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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作为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和交涉，起源于国家产生之际。自从有了国家，外交活动就相伴出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各个朝代都有相应的外交活动——春秋战国时代的外交以现在的中国地域为舞台，秦汉唐宋的外交以现在的亚洲地域为舞台，当代中国外交则以整个世界为舞台。
在世界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近代，中国外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烽火狼烟的乱世之秋，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太多。在喜与怒、爱与恨的交织中，回顾千年的荣光和百年的耻辱，无疑令人感慨万千。而今，伟大的中华民族正走向复兴，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尽显大国风范。
谁废除了不平等条约
北洋政府：外交拼死抗争 世界终于正视中国
满清政府自鸦片战争以来，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随着中国国民的日渐觉悟，与外国的交往逐渐增加，特别是东邻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明确提出废除与西方列强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且获得相当成果。有样学样，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尚在满清时期就发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喊，而腐败的清政府也因为这些条约的逐渐增加感到不堪重负，对此类要求与呼吁采取容忍甚至暗中支持的态度。于是，这个呼声也就越来越响亮了。1902年中英条约、1903年中美、中日商约改定时，就有“整理本国律例，期与各国一律”之后，三国都同意废除治外法权的条款。
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辛亥革命，清朝政府被推翻，政权落入实力派袁世凯手中，在中英关于西藏、中俄关于蒙古的谈判中均以中国退让告终。接着于1914年8月日本借向德国宣战之机突然在龙口登陆，次年1月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1917年，北京政府利用一战对德断交宣战之机，废除了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的不平等条约。接着乘十月革命之机，派徐树铮率军开赴库伦，迫使外蒙古政府取消自治，废除《中俄蒙协约》。然后，北京政府期盼再利用战后瓜分胜利的机会继续取得进展，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1919年的巴黎和会。
1917年4月，美国参加欧战。中国驻美国大使顾维钧立即判断协约国必胜，力促北京向德奥宣战，同时设立专门小组搜集材料并予以分析，为在战后和平会议上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做准备。1918年12月，中国代表抵达巴黎，代表团总计将近百人。这次和会所以如此隆重，盖因它是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首次亮相，中国人对它的期望值很高。
但巴黎和会并没有令中国人如愿。1919年1月27日，日本代表宣布：英、法、意三国1917年与日本秘密签订协定，保证战后“援助日本要求割让德国战前在山东及各岛屿之领土权”。28日，日本又公布了北京政府与日本在1918年9月秘密签订的山东境内日本驻军协议和两铁路借款合同，显示中国政府在已经参战后出让了山东的权利。
1919年4月，中国代表团提交了《山东问题说帖》、《废除二十一条说帖》以及《中国希望条件说帖》，要求废除列强在华特权。4月30日，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意大利首相奥南多缺席）在“四巨头会议”上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回国内，引发了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国民外交”浪潮。北京政府对是否在和约上签字发生分歧，无奈之余任由代表团自行决定。中国代表团拒绝在这个和约上签字，成为27个参会国中唯一拒绝签字的国家。而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中国外交家们果然不负民族与国家的嘱托，出色地完成使命。
巴黎和会之后，北京政府开始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高潮。1921年8月，美国为了挽回巴黎和会遭挫折的世界目标，发起召开华盛顿会议。中国便明确表示，要在华埠会议坚持废除不平等条约，并要求解除英日同盟，以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11月，华盛顿会议召开，除租借地问题外，中国其他提案均以签署条约或协议书形式形成文件，日本不得不吐出部分“战利品”：中日民四条约、对德和约关于山东的条款被推翻！会议还签署了《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从文字上规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以及领土与行政完整”。这次会议扭转了巴黎和会拒不讨论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傲慢态度，西方列强首次全面而且具体地讨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至此，世界终于要正视中国了！
国民政府：关税终于自主 法权收回进二退一
在北京政府进行修约外交的同时，随着北伐战争的进行，中国南方出现了群众性的反帝运动高潮。在这一高潮中，列强在中国获得的特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不得不作出较大的退让，这主要表现为部分租界被中国收回。
1927年1月初，武汉民众举行庆祝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活动。英国水兵与民众发生冲突，造成民众死伤。激愤的人群拥入英租界，英工部局不得不向国民政府请求保护。武汉政府决定建立“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租界内一切行政事宜。在九江，中国民众和英国水兵也发生了冲突。武汉政府派员至九江，成立“九江市民对英行动委员会”，接管了英租界。此后，国民政府又组织了“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租界事务。
事件发生后，中英经过多次艰难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汉口英租界协定》。英方承诺，英租界市政机关即行解散，租界内的行政事宜由华人新市政机关接受办理。武汉政府规定，将原汉口英租界改为汉口第三特别区，直属国民政府外交部。这样，中国正式收回了汉口英租界。接着，中英代表又签署了关于收回九江英租界的协定。在民众的强烈要求下，九江英租界无条件收回。
1927年5月11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发表了《国民政府将采取正当手续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之宣言》。南京政府决定先从废除协定关税入手，自行宣告中国关税自主。南京政府的立场受到列强的抵制，有关国家甚至进行武力威胁。而此时，南军在与北军的作战中也遭到挫折。在此内外均遭不利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发布布告，决定暂缓实行《裁撤国内通过税条例》、《国定进口关税暂行条例》等，同时宣布“关税自主为独立国家主权之行使”，因此，关税自主的政策仍然不变，自本年9月1日起，全国陆海关税一律自主。
1928年6月，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在对外交涉中拥有了更大的权威性，修约进程由此进入一个全面展开的时期。1928年7月，中国外交部分别照会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丹麦、日本国驻华使节，通知其与中国订立的商约已告期满，现声明废止，并提议各国即派全权代表与中国另行商定平等互惠的新约。经过数月磋商，终于在年内与五国订立新约。至1928年年底，与中国有商贸关系的主要国家，除日本外，均与中国签订了关税条约，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到1930年5月，中日签订了关税协定，日本宣布放弃协定关税权。至此，中国终于实现了关税自主。 1929年4月，中国外交部向英、美、法等国驻华公使发出同文照会，提出了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要求。8月，外交部再次照会有关国家，要求各国立即派出代表与中国磋商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12月，国民政府公布撤废领事裁判权特令。国民政府的这一特令，显然是一个单方面宣布废除领事裁判权的重大举动，因此遭到美、英、法等国的强烈反对。于是，外交部不得不又发表了一个声明，对两天前的命令作了修正性的解释，即“并不是立即无条件地废除领事裁判权，而是从此开始与列强会商废除这一特权”。
尽管国民政府试探之后又作了退让，但特令的公布毕竟促进了有关废除列强在华特权问题的交涉。在此前后，中国政府还正式收回了一些租界和租借地，但在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上，列强仍坚持渐进地逐步放弃其特权的立场。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中外关于领事裁判权的交涉一度处于停顿状态。9、10月间，英、美先后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各自的草案。国民政府不同意列强在华保留过多的特权。
1931年初，英、美陆续在一些问题上作了让步，但仍未能满足中国方面的基本要求。5月4日，国民政府自行公布了《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自1932年1月1日起实行，《条例》取消了领事裁判权。然而，正当中外交涉进入关键之时，日本在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迫使中国外交的重心随之转变，如何对付日本的侵略成为当务之急，修约之事便降到了次要的位置。有关领事裁判权的交涉，至此半途而废。
抗日战争：牺牲终有价值 条约枷锁一朝尽卸
1941年，日本与美国矛盾日益尖锐，美国为中国被日本侵略可以说近乎两肋插刀。5月上旬，国民政府外长郭泰祺与美国国务卿赫尔会晤，郭正式提出希望与美国商谈中美平等条约问题，也就是废除不平等旧约的问题。赫尔明确表示，美国希望中国恢复完全主权，建议协议可以采用换文方式确定。接着郭泰祺致函赫尔，表示中国政府希望“在和平恢复时”通过谈判，调整以往中美间不平等条约，重签平等新约。5月31日，赫尔复函，声明同意于和平重现时，以谈判方式将美国及其他各国在中国仍享有的若干特权全部放弃。
同年8月12日，罗斯福与邱吉尔发表《大西洋宪章》，这个划时代的历史文件规划了战后世界的外交准则，事实上已经明确了所有不平等条约失灭的前景。1942年1月1日，中国作为世界四大国之一，与其他25国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从法理上支持了中国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1942年4月19日，宋美龄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如是我观》的文章，强烈谴责列强在中国的特权，敦促有关国家尽早予以放弃，以结束中国国家和人民的屈辱状态。
这篇文章不能说没有蒋介石的授意，它立即在美国激起轩然大波，美国舆论界对此文共鸣强烈，更造成美国民间极大反响。但美国政府仍旧打算在战后处理条约问题，这使蒋介石极其不满。10月5日，蒋致电在美国的宋子文，要他敦促美国政府“做一件能够转移世界视听，彰明盟国道义权威的大事”，带头自动声明放弃“对华条约中包含的不平等条约”。7日，宋复电：“关于从速取消不平等条约，原则上美方当无问题，最好俟文回国面陈后再进行。”蒋介石迫不及待，马上致电宋子文：“如美政府能提前讨论取消不平等条约，则我方应立即与之开始交涉，不必待兄回国也。”
出乎意料的是，没等宋去争取，美国政府于9日正式通知宋子文和驻美大使魏道明：“美国政府准备立时与中国政府谈判，缔结规定美国政府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国际问题之条约。美国政府并望在最近期内完成上述目的之草约，提交中国政府考虑。”美国同时通过驻英国大使把这个意见通知英国外交部。英国非但欣然接受，而且抢先一步，于9日发表声明：“帝国政府愿于最近将来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并将以规定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问题之草约，提交中国政府考虑。”
三天后，中美签订新条约的谈判便在华盛顿开始。24日，美国方面把“中美关系条约草案”由国务卿亲自交给中国驻美大使。几乎同时，英国与中国的谈判也在重庆开始。30日，英国驻华大使将新条约草案面交中国外交部长傅秉常。国民政府对两个草案分别提出了修正案。1943年1月11日，中美平等新条约在华盛顿签字，中英平等新约在重庆签字。美国和英国同时放弃在华一切特权，英国更多了一条放弃任用英籍臣民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一切权利，从而彻底否定了外籍税务司的制度，完善了已经签订的中国关税独立的相关条约。
美国和英国的此项举动，给其他西方国家造成极大震动。于是，1943年，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九国相继与国民政府签订了相似的新条约，而日本也为了表示它的公正并不低于美国等国家，也对汪伪政权做出类似举动。
至此，骑在中国头上的不平等条约，总算有了一个彻底的了结。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目标，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忠诚儿女在国家贫弱的状态下作了不懈的努力，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前辈，诚如列宁所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否提供现代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新中国：不要“平等权利” 遗留问题慢慢解决
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为了争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美、英在未征得中国同意的情况下，便对苏联作了有损中国主权的许诺。在7月开始的中苏谈判中，尽管中国方面作了努力，但实际上已无回旋余地。
8月14日，中苏基本按照雅尔塔协定的框架达成《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中方不得不同意：如战后外蒙古公民投票希望独立，中国政府当予承认；长春铁路归中苏共同所有，苏方人员担任铁路局局长；大连港为自由港，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予苏方30年；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很明显，中国的领土和行政主权受到了公然侵犯。因此，把这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称为不平等条约并不过分，而且，它大抵还是一种旧形式的不平等条约。
