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儿童或者说童年是每一个成年个体生命最初的“身份”,这已经是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认识。然而,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儿童史研究者眼里,儿童(Child)概念却并非如此简单,它被认为是一个由成年人“建构”的文化概念,童年(Childhood)则是一种“结构性”存在,而不是指生理上或年龄上可以与成年人一分为二的自然而然的人生阶段。儿童史研究者正是从与儿童相关的一切历史现象的社会文化史意义出发,将目光转向被历史书写者和史学研究者长期有意或无意忽视的儿童主题。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儿童或者说童年是每一个成年个体生命最初的“身份”,这已经是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认识。然而,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儿童史研究者眼里,儿童(Child)概念却并非如此简单,它被认为是一个由成年人“建构”的文化概念,童年(Childhood)则是一种“结构性”存在,而不是指生理上或年龄上可以与成年人一分为二的自然而然的人生阶段。儿童史研究者正是从与儿童相关的一切历史现象的社会文化史意义出发,将目光转向被历史书写者和史学研究者长期有意或无意忽视的儿童主题。
其他文献
商鞅推行“农战”政策,是秦国家体制“战国模式”构建的重要组成。“农战”重“法”,与“赏罚”形成整体性关联,着意构建“君—民”联结,塑造“农战之士”。秦惠文王以降调适“君—官”层面,宗室、大臣势力重振,“富强也资人臣”状况逐渐呈现。至吕不韦执政,政策出现较大波动。始皇帝统治可分前后两期。前期“事皆决于法”,并尝试“农战”政策调整。后期转向“外攘四夷”,严酷役使民众,“农战”政策效能不再。二世统治亦分前后两期。前期继续始皇事业,“用法益刻深”,摧折“君—官—民”联结,山东“新地”掀起反秦浪潮。后期“行督责之术
敦煌文书与吐鲁番文书对于“舍”的记载内容存在很大差异,仅就敦煌文书而言,其在不同时期对于“舍”的记载格式也有所不同。敦煌文书与吐鲁番文书记载内容的差异,反映了两地居民在各自特殊地理条件下的居住形态及田地经营方式的不同;而敦煌文书记载格式的变化,则反映出不同政权统治下敦煌地区均田制实施情况的差别。此外,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舍”具有不同的用途,明确这一区别,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古时期两地居民的社会生活状况。
官修史运作是一个反复编纂的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官修史发展的重要方面是运作环节的增加,这有助于保障从原始资料到官修史书的顺利转化。东晋南朝,编年史在官修史运作中影响明显增加。东晋一代有官方编纂编年体国史的惯例,例如干宝、孙盛、徐广、王韶之的编年体晋史著作。东晋末与刘宋的官修史一脉相承,将晋宋的官修史连续起来观察,可以了解编年史如何在官修史运作中发挥作用,并理解东晋初干宝针对编年体晋史的主张如何影响了后代的官修正史。
本文通过考察道教与辽朝政治的关系,揭示出在辽朝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道教如何阐释和构建政权的合法性将契丹开国君后及皇太子神化为道门尊神;采用谶纬与道教融合的方式来诠释契丹开国史;运用道教术语命名政治空间;把皇帝的行帐想象、神化为“洞天福地”;借用道教词汇命名帝王陵寝建筑;堆砌道教辞藻修饰帝后的哀册。一言以蔽之,契丹统治者利用道教塑造君主和国家权力的神圣性,以此构筑其政权的合法性。
西夏王朝善于接受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继承和发展了中原地区的印刷事业,对中国印刷术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扩大了雕版印刷使用地区,繁荣了中国西北部的印刷事业,开创了西夏文字雕版印刷,设置专门管理刻印的机构刻字司;存留有很多珍贵木雕版,丰富了早期雕版印刷实物;首创两种文字合璧雕印,开创草书文字印刷;继承并发展泥活字印刷,为中国发明活字印刷提供重要证据,并成功实践木活字印刷,使木活字印刷发明的时间提前一个多世纪;将印刷术用于基层社会生活,保存了最早的社会文书印刷品,使印刷技术更贴近日常生活;最早使用藏
西夏的西缘疆界地带即瓜沙-伊西地区存在着不同政治势力控制范围的起伏变化,不仅表现为西夏如何实质性地控制敦煌地区,而且一些文献、考古等资料表明西夏政权势力有深入伊州地区的迹象;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了西夏西缘疆土的进退收缩,并对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演变产生深刻的交互影响。回鹘、西夏、契丹、吐蕃、宋朝等势力直接或间接参与西夏西缘疆界地带的争夺有其深刻的经济利益诱因,实质上是对陆上丝绸之路利益的瓜分和争夺,这加剧了西夏西缘疆界地区的复杂性;频繁的民间或官方交往和佛教力量的聚合,形成了10—13世纪天山东部抗衡伊斯
明代乡贤祠祀系统是由乡贤祠与乡贤专祠组成的双轨制体系。乡贤祠是合祀,属于一种常规典礼;乡贤专祠则是特祀,用以祭祀杰出乡贤,是常典之外的特殊典礼。不同于乡贤祠的地区分布均衡、规制统一,乡贤专祠在全国分布极不均衡,建祠模式、运转方式等复杂多样。作为王朝政教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明代乡贤专祠必然承载着政治教化的使命,但地方士绅、乡贤后裔往往在乡贤专祠的政治教化意义之外赋予其另外的意义,表达他们的诉求,实现他们各自的目标。故明代乡贤专祠的发展、乡贤文化的繁荣,其背后交织着多种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深刻影响了明代乡贤
因明代乡试分经取士的原则,使得同一解额区内,所业本经相同的科举群体,存在着竞争关系。受此影响,明代南直隶地区的《春秋》经取士,大致呈现为两个阶段的变化。正德以前,《春秋》经科举成功者几乎为徽州籍士子独占,嘉靖、万历之后,苏州开始崛起,常州、镇江等地也纷纷占据一席之地,地区间的《春秋》经竞争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在此过程中,又可见元明之际地方科举传统因国家干涉造成的中断,科举竞争加剧背景下科举人士的改经与科举家族的新旧更替,以及商业出版冲击下地方习经风气的流转等现象。对南直隶科举《春秋》经现象的考察,为重新理解
在秦律体系中,“家罪”主要是指“同居”在一起的父与子、主与奴之间的犯罪。“家罪”作为维护家庭秩序的法律规范,始见于《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法律答问》。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有关“家罪”的条文摘录如下:家人之论,父时家罪殹(也),父死而(甫)告之,勿听。
北宋第八位皇帝赵佶,庙号徽宗,元丰五年(1082)生,元符三年(1100)即位,宣和七年(1125)传位太子赵桓(钦宗),自称太上皇,在位26年。靖康二年(1127)为金人俘虏北去,南宋绍兴五年(1135)死于金朝五国城,享年54岁。绍兴十二年(1142)徽宗梓宫(帝棺)南归,葬于绍兴府。从其即位,到传位,到离别北迁,再到其梓宫回归,都与“龙德宫”有着特殊的情缘和悲欢故事。北宋都城东京(即汴京,今河南开封市)的龙德宫,也因此具有不寻常的标志性地位和后世影响。