府电拨赈款4000万元。冬令期间，县里和各乡镇自筹棉衣救济约600人，全县30个乡、每乡20人。
民国时期，在创办综合型救助机构方面，地方政府迈出了重要一步，尽管有限的救助与巨大的救助需求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民国17年（1928）12月，仙居县救济院正式设立，属官办的多功能型慈善机构。政府委派王镇雄为院长、徐仁采为副院长，并逐年购置田地，不动产基金达2万元，年支出经费2000元。每年收容、救济150人左右。至民国37年（1948），收容人数为166人，其中男71人、女95人。县救济院分设育婴、残废、施诊、施棺4所，以育婴所为主要业务单位。残废所具体负责收容、救济残废者；施诊所主要聘请民间医师义务施诊；施棺所则对赤贫、露尸者给以薄棺埋葬。县救济院至1949年解放时，不宣而散，落幕在历史的风雨中，剩下的3名孤婴由人民政府出钱寄养。1950年5月，房屋36间，田265亩、地1亩、山8亩，年收入租谷3.5万斤，由政府作统一处理。
与此同时，政府还建立了几类单一型慈善公益机构。民国17年（1928）8月27日，仙居县戒烟院于南峰山成立，王道望任院长。翌年2月28日撤消，历时半年，计有120人戒绝成功。民国34年（1945）7月10日，仙居县儿童福利基金会成立，聘请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县长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为委员，并发动各乡镇募集基金，当年募得善款27526.5元。
民国时期，仙居县地方政府在注重传统救助的同时，在形式方面有了新的探索和实践，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造血型”救助。民国3年（1914），仙居县成立了第一个官办贫民习艺生产机构——仙居县第一平民习艺所。该机构至民国18年（1929）结束，整整开办了15年，开设有雕琢、混竹、细木、织布4科，聘请名师执教，培养了不少艺徒。习艺所学员定额为100人，学习时间3年，学员每月有工资三四角银元。平民习艺所的创办，帮助民众掌握一门实用技术，实现自养自立，也是社会救助的重要措施之一。而且，这种教养兼施的做法也符合当代社会慈善救济的思想，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种有益的创举。
日趋活跃之善举——民间慈善
在财匮力绌、举步维艰的旧中国，仙居县地方政府救济能力毕竟有限，为此民间慈善起到了巨大的弥补作用，极大地舒缓了民众的困境，崇善、向善、行善的良好社会风尚依然广行于仙乡大地。
积谷备荒，自古有之，乃仙居县民间固有之良好风气。在水旱频繁、谷贵民病的年代，义仓积谷每逢荒歉之岁便赈济贫民，或平粜支持贫者度荒。民国17年（1928），内政部颁发《义仓管理规则》，仙居县经核查共有义仓35所，存谷12538.8石，当年贷出3026.6石，实存9512.2石。1949年，人民政权建立后，对全县所有义仓积谷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理，全县积谷100万斤左右，临解放时被国民党政府提去大部，留下的仅约15万斤。
民国时期，铺路造桥仍然是民间比较盛行的善举。民国元年（1912），一外县道士“募化筹款”，在“县西南40里”主持建造梯云桥，即后来俗称的“岩湖大桥”，历时三年完工，桥长60.8米，高7.2米，宽4.6米，为5孔石拱桥。同年，湫山乡绅沈老钟，“助田10亩”，主持修建永济桥，该桥“跨四都坑，傍净乐寺”，工程历时8年落成，桥长63米，高7米，宽3.5米，为7孔半圆拱石结构。民国13年（1924），在“县西南50里”的田市谷岙村，李熙春发起修建望星桥，“李助田7亩，银元千余，粮食55箩，并远至金华、上海等地捐募”。为修桥，李熙春“十年无暇顾农事”。该桥全长64米，高8米，宽3.5米，为5孔块石半圆结构。此外，民国时期，全县有路廊（或称凉亭）513座，路廊中大多有专人烧茶供行人饮用；有渡口45处，“义渡”之举屡见不鲜，船只、渡工多靠乡绅或周边乐善好施者集资解决。