战后，中美于1946年11月签订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则从另一方面说明中国所处的地位，有人称之为新形式的不平等条约。中美商约在文字上从头到尾并没有不平等之处，双方所赋予对方的权益都是相等的。如果这一条约是在两个实力相当的国家之间签订的，自然无可厚非。然而，中美是两个经济实力悬殊的国家，商约所赋予对方的巨大权益和便利，美国可以在中国享受，而中国实际上没有可能去美国享受。 关于这种互予平等权利的结果，有人把它形象地比作是给予一辆汽车和一辆黄包车使用马路的同样权利，谁是实际受益者一目了然。中美商约是否是不平等条约，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最低程度上，把它称为一个形式上平等而实质上并不对等的条约，应是毫无疑义的。美国此后在中国各个领域的大举渗透，明白地向人们展现了这一条约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人民仍然处在一种不平等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当以坚决反帝而著称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的执政党后，中国政府一反民国历届政府的软弱，决意彻底扫除不平等条约的残余。作为新中国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彻底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对于旧约的立场既是坚定的，处理方法又是灵活的。《共同纲领》规定，“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一方面，新中国政府第一次站在自主的立场上，毫不隐讳地声明自己对旧约拥有修废之权；另一方面，又没有断然宣布废除所有旧约，而保留了分别对待灵活处理的权利。
当时，在中国享有带有不平等性质权益的国家主要是美、英、苏三家。在具体实践中，中国政府采取了不同的对策。美国是当时与新中国最为敌对的国家，中国政府对中美商约等一系列条约采取了不予承认的立场，美国此前在中国所享有的特权至此在大陆全部丧失。这种处理干脆利落。苏联是中国最重要的盟友，对于中苏友好条约，中国政府并没有断然宣布废除，而是积极地与苏联政府重新谈判。1950年2月，中苏订立了新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协定规定在不迟于1952年末之前，苏联将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及一切财产无偿移交中国，苏军从旅顺口撤出，大连行政完全由中国政府管辖，苏方临时代管或租用的财产，应由中国政府接收。至此，中国已经完全挣脱了百年之久的不平等条约的束缚。
然而，历史在这里还拖了一条细长的尾巴，这就是中英间的香港问题。基于历史已经造成的现实，并考虑到当时所面临的国际处境，中国政府采取了暂时维持香港现状的灵活态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中国政府未就香港的前途问题发表正式声明，但是，中国政府的立场是明确的，周恩来总理在1957年曾明确表示，“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40年后香港回归，周恩来所预言的这一天终于到来。
蒙昧不是谁的专利
悲哀：无知的“明白人”也干糊涂事
关于林则徐，我们长期将其作为一个“高大全”的历史英雄来看待，因此，他在“高大全”以外的一些侧面，就有意无意地被人们忽略了。但任何人都难免有时代局限，相对开明的林则徐也不例外。比如，1839年9月他给皇上的奏折中说，洋人士兵因为脚上有绑腿而无法弯曲膝盖。这实际也是当时通行的一种荒谬见解，洋人腿不能弯曲，故只长于海战，一登岸就无可作为。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定海沦陷后，林则徐鼓励军民奋勇杀敌，仍然认为英国人膝盖不能弯，“一仆不能复起”，可任大家宰割。对洋人的坚船利炮，林则徐也有着奇怪的幻想：“英国要攻中国，无非乘船而来，它要是敢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膨裂；再则伙食不足；三则军火不继，犹如鱼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 基于这些偏见，林则徐相当小看英军的陆战能力，他在官涌主持修建的两座炮台，也根本没有防御敌方从侧后发起地面攻击的措施。结果战事一起，清军很快就在港口战舰和登陆部队的夹击下，陷落炮台。
更奇特的是，林则徐认为洋人嗜吃牛羊肉，若无从我国进口的大黄、茶叶以辅食，将会消化不良而死。在与道光的一份奏稿中，他写道：“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而在一份拟交英女王的文书中，他又再次强调：“大黄、茶叶、湖丝等类，皆中国宝贵之产。外国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
这些偏见，难免会使林则徐自信心“爆满”，加上对国际外交惯例的不熟悉，从而做出一些莽撞的事儿来。
在林则徐广州禁毒的行动中，部分海外史家对其两个做法略有微词，认为实在太莽撞了。
一是他在禁烟初期，对广州外国商馆进行封锁，严密隔离一切外侨。这种做法实在是一竿子打倒一船人，被隔绝的人中，不少并未染指鸦片贸易。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林则徐此种做法，实际上已酿成了一个不小的外交事故。当然，在林则徐那个时代，中国连专门的外交部门都没有，更别谈外交准则了。
当时的广州外国商馆可谓弥漫着“林氏恐怖”，有个中国船夫仅仅因为身边带着一封欧洲文字的信件，就被处死。同时，食品，甚至于一桶水，都不能被带进商馆。封锁中途，交涉到矛盾激化时，林则徐还找工人去商馆周围砌墙，彻底将商馆变成监狱，直到英方商业代表义律妥协才解除封锁。
林则徐禁烟主要只针对英方商人，而不太注意中国方面的鸦片走私势力，对吸食鸦片者也只有惩戒而无引导之术，结果虽然缴获了大量鸦片，但并未使鸦片走私绝迹。1839年6月的《澳门月报》记载，就在同年，鸦片贸易又再度活跃，且有上万箱鸦片已经运到中国海面。禁毒是一个系统工程，而林则徐的禁毒手法则显得相对单调粗暴，没能取得哪怕暂时的成功也在情理之中。
林则徐另一个莽撞的做法是：在查缴鸦片后，要外商写保证书，以后永不携带鸦片，违者处死。起先，外商愿意个人写保证书，但是林则徐要求，保证书不但对签署者有效，对其船上所有人都有效。换言之，船主若签署这个保证书，等于是替将来所有在他船上的人都签署了“生死状”。结果对方拒绝，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
现在看来，林则徐的想法比较朴素，他在一个奏折中称，外人重信用，所以要求他们签署“具结”，也就是保证书，可以一劳永逸。他那个时代，当然考虑不到立法的问题，只能做出如此要求。但其时，外交沟通一边是固执到如石头的地步，一边是倔强到如牛头的地步，且各按自己国家的法律条规、风俗习惯等来思考和处理问题，结局自然只有一拍两散。
事实上，林则徐当年的莽撞，也是出于一腔爱国热忱以及对鸦片的痛恨。正如早年对林则徐颇有微词，但晚年已经有了谅解的历史学家蒋廷黻所言：“英国虽不反对禁烟，但反对中国再用林则徐用过的方法。这样一来，禁等于不禁，因为以中国的国力及国情，用文忠的方法尚有一线之望，不用则全无禁烟的希望。” 愚蠢：外交官像杂耍艺人一样滑稽
1816年，英国第二次派往中国的使者安赫斯特同其前辈马戛尔尼一样，遭遇到厄运。上一次，因为叩头问题，乾隆没有理会马戛尔尼代表英国的外交及贸易请求，还把后者的礼物堆到厕所里去。这一次，嘉庆的手下则展开了更有中国特色的处理办法：中国官员主动提出，可以让安赫斯特向皇帝的空椅子磕头。但后者拒绝把脸放在地上，当然也不愿意磕头9次之多。中国官员决定再想点办法，他们在半夜叫醒大使，陪他来到皇帝的空椅子前，希望他能因为睡得昏头昏脑而不再拒绝。在大使半睡着弯下一条腿时，一位大臣按住他的头，希望能迅速放到地面上去。眼看就要磕头，大使的一位随从及时将他扶住，头最终没磕成。当然，英国第二位中国大使安赫斯特也就没能见到嘉庆。
1834年虎门战役，虎门60个炮台在短时间内被全部摧毁——由于大炮固定在水泥台上不能瞄准，发射的炮弹要靠运气很好才可能落到英国战船上。当时一位英国人事后回忆：那更像烟花而不是大炮。而对于曾经的虎门销烟名人，林则徐相信外国人的戒烟方法，他在1939年向广州的教会医疗协会求助，看有没有根治鸦片瘾的药物。但是这所协会可能不是最好的求助地方，因为其第二大董事查顿，就是当时英人在中国的最大鸦片贩子。后来，林则徐提议，对在18个月内无法戒除鸦片瘾的中国人，处以死刑。
1840年，外交大臣巴麦尊击败了反对党议员格拉斯顿的道德谴责，后者反对鸦片战争的提案在下议院以262对271票落败。1840年7月，舟山定海之战，中国死亡2000多人，英国只死了19人。但是随后，英国人遭遇了他们最大的死亡使者，这个死亡使者是他们的自己人——英军定海战队的首领中校乔治·布勒尔。他担心军队入城会破坏居民的房子，所以驻扎在一个充满瘴气的稻田里。此外，当时温度已经高过30多摄氏度，这位严于律己的中校却命令士兵必须扣紧厚厚的毛哔叽制服最上面的扣子。因此，英军驻扎期间共有500多人死于痢疾或疟疾。后来，一位军官在家信中写：我们在战争中游戏，可是，随后我们又在游戏中死亡。
在广州，英法教士常会在街头拉住中国老百姓，进行一番即兴说教。中国人会礼貌地停下来，但是会转换话题，询问西方服装的价格，并且评论说，和中国人比起来，西方人的鼻子太大了。在宁波，一艘英船在一处沙滩搁浅，船上28名人士被俘虏送往监狱。俘虏受到区别对待，欧洲俘虏可以在走出笼子的时候除去镣铐，印度人则始终带着，这是因为狱吏很看不惯印度人用手抓米饭吃。不知为何，中国方面坚持认为被俘虏的船长夫人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妹妹，于是给她安排了仆人与华贵的卧室。中国人对于等级制度的尊重即使在监狱中都充分体现。
三元里大捷的神话，实际上只有4名英军死亡、20多人受伤的成绩。而且主要原因是当时突发大雨，英军该支队被困稻田中枪支受潮不能开火。了解到情况后，英军总司令传话给当地长官余葆纯，如果不解除义勇包围，主力英军将攻打并尽屠广州城。余葆纯清楚双方实力，也知道英军的枪炮不会永远受潮，于是劝退义勇，避免广州被屠，从此担上卖国贼的恶名。之后，名声扫地的余葆纯担任一次主考时，被爱国考生将墨汁泼到脸上，于是他提前退休，郁郁而终。
在宁波战役中，有人建议清朝官员找来猴子把鞭炮送到英军船上，点火烧船，因为猴子不好找而没有实行。又有人想出办法，让商人们向英军出卖感染了天花的肉，可是将军奕经反对这个计划，认为如此太不道德。镇江沦陷，守军首领海龄坐在所有的朝廷文件上，点燃火把自焚。他死之前，无法发泄对英军的仇恨，就发泄到汉人身上，有种族屠杀的味道。他在沦陷前聚集全城百姓，指控其中许多汉人叛国，论罪处死。他所杀戮的“叛国贼”人数超过英军所杀死的中方军队人数。
1842年8月7日，《南京条约》签订，足足4卷纸，用丝绸捆好。接着是丰盛的午宴。饭后甜点时间，中方使者耆英坚持要按满洲的风俗，让英方全权大臣亨利·璞鼎查的嘴里塞满蜜饯，以象征和解。在场的一位英国人后来写道：“我永远不能忘记亨利爵士脸上明显的顺从表情。”
薄凉：外交大员的命运是镣铐和死亡
1858年1月，广州城被英法联军攻破，到处是断壁残垣。两广总督府在烈火中熊熊燃烧，兵丁衙役忙不迭地搬物扑火，英法联军发射的炮弹不断地在督衙中爆炸，枪声、炮声、尖叫声混成一片，空气中弥漫着那么多令人不祥和使人窒息的气味…… 就是这幢燃烧着的两广总督府，曾经是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设在广州的外交总部。从这幢中式建筑的府衙中，曾经诞生出了中国近代首批外交大臣们。
现代的外交部长们，大多面对的是礼炮、鲜花和红地毯，在职时和卸任后的命运一般不会出现跌宕和波澜。但1840至1860年间中国历任办理“夷务”的外交大员们，最终面临的命运却是镣铐和死亡。在其任内不管执行何种外交政策，他们的结局基本上是悲剧性的：流放、革职、受弹劾、被外军所俘，或被自己的主子赐死。林则徐被撤职流放新疆；琦善被定为斩监候，带着镣铐离开广州；耆英在1858年被咸丰帝赐死；叶名琛在1858年被英军俘获。最后一任两广总督、钦差大臣黄宗汉在1859年被革去办理各国事务之权。其中最能代表这些外交大臣悲剧命运的，当属这一时期主持外交事务最为长久的耆英和叶名琛。
耆英是1842至1848年间办理西方外交的钦差大员，他于1842年4月、1843年4月和1844年4月被三次颁给钦差大臣关防。第一次钦差大臣任内，耆英负责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第二次任内签订了中英《虎门条约》，第三次则与美国和法国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作为清廷与西方国家谈判的最高官员，耆英几乎参与了战后奠基中西关系的全部条约谈判。而其他诸如赔款交涉、收复舟山和鼓浪屿失地事宜以及中外民夷冲突事件，也无不浸透着耆英的心血。
1848年之后，耆英奉旨内招入京。1850年咸丰登基之后，耆英开始为其所执行的外交政策付出代价，最终被降职为五品候补。后来在1858年大沽口被英法第一次攻破之后，耆英重被“弃瑕录用”，赴天津与西方国家谈判。但因在中西谈判中被夷人看破底细，并被外国使者当面羞辱，耆英羞愧难当，“未及候旨，踉跄回通州，为王大臣论劾，赐自尽”。至于耆英是仰药自尽，还是一绢白绫魂飞去，史料未作记载。 叶名琛是另一位办理夷务的钦差大员。他是鸦片战争后期主持清政府对西方外交的五口通商大臣，其任内因执行鸵鸟式的外交政策，在1858年1月广州城破后被英国掳至印度的加尔各答。英军认为，叶名琛在广东经营十多年，旧部无数，影响深远，如果把叶囚禁于大陆附近，不仅广东地方有可能派出营救小队，而且东南亚的华侨和华人也可作为内应从旁协助。1858年1月，额尔金在写给葛罗的信中，谈到了这种顾虑：“不少人……对我谈及一个不能掉以轻心的问题……他们都说，叶留在广州会使人心不稳，给重新回复秩序和信心带来困难。”
其实，英国人在此已经犯了“东方主义”的毛病，以欧洲人的“小人之心”度清政府的“君子之腹”。实际上，咸丰帝在得知叶名琛被俘之后，不仅没有任何营救或者通过实行交换战俘来搭救叶名琛的行为，反而因为害怕英法联军把叶名琛作为要挟清朝政府的人质，而随后罢免了叶的一切职务，并让广东当局通知英方说，叶名琛现在已为一介草民和罪人，其生死无关乎清政府的任何利益，同时命令清军不要因顾及叶名琛而延误收复失地的行动，叶名琛变成了无人拣拾的一堆垃圾。
最后，叶名琛搭上了开往加尔各答的军舰，上船前命仆人从家中自带干粮。途中虽因海晕呕吐不止，但他仍然正襟危坐，坚持不哼一声。从上船一直到抵达印度后，叶名琛一直自命为“海上苏武”，以明不忘祖国之志。叶名琛在印度一年多的日子里，常常通过翻译从印度报纸中获取有关中英战争的信息。每当有不利于清朝的战况时，击节叹息；若有中国获胜的信息，则喜形于色。在食完从家中携带的食物之后，于1859年因不吃异乡粟米绝食而亡。英方在叶名琛的木棺外裹以铁皮之后，将之运回广东。
蒙昧：打不过你的军队 我就杀你的使臣
1860年8月1日的第二波入侵，英法联军选择了前次僧格林沁给他们规定的北塘路线。有备而来的侵略者凭借强大的火力和先进的战术，夺取了津门海防，直隶提督乐善战死于大沽口北炮台。连侵略者也不得不哀叹，“鞑靼人，帝国的最好的军队还想抵抗并寸土不让地保卫领土”，“鞑靼守军打得非常积极，非常勇敢，甚至在法军深入炮台内部后，他们还继续进行抵抗”，“在炮台内找到了……成千具鞑靼人的尸体”。
这次僧格林沁一败于津门，他成了咸丰的替罪羊，被“夺三眼花翎，褫领侍卫内大臣及都统”。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和万名步兵，退守通州张家湾-八里桥一线，准备再战。奈何上头见形势不对，执意议和。初，议和破裂，联军紧逼北京。怡亲王载垣等人到僧格林沁军驻地通州与英法联军谈判。经过四天的反复辩论，在中国方面几乎完全接受了联军代表巴夏礼等人提出的条件后，谈判碰到了中方坚持的体制问题：英国人提出进京向中国皇帝亲递国书。载垣认为“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中国当时礼制所限， 洋人必须按照贡使模式进京并须向皇帝跪拜。巴夏礼执意不肯：“ 我非中国之臣，怎能解袍跪拜？”清廷乃训令：“必须按中国礼节，跪拜如仪，方可许可。”对方坚持不让步。
巴夏礼此人早就为清政府记恨。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之一的“亚罗号事件”即是此人导演。继叶名琛任两广总督的黄宗汉曾经上奏咸丰帝说：“天生巴夏礼，所以祸粤也。不去巴夷，粤难未已。”所以，咸丰帝一定记得这个侵略头子。这回送上门来，看你如何逃脱？
所以，在通州谈判前的9月14日，咸丰皇帝在给钦差大臣载垣的谕旨中，明确地表示：“巴夏礼、威妥玛等系（该夷）谋主，闻明常亦暗随在内，即著将各该夷及随从等，羁留在通，毋令折回，以杜奸计。他日战后议抚，再行放还。若不能羁禁巴夏礼等，令其全数回河西务，亦无不可。断不准去留任意，有碍战局。”
于是，有了载垣令僧格林沁扣留巴夏礼一行39人的事件发生。事后载垣就有奏折说：“该夷巴夏礼能善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现已就擒，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但人质外交并未收到效果，巴夏礼并非统帅，夷兵的战斗力也远远超过了朝廷的想象，清政府的计划全盘皆输。英法联军发起进攻，僧格林沁败于张家湾，向八里桥撤退。
9月21日，僧格林沁再败于八里桥。八里桥在通惠河上，扼京东咽喉要道。此役，僧格林沁率本部马队穿插冲杀于敌南路与西路之间，抗击英法联军。旋因联军西路一部抄袭僧格林沁军后路，僧格林沁遂撤队而逃。洋人记录了战争的惨烈：“八里桥之役，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联军……他们顶住了使之惨遭伤亡的强压火力……还是宁愿一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就地阵亡。”
次日，咸丰携皇太子、两宫皇后、肃顺等大臣从圆明园启銮到热河作“木兰秋狝”，逃跑了，一个烂摊子交给了他的六弟恭亲王奕訢。僧格林沁被夺爵、削职，只留钦差大臣一职，蒙古主力丧失殆尽。10月6日，圆明园被焚。此后，巴夏礼等8人被归还，英法联军代表多人被报复性杀害。
开眼看世界的艰难
郭嵩焘：开眼看世界却成“名教罪人”
郭嵩焘仕途坎坷，虽然在1837年20岁时考中举人，但其后两次到北京会试都名落孙山。经过几年游幕生涯，终于在1847年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不久又因双亲去世，依定制只能回家居丧。由于曾国藩的举荐，1856年到京城任翰林编修，深得咸丰帝赏识。咸丰帝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因为他的刚直，与僧格林沁积怨很深，终遭排挤，黯然归乡隐居。
1875年年初，闲居多年的郭嵩焘又作为懂洋务的人才任福建按察使。几乎同时，云南中缅边境突然发生英国教士马嘉理在与当地居民冲突中被杀的“马嘉理案”。郭嵩焘不会想到，这一事件最终会影响他自己晚年的命运。“马嘉理案”发生后，清政府手足无措，只得答应英国的种种要求，其中一条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清廷决定派郭嵩焘担此重任，因为他向以懂洋务著称。
中国派驻出使大臣的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传统观念认为，其他国家都是蛮夷之邦的“藩属”，定期要派“贡使”来中国朝拜，绝无中国派使“驻外”之说。19世纪后期，中国虽然屡遭列强侵略，但这种对外观并无改变，认为外国使节驻华和中国派驻对外使节都是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所以，郭嵩焘的亲朋好友都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更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有人编出一副对联骂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当时守旧氛围极浓的湖南士绅群情激愤，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宅。 郭嵩焘在强大压力下，曾几次以告病推脱，但都未获准，终在1876年12月从上海登船赴英。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次年1月到达伦敦，他立即将几十天极为详细的日记题名为《使西纪程》寄回总署。从途经十数国的风土民情、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全都作了介绍。但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顽固守旧者的口诛笔伐。有人以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他。由于找不到合适人选，清廷未能将他召回，但下令将此书毁版，禁其流传。
郭嵩焘的副手刘锡鸿也不断向清政府打“小报告”，列出郭嵩焘的种种“罪状”。如有次参观炮台中天气骤变，陪同的一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巴西国王访英，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礼貌，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更严重的罪状是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朝政，向英国人妥协。在郭、刘二人“内耗”日甚一日的情况下，清政府于1878年8月下令将二人同时调回。
郭嵩焘回国后，心力交瘁，遂请假归乡。回到故乡长沙，等待他的却是全城贴遍揭帖，指责他“勾通洋人”。就这样，他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了政治舞台，终不再被朝廷起用。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孤寂中病逝。
斌椿：走出去才能看到“西洋景”
今天，西方的生活方式不再引起国人的惊诧和新奇。然而100多年前，当清朝派出的第一个官方旅游团首次接触西方现代文明时，兴奋伴随着仰慕激发了自强的热情。
1860年初，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要回国休假，行前他向清政府建议，带几名同文馆学生到英国开开眼界，以培养同英国打交道的人。洋务派人物恭亲王奕訢早就想派人到欧洲各国考察，于是便选定山西襄陵知县斌椿为首席代表，率团赴欧，名义上是旅游观光，实际上抱着考察西方社会的政治目的。3月7日，斌椿一行从北京出发，先后游历了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罗斯、德国、比利时等11个国家，历时4个多月，开了中国官方旅游团赴欧洲的先河。
法国马赛是这次考察的第一站。初到马赛，这里高楼耸立，街巷相连，令斌椿等人大为惊讶，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繁华的街市。当晚，斌椿等人被安排在一家酒店的七楼下榻，上上下下的电梯，令他们大为感慨，西方文明的“奇巧”果然名不虚传。第二天，他们坐火车前往巴黎。这是斌椿平生第一次见到并乘坐火车，让他兴奋不已。到达巴黎后，他与人多次谈到乘坐火车的奇妙感觉，当地华侨商人见他如此喜欢火车，特意购买了一个火车模型送给他。结束了17天的法国之行，斌椿一行来到了英国。在赫德的安排下，英国政府以很高的规格接待了他们。一进伦敦，斌椿便看到了“人烟稠密，楼宇整齐，街道整洁”的景象，他兴致盎然地连续参观了若干地方。在伦敦照相馆，他拍下了生平第一张照片。
令斌椿最难忘记的是，他应邀参加了维多利亚女王专门为中国来访者举办的一次宫廷舞会。5月7日晚，斌椿在译官的引导下，进入白金汉宫，成为进入此地的第一个中国官员。数百级台阶上铺着地毯，两旁摆满了鲜花，灯火照耀，宫廷卫兵列队两侧。斌椿在众官员簇拥之下走进舞厅。舞厅之大，令人瞠目结舌；大厅之豪华，令人称奇。厅的四角仅各种灯就悬挂了上千盏。参加舞会的公爵、侯爵大臣有400余人，加上他们的夫人小姐共800多人。跳舞者袒肩露背，珠光宝气，光彩耀人。随着乐队的演奏，他们翩翩起舞，场面宏大，使斌椿大开眼界。他感慨道：“中华使臣，从未有至外国者，此次奉命游历，始知海外有如此盛景。”
第二天，维多利亚女王亲自接见了斌椿一行，斌椿十分感激。斌椿一行在英国逗留的时间长达1个月零7天。在此期间，他们还参观了英国的造船、钢铁、纺织等工业企业，收获颇丰。7月6日，斌椿一行来到瑞典，瑞典专门安排他们游览北极圈内小城，斌椿等人在这里看到了白昼奇观，兴奋得彻夜不眠。而沿途“碧水湾环，山岛罗列，峰回路转”的美景，更令他们心旷神怡。三天后，瑞典国王在自己的别墅接见了斌椿。皇太后得知中国官方旅游团到来后，特意在太后宫召见，以在当地非常珍贵的水果宴招待客人，斌椿受宠若惊。之后，斌椿一行上了赴芬兰、俄罗斯、德国的旅程。
清朝官方旅游团欧洲之行，实现了中国与欧洲各国交往的历史性突破。他们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德国媒体把斌椿一行称为“中国天使”；荷兰媒体把斌椿参观水利工程后，有感而发所写成的一首七律登载在报纸上，广为传播；在英国，新闻媒体追逐斌椿等人的行踪，他们把报道连同斌椿等人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使报纸的销量大增；有的还单独印制斌椿的照片，广泛散发；一些小商人竟将斌椿等人的照片加印，在大街上高价出售。
蒲安臣：外国人做中国使团的领队
1868年，清政府向海外派遣了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可是这个使团却是由一个外国人——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率领的，故称作蒲安臣使团。此事既表现了清政府外交浓厚的半殖民地色彩，同时也标志着清政府外交终于跨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清政府派遣蒲安臣使团乃形势所迫，并颇具戏剧性。1858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其中规定允许外国公使驻京。1860年以后，西方列强便纷纷派遣公使常驻北京，而中国却一直未曾遣使出洋。当时，清政府已深深感觉到危机，尤其是《天津条约》规定的十年修约之期将至，清政府担心列强趁修约之机“索要多端”，急欲事先遣使笼络各国。可是使臣的遴选和中外礼仪纠葛却成为两大难题，无论未出过国的总理衙门官员，或是毫无外交经验的同文馆师生，都不堪当此重任。
正当主持总理衙门外交事务的恭亲王奕訢和文祥等大臣忧心忡忡之时，在欢送卸任美国公使蒲安臣的宴会上，听到蒲安臣表示“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奕訢等不禁灵机一动，何不干脆请洋人为使呢？既可达到遣使出洋的实效，又能避免中外礼仪的纠葛。在取得蒲安臣的同意和赫德的支持之后，奕訢正式向朝廷上奏：“请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 于是，总理衙门开始组建清政府第一个外交使团。前美国公使蒲安臣摇身一变，成了中国皇帝的钦差，率领中国外交使团的“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为了维护大清帝国的面子，清政府又任命两名总理衙门章京，即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会同蒲安臣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为了不得罪英国和法国，寻求列强之间的平衡，又特地聘请英国驻华使馆翻译柏卓安和法籍海关职员德善分别担任“左协理”和“右协理”。此外，使团还包括中国随员、译员（大部分是同文馆学生）等共30多人。
蒲安臣使团于1868年2月25日从上海出发，先乘船横渡太平洋到美国，访问了旧金山、纽约、华盛顿等城市。然后又横渡大西洋赴欧洲，访问了英国、法国、瑞典、丹麦、荷兰、普鲁士、俄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直至1870年10月18日回到上海，历时两年八个月，先后访问了欧美11个国家。
对于蒲安臣使团，我们应该给予客观、全面、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方面，蒲安臣使团表现了清政府外交的半殖民地屈辱色彩。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居然要由外国人来率领，晚清官员的第一次大规模集体出洋竟是在洋大人的带队和搀扶下，摇摇晃晃地迈出国门，小心翼翼地走向国际社会。美国人蒲安臣基本上操纵了使团的领导权。尽管组建使团时总理衙门曾限制蒲安臣权限，可是当使团出国以后，蒲安臣便独揽大权，包办各种谈判交涉，甚至擅自订约，中国使臣志刚、孙家谷几乎成了点缀品和观光客。直到1870年2月蒲安臣在俄国彼得堡因病去世，使团才由志刚主持。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蒲安臣使团作为中国政府出访欧美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毕竟跨出了晚清官员走向世界、迈向国际社会的第一步。出洋期间，蒲安臣还为使团设计了第一面中国国旗，作为中国象征的黄龙旗飘扬在欧美各国，标志着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之中。蒲安臣使团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笼络各国”的外交使命，得到了美、英等国政府不借修约干涉中国的表面上的承诺。
蒲安臣使团也为以后中国近代外交使节制度的建立开辟了道路。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终于开始陆续派出驻外使节；使团里的中国官员也通过这次出访大开眼界，接触新事物，吸收新思想，并锻炼了外交才干。参加使团的晚清中国官员对世界的认识、见闻和思想变化，可以从他们所写的几部游记，如志刚的《初使泰西纪》、孙家谷的《使西述略》、张德彝的《欧美环游记》等书中看出来。
黄遵宪：国人轻视、外人重视的尴尬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驻日大臣何如璋给总理衙门和北洋大臣的重要文件共10余万字，分析了日本国情，陈述了我国应采取的对策， 指出：“琉球如亡，不出数年，闽海先受其祸。”这些预见都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而这些文件绝大部分都是由黄遵宪草拟的，但清政府却没有采纳黄遵宪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意见，终使琉球成为日本侵略政策下的牺牲品。
不久，黄遵宪又被调任新加坡总领事。后来，薛福成在《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中提到了调任黄遵宪一事的原委。那是因为当时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给朝廷的报告中，说他奉命巡洋时，抵达新加坡一带，目睹当地华侨因为中国政府没有设领事馆，受了洋人的欺凌剥削，有冤无处诉，他请求中国政府速派领事到新加坡附近各岛。薛福成考虑将新加坡领事改为总领事，就可以兼办其他各埠的侨务。经过考虑，他决定委派黄遵宪，因为此人“历练有识，持己谨严，接物和平，允堪胜任”。从薛福成的这几句评价里，可以看出黄遵宪此时已是一个成熟老练的外交家了。
1891年秋，黄遵宪到新加坡上任。新加坡是南洋华侨聚居的地区，黄遵宪到任后，经常到各处去访问华侨，并积极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经过黄遵宪的力争，清政府颁布了一些保护华侨的规定，以后，黄遵宪又创立了给华侨颁发“护照”的制度。虽然中国在新加坡设立了总领事，但英国政府却迟迟不答应中国在吉隆坡等地设副领事。为此，黄遵宪据理力争，最后终于达到了目的。
1894年底，黄遵宪结束了十几年的外交生涯，回到国内。第二年春天即去江宁拜见张之洞。黄遵宪怀着满腔忧国之情，准备大干一场。然而，张之洞看惯了别人在他面前唯唯诺诺，可黄遵宪却无半点奴颜婢膝之态，而且还本着“当仁不让”的精神来指教张之洞，使这位大帅很不舒服。所以黄遵宪自然没有受到重视，被“置之闲散”。然而，黄遵宪并没有 “被发入空山”，而是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康有为掀起的维新变法运动中。