在交通尚未发达的年代，“义渡”方便了民众的出行，也是乡绅平民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社会治理的反映。 伴随着社会新思潮的兴起，这一时期，仙居县个人集资、捐资创办私立学校广为盛行。以民国28年（1939）为例，全县共有小学182所，其中私立小学86所，占47%。据载，民国22年（1933），黄埔六期毕业生沈策怀抱“实业救国、教育为本”的理想，利用平日节省下来的饷银，于回乡探亲期间，在横溪下沈村捐资创办了“江下小学”。1935年沈策从南京回家更名为“新生小学”，新建了校舍，亲任董事长兼名誉校长，并带来由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题写的“新生小学”和“蒙以养正”二块红底金字校牌匾额。学生有本县、缙云、东阳、温州等地500多人。民国26年（1937）抗战爆发，由台州旅杭同乡会创办的杭州市私立民生初级中学迁至县内横溪羊草山。民国36年（1947）7月，李镜渠、杨凤梧、李思尹等西乡名流捐资在原民生中学旧址创办私立正谊初级中学。抗战期间，曾任北伐军第六师上校工兵营长、埠头乡十都英村人张刚任杭州民生中学董事会董事，在家乡独资创办乐育小学，又解囊襄助修缮榆溪乡小学和私立民生初级中学，发展家乡教育事业。
民国时期，仙居县涌现出了一批乡土名医，他们医术高超，救死扶伤，造福四方。如：管山中医李云林，擅长内科，“五省联帅”孙传芳和浙江省长夏超曾赠予“积卫宣劳”挂匾一块。杨府中医王连璧，有祖传伤科秘方不下百种，闻名台州六县，得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是乃仁术”和县长刘风“活人济世”挂匾各一块。城关南门人王莲生14岁中秀才，无意仕宦，而致力于为人治病解痛，行医不分贵贱，常赠贫苦病人以药资，“四方以疾迎，候者无虚日”，县长刘风赠其“县医国手”的金字匾额。寺前中医朱来山善用消、补、清三法，精制膏药，以诊治毒疖疥疮著称四乡，远闻温州、临海一带。
同期，仙居县在民间行善方面也有了新的实践。民国16年（1927）春，城关水孔头村王施教“捐资50元、助田1亩”为基金，倡议筹设书报阅览处，搜集图书、订阅报纸以备民众阅览。同时，佥呈县府进行社会募捐，并请派员筹设。县府经协商决定筹设县立图书馆，择定文明楼为馆址，王施教为馆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施教为仙居县“现代图书馆之父”。又据1987年版《仙居县民政志》记载，民国24年（1935），管铎、王成斌等人创办“同善社”，以讲究静坐、修生养性、买物放生、劝人行善为宗旨。民国26年（1937）上半年，附设“仙居县溺婴救生所”，后称“仙居县孤苦婴孩养育所”，在临海大田庄购田200余亩，每年的租谷收入作为救生弃婴的经费。
弥足可贵之善举——旅外乡贤
在民不聊生、苦难深重的旧中国，仙居县旅外乡贤始终情系桑梓，以己之力最大可能地慷慨解囊，解故土之燃眉，有力地彰显了人间大爱，演绎了真挚醇厚的浓浓乡情。
民国13年（1924）9月，知县许芝龙倡议创办县立仙居初级中学，该县旅沪实业家方体荣和徐海龙分别出资3000银元和1000银元作为学校的办学基金。民国23年（1934），为抢救历代乡贤文献发起的刊印《仙居丛书》募捐，方体荣又慨助300银元。1950年12月，县人民政府筹建火电厂，派员到上海筹募资金，当时上海受到台湾蒋军飞机轰炸和海上封锁，生意清淡，方体荣仍捐资500元，并在上海协助洽购发电机和其他电器材料，帮助聘请电机技工，为该县有史以来第一次用电照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民国18年（1929）5至6月，全县大旱无雨，禾苗枯萎，人心惶惶，四处祈雨，终不可得。7月螟虫、浮尘子为害，捕之不尽，驱之无法。9月又遭受烈风暴雨，灾情严重（台州6县均受灾），被称之为“台属奇灾”。旅户乡贤闻知后，忧心如焚，奔走呼号，多方商讨赈救事宜，会同上海知名社会人士发起成立“上海台灾急振会”，呼吁市民募捐赈济台州灾民，仙居县难民广为受益。据载，参与这一善举的有不少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曾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曾任浙江都督的屈映光，著名居士王一亭，“海上闻人”虞洽卿、王晓籁等。