1897年夏，黄遵宪被任命湖南长宝盐法道，同时兼管一路的钱谷和刑名。黄遵宪到达湖南后，原湖南按察使李经义因事进京，由黄遵宪代理湖南按察使，掌管一省刑狱和官吏的考核。当时湖南巡抚陈宝箴是支持变法的新派人物，黄遵宪上任后，积极协助陈宝箴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改革。在黄遵宪的建议下，陈宝箴同意创办一所时务学堂，以培植变法人材。黄遵宪还提出邀请梁启超来湖南担任时务学堂的总教习。梁启超到湖南后，倡议创办南学会，以推动地方自治。南学会定期讲演，由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等人主讲，阐述国际形势和国内大事，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主张发展地方民族工业。由于黄遵宪多年海外生活的经历和生动的语言，使听者大开眼界，黄遵宪也因此名声大震。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百日维新”正式开始。然而，维新派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改革，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极力反对。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并宣布“亲政”，下令逮捕维新派，百日维新失败了。顽固派自然不会放过黄遵宪，10月9日，上海道蔡钧奉命将黄遵宪扣留于洋务局，派200 余人围守，候命押解北上。
然而，黄遵宪并没有遭到杀害，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平日交游广阔，此刻朝中有人帮他说情，更主要的则是英国、日本等国出面，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向清政府声言：“如中国政府欲将黄遵宪不问其所得何罪，必治以死，则我国必出力救援，以免其不测之祸。”日本驻华公使也向清政府提出交涉，声言查办黄遵宪，“有伤两国交谊”。这就使顽固派不得不有所顾忌，只好释放了黄遵宪。 精英之外有群氓
天津教案的悲剧：民众首先被牺牲
1870年春夏，天津地区发生疫病，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事实上，婴儿大量死亡的原因是育婴堂收留了许多本已奄奄一息的婴孩。这时，谣言在天津迅速流传，说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制药等。恰在此时，抓获了两名名为张拴、郭拐的拐童罪犯。在这种群情汹涌一点即爆的情势下，本应息事宁人的清政府却火上浇油，在告示中正式声明民间传言中的“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而“受人嘱托”更是不言即明地指向教会。
由于官府正式肯定了原来的传言，有关传言就更多，信者也更多，民间捉拿之风陡盛。天津百姓经常三五成群聚集在教堂周围，愤怒地发表各种言论。就在这时，民众又拿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经天津府严审，武兰珍供称其作案使用的迷拐药为天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供给。虽未经核实，但消息不胫而走，天津民众与士大夫确信其真，群情激昂，乡绅集会于孔庙，书院为之停课声讨，聚集在教堂外的愤怒市民达万人之多。教民与普通民众不仅口角相争，而且抛砖殴打。
喧闹惊动了离教堂不远的法国领事馆，领事丰大业迅速带人闯入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大员崇厚、张光藻调兵镇压。遭到拒绝后，气极败坏的丰大业在返途中遇到静海知县刘杰，在刘与之辩论时，丰大业开枪向刘射击，射死挡在前面的刘杰跟丁。丰大业的开枪杀人行为激起天津民变，数百名愤怒的围观百姓当即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等20人，以及中国雇员数十人，并焚烧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其实，天津地方政府之所以一开始就以官府告示向民众指明教堂迷拐儿童、剜眼剖心制药，盖因朝中势力颇大的顽固派向来主张利用民意来抵制洋人。“天津教案”发生后，顽固派就认为民众为保卫官员而杀洋人，可以趁此机会把京城的“夷馆”尽毁、“夷酋”尽戮，但他们毕竟不会也不敢与洋人交涉，这项重任就落在洋务派官员身上。天津本属直隶，名重一时的直隶总督、洋务派重要官僚曾国藩，自然是处理天津教案的最佳人选。
曾国藩到天津后，经过一番认真堪查，确认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传言。此时的清政府面临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各地激愤的民众根本不相信这一结论，天津更是民怨沸腾；另一方面是来自列强的压力，事件发生后，法、英、美、俄等七国联合抗议，并以出动兵舰相威胁。
对民众，曾国藩在《谕天津士民》文告中先赞扬“天津士民皆好义，各秉刚气”，然后又针对他们在没有“迷拐之确证，挖眼之实据”情况下“徒凭纷纷谣言，即思一打泄忿”，他告诫说：“或好义而不明理，或有刚气而无远虑，皆足以偾事而致乱。”对法国，曾国藩拒绝了法国提出的处死天津提督陈国瑞及天津府县官员张文藻、刘杰此三人以抵命的要求，并以养病为名将张、刘二人放回原籍躲避风头；陈国瑞因有奕訢保护而送往京城。
清廷这时急于解决危机，政策有变，且反指曾氏有包庇犯官之意。曾国藩忙又派人将张、刘二人找回，录下口供，送押解刑部。最后，刑部判决将二人发遣黑龙江赎罪，但仍未如法国要求将其处死，而“反教”最激烈的陈国瑞却“赖朝廷加恩保全，令仍回扬州治病”。对法方提出的缉拿凶手的要求，曾国藩知道难以拒绝，于是匆忙缉拿了20名“凶手”判决死刑，以抵被打死的20名洋人之命。其实，其中有些是已判决死刑的囚犯，有些则并无确证。在津案处理后期还未议结时，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朝廷又将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接任曾国藩，最后议结津案。
马嘉理事件：当私愤埋没了官员的理智
从19世纪60年代起，英、法帝国主义国家就开始了侵略中国西南的竞争，云南首当其冲。为了先于法国进入云南，英国于1874年在印度和缅甸由殖民当局组成了由陆军上校柏朗率领的探路队，试图从云南开辟一条自印度、缅甸到中国长江流域的通道。他们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派一名通晓汉语、熟悉中国情况的官员到缅甸，随同探路队进入中国。
这年7月，英国驻华公使来到清政府总理衙门，要求中方发给几名官员由缅甸进入云南的护照。总理衙门提出边境地区难保安全，但英方执意坚持。由于当时的时局很紧张，总理衙门不愿引起英方不快，最终同意了英方的要求。既然是开辟商路，本不需要太多的人马，身为军人的柏朗习惯于耀武扬威，竟组建了一支近200人的武装探险队。其中除了一些必要的地理学家外，还有100余人的军队。他们打算从缅甸的八莫进入云南的腾越地区进行侦察活动。
1874年10月，英国驻中国使馆派翻译官马嘉理一行人到达八莫与柏朗会合。马嘉理由北京至云南，一路上无视清政府的存在，抵达昆明时，居然牵出狼狗接受清政府封疆大吏、云贵总督岑毓英的躬拜。虽然岑毓英举行了隆重的宴会欢迎马嘉理，但对马嘉理的傲慢怒火中烧。马嘉理到腾越镇（今腾冲）后，又对腾越总兵蒋宗汉口出恶言，随后沿途收集情报，绘测地图。马嘉理的举动激起了腾冲人民的反对，腾冲地方官员将他护送出境。
1875年1月17日，马嘉理到达缅甸八莫与柏朗等人会齐。2月6日，马嘉理从八莫取道云南的芒允，开始向中国边境进发。英国武装探险队行至中国境内红蚌河边，得知边区军民已有联合抗击准备，马嘉理便自告奋勇带几个随从前往探路，柏朗率部队跟随在后面。英军的这一切举措激怒了岑毓英，岑毓英命令腾越左营都司李珍国在途中伏兵截杀马嘉理，李国珍故意放过马嘉理，却切断了他与柏朗的联系。
马嘉理2月14日晚上行至芒允时，留宿在一座寺庙中；但是当他返回迎接柏朗的途中，受到当地官兵和景颇族群众的阻拦，马嘉理当场开枪打死了一个人，从而激起了当地人民的愤怒，杀死了马嘉理一行人中的4个，弃尸于户宋河中。此后，参加战斗的景颇族群众增加到了6000多人，乘势将柏朗率领的英军包围起来。柏朗纵火烧山，乘烟雾弥漫逃脱，退出了中国边境，他在逃出中国边境以后才知道马嘉理已经死去的消息，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马嘉理事件”。 此后，在英国公使的高压态势下，大清政府作出了妥协的第一步：先派遣由60岁的老绅士郭嵩焘带领的使团，赴英国道歉。与此同时，大清政府请求赫德出面斡旋，恢复与威妥玛的谈判。威妥玛表示不愿意再谈判，但赫德提醒他说：“如果你坚持不谈，那个郭嵩焘单独去伦敦把解决问题的方案谈妥了，那么，你连邀功请赏的机会都没有了！”这样，威妥玛终于同意：与李鸿章在烟台谈判。经过长达一年多的谈判，大清皇帝由同治换成了光绪，李鸿章与威妥玛谈成了《中英烟台条约》。这个条约的签字，意味着马嘉理事件的终结。
这是个什么条约呢？条约规定：派遣使团赴英国道歉；向死者家属赔偿20万两；应制定大清政府与外国外交官交往的礼节；在大清境内新开辟4个通商口岸，在通商口岸豁免厘金税。这一条约的签字时间虽然是1876年，可英国政府直到10年后的1885年才批准同意，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终归有一条：经过一年多时间谈成的这个条约，用英国人自己的话说：“这个条件既不明确，也不实用，毫无意义，简直一堆片言赘语而已。”
克林德被杀：当政府军的子弹射向外国公使
1901年，清朝战败，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第一款就是：清廷派醇亲王载沣（光绪之弟、溥仪之父）赴德国，就克林德公使被杀一事向德国皇帝道歉，并在克林德被杀地点建一座碑坊。1901年9月4日，专使醇亲王载沣赴德国，代表光绪皇帝向德国皇帝道歉，并在东单牌楼建“克林德牌坊”。这是一块让中国人觉得耻辱的牌坊，1918年11月，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北京市民将牌坊拆除，迁至中央公园，即后来的中山公园，改为“公理战胜”牌坊。1952年，北京政府又将该牌坊改为“保卫和平”牌坊。 那么，克林德被杀究竟是怎么回事？
事情发生在1900年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同翻译柯士达分坐两顶礼轿，从东交民巷使馆区前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走到东单北大街的石大人胡同内的西总布胡同西口处时，与正在此巡逻的清军神机营发生冲突，展开了枪战，当时领队队长叫恩海。克林德当场死亡，柯士达受伤。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清政府在列强的逼迫下，恭亲王奕訢等上奏善后事宜时首请设立。总理衙门作为一个临时机构，以解决“外国事务，头绪纷繁，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致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的问题。克林德坐轿去总理衙门，为的是清政府总理衙门照会各国驻华使节“限二十四点钟内各国一切人等均需离京”的事。
克林德被杀后，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恩海还混迹北京没有逃走，后辗转被缉获，原以为此事也就此作罢，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01年，德国统军元帅瓦德西的笔记里有一段记载：“刺死克林德之凶手，现已执行死刑。自数月以来，此不幸之人，即常自请早日执行，至于执行死刑之地，系在克林德被刺之处；换言之，系在极繁盛之街上……就在他的脑袋搬家之前，人们听见他诅咒：愚蠢的王爷。”
瓦德西笔下“愚蠢的王爷”指的是端郡王载漪，美国记者莫里森曾在《泰晤士报》上报道过这样的内容：“太后和端郡王……筹划了一次集体屠杀，根据这一计划，所有外国公使在那天早晨都将大难临头。”
莫里森当时对克林德的翻译柯士达进行过采访，柯士达在采访中说：“谁射杀了公使，他的同伴是些什么人，这都是没有疑问的。他们不是义和团，而是清兵，都穿着军服。他们无疑是事先在捕房附近埋伏好的。唯有九门提督崇礼方能下此命令……此外，还有一个情况可以佐证公使是被政府军谋杀的：没有人向轿夫和马夫开枪。假如是义和团，他们一般都会以同样的仇恨袭击为洋人服务的中国人。”
克林德是被误杀？还是谋杀？说法种种，国外媒体甚至推算主谋就是慈禧，有人叫嚣要拿慈禧来抵命。当时，有三种说法，柯士达的说法是：这像是一场设计好的谋杀。另一种说法则是，克林德是被误杀了。第三种说法，由于政治目的及对克林德个人的仇恨，公使的人向端郡王告密，克林德要独自一人去总理衙门，建议杀了他。
1900年6月14日，克林德曾下令枪杀过义和团团民约二十人。清政府总理衙门对各国驻华使节“限二十四点钟内各国一切人等均需离京”的照会是完全符合当时国际法的相关规定的。对克林德这种已身背二十条人命的人，更是有充分理由将其驱逐出境，说是谋杀似乎没有太多的道理。总之，克林德的死，清政府如同捅了马蜂窝一样，被逼到了角落里。
华洋冲突：一切问题都是民族问题
西方对于中国人卫生习惯的抱怨由来已久，在这一点上法国人仿佛尤其在乎。起初这种抱怨只停留在表面，但在一些中外关系的关键年份，这种抱怨有时候就会成为流血事件的导火索，或者是反帝爱国运动的开端。
1843年，上海开埠。一位当时的法国人这样描述：进入上海小镇，用扁担挑着敞开着的木桶的男子便迎面而来。他们是大粪搬运工，沿着固定的路线穿过城市。倘若跟随这些掏粪工，你会发现，他们走到附近的沟渠两侧，将木桶里的污物哗啦一声倒入敞舱驳船或另一种船舶里，污满为患时，船只便被牵引到乡间的稻田里，废物被胡乱倒进水中。沟渠之水少有流动，至少还不足以清除绿色淤泥，改变浑浊发黄、满是污秽的水质。可就在这条船旁边，人们正舀水来饮用和烧菜做饭咧。
初来乍到的西方人，对中国人在这里的生活状况充满了担忧。不久，这种担忧就化成了现实的危机。1850年夏天，上海遭遇了一场传染病的侵袭。一份英国传教士的医学报告记录，这年夏天，上海人被一种怪异的肠道传染病所困扰，多人死亡，几乎所有居民都在戴孝。12年后，西方人才弄明白这种肠道传染病是什么，它不是菌痢，而是霍乱！
19世纪的西方人对于霍乱，有着最为惨痛的记忆。在那个世纪的早些时候，霍乱曾经长久地折磨着欧洲，这片大陆的人均寿命只有28岁。19世纪的头50年，被欧洲人称为霍乱的年代。到了1849年，英国人终于发现，蔓延的疾病和被污染的水以及糟糕的生活密切相关，尤其是在破烂不堪、居住拥挤、卫生条件极差的城市环境中，疾病会更迅速传播。
这时的欧洲人来到上海时，发现这座城市的气质和伦敦颇为相似。不止是因为这两个地方有着同样的湿润气候，还因为这里与伦敦同样有着一条安静且不洁的河流——在伦敦是泰晤士河，在上海就是苏州河。经历了霍乱时期的镇痛，英国人终于下定决心治理这条不洁的河。
1874年，一场与其说是早有预谋的事件，不如说是西方人对于中国人生活习惯不满的集体爆发。冲突的诱因是与法租界毗邻的四明公所。四明公所是宁波人的同乡会馆及公坟，公所内浮棺厝厝，每到夏季，臭腐蒸发，无疑是传播疾病的巢穴，这让住在旁边的法国人头疼不已。在抗议无效之后，法国人决定修筑一条穿越四明公所的道路来迫使其迁出租界。宁波人的同乡会自然反对筑路计划，他们向法租界公董局提议，将道路稍为向北迁移，并且愿意承担筑路费用。但法国人的真实目的并不是修路，而是要克服可怕的习惯和习惯背后的致命疾病。
5月3日下午，300多名宁波人在四明公所门外与法国巡捕发生冲突，随后冲向路政工程师佩斯布瓦的住宅，后者向人群开枪，打死了一个中国人。这时，事态扩大到华洋冲突的边缘。宁波人包围了公董局，焚毁了法国人房屋40多间，法国水兵上岸镇压，打死打伤华人数十名。最终，法国人做出了让步，放弃了这项筑路计划，但四明公所内的阴影始终缠绕在他们心头。
1898年，上海发生了鼠疫，死人无数。法租界公董局重提筑路一事，再次与宁波同乡会发生冲突。这一回，法国人率先打算与宁波人谈判。法国人找来了宁波人虞洽卿，希望虞能够从中沟通斡旋。虞洽卿当晚在四明公所召集了宁波商人开会。他的打算是先稳住法国人，然后发动全城的宁波人抗议，让他们措手不及。
很明显，双方的谈判最终破裂，之后引发的冲突导致了5个宁波人死亡。宁波同乡会一面开追悼会，一面发动大家不再为法国人服务。那时候的上海，是宁波人的上海。他们人数众多，而且充斥于各行各业。《新闻报》和《申报》刊登了这一新闻，学生和商界都起来响应。接着，宁波人发起游行示威，游行队伍紧紧围着法国领事馆。中午时分，法国领事馆里的中国厨师都不见了，法国人只得咬面包。晚上断水、停电。第二天，厕所也没人打扫了。送去换洗的衣服，店主一听是法国人，立马摇头。法国人改变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努力再次触礁。最后谈判是双方都做出让步：法国人答应保留四明公所，中国人承诺不再往那里放新尸体。
在世界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近代，中国外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烽火狼烟的乱世之秋，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太多。在喜与怒、爱与恨的交织中，回顾千年的荣光和百年的耻辱，无疑令人感慨万千。而今，伟大的中华民族正走向复兴，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尽显大国风范。
谁废除了不平等条约
北洋政府：外交拼死抗争 世界终于正视中国
满清政府自鸦片战争以来，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随着中国国民的日渐觉悟，与外国的交往逐渐增加，特别是东邻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明确提出废除与西方列强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且获得相当成果。有样学样，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尚在满清时期就发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喊，而腐败的清政府也因为这些条约的逐渐增加感到不堪重负，对此类要求与呼吁采取容忍甚至暗中支持的态度。于是，这个呼声也就越来越响亮了。1902年中英条约、1903年中美、中日商约改定时，就有“整理本国律例，期与各国一律”之后，三国都同意废除治外法权的条款。
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辛亥革命，清朝政府被推翻，政权落入实力派袁世凯手中，在中英关于西藏、中俄关于蒙古的谈判中均以中国退让告终。接着于1914年8月日本借向德国宣战之机突然在龙口登陆，次年1月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1917年，北京政府利用一战对德断交宣战之机，废除了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的不平等条约。接着乘十月革命之机，派徐树铮率军开赴库伦，迫使外蒙古政府取消自治，废除《中俄蒙协约》。然后，北京政府期盼再利用战后瓜分胜利的机会继续取得进展，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1919年的巴黎和会。
1917年4月，美国参加欧战。中国驻美国大使顾维钧立即判断协约国必胜，力促北京向德奥宣战，同时设立专门小组搜集材料并予以分析，为在战后和平会议上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做准备。1918年12月，中国代表抵达巴黎，代表团总计将近百人。这次和会所以如此隆重，盖因它是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首次亮相，中国人对它的期望值很高。
但巴黎和会并没有令中国人如愿。1919年1月27日，日本代表宣布：英、法、意三国1917年与日本秘密签订协定，保证战后“援助日本要求割让德国战前在山东及各岛屿之领土权”。28日，日本又公布了北京政府与日本在1918年9月秘密签订的山东境内日本驻军协议和两铁路借款合同，显示中国政府在已经参战后出让了山东的权利。
1919年4月，中国代表团提交了《山东问题说帖》、《废除二十一条说帖》以及《中国希望条件说帖》，要求废除列强在华特权。4月30日，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意大利首相奥南多缺席）在“四巨头会议”上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回国内，引发了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国民外交”浪潮。北京政府对是否在和约上签字发生分歧，无奈之余任由代表团自行决定。中国代表团拒绝在这个和约上签字，成为27个参会国中唯一拒绝签字的国家。而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中国外交家们果然不负民族与国家的嘱托，出色地完成使命。
巴黎和会之后，北京政府开始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高潮。1921年8月，美国为了挽回巴黎和会遭挫折的世界目标，发起召开华盛顿会议。中国便明确表示，要在华埠会议坚持废除不平等条约，并要求解除英日同盟，以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11月，华盛顿会议召开，除租借地问题外，中国其他提案均以签署条约或协议书形式形成文件，日本不得不吐出部分“战利品”：中日民四条约、对德和约关于山东的条款被推翻！会议还签署了《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从文字上规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以及领土与行政完整”。这次会议扭转了巴黎和会拒不讨论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傲慢态度，西方列强首次全面而且具体地讨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至此，世界终于要正视中国了！
国民政府：关税终于自主 法权收回进二退一
在北京政府进行修约外交的同时，随着北伐战争的进行，中国南方出现了群众性的反帝运动高潮。在这一高潮中，列强在中国获得的特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不得不作出较大的退让，这主要表现为部分租界被中国收回。
1927年1月初，武汉民众举行庆祝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活动。英国水兵与民众发生冲突，造成民众死伤。激愤的人群拥入英租界，英工部局不得不向国民政府请求保护。武汉政府决定建立“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租界内一切行政事宜。在九江，中国民众和英国水兵也发生了冲突。武汉政府派员至九江，成立“九江市民对英行动委员会”，接管了英租界。此后，国民政府又组织了“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租界事务。
事件发生后，中英经过多次艰难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汉口英租界协定》。英方承诺，英租界市政机关即行解散，租界内的行政事宜由华人新市政机关接受办理。武汉政府规定，将原汉口英租界改为汉口第三特别区，直属国民政府外交部。这样，中国正式收回了汉口英租界。接着，中英代表又签署了关于收回九江英租界的协定。在民众的强烈要求下，九江英租界无条件收回。
1927年5月11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发表了《国民政府将采取正当手续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之宣言》。南京政府决定先从废除协定关税入手，自行宣告中国关税自主。南京政府的立场受到列强的抵制，有关国家甚至进行武力威胁。而此时，南军在与北军的作战中也遭到挫折。在此内外均遭不利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发布布告，决定暂缓实行《裁撤国内通过税条例》、《国定进口关税暂行条例》等，同时宣布“关税自主为独立国家主权之行使”，因此，关税自主的政策仍然不变，自本年9月1日起，全国陆海关税一律自主。
1928年6月，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在对外交涉中拥有了更大的权威性，修约进程由此进入一个全面展开的时期。1928年7月，中国外交部分别照会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丹麦、日本国驻华使节，通知其与中国订立的商约已告期满，现声明废止，并提议各国即派全权代表与中国另行商定平等互惠的新约。经过数月磋商，终于在年内与五国订立新约。至1928年年底，与中国有商贸关系的主要国家，除日本外，均与中国签订了关税条约，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到1930年5月，中日签订了关税协定，日本宣布放弃协定关税权。至此，中国终于实现了关税自主。 1929年4月，中国外交部向英、美、法等国驻华公使发出同文照会，提出了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要求。8月，外交部再次照会有关国家，要求各国立即派出代表与中国磋商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12月，国民政府公布撤废领事裁判权特令。国民政府的这一特令，显然是一个单方面宣布废除领事裁判权的重大举动，因此遭到美、英、法等国的强烈反对。于是，外交部不得不又发表了一个声明，对两天前的命令作了修正性的解释，即“并不是立即无条件地废除领事裁判权，而是从此开始与列强会商废除这一特权”。
尽管国民政府试探之后又作了退让，但特令的公布毕竟促进了有关废除列强在华特权问题的交涉。在此前后，中国政府还正式收回了一些租界和租借地，但在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上，列强仍坚持渐进地逐步放弃其特权的立场。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中外关于领事裁判权的交涉一度处于停顿状态。9、10月间，英、美先后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各自的草案。国民政府不同意列强在华保留过多的特权。
1931年初，英、美陆续在一些问题上作了让步，但仍未能满足中国方面的基本要求。5月4日，国民政府自行公布了《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自1932年1月1日起实行，《条例》取消了领事裁判权。然而，正当中外交涉进入关键之时，日本在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迫使中国外交的重心随之转变，如何对付日本的侵略成为当务之急，修约之事便降到了次要的位置。有关领事裁判权的交涉，至此半途而废。
抗日战争：牺牲终有价值 条约枷锁一朝尽卸
1941年，日本与美国矛盾日益尖锐，美国为中国被日本侵略可以说近乎两肋插刀。5月上旬，国民政府外长郭泰祺与美国国务卿赫尔会晤，郭正式提出希望与美国商谈中美平等条约问题，也就是废除不平等旧约的问题。赫尔明确表示，美国希望中国恢复完全主权，建议协议可以采用换文方式确定。接着郭泰祺致函赫尔，表示中国政府希望“在和平恢复时”通过谈判，调整以往中美间不平等条约，重签平等新约。5月31日，赫尔复函，声明同意于和平重现时，以谈判方式将美国及其他各国在中国仍享有的若干特权全部放弃。
同年8月12日，罗斯福与邱吉尔发表《大西洋宪章》，这个划时代的历史文件规划了战后世界的外交准则，事实上已经明确了所有不平等条约失灭的前景。1942年1月1日，中国作为世界四大国之一，与其他25国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从法理上支持了中国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1942年4月19日，宋美龄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如是我观》的文章，强烈谴责列强在中国的特权，敦促有关国家尽早予以放弃，以结束中国国家和人民的屈辱状态。
这篇文章不能说没有蒋介石的授意，它立即在美国激起轩然大波，美国舆论界对此文共鸣强烈，更造成美国民间极大反响。但美国政府仍旧打算在战后处理条约问题，这使蒋介石极其不满。10月5日，蒋致电在美国的宋子文，要他敦促美国政府“做一件能够转移世界视听，彰明盟国道义权威的大事”，带头自动声明放弃“对华条约中包含的不平等条约”。7日，宋复电：“关于从速取消不平等条约，原则上美方当无问题，最好俟文回国面陈后再进行。”蒋介石迫不及待，马上致电宋子文：“如美政府能提前讨论取消不平等条约，则我方应立即与之开始交涉，不必待兄回国也。”
出乎意料的是，没等宋去争取，美国政府于9日正式通知宋子文和驻美大使魏道明：“美国政府准备立时与中国政府谈判，缔结规定美国政府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国际问题之条约。美国政府并望在最近期内完成上述目的之草约，提交中国政府考虑。”美国同时通过驻英国大使把这个意见通知英国外交部。英国非但欣然接受，而且抢先一步，于9日发表声明：“帝国政府愿于最近将来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并将以规定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问题之草约，提交中国政府考虑。”
三天后，中美签订新条约的谈判便在华盛顿开始。24日，美国方面把“中美关系条约草案”由国务卿亲自交给中国驻美大使。几乎同时，英国与中国的谈判也在重庆开始。30日，英国驻华大使将新条约草案面交中国外交部长傅秉常。国民政府对两个草案分别提出了修正案。1943年1月11日，中美平等新条约在华盛顿签字，中英平等新约在重庆签字。美国和英国同时放弃在华一切特权，英国更多了一条放弃任用英籍臣民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一切权利，从而彻底否定了外籍税务司的制度，完善了已经签订的中国关税独立的相关条约。
美国和英国的此项举动，给其他西方国家造成极大震动。于是，1943年，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九国相继与国民政府签订了相似的新条约，而日本也为了表示它的公正并不低于美国等国家，也对汪伪政权做出类似举动。
至此，骑在中国头上的不平等条约，总算有了一个彻底的了结。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目标，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忠诚儿女在国家贫弱的状态下作了不懈的努力，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前辈，诚如列宁所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否提供现代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新中国：不要“平等权利” 遗留问题慢慢解决
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为了争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美、英在未征得中国同意的情况下，便对苏联作了有损中国主权的许诺。在7月开始的中苏谈判中，尽管中国方面作了努力，但实际上已无回旋余地。
8月14日，中苏基本按照雅尔塔协定的框架达成《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中方不得不同意：如战后外蒙古公民投票希望独立，中国政府当予承认；长春铁路归中苏共同所有，苏方人员担任铁路局局长；大连港为自由港，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予苏方30年；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很明显，中国的领土和行政主权受到了公然侵犯。因此，把这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称为不平等条约并不过分，而且，它大抵还是一种旧形式的不平等条约。