民国23年（1934）7月，仙居旅沪同乡会成立，会员约100余人，宗旨是谋求相互关照和同乡的福利。县长刘风曾为之题词——“光映桑梓”。当时，旅沪同乡会做得深具人心的一件善举——帮扶将客死上海人员的尸骸运送回仙居归葬。据民国《台州筹备分所捐助簿》记载：“查吾台停留上海名册分所灵柩，各县均已有人管理，按时运返本邑安葬。唯吾仙尚无人顾及，常被案散于异乡，于情于理，实属可怜。缘王芝和等人拟发起募捐筹划其事，希各父老同胞慨解义囊，俾异乡孤骨得运还故土，则生者死者皆感恩无际矣。”王芝和，为当时旅沪之商旅，其祖父王炳钦为清末之贡生，《光绪仙居县志》曾记载“在北门外，平屋七间，同治二年，贡生王钦炳建，为穷民停棺之所，复捐田十亩地八亩，岁守租息，为择地掩埋之费焉。”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慨叹，祖孙二人，所居年代不同，所处身份不同，但所行仁义之举却同，仙居幸甚！史籍又载，民国31年（1942）7月，仙居县旅沪工商业者募捐救赈款1.6万元，在城区、南峰、东岭等12乡镇办理平粜救济，受赈者达2400户。
民国38年（1947），仙居旅杭同乡会成立，有房屋10多间，会员500多人，会长为官路寺前万人万连兴。经费来源主要靠会员自愿募捐和每人每月2角金圆券的会费。主要业务在帮助会员解决贫、病困难的同时，“对仙居籍流落杭州街头无法回乡的人解决一宿两餐和回家的路费”。
共赴国难之善举——抗战劳军
在饱受屈辱、山河破碎的旧中国，淳朴善良、坚忍不拔的仙居人民还为抗日救国贡献了自己的宝贵力量，可谓是“位卑未敢忘忧国。”
民国32年（1943）1月31日，全县各乡镇募得麻糍、年糕、馒头2800多斤，慰问驻境之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突击总队（代号为“雷波部队”，常以小部队深入敌占区袭扰）及其他驻军。同年4月10日，县政府择地南峰山西边山脚，隆重安葬在新昌黄坦之役阵亡的百余名抗日将士之灵柩，并举行追悼会，以慰英灵。
同年9月，仙居县政府奉令发动“一县一机（飞机）”募资活动。时为全国性献机募捐运动，当时省政府给该县配额法币25万元。在唇亡齿寒、不做亡国奴的爱国感召下，仙居县上下同仇敌忾，踊跃捐款，实募大洋260784元，仅用2个月时间就提前并超额完成了这一“政治任务”，开创了历次劳军献金的最高纪录，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抗战。据记载，当时涌现出了卖豆浆的张洪康独献100元、卖馄饨的张伯介独献50元等感人事例。无疑，这些小人物在大时代里奉献了自己的拳拳爱国心。民国33年（1944）2月8日，时为征属节，又逢元宵节，仙居县政府在公共体育场隆重召开纪念大会，与会者有征属民众及各机关、团体、学校共千余人。会后，分队慰问并赠送年糕、馒头2670斤。同时，奉命筹募慰劳金15.8万元，慰劳驻军及荣军。
据县志记载，为有效对出征抗战的军人家属进行优抚，仙居县于民国32年（1943）7月12日，专门设立了“仙居县征属慰劳会”，负责筹集慰劳金。据统计，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仙居先后开展了“七七献金”、“七七献银”、“寒衣捐”、“春礼劳军”、“征兵募鞋袜”、“救国公债”、“抗卫经费”等多项募捐活动。不过，从另一侧面解读，多如牛毛的募捐活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仙居人民的负担。据载，民国28年（1939）至民国32年（1943），在物价飞涨、法币贬值的情况下，5年间拨发出征军人安家费24.31于万元，征属优待金4.75余万元，征属生活救济费3200多元，征属慰问费2300多元，征属死亡埋葬费300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