战后，中美于1946年11月签订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则从另一方面说明中国所处的地位，有人称之为新形式的不平等条约。中美商约在文字上从头到尾并没有不平等之处，双方所赋予对方的权益都是相等的。如果这一条约是在两个实力相当的国家之间签订的，自然无可厚非。然而，中美是两个经济实力悬殊的国家，商约所赋予对方的巨大权益和便利，美国可以在中国享受，而中国实际上没有可能去美国享受。 关于这种互予平等权利的结果，有人把它形象地比作是给予一辆汽车和一辆黄包车使用马路的同样权利，谁是实际受益者一目了然。中美商约是否是不平等条约，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最低程度上，把它称为一个形式上平等而实质上并不对等的条约，应是毫无疑义的。美国此后在中国各个领域的大举渗透，明白地向人们展现了这一条约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人民仍然处在一种不平等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当以坚决反帝而著称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的执政党后，中国政府一反民国历届政府的软弱，决意彻底扫除不平等条约的残余。作为新中国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彻底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对于旧约的立场既是坚定的，处理方法又是灵活的。《共同纲领》规定，“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一方面，新中国政府第一次站在自主的立场上，毫不隐讳地声明自己对旧约拥有修废之权；另一方面，又没有断然宣布废除所有旧约，而保留了分别对待灵活处理的权利。
当时，在中国享有带有不平等性质权益的国家主要是美、英、苏三家。在具体实践中，中国政府采取了不同的对策。美国是当时与新中国最为敌对的国家，中国政府对中美商约等一系列条约采取了不予承认的立场，美国此前在中国所享有的特权至此在大陆全部丧失。这种处理干脆利落。苏联是中国最重要的盟友，对于中苏友好条约，中国政府并没有断然宣布废除，而是积极地与苏联政府重新谈判。1950年2月，中苏订立了新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协定规定在不迟于1952年末之前，苏联将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及一切财产无偿移交中国，苏军从旅顺口撤出，大连行政完全由中国政府管辖，苏方临时代管或租用的财产，应由中国政府接收。至此，中国已经完全挣脱了百年之久的不平等条约的束缚。
然而，历史在这里还拖了一条细长的尾巴，这就是中英间的香港问题。基于历史已经造成的现实，并考虑到当时所面临的国际处境，中国政府采取了暂时维持香港现状的灵活态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中国政府未就香港的前途问题发表正式声明，但是，中国政府的立场是明确的，周恩来总理在1957年曾明确表示，“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40年后香港回归，周恩来所预言的这一天终于到来。
蒙昧不是谁的专利
悲哀：无知的“明白人”也干糊涂事
关于林则徐，我们长期将其作为一个“高大全”的历史英雄来看待，因此，他在“高大全”以外的一些侧面，就有意无意地被人们忽略了。但任何人都难免有时代局限，相对开明的林则徐也不例外。比如，1839年9月他给皇上的奏折中说，洋人士兵因为脚上有绑腿而无法弯曲膝盖。这实际也是当时通行的一种荒谬见解，洋人腿不能弯曲，故只长于海战，一登岸就无可作为。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定海沦陷后，林则徐鼓励军民奋勇杀敌，仍然认为英国人膝盖不能弯，“一仆不能复起”，可任大家宰割。对洋人的坚船利炮，林则徐也有着奇怪的幻想：“英国要攻中国，无非乘船而来，它要是敢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膨裂；再则伙食不足；三则军火不继，犹如鱼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 基于这些偏见，林则徐相当小看英军的陆战能力，他在官涌主持修建的两座炮台，也根本没有防御敌方从侧后发起地面攻击的措施。结果战事一起，清军很快就在港口战舰和登陆部队的夹击下，陷落炮台。
更奇特的是，林则徐认为洋人嗜吃牛羊肉，若无从我国进口的大黄、茶叶以辅食，将会消化不良而死。在与道光的一份奏稿中，他写道：“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而在一份拟交英女王的文书中，他又再次强调：“大黄、茶叶、湖丝等类，皆中国宝贵之产。外国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
这些偏见，难免会使林则徐自信心“爆满”，加上对国际外交惯例的不熟悉，从而做出一些莽撞的事儿来。
在林则徐广州禁毒的行动中，部分海外史家对其两个做法略有微词，认为实在太莽撞了。
一是他在禁烟初期，对广州外国商馆进行封锁，严密隔离一切外侨。这种做法实在是一竿子打倒一船人，被隔绝的人中，不少并未染指鸦片贸易。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林则徐此种做法，实际上已酿成了一个不小的外交事故。当然，在林则徐那个时代，中国连专门的外交部门都没有，更别谈外交准则了。
当时的广州外国商馆可谓弥漫着“林氏恐怖”，有个中国船夫仅仅因为身边带着一封欧洲文字的信件，就被处死。同时，食品，甚至于一桶水，都不能被带进商馆。封锁中途，交涉到矛盾激化时，林则徐还找工人去商馆周围砌墙，彻底将商馆变成监狱，直到英方商业代表义律妥协才解除封锁。
林则徐禁烟主要只针对英方商人，而不太注意中国方面的鸦片走私势力，对吸食鸦片者也只有惩戒而无引导之术，结果虽然缴获了大量鸦片，但并未使鸦片走私绝迹。1839年6月的《澳门月报》记载，就在同年，鸦片贸易又再度活跃，且有上万箱鸦片已经运到中国海面。禁毒是一个系统工程，而林则徐的禁毒手法则显得相对单调粗暴，没能取得哪怕暂时的成功也在情理之中。
林则徐另一个莽撞的做法是：在查缴鸦片后，要外商写保证书，以后永不携带鸦片，违者处死。起先，外商愿意个人写保证书，但是林则徐要求，保证书不但对签署者有效，对其船上所有人都有效。换言之，船主若签署这个保证书，等于是替将来所有在他船上的人都签署了“生死状”。结果对方拒绝，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
现在看来，林则徐的想法比较朴素，他在一个奏折中称，外人重信用，所以要求他们签署“具结”，也就是保证书，可以一劳永逸。他那个时代，当然考虑不到立法的问题，只能做出如此要求。但其时，外交沟通一边是固执到如石头的地步，一边是倔强到如牛头的地步，且各按自己国家的法律条规、风俗习惯等来思考和处理问题，结局自然只有一拍两散。
事实上，林则徐当年的莽撞，也是出于一腔爱国热忱以及对鸦片的痛恨。正如早年对林则徐颇有微词，但晚年已经有了谅解的历史学家蒋廷黻所言：“英国虽不反对禁烟，但反对中国再用林则徐用过的方法。这样一来，禁等于不禁，因为以中国的国力及国情，用文忠的方法尚有一线之望，不用则全无禁烟的希望。” 愚蠢：外交官像杂耍艺人一样滑稽
1816年，英国第二次派往中国的使者安赫斯特同其前辈马戛尔尼一样，遭遇到厄运。上一次，因为叩头问题，乾隆没有理会马戛尔尼代表英国的外交及贸易请求，还把后者的礼物堆到厕所里去。这一次，嘉庆的手下则展开了更有中国特色的处理办法：中国官员主动提出，可以让安赫斯特向皇帝的空椅子磕头。但后者拒绝把脸放在地上，当然也不愿意磕头9次之多。中国官员决定再想点办法，他们在半夜叫醒大使，陪他来到皇帝的空椅子前，希望他能因为睡得昏头昏脑而不再拒绝。在大使半睡着弯下一条腿时，一位大臣按住他的头，希望能迅速放到地面上去。眼看就要磕头，大使的一位随从及时将他扶住，头最终没磕成。当然，英国第二位中国大使安赫斯特也就没能见到嘉庆。
1834年虎门战役，虎门60个炮台在短时间内被全部摧毁——由于大炮固定在水泥台上不能瞄准，发射的炮弹要靠运气很好才可能落到英国战船上。当时一位英国人事后回忆：那更像烟花而不是大炮。而对于曾经的虎门销烟名人，林则徐相信外国人的戒烟方法，他在1939年向广州的教会医疗协会求助，看有没有根治鸦片瘾的药物。但是这所协会可能不是最好的求助地方，因为其第二大董事查顿，就是当时英人在中国的最大鸦片贩子。后来，林则徐提议，对在18个月内无法戒除鸦片瘾的中国人，处以死刑。
1840年，外交大臣巴麦尊击败了反对党议员格拉斯顿的道德谴责，后者反对鸦片战争的提案在下议院以262对271票落败。1840年7月，舟山定海之战，中国死亡2000多人，英国只死了19人。但是随后，英国人遭遇了他们最大的死亡使者，这个死亡使者是他们的自己人——英军定海战队的首领中校乔治·布勒尔。他担心军队入城会破坏居民的房子，所以驻扎在一个充满瘴气的稻田里。此外，当时温度已经高过30多摄氏度，这位严于律己的中校却命令士兵必须扣紧厚厚的毛哔叽制服最上面的扣子。因此，英军驻扎期间共有500多人死于痢疾或疟疾。后来，一位军官在家信中写：我们在战争中游戏，可是，随后我们又在游戏中死亡。
在广州，英法教士常会在街头拉住中国老百姓，进行一番即兴说教。中国人会礼貌地停下来，但是会转换话题，询问西方服装的价格，并且评论说，和中国人比起来，西方人的鼻子太大了。在宁波，一艘英船在一处沙滩搁浅，船上28名人士被俘虏送往监狱。俘虏受到区别对待，欧洲俘虏可以在走出笼子的时候除去镣铐，印度人则始终带着，这是因为狱吏很看不惯印度人用手抓米饭吃。不知为何，中国方面坚持认为被俘虏的船长夫人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妹妹，于是给她安排了仆人与华贵的卧室。中国人对于等级制度的尊重即使在监狱中都充分体现。
三元里大捷的神话，实际上只有4名英军死亡、20多人受伤的成绩。而且主要原因是当时突发大雨，英军该支队被困稻田中枪支受潮不能开火。了解到情况后，英军总司令传话给当地长官余葆纯，如果不解除义勇包围，主力英军将攻打并尽屠广州城。余葆纯清楚双方实力，也知道英军的枪炮不会永远受潮，于是劝退义勇，避免广州被屠，从此担上卖国贼的恶名。之后，名声扫地的余葆纯担任一次主考时，被爱国考生将墨汁泼到脸上，于是他提前退休，郁郁而终。
在宁波战役中，有人建议清朝官员找来猴子把鞭炮送到英军船上，点火烧船，因为猴子不好找而没有实行。又有人想出办法，让商人们向英军出卖感染了天花的肉，可是将军奕经反对这个计划，认为如此太不道德。镇江沦陷，守军首领海龄坐在所有的朝廷文件上，点燃火把自焚。他死之前，无法发泄对英军的仇恨，就发泄到汉人身上，有种族屠杀的味道。他在沦陷前聚集全城百姓，指控其中许多汉人叛国，论罪处死。他所杀戮的“叛国贼”人数超过英军所杀死的中方军队人数。
1842年8月7日，《南京条约》签订，足足4卷纸，用丝绸捆好。接着是丰盛的午宴。饭后甜点时间，中方使者耆英坚持要按满洲的风俗，让英方全权大臣亨利·璞鼎查的嘴里塞满蜜饯，以象征和解。在场的一位英国人后来写道：“我永远不能忘记亨利爵士脸上明显的顺从表情。”
薄凉：外交大员的命运是镣铐和死亡
1858年1月，广州城被英法联军攻破，到处是断壁残垣。两广总督府在烈火中熊熊燃烧，兵丁衙役忙不迭地搬物扑火，英法联军发射的炮弹不断地在督衙中爆炸，枪声、炮声、尖叫声混成一片，空气中弥漫着那么多令人不祥和使人窒息的气味…… 就是这幢燃烧着的两广总督府，曾经是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设在广州的外交总部。从这幢中式建筑的府衙中，曾经诞生出了中国近代首批外交大臣们。
现代的外交部长们，大多面对的是礼炮、鲜花和红地毯，在职时和卸任后的命运一般不会出现跌宕和波澜。但1840至1860年间中国历任办理“夷务”的外交大员们，最终面临的命运却是镣铐和死亡。在其任内不管执行何种外交政策，他们的结局基本上是悲剧性的：流放、革职、受弹劾、被外军所俘，或被自己的主子赐死。林则徐被撤职流放新疆；琦善被定为斩监候，带着镣铐离开广州；耆英在1858年被咸丰帝赐死；叶名琛在1858年被英军俘获。最后一任两广总督、钦差大臣黄宗汉在1859年被革去办理各国事务之权。其中最能代表这些外交大臣悲剧命运的，当属这一时期主持外交事务最为长久的耆英和叶名琛。
耆英是1842至1848年间办理西方外交的钦差大员，他于1842年4月、1843年4月和1844年4月被三次颁给钦差大臣关防。第一次钦差大臣任内，耆英负责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第二次任内签订了中英《虎门条约》，第三次则与美国和法国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作为清廷与西方国家谈判的最高官员，耆英几乎参与了战后奠基中西关系的全部条约谈判。而其他诸如赔款交涉、收复舟山和鼓浪屿失地事宜以及中外民夷冲突事件，也无不浸透着耆英的心血。
1848年之后，耆英奉旨内招入京。1850年咸丰登基之后，耆英开始为其所执行的外交政策付出代价，最终被降职为五品候补。后来在1858年大沽口被英法第一次攻破之后，耆英重被“弃瑕录用”，赴天津与西方国家谈判。但因在中西谈判中被夷人看破底细，并被外国使者当面羞辱，耆英羞愧难当，“未及候旨，踉跄回通州，为王大臣论劾，赐自尽”。至于耆英是仰药自尽，还是一绢白绫魂飞去，史料未作记载。 叶名琛是另一位办理夷务的钦差大员。他是鸦片战争后期主持清政府对西方外交的五口通商大臣，其任内因执行鸵鸟式的外交政策，在1858年1月广州城破后被英国掳至印度的加尔各答。英军认为，叶名琛在广东经营十多年，旧部无数，影响深远，如果把叶囚禁于大陆附近，不仅广东地方有可能派出营救小队，而且东南亚的华侨和华人也可作为内应从旁协助。1858年1月，额尔金在写给葛罗的信中，谈到了这种顾虑：“不少人……对我谈及一个不能掉以轻心的问题……他们都说，叶留在广州会使人心不稳，给重新回复秩序和信心带来困难。”
其实，英国人在此已经犯了“东方主义”的毛病，以欧洲人的“小人之心”度清政府的“君子之腹”。实际上，咸丰帝在得知叶名琛被俘之后，不仅没有任何营救或者通过实行交换战俘来搭救叶名琛的行为，反而因为害怕英法联军把叶名琛作为要挟清朝政府的人质，而随后罢免了叶的一切职务，并让广东当局通知英方说，叶名琛现在已为一介草民和罪人，其生死无关乎清政府的任何利益，同时命令清军不要因顾及叶名琛而延误收复失地的行动，叶名琛变成了无人拣拾的一堆垃圾。
最后，叶名琛搭上了开往加尔各答的军舰，上船前命仆人从家中自带干粮。途中虽因海晕呕吐不止，但他仍然正襟危坐，坚持不哼一声。从上船一直到抵达印度后，叶名琛一直自命为“海上苏武”，以明不忘祖国之志。叶名琛在印度一年多的日子里，常常通过翻译从印度报纸中获取有关中英战争的信息。每当有不利于清朝的战况时，击节叹息；若有中国获胜的信息，则喜形于色。在食完从家中携带的食物之后，于1859年因不吃异乡粟米绝食而亡。英方在叶名琛的木棺外裹以铁皮之后，将之运回广东。
蒙昧：打不过你的军队 我就杀你的使臣
1860年8月1日的第二波入侵，英法联军选择了前次僧格林沁给他们规定的北塘路线。有备而来的侵略者凭借强大的火力和先进的战术，夺取了津门海防，直隶提督乐善战死于大沽口北炮台。连侵略者也不得不哀叹，“鞑靼人，帝国的最好的军队还想抵抗并寸土不让地保卫领土”，“鞑靼守军打得非常积极，非常勇敢，甚至在法军深入炮台内部后，他们还继续进行抵抗”，“在炮台内找到了……成千具鞑靼人的尸体”。
这次僧格林沁一败于津门，他成了咸丰的替罪羊，被“夺三眼花翎，褫领侍卫内大臣及都统”。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和万名步兵，退守通州张家湾-八里桥一线，准备再战。奈何上头见形势不对，执意议和。初，议和破裂，联军紧逼北京。怡亲王载垣等人到僧格林沁军驻地通州与英法联军谈判。经过四天的反复辩论，在中国方面几乎完全接受了联军代表巴夏礼等人提出的条件后，谈判碰到了中方坚持的体制问题：英国人提出进京向中国皇帝亲递国书。载垣认为“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中国当时礼制所限， 洋人必须按照贡使模式进京并须向皇帝跪拜。巴夏礼执意不肯：“ 我非中国之臣，怎能解袍跪拜？”清廷乃训令：“必须按中国礼节，跪拜如仪，方可许可。”对方坚持不让步。
巴夏礼此人早就为清政府记恨。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之一的“亚罗号事件”即是此人导演。继叶名琛任两广总督的黄宗汉曾经上奏咸丰帝说：“天生巴夏礼，所以祸粤也。不去巴夷，粤难未已。”所以，咸丰帝一定记得这个侵略头子。这回送上门来，看你如何逃脱？
所以，在通州谈判前的9月14日，咸丰皇帝在给钦差大臣载垣的谕旨中，明确地表示：“巴夏礼、威妥玛等系（该夷）谋主，闻明常亦暗随在内，即著将各该夷及随从等，羁留在通，毋令折回，以杜奸计。他日战后议抚，再行放还。若不能羁禁巴夏礼等，令其全数回河西务，亦无不可。断不准去留任意，有碍战局。”
于是，有了载垣令僧格林沁扣留巴夏礼一行39人的事件发生。事后载垣就有奏折说：“该夷巴夏礼能善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现已就擒，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但人质外交并未收到效果，巴夏礼并非统帅，夷兵的战斗力也远远超过了朝廷的想象，清政府的计划全盘皆输。英法联军发起进攻，僧格林沁败于张家湾，向八里桥撤退。
9月21日，僧格林沁再败于八里桥。八里桥在通惠河上，扼京东咽喉要道。此役，僧格林沁率本部马队穿插冲杀于敌南路与西路之间，抗击英法联军。旋因联军西路一部抄袭僧格林沁军后路，僧格林沁遂撤队而逃。洋人记录了战争的惨烈：“八里桥之役，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联军……他们顶住了使之惨遭伤亡的强压火力……还是宁愿一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就地阵亡。”
次日，咸丰携皇太子、两宫皇后、肃顺等大臣从圆明园启銮到热河作“木兰秋狝”，逃跑了，一个烂摊子交给了他的六弟恭亲王奕訢。僧格林沁被夺爵、削职，只留钦差大臣一职，蒙古主力丧失殆尽。10月6日，圆明园被焚。此后，巴夏礼等8人被归还，英法联军代表多人被报复性杀害。
开眼看世界的艰难
郭嵩焘：开眼看世界却成“名教罪人”
郭嵩焘仕途坎坷，虽然在1837年20岁时考中举人，但其后两次到北京会试都名落孙山。经过几年游幕生涯，终于在1847年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不久又因双亲去世，依定制只能回家居丧。由于曾国藩的举荐，1856年到京城任翰林编修，深得咸丰帝赏识。咸丰帝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因为他的刚直，与僧格林沁积怨很深，终遭排挤，黯然归乡隐居。
1875年年初，闲居多年的郭嵩焘又作为懂洋务的人才任福建按察使。几乎同时，云南中缅边境突然发生英国教士马嘉理在与当地居民冲突中被杀的“马嘉理案”。郭嵩焘不会想到，这一事件最终会影响他自己晚年的命运。“马嘉理案”发生后，清政府手足无措，只得答应英国的种种要求，其中一条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清廷决定派郭嵩焘担此重任，因为他向以懂洋务著称。
中国派驻出使大臣的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传统观念认为，其他国家都是蛮夷之邦的“藩属”，定期要派“贡使”来中国朝拜，绝无中国派使“驻外”之说。19世纪后期，中国虽然屡遭列强侵略，但这种对外观并无改变，认为外国使节驻华和中国派驻对外使节都是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所以，郭嵩焘的亲朋好友都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更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有人编出一副对联骂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当时守旧氛围极浓的湖南士绅群情激愤，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宅。 郭嵩焘在强大压力下，曾几次以告病推脱，但都未获准，终在1876年12月从上海登船赴英。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次年1月到达伦敦，他立即将几十天极为详细的日记题名为《使西纪程》寄回总署。从途经十数国的风土民情、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全都作了介绍。但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顽固守旧者的口诛笔伐。有人以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他。由于找不到合适人选，清廷未能将他召回，但下令将此书毁版，禁其流传。
郭嵩焘的副手刘锡鸿也不断向清政府打“小报告”，列出郭嵩焘的种种“罪状”。如有次参观炮台中天气骤变，陪同的一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巴西国王访英，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礼貌，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更严重的罪状是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朝政，向英国人妥协。在郭、刘二人“内耗”日甚一日的情况下，清政府于1878年8月下令将二人同时调回。
郭嵩焘回国后，心力交瘁，遂请假归乡。回到故乡长沙，等待他的却是全城贴遍揭帖，指责他“勾通洋人”。就这样，他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了政治舞台，终不再被朝廷起用。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孤寂中病逝。
斌椿：走出去才能看到“西洋景”
今天，西方的生活方式不再引起国人的惊诧和新奇。然而100多年前，当清朝派出的第一个官方旅游团首次接触西方现代文明时，兴奋伴随着仰慕激发了自强的热情。
1860年初，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要回国休假，行前他向清政府建议，带几名同文馆学生到英国开开眼界，以培养同英国打交道的人。洋务派人物恭亲王奕訢早就想派人到欧洲各国考察，于是便选定山西襄陵知县斌椿为首席代表，率团赴欧，名义上是旅游观光，实际上抱着考察西方社会的政治目的。3月7日，斌椿一行从北京出发，先后游历了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罗斯、德国、比利时等11个国家，历时4个多月，开了中国官方旅游团赴欧洲的先河。
法国马赛是这次考察的第一站。初到马赛，这里高楼耸立，街巷相连，令斌椿等人大为惊讶，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繁华的街市。当晚，斌椿等人被安排在一家酒店的七楼下榻，上上下下的电梯，令他们大为感慨，西方文明的“奇巧”果然名不虚传。第二天，他们坐火车前往巴黎。这是斌椿平生第一次见到并乘坐火车，让他兴奋不已。到达巴黎后，他与人多次谈到乘坐火车的奇妙感觉，当地华侨商人见他如此喜欢火车，特意购买了一个火车模型送给他。结束了17天的法国之行，斌椿一行来到了英国。在赫德的安排下，英国政府以很高的规格接待了他们。一进伦敦，斌椿便看到了“人烟稠密，楼宇整齐，街道整洁”的景象，他兴致盎然地连续参观了若干地方。在伦敦照相馆，他拍下了生平第一张照片。
令斌椿最难忘记的是，他应邀参加了维多利亚女王专门为中国来访者举办的一次宫廷舞会。5月7日晚，斌椿在译官的引导下，进入白金汉宫，成为进入此地的第一个中国官员。数百级台阶上铺着地毯，两旁摆满了鲜花，灯火照耀，宫廷卫兵列队两侧。斌椿在众官员簇拥之下走进舞厅。舞厅之大，令人瞠目结舌；大厅之豪华，令人称奇。厅的四角仅各种灯就悬挂了上千盏。参加舞会的公爵、侯爵大臣有400余人，加上他们的夫人小姐共800多人。跳舞者袒肩露背，珠光宝气，光彩耀人。随着乐队的演奏，他们翩翩起舞，场面宏大，使斌椿大开眼界。他感慨道：“中华使臣，从未有至外国者，此次奉命游历，始知海外有如此盛景。”
第二天，维多利亚女王亲自接见了斌椿一行，斌椿十分感激。斌椿一行在英国逗留的时间长达1个月零7天。在此期间，他们还参观了英国的造船、钢铁、纺织等工业企业，收获颇丰。7月6日，斌椿一行来到瑞典，瑞典专门安排他们游览北极圈内小城，斌椿等人在这里看到了白昼奇观，兴奋得彻夜不眠。而沿途“碧水湾环，山岛罗列，峰回路转”的美景，更令他们心旷神怡。三天后，瑞典国王在自己的别墅接见了斌椿。皇太后得知中国官方旅游团到来后，特意在太后宫召见，以在当地非常珍贵的水果宴招待客人，斌椿受宠若惊。之后，斌椿一行上了赴芬兰、俄罗斯、德国的旅程。
清朝官方旅游团欧洲之行，实现了中国与欧洲各国交往的历史性突破。他们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德国媒体把斌椿一行称为“中国天使”；荷兰媒体把斌椿参观水利工程后，有感而发所写成的一首七律登载在报纸上，广为传播；在英国，新闻媒体追逐斌椿等人的行踪，他们把报道连同斌椿等人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使报纸的销量大增；有的还单独印制斌椿的照片，广泛散发；一些小商人竟将斌椿等人的照片加印，在大街上高价出售。
蒲安臣：外国人做中国使团的领队
1868年，清政府向海外派遣了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可是这个使团却是由一个外国人——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率领的，故称作蒲安臣使团。此事既表现了清政府外交浓厚的半殖民地色彩，同时也标志着清政府外交终于跨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清政府派遣蒲安臣使团乃形势所迫，并颇具戏剧性。1858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其中规定允许外国公使驻京。1860年以后，西方列强便纷纷派遣公使常驻北京，而中国却一直未曾遣使出洋。当时，清政府已深深感觉到危机，尤其是《天津条约》规定的十年修约之期将至，清政府担心列强趁修约之机“索要多端”，急欲事先遣使笼络各国。可是使臣的遴选和中外礼仪纠葛却成为两大难题，无论未出过国的总理衙门官员，或是毫无外交经验的同文馆师生，都不堪当此重任。
正当主持总理衙门外交事务的恭亲王奕訢和文祥等大臣忧心忡忡之时，在欢送卸任美国公使蒲安臣的宴会上，听到蒲安臣表示“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奕訢等不禁灵机一动，何不干脆请洋人为使呢？既可达到遣使出洋的实效，又能避免中外礼仪的纠葛。在取得蒲安臣的同意和赫德的支持之后，奕訢正式向朝廷上奏：“请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 于是，总理衙门开始组建清政府第一个外交使团。前美国公使蒲安臣摇身一变，成了中国皇帝的钦差，率领中国外交使团的“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为了维护大清帝国的面子，清政府又任命两名总理衙门章京，即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会同蒲安臣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为了不得罪英国和法国，寻求列强之间的平衡，又特地聘请英国驻华使馆翻译柏卓安和法籍海关职员德善分别担任“左协理”和“右协理”。此外，使团还包括中国随员、译员（大部分是同文馆学生）等共30多人。
蒲安臣使团于1868年2月25日从上海出发，先乘船横渡太平洋到美国，访问了旧金山、纽约、华盛顿等城市。然后又横渡大西洋赴欧洲，访问了英国、法国、瑞典、丹麦、荷兰、普鲁士、俄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直至1870年10月18日回到上海，历时两年八个月，先后访问了欧美11个国家。
对于蒲安臣使团，我们应该给予客观、全面、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方面，蒲安臣使团表现了清政府外交的半殖民地屈辱色彩。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居然要由外国人来率领，晚清官员的第一次大规模集体出洋竟是在洋大人的带队和搀扶下，摇摇晃晃地迈出国门，小心翼翼地走向国际社会。美国人蒲安臣基本上操纵了使团的领导权。尽管组建使团时总理衙门曾限制蒲安臣权限，可是当使团出国以后，蒲安臣便独揽大权，包办各种谈判交涉，甚至擅自订约，中国使臣志刚、孙家谷几乎成了点缀品和观光客。直到1870年2月蒲安臣在俄国彼得堡因病去世，使团才由志刚主持。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蒲安臣使团作为中国政府出访欧美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毕竟跨出了晚清官员走向世界、迈向国际社会的第一步。出洋期间，蒲安臣还为使团设计了第一面中国国旗，作为中国象征的黄龙旗飘扬在欧美各国，标志着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之中。蒲安臣使团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笼络各国”的外交使命，得到了美、英等国政府不借修约干涉中国的表面上的承诺。
蒲安臣使团也为以后中国近代外交使节制度的建立开辟了道路。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终于开始陆续派出驻外使节；使团里的中国官员也通过这次出访大开眼界，接触新事物，吸收新思想，并锻炼了外交才干。参加使团的晚清中国官员对世界的认识、见闻和思想变化，可以从他们所写的几部游记，如志刚的《初使泰西纪》、孙家谷的《使西述略》、张德彝的《欧美环游记》等书中看出来。
黄遵宪：国人轻视、外人重视的尴尬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驻日大臣何如璋给总理衙门和北洋大臣的重要文件共10余万字，分析了日本国情，陈述了我国应采取的对策， 指出：“琉球如亡，不出数年，闽海先受其祸。”这些预见都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而这些文件绝大部分都是由黄遵宪草拟的，但清政府却没有采纳黄遵宪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意见，终使琉球成为日本侵略政策下的牺牲品。
不久，黄遵宪又被调任新加坡总领事。后来，薛福成在《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中提到了调任黄遵宪一事的原委。那是因为当时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给朝廷的报告中，说他奉命巡洋时，抵达新加坡一带，目睹当地华侨因为中国政府没有设领事馆，受了洋人的欺凌剥削，有冤无处诉，他请求中国政府速派领事到新加坡附近各岛。薛福成考虑将新加坡领事改为总领事，就可以兼办其他各埠的侨务。经过考虑，他决定委派黄遵宪，因为此人“历练有识，持己谨严，接物和平，允堪胜任”。从薛福成的这几句评价里，可以看出黄遵宪此时已是一个成熟老练的外交家了。
1891年秋，黄遵宪到新加坡上任。新加坡是南洋华侨聚居的地区，黄遵宪到任后，经常到各处去访问华侨，并积极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经过黄遵宪的力争，清政府颁布了一些保护华侨的规定，以后，黄遵宪又创立了给华侨颁发“护照”的制度。虽然中国在新加坡设立了总领事，但英国政府却迟迟不答应中国在吉隆坡等地设副领事。为此，黄遵宪据理力争，最后终于达到了目的。
1894年底，黄遵宪结束了十几年的外交生涯，回到国内。第二年春天即去江宁拜见张之洞。黄遵宪怀着满腔忧国之情，准备大干一场。然而，张之洞看惯了别人在他面前唯唯诺诺，可黄遵宪却无半点奴颜婢膝之态，而且还本着“当仁不让”的精神来指教张之洞，使这位大帅很不舒服。所以黄遵宪自然没有受到重视，被“置之闲散”。然而，黄遵宪并没有 “被发入空山”，而是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康有为掀起的维新变法运动中。
1897年夏，黄遵宪被任命湖南长宝盐法道，同时兼管一路的钱谷和刑名。黄遵宪到达湖南后，原湖南按察使李经义因事进京，由黄遵宪代理湖南按察使，掌管一省刑狱和官吏的考核。当时湖南巡抚陈宝箴是支持变法的新派人物，黄遵宪上任后，积极协助陈宝箴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改革。在黄遵宪的建议下，陈宝箴同意创办一所时务学堂，以培植变法人材。黄遵宪还提出邀请梁启超来湖南担任时务学堂的总教习。梁启超到湖南后，倡议创办南学会，以推动地方自治。南学会定期讲演，由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等人主讲，阐述国际形势和国内大事，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主张发展地方民族工业。由于黄遵宪多年海外生活的经历和生动的语言，使听者大开眼界，黄遵宪也因此名声大震。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百日维新”正式开始。然而，维新派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改革，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极力反对。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并宣布“亲政”，下令逮捕维新派，百日维新失败了。顽固派自然不会放过黄遵宪，10月9日，上海道蔡钧奉命将黄遵宪扣留于洋务局，派200 余人围守，候命押解北上。
然而，黄遵宪并没有遭到杀害，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平日交游广阔，此刻朝中有人帮他说情，更主要的则是英国、日本等国出面，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向清政府声言：“如中国政府欲将黄遵宪不问其所得何罪，必治以死，则我国必出力救援，以免其不测之祸。”日本驻华公使也向清政府提出交涉，声言查办黄遵宪，“有伤两国交谊”。这就使顽固派不得不有所顾忌，只好释放了黄遵宪。 精英之外有群氓
天津教案的悲剧：民众首先被牺牲
1870年春夏，天津地区发生疫病，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事实上，婴儿大量死亡的原因是育婴堂收留了许多本已奄奄一息的婴孩。这时，谣言在天津迅速流传，说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制药等。恰在此时，抓获了两名名为张拴、郭拐的拐童罪犯。在这种群情汹涌一点即爆的情势下，本应息事宁人的清政府却火上浇油，在告示中正式声明民间传言中的“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而“受人嘱托”更是不言即明地指向教会。
由于官府正式肯定了原来的传言，有关传言就更多，信者也更多，民间捉拿之风陡盛。天津百姓经常三五成群聚集在教堂周围，愤怒地发表各种言论。就在这时，民众又拿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经天津府严审，武兰珍供称其作案使用的迷拐药为天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供给。虽未经核实，但消息不胫而走，天津民众与士大夫确信其真，群情激昂，乡绅集会于孔庙，书院为之停课声讨，聚集在教堂外的愤怒市民达万人之多。教民与普通民众不仅口角相争，而且抛砖殴打。
喧闹惊动了离教堂不远的法国领事馆，领事丰大业迅速带人闯入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大员崇厚、张光藻调兵镇压。遭到拒绝后，气极败坏的丰大业在返途中遇到静海知县刘杰，在刘与之辩论时，丰大业开枪向刘射击，射死挡在前面的刘杰跟丁。丰大业的开枪杀人行为激起天津民变，数百名愤怒的围观百姓当即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等20人，以及中国雇员数十人，并焚烧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其实，天津地方政府之所以一开始就以官府告示向民众指明教堂迷拐儿童、剜眼剖心制药，盖因朝中势力颇大的顽固派向来主张利用民意来抵制洋人。“天津教案”发生后，顽固派就认为民众为保卫官员而杀洋人，可以趁此机会把京城的“夷馆”尽毁、“夷酋”尽戮，但他们毕竟不会也不敢与洋人交涉，这项重任就落在洋务派官员身上。天津本属直隶，名重一时的直隶总督、洋务派重要官僚曾国藩，自然是处理天津教案的最佳人选。
曾国藩到天津后，经过一番认真堪查，确认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传言。此时的清政府面临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各地激愤的民众根本不相信这一结论，天津更是民怨沸腾；另一方面是来自列强的压力，事件发生后，法、英、美、俄等七国联合抗议，并以出动兵舰相威胁。
对民众，曾国藩在《谕天津士民》文告中先赞扬“天津士民皆好义，各秉刚气”，然后又针对他们在没有“迷拐之确证，挖眼之实据”情况下“徒凭纷纷谣言，即思一打泄忿”，他告诫说：“或好义而不明理，或有刚气而无远虑，皆足以偾事而致乱。”对法国，曾国藩拒绝了法国提出的处死天津提督陈国瑞及天津府县官员张文藻、刘杰此三人以抵命的要求，并以养病为名将张、刘二人放回原籍躲避风头；陈国瑞因有奕訢保护而送往京城。
清廷这时急于解决危机，政策有变，且反指曾氏有包庇犯官之意。曾国藩忙又派人将张、刘二人找回，录下口供，送押解刑部。最后，刑部判决将二人发遣黑龙江赎罪，但仍未如法国要求将其处死，而“反教”最激烈的陈国瑞却“赖朝廷加恩保全，令仍回扬州治病”。对法方提出的缉拿凶手的要求，曾国藩知道难以拒绝，于是匆忙缉拿了20名“凶手”判决死刑，以抵被打死的20名洋人之命。其实，其中有些是已判决死刑的囚犯，有些则并无确证。在津案处理后期还未议结时，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朝廷又将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接任曾国藩，最后议结津案。
马嘉理事件：当私愤埋没了官员的理智
从19世纪60年代起，英、法帝国主义国家就开始了侵略中国西南的竞争，云南首当其冲。为了先于法国进入云南，英国于1874年在印度和缅甸由殖民当局组成了由陆军上校柏朗率领的探路队，试图从云南开辟一条自印度、缅甸到中国长江流域的通道。他们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派一名通晓汉语、熟悉中国情况的官员到缅甸，随同探路队进入中国。
这年7月，英国驻华公使来到清政府总理衙门，要求中方发给几名官员由缅甸进入云南的护照。总理衙门提出边境地区难保安全，但英方执意坚持。由于当时的时局很紧张，总理衙门不愿引起英方不快，最终同意了英方的要求。既然是开辟商路，本不需要太多的人马，身为军人的柏朗习惯于耀武扬威，竟组建了一支近200人的武装探险队。其中除了一些必要的地理学家外，还有100余人的军队。他们打算从缅甸的八莫进入云南的腾越地区进行侦察活动。
1874年10月，英国驻中国使馆派翻译官马嘉理一行人到达八莫与柏朗会合。马嘉理由北京至云南，一路上无视清政府的存在，抵达昆明时，居然牵出狼狗接受清政府封疆大吏、云贵总督岑毓英的躬拜。虽然岑毓英举行了隆重的宴会欢迎马嘉理，但对马嘉理的傲慢怒火中烧。马嘉理到腾越镇（今腾冲）后，又对腾越总兵蒋宗汉口出恶言，随后沿途收集情报，绘测地图。马嘉理的举动激起了腾冲人民的反对，腾冲地方官员将他护送出境。
1875年1月17日，马嘉理到达缅甸八莫与柏朗等人会齐。2月6日，马嘉理从八莫取道云南的芒允，开始向中国边境进发。英国武装探险队行至中国境内红蚌河边，得知边区军民已有联合抗击准备，马嘉理便自告奋勇带几个随从前往探路，柏朗率部队跟随在后面。英军的这一切举措激怒了岑毓英，岑毓英命令腾越左营都司李珍国在途中伏兵截杀马嘉理，李国珍故意放过马嘉理，却切断了他与柏朗的联系。
马嘉理2月14日晚上行至芒允时，留宿在一座寺庙中；但是当他返回迎接柏朗的途中，受到当地官兵和景颇族群众的阻拦，马嘉理当场开枪打死了一个人，从而激起了当地人民的愤怒，杀死了马嘉理一行人中的4个，弃尸于户宋河中。此后，参加战斗的景颇族群众增加到了6000多人，乘势将柏朗率领的英军包围起来。柏朗纵火烧山，乘烟雾弥漫逃脱，退出了中国边境，他在逃出中国边境以后才知道马嘉理已经死去的消息，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马嘉理事件”。 此后，在英国公使的高压态势下，大清政府作出了妥协的第一步：先派遣由60岁的老绅士郭嵩焘带领的使团，赴英国道歉。与此同时，大清政府请求赫德出面斡旋，恢复与威妥玛的谈判。威妥玛表示不愿意再谈判，但赫德提醒他说：“如果你坚持不谈，那个郭嵩焘单独去伦敦把解决问题的方案谈妥了，那么，你连邀功请赏的机会都没有了！”这样，威妥玛终于同意：与李鸿章在烟台谈判。经过长达一年多的谈判，大清皇帝由同治换成了光绪，李鸿章与威妥玛谈成了《中英烟台条约》。这个条约的签字，意味着马嘉理事件的终结。
这是个什么条约呢？条约规定：派遣使团赴英国道歉；向死者家属赔偿20万两；应制定大清政府与外国外交官交往的礼节；在大清境内新开辟4个通商口岸，在通商口岸豁免厘金税。这一条约的签字时间虽然是1876年，可英国政府直到10年后的1885年才批准同意，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终归有一条：经过一年多时间谈成的这个条约，用英国人自己的话说：“这个条件既不明确，也不实用，毫无意义，简直一堆片言赘语而已。”
克林德被杀：当政府军的子弹射向外国公使
1901年，清朝战败，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第一款就是：清廷派醇亲王载沣（光绪之弟、溥仪之父）赴德国，就克林德公使被杀一事向德国皇帝道歉，并在克林德被杀地点建一座碑坊。1901年9月4日，专使醇亲王载沣赴德国，代表光绪皇帝向德国皇帝道歉，并在东单牌楼建“克林德牌坊”。这是一块让中国人觉得耻辱的牌坊，1918年11月，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北京市民将牌坊拆除，迁至中央公园，即后来的中山公园，改为“公理战胜”牌坊。1952年，北京政府又将该牌坊改为“保卫和平”牌坊。 那么，克林德被杀究竟是怎么回事？
事情发生在1900年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同翻译柯士达分坐两顶礼轿，从东交民巷使馆区前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走到东单北大街的石大人胡同内的西总布胡同西口处时，与正在此巡逻的清军神机营发生冲突，展开了枪战，当时领队队长叫恩海。克林德当场死亡，柯士达受伤。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清政府在列强的逼迫下，恭亲王奕訢等上奏善后事宜时首请设立。总理衙门作为一个临时机构，以解决“外国事务，头绪纷繁，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致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的问题。克林德坐轿去总理衙门，为的是清政府总理衙门照会各国驻华使节“限二十四点钟内各国一切人等均需离京”的事。
克林德被杀后，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恩海还混迹北京没有逃走，后辗转被缉获，原以为此事也就此作罢，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01年，德国统军元帅瓦德西的笔记里有一段记载：“刺死克林德之凶手，现已执行死刑。自数月以来，此不幸之人，即常自请早日执行，至于执行死刑之地，系在克林德被刺之处；换言之，系在极繁盛之街上……就在他的脑袋搬家之前，人们听见他诅咒：愚蠢的王爷。”
瓦德西笔下“愚蠢的王爷”指的是端郡王载漪，美国记者莫里森曾在《泰晤士报》上报道过这样的内容：“太后和端郡王……筹划了一次集体屠杀，根据这一计划，所有外国公使在那天早晨都将大难临头。”
莫里森当时对克林德的翻译柯士达进行过采访，柯士达在采访中说：“谁射杀了公使，他的同伴是些什么人，这都是没有疑问的。他们不是义和团，而是清兵，都穿着军服。他们无疑是事先在捕房附近埋伏好的。唯有九门提督崇礼方能下此命令……此外，还有一个情况可以佐证公使是被政府军谋杀的：没有人向轿夫和马夫开枪。假如是义和团，他们一般都会以同样的仇恨袭击为洋人服务的中国人。”
克林德是被误杀？还是谋杀？说法种种，国外媒体甚至推算主谋就是慈禧，有人叫嚣要拿慈禧来抵命。当时，有三种说法，柯士达的说法是：这像是一场设计好的谋杀。另一种说法则是，克林德是被误杀了。第三种说法，由于政治目的及对克林德个人的仇恨，公使的人向端郡王告密，克林德要独自一人去总理衙门，建议杀了他。
1900年6月14日，克林德曾下令枪杀过义和团团民约二十人。清政府总理衙门对各国驻华使节“限二十四点钟内各国一切人等均需离京”的照会是完全符合当时国际法的相关规定的。对克林德这种已身背二十条人命的人，更是有充分理由将其驱逐出境，说是谋杀似乎没有太多的道理。总之，克林德的死，清政府如同捅了马蜂窝一样，被逼到了角落里。
华洋冲突：一切问题都是民族问题
西方对于中国人卫生习惯的抱怨由来已久，在这一点上法国人仿佛尤其在乎。起初这种抱怨只停留在表面，但在一些中外关系的关键年份，这种抱怨有时候就会成为流血事件的导火索，或者是反帝爱国运动的开端。
1843年，上海开埠。一位当时的法国人这样描述：进入上海小镇，用扁担挑着敞开着的木桶的男子便迎面而来。他们是大粪搬运工，沿着固定的路线穿过城市。倘若跟随这些掏粪工，你会发现，他们走到附近的沟渠两侧，将木桶里的污物哗啦一声倒入敞舱驳船或另一种船舶里，污满为患时，船只便被牵引到乡间的稻田里，废物被胡乱倒进水中。沟渠之水少有流动，至少还不足以清除绿色淤泥，改变浑浊发黄、满是污秽的水质。可就在这条船旁边，人们正舀水来饮用和烧菜做饭咧。
初来乍到的西方人，对中国人在这里的生活状况充满了担忧。不久，这种担忧就化成了现实的危机。1850年夏天，上海遭遇了一场传染病的侵袭。一份英国传教士的医学报告记录，这年夏天，上海人被一种怪异的肠道传染病所困扰，多人死亡，几乎所有居民都在戴孝。12年后，西方人才弄明白这种肠道传染病是什么，它不是菌痢，而是霍乱！
19世纪的西方人对于霍乱，有着最为惨痛的记忆。在那个世纪的早些时候，霍乱曾经长久地折磨着欧洲，这片大陆的人均寿命只有28岁。19世纪的头50年，被欧洲人称为霍乱的年代。到了1849年，英国人终于发现，蔓延的疾病和被污染的水以及糟糕的生活密切相关，尤其是在破烂不堪、居住拥挤、卫生条件极差的城市环境中，疾病会更迅速传播。
这时的欧洲人来到上海时，发现这座城市的气质和伦敦颇为相似。不止是因为这两个地方有着同样的湿润气候，还因为这里与伦敦同样有着一条安静且不洁的河流——在伦敦是泰晤士河，在上海就是苏州河。经历了霍乱时期的镇痛，英国人终于下定决心治理这条不洁的河。
1874年，一场与其说是早有预谋的事件，不如说是西方人对于中国人生活习惯不满的集体爆发。冲突的诱因是与法租界毗邻的四明公所。四明公所是宁波人的同乡会馆及公坟，公所内浮棺厝厝，每到夏季，臭腐蒸发，无疑是传播疾病的巢穴，这让住在旁边的法国人头疼不已。在抗议无效之后，法国人决定修筑一条穿越四明公所的道路来迫使其迁出租界。宁波人的同乡会自然反对筑路计划，他们向法租界公董局提议，将道路稍为向北迁移，并且愿意承担筑路费用。但法国人的真实目的并不是修路，而是要克服可怕的习惯和习惯背后的致命疾病。
5月3日下午，300多名宁波人在四明公所门外与法国巡捕发生冲突，随后冲向路政工程师佩斯布瓦的住宅，后者向人群开枪，打死了一个中国人。这时，事态扩大到华洋冲突的边缘。宁波人包围了公董局，焚毁了法国人房屋40多间，法国水兵上岸镇压，打死打伤华人数十名。最终，法国人做出了让步，放弃了这项筑路计划，但四明公所内的阴影始终缠绕在他们心头。
1898年，上海发生了鼠疫，死人无数。法租界公董局重提筑路一事，再次与宁波同乡会发生冲突。这一回，法国人率先打算与宁波人谈判。法国人找来了宁波人虞洽卿，希望虞能够从中沟通斡旋。虞洽卿当晚在四明公所召集了宁波商人开会。他的打算是先稳住法国人，然后发动全城的宁波人抗议，让他们措手不及。
很明显，双方的谈判最终破裂，之后引发的冲突导致了5个宁波人死亡。宁波同乡会一面开追悼会，一面发动大家不再为法国人服务。那时候的上海，是宁波人的上海。他们人数众多，而且充斥于各行各业。《新闻报》和《申报》刊登了这一新闻，学生和商界都起来响应。接着，宁波人发起游行示威，游行队伍紧紧围着法国领事馆。中午时分，法国领事馆里的中国厨师都不见了，法国人只得咬面包。晚上断水、停电。第二天，厕所也没人打扫了。送去换洗的衣服，店主一听是法国人，立马摇头。法国人改变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努力再次触礁。最后谈判是双方都做出让步：法国人答应保留四明公所，中国人承诺不再往那里放新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